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远征行路难，五岭九峰山
北伐的直接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个军阀集团。当时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各自拥兵20万，分别盘踞在湘、鄂、豫、冀四省和苏、皖、浙、闽、赣五省；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拥兵30万，盘踞在东北和京津地区。他们联合地方军阀，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血腥镇压革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因此打倒北洋军阀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蒋介石对于北伐也是愿意的，通过北伐，可以消灭北洋军阀，扩大他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可以排除异己，削弱共产党的势力。如果局处广东一隅，在强大的左派力量包围之中，他难于达到这些目的。所以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早已达成协议。
正当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之际，北洋军阀各派也加紧了反革命勾结。在北方，以张作霖为主，联合吴佩孚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吴佩孚于1926年4月，以援助被驱赶下了台的湖南军阀赵恒惕为名，派叶开鑫反攻湖南。当时担任湖南省代理省长的唐生智，已与广东国民政府秘密联络，并准备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积极靠拢革命的唐生智，一面派人去广东，催促国民政府迅速出兵北伐，一面准备迎敌。5月初，唐部在湘北失利，被迫放弃长沙，退至衡阳一带，固守待援，接二连三地向广东政府呼救。与此同时，吴佩孚、孙传芳主力也蠢蠢欲动，企图伺机进攻广东。广州国民政府一时又动员不出部队出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叶挺独立团作北伐先遣队，入湘援助唐生智，粉碎吴佩孚的南犯计划。
这一决定于1926年4月下旬紧急下达到叶挺独立团，全团经过充分的行前准备和政治动员之后，团主力离开本团诞生地肇庆，第一营从支农地点新会就近出发，分路汇集到革命摇篮广州，取道粤汉铁路，先遣北上。
那时，由于蒋介石的阴谋篡权，周恩来已被排挤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但他是中共广东区党委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还担任着东江地区行政专员的职务。他当时正在第一军驻地汕头地区处理“三·二〇”事变的善后事宜，为了组织安排叶挺独立团北上，在该团起程前夕，他专程从汕头赶到了广州。
五月初的一天早晨，周恩来在他的住处单独约见叶挺，两人作了一次长谈。当时叶挺身着崭新的青色制服，脚蹬长筒皮靴，武装带上佩着精巧的左轮手枪，显得神采奕奕，英武干练。他以简明的语言，将独立团当前各方面的素质状况，以及团党支部对于执行先遣任务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和各种处置办法的设想，向周恩来作了扼要的汇报。周恩来饶有兴味地一边听着一边和他讨论，对他那高屋建瓴的谈吐，非常赞赏。
叶挺汇报之后，又陪同周恩来到司后街叶家祠自己家中，去看望等候在那里的全团连以上军官。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党委，向这些按照党的指示带兵打仗，在建设唯一的这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正规武装部队中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军事领导骨干们，转致党的亲切慰问；赞扬他们勇于承担艰巨而光荣的北伐先遣的历史重任；并就北上作战应该着重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了语重心长的嘱咐。这些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
第一，要加强的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第二，要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第三，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与友军友好相处；
第四，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
第五，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
第六，要打胜仗。
这是两年多来以周恩来为首的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们，在领导黄埔军校和广东历次作战中创造出来的基本经验。周恩来现在把它总结归纳起来，是希望即将远征的独立团部队把它运用到打击强大的北洋军阀的战斗中去，并发扬光大，以夺取更大的胜利。他还着重地强调了“要打胜仗”，在许多国民革命军部队对北伐战争仍然存在种种顾虑的情况下，我们的独立团只有做到不仅能够打头阵，而且能够打胜仗，才会把他们带动起来。
讲到这里，周恩来特地把站在他身旁的曹渊介绍给大家。
