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文献中的庭院及辨释
中国庭院建筑绵延数千年，至今仍保持着昂然勃发的生机，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折射和反映。由于庭院建筑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是属于下层工匠的营生，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无数奇思妙想、精工绝技，被统治阶级视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在民间口传心授，偶有俊杰之士欣然命笔，内容也多属官府邸宅，极少顾及庶民百姓。在茫茫历史长河中，能够流传下来的庭院著作，真可谓雪泥鸿爪、寥若晨星。目前能见到的有《考工记·匠人》、《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营造法原》、《园冶》、《闲情偶寄》等古代经典著作，其中偶有提及庭院，只有明代造园家计成所著的《园冶》，直接论述庭院园林建造。与庭院建筑有关的古代文献还可略举：《洛阳伽蓝记》、《洛阳名园记》、《吴兴园林记》、《游金陵诸园记》、《娄东园林志》、《素园石谱》、《扬州画舫录》、《浮生六记》、《履园丛话》等，这些文献为我们传递了中国古代有关庭院建筑的营造及发展的珍贵信息，可以从中反映并汇集出中国庭院建筑的美学思想、营造方法及批评理论。
中国文化善于在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精神，这种特征也体现在文字的应用和表达上。中国文字含义深广，在进行叙述时，往往可以通用假借。古代关于庭院建筑的著作和文献中，与庭院相关的字或词语甚多，一般常见字有园、苑、囿、圃、庭、院、墅等；以复词出现的，则有苑囿、园囿、园圃、宫苑、园池、园林、园亭、园庭、庭院、林园、林圃、林泉、园宅、田园、别墅、别业、别庄、山庄、山居、山池、草堂、花园等。名称虽然繁多，但不管其范围大小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院子的形式而存在。院子的形式按功能又可分为三大类型：其一为种植花木蔬果、驯养飞禽走兽之区，院中没有或较少房屋，如苑囿、园囿、园圃等；其二为游赏宴乐之地，如宫苑、园池、园林、林泉等，院中房屋较多，其中帝王宫苑内的楼阁巍峨宏伟，而士族园林中的馆舍萧散随意；其三为居住生息之所，院中以房屋为主，如庭院、园庭、园宅等，房屋与院落的布局紧凑。
院子与房屋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在中国文字中极简练地称之为“庭院”。在古代文献中，关于“庭”与“院”的含义和解释较多。《说文》中这样说：“庭，宫中也。”宫即围墙以内之空间；《楚辞·刘向·九叹·思古》中注明：“堂下谓之庭。”《玉海》中也这样判断：“堂下至门，谓之庭。”《玉篇》中将“庭”界定为“堂阶前”，即园墙内，堂室外之空地。《荀子·儒效》又从抽象意义上说“庭”“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庭也”。在古代，与“庭”有关的词有：庭落（厅堂）、庭庑（堂下四周的廊屋）、庭炬（古代庭中照明的火炬）、庭阶（厅、堂前的台阶）等。归纳古人所谓“庭”之含义，是指围墙内宫室屋宇等建筑四周的空地或围墙围合而成的中心空地及地坪，用概括的话说，庭就是院，是日常生活中的户外活动空间。
关于“院”，《广雅》解释道：“院，垣也。”《辞源》中说：“院者，周垣也。”《增韵》中说：“有垣墙者曰院。”就是说，凡四周有墙垣围绕的便可称为“院”，如再加上房屋就可以组成前院、后院、深宫大院和场院等。
与“院”最相近的词是“园”，《说文》中将其定义为：“种果为园。”《毛诗·齐风·将种子传》说：“园所以种树木也。”《广释名》中说：“樊圃谓之园。”《字分笺》说得更明白：“有藩曰园。”可见“园”本来是用围墙或篱笆围起来，仅为种植花木蔬果之处，并不带有后来的休闲观赏之意。
“庭”、“院”二字相连成词语，最早见于《南史·陶弘景传》：“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每闻其响，欣然为乐。”后来有元缜的《春诗》：“洞房闲窈窕，庭院独葱茏。”还有苏轼的《雪后北堂书壁》：“但觉衾绸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与“庭院”意思较相近的词语有“园亭”。《洛阳名园记·吕文穆园》：“伊洛二水，自东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又清澈，园亭喜得之。”《宋史·李方传》曰：“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说：“扬州以园亭胜。”
与“庭院”意思较相近的词语还有“园庭”。《宋书·袁桀传》中有：“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自适。”沈约的《愍衰草赋》写道：“园庭渐芜没，霜露日沾衣。”另外，庾信有《园庭诗》，王方庆有《园庭草木疏》，这里的“园庭”便是日后“庭园”一词的始源。
