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的皇城，其建筑自然是封建等级制的集中体现，现存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是皇帝直接使用的宫殿，一般均处于中轴线上，屋顶形制是重檐庑殿顶和歇山顶，屋顶铺黄色琉璃瓦，内饰双龙或龙凤沥粉贴金和玺彩画。其次的等级是中轴线两侧分列的东西六宫妃嫔们的宫室居所及位于中轴线上的大门、廊房、花园的景亭等，一般都是歇山顶，上面使用黄色琉璃瓦或两色剪边的琉璃瓦，大多使用旋子彩画或者苏式彩画。第三等是宫内的官员们日常使用的房屋，为硬山、悬山或者卷棚屋顶，用较简略的旋子或苏式彩画。第四等是最低的，作为以上三个等级建筑的附属房屋使用，以灰瓦硬山顶或者悬山顶为主，不设彩画，大多是给太监、宫女和低级官吏们使用的。
明清故宫建筑的等级，还表现在屋顶檐角的琉璃脊兽的运用。规格最高的建筑一般不包括檐角尖端的骑凤仙人有九个，分别是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随等级的变化从排尾递减为七个、五个、三个，墙门的檐角大多是一个。除了这些通常设置的等级建筑以外，还有一些地方是出于某种需要而突破常规的设计，如太和殿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其屋顶形制是重檐庑殿顶来彰显其至高无上的尊贵与权威。屋脊上除了上述九个脊兽以外最后还多了一个“行什”，这是现存古建筑中绝无仅有的。另外在养心门外的小院的东部，其南北两侧和西部南、西、北三侧，都有室内高不到三米的太监值班房，按理规格应该是比较低的，但屋顶运用的是黄琉璃瓦顶，檐角还使用了三个小兽，而且一般卷棚顶大多是悬山，这里的卷棚顶竟然用了四面出檐的歇山式。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此处处于皇帝经常召见大臣和居住的养心殿外有关，是为了保持此地建筑的协调和华贵而设的（引自万依、杨辛著《故宫东方建筑艺术的瑰宝》）。
除了皇家建筑以外，各个封建王朝还对民居建筑的等级格式按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做了明确的规定，其间架数等规定主要体现在屋顶的体量和屋顶装饰的等级上。这种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典章制度。先秦史料记载：天子的宫室、宗庙采用重檐庑殿顶形式，柱子用红色，斗拱、瓜柱上装饰彩画；诸侯、大夫、士用两坡屋顶，柱子按等级分别涂黑、青、黄色。到了隋唐时期，王公以下不可以施重拱藻井。三品官员以下，堂舍不能够超过五间九架，建歇山顶可用悬鱼、惹草装饰。五品官员以下，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厦两头的门头屋不得过三间两架，而且通作乌门。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头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庶人所造房屋，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施加装饰。到了宋代，连歇山顶也成为宫殿、寺庙专用的了，官民住宅只用悬山顶。木构架类型中，宫殿、祠庙用殿堂构架，官民住宅用厅堂构架。同时，这种等级制还是通过对材料的限制来实现的。宋《营造法式》中将建材分为八等，规定殿阔为九至十二间的最高等级的建筑可以使用一等材，其副阶和夹屋等则使用二等材，三到五间殿身的建筑则使用三等材，殿身为三间、厅堂为五间的建筑可以使用四等材，小三间殿身和大三间厅堂用五等材，亭榭小厅堂等建筑则用六等材。如将大材小用或者小材大用，都要受到处罚。明代的建筑等级制度更加严格，《明会典》规定：官员营建房舍，不允许使用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公侯亲王建造屋舍的前厅限为五至六间，两厦为九间造，正堂基本上是七间九架，后堂为七间七架，门屋为三间五架，屋顶可以用黑板瓦覆盖，屋脊使用花样之瓦兽。一品至二品官的厅堂中为五间九架，屋脊许用瓦兽，梁柱、斗拱、檐角许用青绿彩绘。三品至五品官所建厅堂许为五间九架，梁柱间许施青碧彩绘，屋脊许用瓦兽。六品到九品官的厅堂可为三间七架，梁柱间不允许施彩绘，只可以使用土黄色漆刷涂。普通老百姓所居住的房屋，不可以超过三间五架，不允许使用斗拱彩绘。至清代，皇宫里的殿式建筑为第一等级，可以用黄琉璃瓦顶，斗拱、重檐、藻井以及各种式样彩绘图案。各地的官员与富商居室为大式建筑，虽然装饰精美，但不许用黄色琉璃瓦，不许描龙画凤。普通百姓的居室则是小式建筑，装饰较少，而且不允许用斗拱、重檐等等。在古代因建筑逾制致祸的，各朝代都有例子。东晋的王、北魏的李世哲建屋逾制受到指责。《唐律》规定建舍违令者杖一百，并强制拆改，摹仿宫制建屋者会招来杀身之祸。南宋秦桧以舍宅逾制陷害张浚。清代嘉庆皇帝宣布和二十条罪状，其中就有一条建舍“僭侈制”，责令和自杀，并抄没了家产。
屋顶色彩的运用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据《春秋谷梁传注疏》记载：“礼楹，天子丹，诸侯黝垩，大夫苍，士黄”，周代时规定，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自秦以后历代帝王把黄色定位居中的正统颜色，在诸色中地位最高，皇宫的色彩自然也应是黄色的。隋代以后逐步形成了以黄色为最尊贵的服饰、用物的主色，明代成为皇宫屋瓦的主色。青绿色次之，百官第宅可用。黑色、灰色最低，一般用于普通民居屋顶上。
关于“天”，儒、道、释各有不同的解释，按照儒家的思想，“天”既不是西方的上帝，也与《列子》的“命运”之说不同，自然也与释家的“极乐世界”不同。《论语》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孟子》中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里“天”似乎指宇宙的主宰者，万物的造化者，用现在的话说像是自然规律。大儒家董仲舒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创立“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学说，使原本具有哲理的天道、天命的“天”转化为具象的天帝、皇天的“天”，以“三纲”、“五常”封建秩序、礼制关系的基础和准则，加上阴阳五行学，用于推论天地运转、人间祸福，使中国的传统建筑深深地带上了礼制内容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