曹渊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高才生，曾先后担任过军校教导一团连长和第一军第九团营长，在讨伐陈炯明和平定刘杨叛乱的各次战役中，都有出色表现。但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勇于与蒋介石的御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曾当着蒋介石的面，驳斥他的亲信缪斌、贺衷寒散布的反苏反共的戴季陶主义谬论，为国民党新右派所忌恨，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变之后，被迫退出了第一军。今天周恩来把他带到这里来是根据区党委的决定，让他来参加独立团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当场宣布：调周士第到团部担任参谋长，曹渊接任第一营营长职务。
周恩来以“饮马长江”和“武汉见面”等富于鼓动性语句，结束了他的讲话，并和干部们一一握手，预祝他们胜利（1930年7月，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曾提出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为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两个口号字面相似，但在不同革命形势下其效果和意义不同，请读者注意区别）。
当天上午，叶挺率领着他的部队，在已经迁到广州岳父家里的新婚爱妻李秀文和胞妹叶香、叶珠，以及广州工人和革命群众万人空巷的热烈欢送之下，登上专列军车，踏上北伐征途。
周恩来的“临别赠言”，上车之前已由分队干部向各部队作了普遍传达，开车以后，长长的北上列车中，展开了对北伐前景的热烈讨论。
由于湘南地区处于战乱之中，火车只能通到粤北韶关。部队在韶关下车以后，因独立团携有广州国民政府赠给唐生智部队的数十万发枪炮弹，交接的地点又是在300里以外的郴州，叶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曹渊，由他率领第一营留下来，负责组织大批民工押送这批弹药。其余的二、三营和团直各分队，只在韶关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徒步进到乐昌，并从那里离开铁路，向着横亘湖广边界的五岭山脉九峰山，开始了艰苦的长途行军。
岭南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当人们攀登着耸入云霄的一座座高山，双腿打颤，汗流浃背，以致见到山溪就想喝，见到树阴就想坐，一休息下来就要躺倒。如果那时不是叶挺引导大家咬牙挨过了大运动量训练的难关，使部队的体质和意志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今天要想顺利横跨这座五岭山脉，谈何容易！
叶挺对部队在如此险峻的高山和酷暑天气面前所表现的强健体魄和吃苦耐劳精神非常满意。为了使全团部队安全满员地翻过这道障碍，他一直和战士们一起步行，而把自己的那匹雪花白马让出来，交给病号们骑。他还精心地掌握着部队行进和休息的节奏，走什么样的路，要多长时间休息一次，都亲自作安排。
越过五岭，进入了湖南，愈向前走，情势愈趋紧张。唐生智部早已放弃长沙，退到了衡山、衡阳地区。叶开鑫的部队沿粤汉路进逼衡阳，陈炯明叛军谢文炳部4个团和赣军唐福山部两个团进逼耒阳和郴州，这两路敌人北压南截，企图把处于危境中的唐生智的第四师包围歼灭，进而夺取整个湘南，威胁广东。
5月中旬，叶挺率部进入汝城县境，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的配合之下，首次与粤军谢文炳的前卫部队千余人发生激战，经过彻夜冒雨战斗，以50余人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毙伤俘敌200余人的胜利，旗开得胜地打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哨战。
其后，部队乘胜长驱直进，5月底越过汝城、资兴两县，进到永兴县城时，接到广州转来的唐生的求援电报：“敌军集结于攸县长岭之线，企图进犯安仁，我军兵力单薄，望速赴援。”为了解救行将加入革命行列的友军的危难，叶挺于唐生智举行就职典礼的当天——6月1日，率部冒雨进军，一昼夜走了100余里泥泞山路，抢在6月2日的上午，赶到了安仁县城，会见了唐生智部队三十九团的张团长。
竟以一团胜四团，叶挺威名传
这里的形势确实紧张。吴佩孚所辖的唐福山部和谢文炳部的4个团占领攸县之后，已有一部进到安仁渌田附近。而友军唐生智第八军的三十九团，除了第二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尚留在渌田和黄茅铺两地，其主力已撤到百里开外的耒阳地区。叶挺面对唐部的这个部署，真是哭笑不得。敌人气势汹汹，大举来犯，而三十九团对付敌人的办法，却是准备放弃安仁地区。
三十九团张团长已成了惊弓之鸟，所谓的“固守湘南”，不过是说说而已。叶挺从友军团部回来，向党支部汇报说：“他们已经士无斗志，顶不得什么事了，今日的湘南残局，要靠我们来收拾。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又是北伐进军的先遣团，我们不仅代表着广东的革命政府和国民革命军，而且代表着指引大革命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汝城之战不过是一个序幕，我们援湘的主要战斗，可能就是在攸县、安仁这个地方和敌人较量。”
这时负责押运弹药的第一营尚未归来，而正面的敌人却有4团之多，力量对比敌优我劣。但叶挺和他的战友们坚信自己的部队在思想、意志、技能和体魄各方面占优，有把握以少胜多。党支部当即决定：部队在安仁休息准备，明天（3日）第二营开赴渌田，第三营开赴龙家湾和黄茅铺，分头协同三十九团余部，巩固前沿，伺机反击。
