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战友贤
聂荣臻
叶挺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追随孙中山革命，参加国民党和粤军，为保卫孙中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4年，他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参与组建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为培养这支劲旅和支援广东西江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斩关夺隘，屡建奇勋，为四军赢得“铁军”称号，他本人被誉为“北伐名将”。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率部队参加领导了南昌、广州两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他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又在我们党内受到错误清算，因而愤然出走，在国外和澳门过了十年流亡生活。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参与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深入敌后，对日作战。但又在皖南事变中蒙受不白之冤，被关进牢房。抗战胜利后，他被营救出狱，却又在赴延安参加整军会议途中，坠机殉职。叶挺一生中有过许多辉煌胜利，也遭受过许多失败挫折。他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比坚定，无比勇敢。他那临大难而不惧，临大节而不苟的崇高品格，尤其令人感佩。
我和叶挺有很深的战斗友谊，对那些共同的战斗生涯，一直难以忘怀。我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时开始相识，以后，一起回到广东从事党的军事工作。独立团北伐时，我曾在广州欢送他出征。北伐中，我担任广东区党委军委特派员，在长沙、武昌等地多次与他见面商谈。央决定南昌起义，我到九江，第一个通知叶挺。南昌起义中，我们共享着胜利的喜悦。溽暑南征，我们走在一起，共同指挥了激烈的会昌、汤坑战斗。流沙失败后，我们又结伴照料重病的周恩来，同乘一叶扁舟出海飘流，逃到香港。以后我们又共同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当天的晚上，我听到他大声争辩，陈述我们必须尽早撤出广州的种种理由。在危难之际，我同他到财政厅天台观察战况，并下令撤退。从此，我们各自东西，未曾谋面。抗战军兴，我听到他出任新四军军长，非常高兴。皖南事变，他身陷囹圄，又使我感到十分愤慨。抗战胜利，他走出了监狱，我正期待着与他重逢，不料他竟遭空难，成了永诀！
为了悼念他的遇难，我写了一副寄托哀思的挽联，今天读来，仍感到表达了我对他的深情厚谊，故特录如下：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叶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他留给我军，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十分丰厚。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学习借鉴。
叶挺爱国爱民，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出生在贫穷落后、备受列强凌辱的旧中国，青少年时期就因“家计不堪，复哀国难”，抱着强兵富国的思想，以“振污世，起衰弱”为己任，勤奋地学习军事和文化知识；即使流亡国外，他还在攻读军事著作，研究军事工程科学和爆破技术。他立志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曾发誓要做革命的圣贤：“险安足惧，名安足慕，利安足求”，一心只想“向圣贤路上鞭策”。今天，我们应当好好学习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贡献力量。
叶挺热爱军队，热爱士兵，有着身先士卒、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他治军从严，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他认为只有平时“苦练出精兵”，战时才能夺取胜利，战胜敌人。他精于运筹帷幄，也勇于冲锋在前。哪里有困难危险，他就在哪里出现。这种当兵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正是我军的政治本色。像叶挺这样镇定处险的指挥员，有着极大的榜样力量，有时能起以少胜多、扭转战机的重要作用。
叶挺洁身自爱，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皖南事变被囚禁以后，国民党威逼利诱，想尽办法，要他转到国民党方面去，给以高官厚禄。但他大义凛然、宁折不弯，以各种方式，坚持狱中斗争，作“囚歌”，义正词严地声明：“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决心把牢底坐穿，“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他在历经10年流亡，5年铁窗的冤屈磨难之后，对党的信念愈加坚定，对党的感情愈加深厚，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入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
1988年10月
（注：序的标题是责编所加，选自邓拓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