著名造园学家陈植说，“庭园”很可能是“庭院”的音变，两者含义相同，都是以建筑为主的园子（见《陈植造园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辞海》中对“庭园”的解释是与住宅相连的一块土地，通常把其全部或一部分用来种植果树、花草或蔬菜以供家用或相应地添置设备或建造建筑物以供休息；对“庭院”的解释是指正房前面的宽阔地带，泛指院子。
至于古代文献中大量出现的“园林”一词，则始见于西晋以后的诗文中，如西晋张翰《杂诗》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在中国，庭院与园林的含义是十分相似的。陈植认为，园亭、园庭与园林、庭院意思相同，都是造园学下的别称。
二、庭院建筑的范围和类型
从古代一系列文献对于庭院的解释和表述中可以看出，“庭院”二字构成了中国古代以院落空间为建筑核心的基本概念，这种基本概念导致了中国古代以房屋建筑围绕院落向心而筑的基本建筑模式。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虽然庭院建筑已演变为多种形式，但“向心而筑”的基本特征却始终不变。
庭院建筑的适应性表现得十分灵活，以房屋为主，用几座连房围合成院落，院落规模可大可小，以院落为基本单元，又可进行纵向或横向的多种组合，最大的如北京故宫，最小的如普通一合院民居；因此，其使用范围极为广泛，除了受特殊地形条件的限制或特殊功能要求以外，庭院几乎涉及所有建筑类型。它与人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仅从中国的构词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如“家庭”、“宫廷”，“朝廷”、“王庭”、“县庭”、“郡庭”、“阙庭”等。按照中国庭院建筑的不同性质和功能进行归纳，可分为帝王贵族享用的宫殿庭院、士族文人喜好的园林庭院、庶民百姓生活的居住庭院、佛道僧侣宏法的寺观庭院、乡里家族建立的祠堂庭院以及士子读书的书院庭院等类型。
民间的居住庭院由于地理、气候、历史、习俗等原因，又可分为北方的“四合院”和南方的“天井院”两大院落建筑样式。《辞海》中说，院落指四周有墙垣围绕，能够自成一统的房屋与庭院。院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人们只是在房屋之间的空隙地里栽种植物，后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有意识地用房子围出一块空地，遂成院落。“四合院”和“天井院”建筑，都是以房屋围合院子的建筑，是院落的不同表现形式。
四合院起源于历史悠久的黄河流域，其基本特征是房屋由东南西北围合排列，向心而筑，采用中轴对称，前堂后室，左右两厢的建筑格局。这种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观念，又能满足家庭生活需要的庭院建筑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逐渐定型并得到推广，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模式。
“天井”一词，最早见于《孙子》行军篇：“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辞海》中对天井的解释是“四围或三面房屋和围墙中间的空地”，依此定义看，天井至少应由三面房屋以上来围合方可。“天井”式院落建筑，是南方长江流域所采用的建筑形式。由于古代战争及文化交流，“天井院”建筑一方面受到北方四合院模式的影响，是四合院建筑样式的一种变化，但更主要的是南方地理、气候、民俗等因素的作用使然。
有专家认为，不能将天井称之为院落，理由是天井与院落的对比尺度不同：“天井是室内的尺度，其周围为建筑的室内空间所包围，其尺度与人相近，而院落是室外的尺度，院落的四周比较开阔空旷，一般以围墙等围合，它给人的是一种置身于自然中的感觉……”（见《福建建筑》2000年第4期总第69期吴正旺、关瑞明《天井与院落》）同样，庭院与园林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许多现象证明，园林是以假山、池塘、花草等景物营建的人造景观，其功能以观赏为主；而庭院是以房屋、回廊等建筑物围合而成的大小不一的院落空间，其功能以居住为主。在理论上看，似乎两者并不相干，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严格地将两者区分开来，中国现存的许多私家宅院及宫殿庭院，都是将居住与观赏融为一体的。庭院经过扩展可以建成园林，换句话说，庭院可以被看成是园林的延伸或微缩。因此，将庭院与园林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不仅是为了叙述方便，更由于两者在内涵上也是相通的。
三、中国庭院建筑的发展概况