次日晨，部队正在整装待发，友军张团长找到叶挺，说是唐生智军长派他的参谋詹筠松前来慰问北伐先遣队，当日可到安仁，希望叶挺再休息一天，和远道赶来的詹参谋见一次面。叶挺考虑虽然前线吃紧，急需团主力出援，但初次与友军合作，也应该按照党的指示搞好关系，于是决定：二、三营仍按原计划开赴前线，各直属分队则可暂时停留一下，接受友军的慰问和举行联欢。
这一天的下午，叶挺带领团直部队和刚刚完成押运任务、赶来安仁归队的第一营的连以上军官，出席唐生智的代表詹参谋和张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詹参谋和张团长频频举杯向叶挺敬酒，对叶挺带兵赶来支援作战表示感谢。叶挺一边回敬应酬，一边系念着前方战况。十几道湖南名菜还未上全，独立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战斗报告便送到了饭桌上：“敌2000余人向渌田阵地进攻甚猛，职营已全部投入战斗。”“职营到龙家湾后即派第八连前出黄茅铺，第八连到达时，千余敌人来犯，职率七、九连赴援矣。”
“这么看来，敌人已动用了3000兵力，显然是发动了总攻击。”叶挺脑中很快得出了这样的判断。他马上放下酒杯，对詹参谋说：“对不起，失陪了，我要马上到前面去了。”说罢，他当即命令本团全体军官退出宴席，立即返回驻地准备出击。詹参谋和张团长表示抱歉，赞赏叶挺的果断决定。但他们自己并不打算和叶挺一起出去参加作战，他们的部队应该怎样参战，也只字不提。只是说：“敝团的王东原第二营和第一连，均请叶团长就近指挥。”
叶挺回到团部，将现有部队一分为二，由参谋长周士第率领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队、担架队，他自己率领第一营第一连、第二连和机关枪连、特务连、通信队，赶在黄昏之前，分头开往渌田和龙家湾。
风大雨急，遍地积水。叶挺部队泥踏水向前开进，迎面碰到的，却是三五成群的三十九团官兵，争先恐后地向南溃退。战士们气愤地质问那些溃兵，为什么敌人来了不打，反而往后退？有的战士甚至拦住那些溃兵的去路，要他们一块儿返回前线去。
叶挺带兵，对于临阵脱逃最不能容忍。这事如果发生在自己的部队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以最严厉的制裁。但眼前是友军唐生智的队伍，他们的张团长消极避战尚且不受追究，下面的人跑掉几个又算得了什么！叶挺看到本团战士因与溃兵辩论而耽搁了赶路，便传话给下边：这些人就是把他们劝回去，也未必能打仗，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不要再劝，要逃要跑由他们去。
叶挺在途中连续接到本团二、三营的报告，和友军三十九团第二营营长王东原写给他们张团长的信。从这些报告里他才弄清楚，原来友军的第二营和另外的一个连，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全散掉了，而由于他们的猝然退逃，使得刚刚进入阵地的本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第八连，遭到了敌人的多面夹击。
叶挺下令加速前进。夜间11点左右，叶挺率队赶到黄茅铺后，只听各处高地都有枪声，但夜黑如漆，分不清敌我。找了很久才找到本团第三营阵地，得知友军溃散以后，本团第八连单独抗击敌人，三个排长全部负伤，战士伤亡数十人，在七、九两连全力增援之后，才将敌军击退。这时周士第派人送来了渌田方面的战况报告。那边的本团第二营也因友军王东原营放弃阵地而遭到夹击，苦战突围后，已退到渌田以南高地防守。
叶挺综合两地的敌情和地形情况，亲自拟订了一个作战方案，决定4日清晨全团出击，集中力量给敌一个沉重打击。
这一夜北风刺人，寒雨霏霏。二、三营在打退敌人后，连晚饭也没吃上，多数分队在雨中露营。但官兵们情绪仍很高涨，在饥寒中坚持做好战斗准备。
翌晨4时，战斗开始。渌田方面，第二营进攻正面，周士第率增援队包抄侧后；黄茅铺方面，第三营进攻正面，叶挺偕曹渊率增援队包抄侧后。全团2000余官兵全部投入了反击战斗。一时间，安仁、攸县间的广阔丘陵地上，枪声震天，杀声动地。独立团向着敌人阵地发起了猛烈冲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搏斗，攻入敌军大部阵地，敌军纷纷向北溃退。独立团衔尾追击。战至当日上午，雨过天晴，转冷为热，沿途农会会员看到革命军追打反动派，都自动送来茶水、米粥、甜薯等食物，慰劳部队。
独立团追到攸县长岭，接近敌军阵地时，天已黄昏，忽听敌阵前枪声大作，细看时，只见城头守敌正向着急于退入城里的败军开火，原来是敌人自相残杀。我先头部队乘机于昏暗中冲入敌阵。敌军大乱，一部向东逃往茶陵、莲花，大部向北逃往醴陵。独立团紧追不舍，于6月5日攻克攸县县城。安攸战役取得全胜。
这次作战，独立团在当地农民武装的主动扰敌配合下，仅经两昼夜苦战，即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4个团的敌人，完满地实现了出师前周恩来提出的“要打胜仗”的目标，树立了北伐胜利的先声。捷报传出后，广东、湖南各地革命军民群情振奋。这一仗，共毙敌2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获迫击炮数门、机枪数挺、长短枪300余支。战士们用这些缴获的汉阳造新步枪替换各种粤造老杂枪，情绪格外高涨。友军营长王东原带着他身边仅有的十几个人，跟着叶挺独立团进驻攸县，分享了一份胜利的喜悦。
进入攸县后，叶挺下令将城南水浮桥全部拆除，并通令全团：前面长沙、株洲、醴陵、萍乡等地工农学生运动发达，我北伐先遣团誓与攸县民众亲密合作，巩固湘南北伐基地，如果敌人胆敢来犯，我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只能前进，不许后退！