中国庭院建筑的空间布局形式，可追溯到原始先民们的栖身之处，从最早的自然洞穴到搭建窝棚、由圆形穴地群落过渡到方形公屋，中国多样化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多民族的生活习俗决定了中国庭院建筑的样式选择，出现了以四合院与天井院两种模式为代表的建筑雏形：在北方，我们的祖先在黄土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或浅穴居。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所保留的原始社会遗址，其中的圆形房屋、方形房屋，基本上都是这种半穴居，而半穴居是房屋升至地面的开始。在半坡遗址中，以南北方向为轴线、用房屋围成院落的布局，已经开始有蒙的迹象；在南方，因多雨潮湿，建筑多采用竹木材料，出现了另一种“干栏式”木构建筑。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是这种木构建筑的典型。先民在地上打桩，再在上面架设地梁，铺上木板，构成架空的居住面，在四周排起密密的木桩作墙，然后立柱、架梁、盖顶。这种底层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后来又有高脚或架空木地板的木构架楼居，到东汉时期发展成为廊院式民居。干栏式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
从穴居、巢居到地面建筑、干栏式建筑，我们的祖先不断探索前进，又有独居住宅、连排居所的建筑形式相继出现；当蒙昧渐入文明，我们的祖先开始营建规模宏大、技术复杂的宫殿建筑，建筑技艺在探索中逐步提高，建筑规制形成一种体系，这时的建筑，除了选择地理环境和考虑实用功能外，还逐渐地融入了审美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为日后中国建筑的发展打下了根基。
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宫殿遗址，是现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庭院建筑。整个庭院建在夯土地基上，宫殿的布局以廊庑的形式围成庭院，在中轴线的前沿建宽大院门，后端放置殿堂。殿堂内又划成两部分，分别为开敞的前堂和封闭的后室，这种前堂后室，由殿堂、庭院、廊庑和大门组成的庭院建筑格局，说明当时的设计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庭院与建筑的组合方式，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历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式。
2002年，在河南安阳市郊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商代宫殿群，其中挖掘出的夯土建筑只不过是宫殿区基址群中的一座。该宫殿遗址整体结构呈“回”字形，与今天的四合院极为相似，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型四合院。面积1.6万平方米，东西长173米，南北宽约90米，内有正殿、配殿，以及门塾（相当于今天的传达室）和廊庑。宫殿南部的中间有门塾，两侧是廊庑。两条宽约4米的门道穿过门塾，直达宫殿的庭院。庭院南北宽68米、东西长140余米，面积近1000平方米。庭院与建筑有机组合的布局方式已开始定型。
陕西岐山西周宫殿遗址，是中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整座建筑坐北朝南，面积1469平方米，是一座高台建筑。从布局手法来看，各空间的大与小、虚与实、开敞与封闭等对比关系协调有序。这点证明了当时的建造水平已相当成熟。建筑分前后两进院落，有明确的中轴线，沿中轴线设置了照壁、门屋、前堂和后室，左右以廊庑围合，室内外空间的联系呼应，是通过廊的过渡而达到相互沟通的。房屋围绕庭院向心而筑，这种四合院建筑形式，表明了殷周时期的人们在大规模兴建城邑和宫殿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建筑内部空间的刻意营造。宫殿遗址整体平面呈“日”字形，全体规整对称，具有明显的有机整体性，体现出一种庄重严谨的特征。
庭院在后来各朝代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根据不同的性质，在不同时期，庭院被称作囿、苑、园、园亭、庭园、园池、山池、池馆、别业、山庄等。供帝王游憩的场域称为苑或宫苑；属官署或私人的庭院称为园、园池、宅园、别业等。中国庭院萌发于商周，成熟于唐宋，发达于明清。它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