安攸大胜，救了唐生智的驾。唐生智为此对叶挺部队感激涕零，他在战后接连发来几封祝捷电报，除对叶挺和独立团百般赞扬外，为了掩饰他自己的败迹，竟以严明军纪相标榜，说他的三十九团第二营营长王东原临阵退却，请叶挺依军法予以处决。叶挺没有答应唐生智的这个要求。他认为，湘南初期作战不力的责任主要应由唐生智本人承当；如今唐生智竟想借他人之手杀一个替罪之羊来保全自己，叶挺对此非常反感。
叶挺回电说：王东原作为一个营长，只对湘南作战的初期失利负部分指挥责任，而且未至死罪，望能允其为北伐战争继续效劳，补偿过失。这个电报保住了王东原的性命，王东原为此称叶挺为再生父母。这以后他仍在唐生智的第八军里担任营长，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他还常到独立团拜访叶挺，一再表示感恩戴德。
佯攻相机变主攻，率军入醴陵
独立团攻占攸县时，广州方面尚未举行北伐誓师。叶挺本想再往前打一打，乘胜把醴陵也拿下来。但考虑到一个团势单力薄，孤军深入为兵家所忌，只好停顿下来，占据有利地形向北警戒，等待后续部队入湘集结，再作图谋。
当时吴佩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在北方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作战上，在南线湖南方面，他只把叶开鑫、贺耀祖、刘、余荫森、谢文炳、唐福山等部队，一字长蛇摆在长沙、醴陵地区，认为有这些部队，凭借渌水、涟水等天然障碍，就能够阻挡革命军继续北上，因而在南线采取了守势。
这时，唐生智以其熟悉两湖情况，就任了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他为了赶在吴佩孚援军来到之前攻占长沙和醴陵，决定于7月上旬第四军第十师和十二师由粤来湘，到达衡阳之后，进行渌水、涟水战役。以由桂入湘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分别经宝庆、湘乡和衡山、株洲、会攻长沙；以第四军的两个师会同叶挺独立团，进攻醴陵。
第四军据此决定：以十师二十八团向茶陵、莲花方向警戒；以张发奎率十二师三十五团和十师二十九团任右翼队，经沈潭担任主攻；以叶挺率独立团任左翼队，经泗汾、豆田、龙山铺作宽正面佯攻；以十师三十团为总预备队。7月10日发起总攻击。由于率领第四军北伐的副军长陈可钰此时尚在广州，此次作战暂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代行指挥。
10日凌晨1时，独立团由集结地出发，向泗汾前进。3时左右，前卫九连进至皇图岭，击退敌军前哨分队，随即蹑敌前进，向泗汾桥发起了进攻。九连连长胡焕之率先冲至桥边，敌人认出他是军官而以排枪向其密集射击，胡连长腿部先中二弹，鲜血淋漓，仍若无其事，指挥冲锋。继之腹部、喉部又遭创伤，仍高呼：“同志努力杀贼，为民众谋解放，我虽死无憾！”声音渐次微弱，壮烈殉职。九连官兵愤慨至极，不待命令，即狂冲过桥，虽有机枪当前横扫，皆视若无睹。终以大无畏精神慑服敌众，一举攻占桥北市街。
天刚微明，叶挺率独立团三营、团预备队二营和直属各分队进至桥南岸，按照预定的佯攻计划，牵制敌人主力，策应张发奎的三十五团右翼队向敌侧后沈潭进攻。但独立团在低洼地形上，冒着敌人炮兵的集中射击，与敌战至上午8时，右翼沈潭主攻方向却还没有枪声，只听见一声炮响，弄不清那边的进展情况。张发奎也没将任何情况通报过来。
叶挺正在焦急之时，侦察队长赖元良报告，该队为配合三十五团作战，已渡过渌水击溃敌人前哨排，但沈潭方向仍毫无动静，敌纵深火炮仍只射向泗汾桥；另有，农民武装也来报告，泗汾以东数里处，有百余敌人跑下北岸高山，似欲南渡渌水，等等。情况紧急，叶挺就近报告陈铭枢，请他调动预备队三十团火速向右翼出击。但直到上午10点半钟，前方高地的敌人才显出受到我右翼队压迫的慌张情状。叶挺见此，急不可待地命令第二营、第三营和团直各分队，向当面一线高地发起猛烈攻击。
此时，在本团左翼单独作战的曹渊第一营，已经楔入左翼敌后龙山铺附近，正与优势敌人浴血鏖战。他们是在拂晓强渡渌水，打下豆田以后，于分途追击中遭到谢文炳部两个团包围攻击的。敌人虽占尽了兵力多、地形好等优越条件，我第一营官兵在曹渊指挥下，仍奋力仰攻突围，战斗至为激烈。
二连连长吴兆生奋勇当先，率领战士拼死冲杀，吓得敌人一个劲儿地喊叫：“这个长官是不是疯了，怎么一点都不怕死！”但是很不幸，忠勇无畏的吴兆生，在行将突出重围时，被敌人乱枪击中，倒了下去。正当第二连官兵悲愤若狂地冲向山头时，第二营、第三营和叶挺亲自率领的各直属分队打了上来。全团部队从各个角度上向谢文炳部发起攻击，一下压住了敌人火力，占领全部高地，为第一营解除了重围，使谢军遭到歼灭性打击。
下午2时半，叶挺率部进到距醴陵仅有5里路的五里堆时，只见到三十五团和二十九团的几个先头分队，他们的大队人马仍离得很远，没有赶上来，叶挺顾不了这许多，继续催军前进。进到离城一里处，登高观察，发现醴陵城里已一片混乱，守敌正在四处抢劫，准备逃窜。叶挺不待后续友军赶到，抓住战机，立即组织就近的本团各营和友军的几个连队，向醴陵城垣冲了过去。独立团第二营、第三营和担架队等直属分队，在肃清外围敌人之后，相继由南门冲入城内，分途进攻城内守敌，从城南打到城东、城北，并追出东门、北门，下午4点半钟，叶挺独立团将醴陵城全部占领。
醴陵之战，由于担任主攻的张发奎右翼队未能按时攻破敌人侧后阵地，以致敌人将其主要兵力压在左翼独立团的佯攻正面上，使独立团蒙受了包括两名连长在内的重大牺牲；还因为张发奎听到独立团方向战斗激烈，惊慌失措地将进到株萍铁路楚东桥附近，已经切断了敌人逃往江西退路的二十九团一部又撤了回去，造成了放跑许多敌人的严重后果。
对于张发奎的失误，不仅独立团有意见，他自己的部下和十师二十九团的军官们也都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叶挺在醴陵等了一个多小时，张发奎才带着他的指挥机关赶了上来。叶挺看不惯他那前呼后拥的师长架势，讥讽地说：“我们今天是佯攻变成了主攻，先进了醴陵城！”张发奎尴尬地说：“你们打得好，我们打得也不错；你们是打得猛，追得快；我们是打得稳，追得稳。”叶挺哈哈大笑：“你们太稳了，太稳了！”
进入醴陵的第二天，叶挺率领全团官兵，会同当地的群众团体，在南门外绿树成阴的山坡上，迎接胡焕文和吴兆生两位烈士的灵柩，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胡焕文，湖南益阳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他也是在毕业后随军校教导团、第一军参加过东征和平定杨刘战役的有功人员，在“三·二〇”事变当中被迫退出第一军，来到独立团任职。在攸县黄茅铺和这次醴陵龙山铺战斗中，率领第九连挫败优势敌人，完成了多次重要任务。
吴兆生，湖北黄梅人，黄埔军校第二期高才生。他毕业之后即被分配到独立团工作，一直担任第二连连长，是这支新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参加北伐，早已抱定牺牲决心，部队在攸县紧张作战时，他即委托营部书记周廷恩代其致函亲属，假称他已染疫病故，以绝家人之念。此次醴陵作战，再三向营长曹渊请求突击任务，获得批准后，又集合部队向其部下表示：“不打垮敌人，决不生还！”终于以其视死如归的行动，实现了献身革命的宿愿。
叶挺和当地群众、本团官兵代表们一起，将两位先烈的遗体埋葬于苍松翠柏之中，并竖起两块篆刻石碑，记载生平事略。
醴陵作战的胜利，除了叶挺独立团和许多共产党员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外，还得到了当地人民的踊跃配合，其贡献之大，缴获之多，前所未有。当时湖南农民协会主办的《农民小丛书》曾刊出一支《农工参战歌》，专门记述了这次群众参战支前的始末经过。
叶挺对于醴陵人民群威群胆的大规模参战活动非常赞赏。他从烈士墓地回到城里，又率领一部分官兵赶到农民军驻地，为即将回乡的农民兄弟姊妹送行。他热情赞扬嘉树、三星里等农村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刘绍基、郭登连等同志领导农民自卫军，战前到攸县去迎接独立团，战斗中以多种方式打击瓦解敌人，一直配合部队攻下醴陵城的行动，他认为这是足以振奋民心士气的空前壮举！当即以锦旗一面和奖金千元相赠，热烈欢送。农民们擎着红旗，唱着凯歌，载誉回归。
先锋勇士多死伤，火线扩军忙
第四军打下醴陵之后，乘胜向长沙逼近，沿途工农学生群起接应。叶挺独立团奉命以一部由右翼出击浏阳，切断敌湘赣交通；第七军和第八军迅速东渡湘江，拊敌之背，长沙守敌仓皇北撤。7月12日下午北伐军开进长沙市。
占领长沙、醴陵，北伐第一期作战任务基本完成。各军奉命就地整训，等待还没离开广东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和第一、第二、第三各军人湘集结。独立团在醴陵、浏阳两地驻扎下来，总结醴陵作战经验，开展各项善后工作。
为了帮助北伐军补充伤亡减员缺额，中共湖南区委发动群众，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参军运动。这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党代表廖乾吾已由广州来到前线。他们鉴于第四军招兵任务繁重，特别是独立团作战时间长，伤亡人数多，需要补充的数量较大，决定在长沙和醴陵设立新兵速成训练处，并采纳叶挺的建议，由独立团军警督察处主任、共产党员沈超之担任处长，主持全军的招兵工作。
由于湖南的农村革命和北伐动员搞得很深入，当地的各级共产党组织又给了许多具体帮助，短时间内便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招兵任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难办的倒是干部的缺额补充没有来源，只能靠部队内部调整解决。要通过提拔战斗骨干，把伤亡的那些经过军校培养出来的连、排长们的职务接下来，又要不失本团队的原有领导水平，远比招募新兵要困难得多。
正当叶挺和党支部领导成员们为解决干部问题而紧张忙碌的时候，广东区党委派出的三十几名营、连、排级军官，由许继慎等率领来到了醴陵前线，并带有区党委的一封指示信。信中指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应创造条件，扩大独立团，争取在团内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以便承担更加艰巨的作战任务，为党锻炼更多的军事干部。
在这北伐战争迅猛发展的关键时刻，党为自己在前线的部队提出扩大编制和造就干部的重大任务，又输送这么多几乎都是在“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中被排挤出军队的、既有军校学历又有实战经验的专门人才，来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这真是高瞻远瞩，雪中送炭。叶挺认为，是党对独立团的莫大关心。
叶挺在广州期间，曾与许继慎见过面。他知道许继慎是曹渊的安徽同乡，与曹渊一起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毕业后也在军校教导团和第一军担任过连、营级职务，并在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中有过突出贡献。他又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因勇于与蒋介石的门徒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为反动派所忌恨。“三·二〇”事件后，他离开第一军，转到周恩来主办的广东区党委政治干部训练班担任中队长，现在区党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把他调回军队，派到前线来。