商周记载之庭院：中国的庭院建筑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从奴隶社会的殷商时期就开始出现关于早期园林庭院“囿”的许多描述，如《周礼》中说：“园圃树果瓜，时敛而收之”；《说文》解释道：“囿，养禽兽也”；《诗经·大雅·灵台》诵曰：“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王在灵沼，於鱼跃”；《周礼地官》记述：“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等等，说明囿的作用，主要是放养百兽供帝王狩猎取乐，其性质已经具备了园林庭院的娱乐功能。
到了周代，有周文王的“灵囿”。据《孟子》记载，“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中养有兽、鱼、鸟等动物，不仅可供狩猎，同时也是周文王欣赏自然景色，满足他审美享受的场所。周文王的灵囿成为中国园林庭院之滥觞。
这时的囿，大都为自然景物，草木鸟兽自然生长繁育，只有少量的筑台掘沼为人工设施。囿其实就是为帝王开辟的自然山水丛林，具备了园林庭院的基本功能和格局，帝王在其中可以赏心悦目，得到美的享受。囿一方面是帝王狩猎、游乐的场所，同时又是统治者的生产基地。通常在选定囿之地域后，便划出范围，或修筑界垣，在空地内种上树木，经营果蔬的栽培，也开凿水池作灌溉之用，并造一些简单的建筑物，供统治者休憩和观赏。这种囿都在郊外，是与上层统治者及贵族的住所分开的。
秦汉帝王之庭院：在秦汉时期，为帝王建造的庭院被称之为宫苑，宫苑既是帝王召见群臣、处理朝政的地方，又是与宾妃居住游乐的场所。在封建社会的秦汉时代，神仙方术活动日渐繁盛，秦始皇曾多次派遣方士到东海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在毫无结果之后只好挖池筑岛，模拟海上仙山来满足他永恒的奢望。当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之后，就开始营造规模宏大的宫室。他所营建的宫、苑大小不下三百处，规模最宏伟的是上林苑，其中阿房宫有七十所离宫，据记载，当时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覆盖周围三百里。这种华丽铺张之风也在统治阶层中盛行，贵戚富豪们为追求神话仙境，纷纷将园林庭院与宫殿结合，在模拟自然美景的基础上又增加别致的景物。
汉代在许多方面都受到秦代的影响，也弥漫着秦代求仙的神秘气氛，甚至有的直接就在秦代基础上发展，如上林宛就在秦代原址上继续扩建宫殿，其中仅西汉初年修建的未央宫的宫城就长达8900米。主持这一工程的萧何曾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无以重威。”统治阶级认为，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可以作为巩固其政权的一种工具。一些宫苑继续保持秦代囿的传统，养植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苑中建有宫和被称为观的楼，还有涌泉、瀑布，成为以建筑组群为主体的建筑宫苑。未央宫、建章宫、长乐宫是汉代宫殿建筑的代表。其中建章宫规模最大，“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格式，成为后来历代皇家园林的模式范例。
需要指出的是，西汉时已有贵族、富豪私家的园林式庭院出现，其居住区的宅院内有前后堂，有的地主豪强住在有坚固防卫设施的宅院中，其规模要比宫苑小，但内容仍不脱囿和苑的影响。而一般的平民住宅则是简单的三合院，还有一种“日”字形平面住宅，这种庭院格式中间为堂，前后有两个内院。私家园林式庭院以建筑组群与自然山水相结合，如汉代梁孝王刘武的梁园，以山川自然作为庭院的构成要素。又如汉代的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用石头堆砌为山，这是已知最早的私人构筑石山的事例。据《西京杂记》载：“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廓，行之，移咎不能遍也。”这时的园林式庭院中有大量建筑组群，庭院中的景色还比较粗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
魏晋士族之庭院：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诸侯豪门间的兼并夺利，相互厮杀，又有北方民族乘乱进入中原，形成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复杂局面。政治上的动乱，战祸造成的生灵涂炭，给社会带来消极的悲观情绪，而儒学经过两汉的经学注解又加上谶纬巫术的神秘色彩，已变成复杂的僵化教条，人们精神上找不到可以寄托的支点，在这种状况下，佛教和玄学乘虚而入并得以发展。随着大量中原士族南渡，文人遁迹山林，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庭院建筑对自然美的更深发掘。士族阶层或醉生梦死，或放浪形骸，或回避现实，向内追求自我意识的完善。这时，没有人事纷扰的世外桃源，纯净的自然状态成为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庭院建筑从秦汉时期为帝王服务的综合功能，逐渐转向以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游赏娱乐、完善自我为主的方向发展。