叶挺热烈欢迎许继慎一行。并在他们安顿下来之后，立即召集党的支部干事扩大会议，和许继慎等一起，讨论执行区党委指示的具体办法和怎样妥善分配这批干部。
独立团入湘作战以来，国民党新右派首领蒋介石继续进行着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由于新老右派势力的阴谋策划，5月间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抛出一个“整理党务案”，继“三·二〇”事件逼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之后，进而逼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
这一反动提案通过之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毛泽东、林伯渠等的职务都被国民党右派人物所取代，而蒋介石本人则在右派集团的拥戴之下，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蒋介石被国民党定为北伐军总司令的消息，叶挺是在进军湘南途中听到的。当时独立团官兵对于刚刚搞了反革命事变的老蒋竟然当了总司令，很不理解。但因部队处于北上行动中，当前的敌情非常严重，对广州政局的内幕又不甚了解，也无暇多所顾及。
以后的两个月里，广州的许多情况，例如一贯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一大批反共政客，因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而云集广州，新老右派相互勾结攻击共产党，在工人学生中制造两派殴斗，唆使商人罢市，散发“打倒国民政府”传单，以致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把蒋介石捧上领袖地位等等情况，陆续传到前线，使战斗在湘南地区的叶挺独立团指战员们，对革命前途深为担心。
现在，许继慎等同志又带来了有关广州情况的许多内幕消息，大家结合着这些情况讨论区党委关于独立团扩大编制的指示，对于党的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会上，有些同志提出，要增设特别大队和补充营相当于两个营兵力的编制，困难比较大，特别是如果报告给副军长陈可钰和代管独立团的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恐怕他们不会轻易同意。有些同志说，陈可钰还比较好说话，张发奎对独立团素有成见，他那一关更难通过。叶挺听着，觉得这些意见虽有一定根据，应予重视，但如果本团同志因此而对党的指示抱着怀疑态度，缺乏信心，那就很难完成扩编任务，他很严肃地对大家说：“当前北伐战争形势很好，正是我们扩充部队的好时机，对党的指示，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去坚决执行而不应被困难吓住，你们只管大胆地干，至于和陈副军长、张师长打交道的事，由我负责。”
会议根据叶挺的提议，决定以侦察队、监视队、担架队为基础，补足兵员，成立特别大队，由与许继慎同来的黄埔军校一期生刘明夏担任大队长；再从新来的和原有的干部中抽调和提拔一批连长、排长，扩大招募一批新兵，组建一个补充营，提升第一营副营长符克振担任这个营的营长。鉴于许继慎才学出众，实战经验丰富，由他接任本团三个主力营之一的第二营营长。其他新来的连排级军官，也都在全团范围作了妥善分配，同时补进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湖南籍新兵，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扩编任务。
部队扩编之后，叶挺把进行的情况向陈可钰和张发奎作了报告。实际上他们早已听说叶挺独立团在进行扩编，但并未出来干预。这仍然是因为他们既知道这是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决定，不便多加干涉；同时他们当时还都是国民党的左派，像独立团这样指到哪打到哪，能征善战的部队，扩大一些对他们自己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妨碍，因而并不十分反对。但当叶挺报告时，他们却不愿爽快地表示首肯，而是说了不少不赞同的话。
叶挺熟知他们的这套官场文章，便以大家在援闽粤军时期都是老袍泽的关系，向他们反复说明独立团扩编的目的全在于准备承当更多的艰巨任务。作为独立团的上级领导没有任何理由加以反对，叶挺把话说够了，他们两个也就点了头。但张发奎总比陈可钰要俏皮一些，他还是赌气似地说：“你们真是独立惯了，一切都是先斩后奏。”叶挺大处着眼，讲求实际，既然实质性问题解决了，也不愿多去理论了。
独立团经过增加编制和充实骨干，实力大大增强。为了提高广大新战士的军事素质，锻炼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上作战的适应能力，叶挺决定全团部队拉出城外，参照着肇庆初创时期的“四操三讲”训练经验，展开了紧张的战前练兵。
叶挺为总结入湘以来的作战经验，使这次训练做到切合实战要求，一直住在乡下照管部队，如果不是军部召集会议，很少到醴陵城里去。但是，有关驻在城内的第十师和第十二师部分友军部队军纪败坏，激起民愤的传闻很多，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为了核实这些传闻，他特地微服入城，进行实地查访。当他看到确有许多友军官兵混迹于商业区的酒馆和妓院，酗酒宿娼无所不至之后，便在军部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列举事实，对各种丑恶现象，嫉恶如仇地进行了抨击。
他认为，醴陵的军纪远比肇庆时期还要坏得多，如不及时加以整治，革命军的声誉将会荡然无存，部队本身也将腐化堕落，以致使北伐战争前功尽弃，重蹈历史上“骄兵必败”的覆辙。并据此提出了限期整顿军纪的具体建议。
叶挺慷慨的陈词，首先得到党代表廖乾吾同志和各级政工人员的一致支持。副军长陈可钰也觉得叶挺发难有据，言之成理。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决定接受叶挺的提议，仿效独立团在肇庆整顿军纪的做法，也组织一支军警督察队，到街上执行纪律。几天中抓了上百名不法之徒，内中竟有几名是高级军官，包括第十师的那位参谋处长。以后在处理上虽因各师各团的头面人物插手干预而搞得非常马虎，但那股歪风邪气，一时却被打了下去。
独立团主力在醴陵完成练兵计划后，于7月23日奉命北进，开赴百里以外的浏阳前线。浏阳各界欢迎北伐军筹备处，组织当地群众燃鞭炮，夹道欢迎。叶挺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畅谈北伐战争的胜利前景，号召军民合力完成北伐大业。会场群情振奋，鼓乐喧天，欢声雷动，盛极一时。
会后叶挺率团主力会同本团前卫部队进驻浏阳北郊，面对平江守敌展开警戒侦察和群众工作，加紧进行战斗准备。
强渡汨罗克平江，越战兵越强
北伐军占领长沙、醴陵，引起了国内外敌人的极大恐慌。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导演之下，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等合伙成立“北洋联军司令部”，加强了所谓“消灭南北二赤”的作战部署。8月14日，吴佩孚得到阎锡山的帮助，从侧后出兵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南口以后，他马上把注意力转到南方，调兵遣将，全力对付北伐军。
吴佩孚在东起平江、西至南渡的汨罗江沿岸，布置了一道新的防线，以陆第五十混成旅、余荫森第二十一混成旅、董振国部两个旅和湘军叶开鑫残部等数万兵力，占据汨罗江北岸平江、长乐街、南渡一线，企图凭借天然障碍，阻止北伐军前进。
前线情况已经相当紧张，可是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迟至8月12日，才带着他的司令部机关乘火车来到长沙。他是在结束了一系列反共阴谋活动，实现了篡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就任了“超大元帅职权的总司令”职务之后，怀着扩大地盘，吞并各派势力，并在这场战争中利用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以便建立他对整个中国的独裁统治的野心，前来北伐的。
蒋介石到达长沙以后，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全力筹划下，召开了由各军军长参加的会议，讨论拟订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以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担任中路军，沿粤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北进攻，直驱武汉，再夺取鄂豫交界的重镇武胜关；以刚刚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和第十军的黔军袁祖铭部、王天培部和刚刚从广东开来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第一军第一师，担任左翼军、右翼军和总预备队，分别在荆州、沙市地区和长沙、醴陵、攸县、浏阳地区封锁长江上游和监视江西的敌人，并相机支援中路军作战，达成第二期作战目标——占领武汉三镇。
中路军据此作出决定：第八军沿铁路进攻汨罗、岳阳，第七军进攻浯口、长乐街，第四军进攻平江，并直取通城、崇阳，切断粤汉铁路交通。
平江北靠古城岭，南濒汨罗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将第五十混成旅旅长陆是吴佩孚的一个心腹人物，素以“健将”著称。他趁第四军在醴陵、浏阳地区驻屯整训期间，以“平江失则岳阳不保，武汉亦危”为号召，指挥他的万余部下，在汨罗江沿岸的丘陵地带，尤其是平江东南钟洞山、鲁肃山、审思岭、童子岭一带高地构筑工事，遍埋地雷，架设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配以重兵和大量重武器严密防守，经过一番经营，陆洋洋得意，一再叫嚷：“平江固若金汤，不可逾越。”
敌人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在政治上却陷于脱离人民的致命危机。而北伐军则大不一样，所到之处，得到各地群众的支持。饱受北洋军阀压迫之苦的平江人民，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力配合北伐军备战，其动员规模远比醴陵战斗时还要广泛。从叶挺独立团占领浏阳进行整训时起，平江工农群众的参战组织便不远百里来到浏阳，和独立团前卫部队建立了联系。以后的一个月当中，他们不断地将自己侦察所得的有关敌军兵力、火器、工事、道路、障碍等等情况，绘成简易的图纸，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送到浏阳来。他们还细心地嘱咐说：“敌人埋的地雷，我们都用稻草盖住了，撒了稻草的地方就有地雷，千万不要去踩！”
第四军根据敌情清楚和群众支援的优越条件，决定只以十二师三十五团一个团，配以炮兵部队，向鲁肃山、审思岭等高地进行正面佯攻，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主力，而以叶挺独立团、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和第十师全部，从右翼绕到敌人主阵地侧后，从城北和城东薄弱部位全力猛攻，一举攻占平江城。