一些文人直接参与庭院的修建，他们一方面想通过寄情山水的实践活动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战乱带来的恐慌感在与大自然谐调合一的过程中得到平静；另一方面，一些文人在造园的实践中，探索出营造庭院的诸多因素与方法。景观中的自然情趣成为新的审美意识，取代了过去那种对自然的神秘的畏惧心理。在修建私家园林庭院时，渗入了主观的审美情趣，由原来对自然的简单模仿，升华为对诗画意境的追求，融思想文化内涵于庭院之中。士大夫们不注重楼阁的豪华气派，也不大规模地堆山挖池，只是以少量的山石与流泉营造自然的情趣，布局上日趋精巧，将人工构筑的痕迹融于自然景色之中，同时借营造庭院景色寄托自己的性情和理想。士族的私家庭院成为政治特权和隐逸文化结合的连接点。1986年，考古学家在山东临朐发现北齐天保元年魏威烈将军长史崔芬的墓葬，墓中壁画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为描绘古墓主人的生活场面，内以庭院中两块相对而立的景石为衬托，其石瘦峭、鼓皱有致，并配以树木，表现了很高的造园、缀石技巧。
魏晋士族营建庭院时，选择地点多为临河、略有起伏的自然地形。“自然山川，广土千里，结云万里”。北魏杨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室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他在评述司农张伦的住宅庭院时说：“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文人寄情于庭院，把景色置于动感之中。如行云流水、飘然欲飞，借庭院抒发自己的情感。庭院植物也由原来帝王宫苑所欣赏的奇花异木转到种草栽树，追求野致，通常种植一些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植物，以比喻自己超凡脱俗的高雅品格，如松柏、竹子那挺拔苍劲的特点被喻为士族孤傲不羁的清高性格。庭院中的建筑更是结合山水，点缀成景。由此逐渐发展出山水、植物和建筑相结合的山水园林式庭院的建筑模式。另外，魏晋时期大量佛寺建筑的出现，为寺庙庭园的发展获得了契机，成为中国仅次于宫殿庭园的重要建筑类型。
唐宋庭院之发展：唐宋时期，工商业发达，社会相对稳定，文化经济空前繁荣，与西域交往频繁，绘画、诗歌等方面都达到高峰，庭院建筑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以宫殿为主的皇家庭院的布局和形式已基本定型，而私家庭院的风格因为许多文人的参与正在形成发展之中。唐宋时期，社会盛行尊奉老子之风，庭院建筑已不满足于对自然的单纯模仿，要从有限的具体景物中表现出无形的意境，提倡“取之象外”的美学追求，以表现精神的自由和愉悦。儒家思想则认为，艺术情感并不是人的主观产物，而是人心对景物的神交感应，情由物生，景从情来。情与景的交融成为唐宋时期庭院建筑的美学追求。
唐代大诗人王维建造的“辋川别业”有二十个景区，院中建筑物并不多，形象朴素，布局疏朗。体现出浓厚的诗情画意，是这一时期写意庭院的代表之一。如“临湖亭”建在欹湖岸边，凭栏可观赏开阔的湖面水景。王维诗云：“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由物生情、情景交融，抒发了诗人的感情。又如“栾家濑”一景，这是一段因水流湍急而形成平濑水景的河道。王维有诗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情中有景，景中有情。诗、画情趣与山水景物融会一起。“意境”的提出开拓了庭院发展的新趋势。
另一方面，从中晚唐到宋元，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审美趣昧趋于普通日常生活，艺术日益程式化，更着意细部和装饰的追求。士大夫们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远离了自然山水，由乡村来到都邑城市。由于规模较大的自然庭院不可能都在城市有限的空间中建造，士大夫为了安抚对大自然的眷恋之情，纷纷营建较小的表现山水画、田园诗意境的庭院，以得到一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慰藉。这时庭院不仅是为了散步、休息和美化环境，更是为了满足士大夫精神文化上高层次的需求。于是他们在宅旁葺园地，在近郊置别业，一时蔚然成风。唐代长安、洛阳和宋代开封都建有大量私人的第宅园池，这些宅院为平面长方形，有墙壁或廊庑围之，房屋多为三开间，堂与大门中间有回廊连接。从《洛阳名园记》一书中可知唐宋宅院大都是在面积不大的宅旁地里，因高就低，掇山理水，表现山壑溪池之胜。点景起亭，览胜筑台，巧得自然之趣。这种从形似到神似，表现山水真情和诗情画意的庭院，成为庭院建筑发展的新动力。
宋代皇家庭院“艮岳”是以山水供上层贵族“放情适情，游心赏玩”的。庭院成“左山右水”的格局，其中著名的“寿山”是仿杭州凤凰山轮廓，以土筑高后再用南方的太湖石堆叠而成，山上所建介亭是全园最高点。上山“蹬道盘纡萦曲，扪石而上，既而山绝路隔，继之以木栈，倚石排空，周环曲折，有蜀道之难”。院中之水为雁池，“池水清澈涟漪，凫鹰浮泳其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艮岳”是一座山水、花木、建筑完美结合的人工庭院，生态环境和山水风景被高度概括、提炼和典型化，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
北宋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提到洛阳的府邸庭院有1000多处，其中他曾游览并加以评述的有19处。如天王院花园子，没有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株，花开时吸引全城人士前来游赏。又如归仁园，其北部有牡丹、芍药千株，中部有竹百亩，南部桃李成林。再如湖园，以开朗平远的水景为主题。湖中有洲，洲上有堂，称百花洲。过横池，从开朗的湖区进入幽闭的景区，从林中沿曲径到梅台知止庵，穿过竹林小径到环翠亭，景色幽静，同开朗的湖区形成对比。李格非在书中写道：“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予赏游之，信然。”
唐宋时期以山水写意式的庭院建筑为主，注重发掘、提炼自然山水中的精华，院景主题鲜明，富有性格；同时大量经营邑郊园林和名胜风景区，将私家园林庭院写意性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尺度比较大、公共性比较强的自然风景区中。写意性自然庭院的形成与发展从本质上标志着中国园林步入了真正成熟的阶段。
明清庭院之高峰：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封建王朝，今天所见到的中国古代庭院建筑，主要是属于这两个朝代的。明清时期，“四合院”和“天井院”，已成为一种标准院落建筑的布局形式，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得到推广。由于明、清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各地，尤其是江南的私家园林庭院数量骤增，而且座座精致典雅，如“沧浪亭”、“休园”、“拙政园”、“寄畅园”等等。使得皇家园林也普遍仿效。皇家园林的创建以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最为活跃。当时社会还较稳定，建造了“圆明园”、“避暑山庄”、“畅春园”等大规模写意自然园林。除了宫殿庭院和寺观庭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外，明、清的居住庭院和园林庭院处于发展的高峰期。私人宅院为了满足可居可游的要求，往往在宅后附加一个花园，在江南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园林庭院不但模仿自然山水，而且还集仿各地名胜于一园，形成园中有院、大院套小园的不同风格。各地庭院都以自然风景中的山、水、地貌为基础，植被做装点，处处洋溢着大自然的盎然生机。但这些景色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而是经过有意识的改造、调整、加工、提炼、概括、浓缩后的艺术化自然。
明、清两朝的五六百年间，从造园实践到造园理论，都已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不但造园法则已趋向成熟，而且造园已成为一门独立的技艺，出现了许多造园理论著作和造园艺术家，如明代就有著名造园大师计成的造园专著《园冶》，王象晋的《群芳谱》，李渔的《闲情偶寄》，文震亨的《长物志》等相继问世。其中《园冶》是中国古代造园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在造园思想上，计成沿袭唐宋时期的审美观，以“小中见大”、“须弥芥子”、“壶中天地”等为营造庭院意境的手法，将自然观、写意、诗情画意放在庭院建造的主导地位。这时期，庭院中堆山叠石的技艺及构成原则，成为品评庭院意趣高低的一种准则，出现了专门的叠石大家，如戈玉良、张南阳等人，一些理论家也对叠石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至今仍是造园的精华所在。许多庭院既有“静观”，又有“动观”，从总体到局部包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在空间组合的形式方面，建筑在园林式庭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造景的主要手段，大多用亭、台、楼、阁、榭、廊等建筑作为造景元素来配景，虽然处处有建筑，但风景与建筑已巧妙地融会在同一景观之中。这些造园手法和特点，使明清成为中国庭院建筑的集大成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