8月19日凌晨4时，战役总攻按时开始。叶挺独立团于前一天晚上，随农民向导走捷径运动到距离敌人只有10里路的止马铺一带隐蔽露营。由于当地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敌人对独立团的行动毫无察觉。这会儿全军发起总攻，在三十五团和炮兵部队猛烈攻打东南高地的掩护之下，独立团由来自平江城内的工人向导引导着，迅速由止马铺进到横槎一带，顺利地渡过了汨罗江。
过江以后，叶挺立即命令特别大队向左翼童子岭进攻，掩护团主力、前卫第一营向平江县城搜索前进。前卫部队经破壁滩到达狮子岩附近时，接到独立大队的报告：童子岭、审思岭敌军兵力雄厚，阵地坚固，虽经三十五团和独立大队全力进攻，仍未动摇，急需增添兵力，加强攻击。叶挺当即命令第三营转头向南，强行回渡汨罗江，迂回童子岭、审思岭，向敌进行侧攻。
叶挺这一迂回突袭，使敌人设置的堑壕、地雷、铁丝网，以及山炮、野炮等重武器火力都降低了作用。加上地方农军疑兵等燃放爆竹、打松树炮、吹号呐喊，打得敌人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叶挺亲率第二营向平江城疾速前进，将到金窝村时，遇到为第一营带路的农民向导回来报告说，本团第一营、团直重机枪连和三十六团部队，已从北门攻入平江，现在与敌进行巷战。叶挺闻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他举起望远镜，四下仔细观察、掂量整个战场的形势。觉得北边主力既已打进城内，消灭城中敌人已不成问题，但童子岭方向敌人兵力集中，抵抗仍然很顽强，有必要把可能抽出的兵力，使用到那个方向去，加强攻击力量。于是又令第二营第四连从狮子岩附近，转向童子岭，对敌侧后实施突击，压迫敌人防御中心。
平江守将陆非常傲慢。他认定平江防御体系牢不可破，不把北伐军放在眼里。仗打得那么紧张，他却一直呆在城内北门附近的指挥部里，满不在乎地领着一班幕僚大搓麻将。参谋人员向他报告东南高地的激战情况，他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他们不怕死就来吧，不是挨炮弹，就是踩地雷！”
直到参谋再次报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和三十六团一部已打进北门，逼近了他的指挥机关，童子岭阵地也已告急，他才知道北伐军使用虎腹掏胆战法。打到了他的老窝。陆惊慌地登楼观察，并紧急调用预备队，但为时已晚，大势已去。他的那些部下们在仓皇应战中已被我军打得东逃西散，一败涂地。混战当中，陆率领百余卫兵，逃进下西街的萧曹庙，藏了起来。但事不机密，他的行动被我工人暗探队队员李春生跟踪发现，引来了三十六团和独立团部队，对该庙展开了包围攻击。陆指挥他的卫队作困兽之斗，我军久攻不克，战士们举火焚攻，破墙而入，将敌参谋长以下百余人全部俘获。陆自知不能逃脱，大喊一声“吴大帅害死我也，”以手枪射击头部，自杀毙命。
叶挺在特务队护卫下，登上平江北门外高地观察战场。他看到远处的天岳山、鲁肃山、审思岭一带，浓烟滚滚，炮声隆隆，敌我对抗至为激烈，而近处的平江城里的射击，却是由密变疏，渐渐地停止下来。叶挺正在考虑派人通知城里的第一营和重机枪连向南出击，增援东南高地时，却见他们自动地按照“枪声就是命令”的行动准则，拉出了平江南门，徒涉汨罗江，向天岳山、鲁肃山敌军阵地后背打了过去。
久被我三十五团和独立团特别大队、第三营、第二营第四连三面夹击的鲁肃山等地的敌人，复又遭到第一营和重机枪连的背后攻击，一时惊慌万状，不得不转移其火力射向，由南向北来对付来势迅猛的第一营。叶挺正凝神观察主力第一营的进展情况，忽见审思岭北麓一个村庄里，敌人集结了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似有从侧后包抄我第一营的意图。
叶挺当即命令预备队第二营（缺第四连）出击这股敌人，并相机加入对审思岭的进攻。当第二营以隐蔽突然的动作，逼近童子岭、审思岭山麓，向该敌发起进攻时，叶挺看到在他们的侧后，又出现了一支200余人的敌军，这伙敌人慌张混乱，似乎企图渡到江北，寻路逃跑。叶挺当机立断，将自己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队也撒了出去，命令他们赶赴江边，截歼该敌。
这时，平江东南一带高地，炮火连天，杀声震地，敌我两军犬牙交错，纵横厮杀，战况空前剧烈。其间第十二师各直属分队赶到，协同作战，将敌人据守的各个高地，全部攻了下来。接着，在平江以东作战的第十师也传来捷报，他们攻破敌人的另一个重点设防区，占领了钟洞大山。下午3时整，战斗胜利结束，所谓“固若金汤”的平江城防，宣告土崩瓦解。这时忽然下起了大雨，叶挺下令收兵，按战前计划，部队在平江北门外宿营休息。
第四军仅以500余人的伤亡代价攻占了平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援。由数以万计的工农商学各界男女老少组成的各种专业支前队，从各个方面直接参加支援作战，为北伐军克敌制胜，提供了根本保证。他们舍生忘死与部队一起冲锋陷阵，在炮火下救护伤员，将茶饭送上火线，并且蒲扇扇凉供官兵食用，群众支前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成为鼓舞部队英勇杀敌的巨大精神力量。
部队驻下以后，叶挺冒雨探望了从远处农村随部队攻进城里的一部分支前队伍，热情地赞扬了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精神和支援平江作战的贡献，并赠送了一批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物资粮秣。
北伐将领多畏难，再点独立团
在平江战斗的同时，左翼北伐军第七军夺取浯口，进而渡过汨罗江，占领长乐街；第八军夺取新市、南渡，越过汨罗江，进逼岳阳。沿线敌人纷纷溃退，争相逃往湖北。
中路第四军从21日起，昼夜兼程追击前进，22日进入湖北境地，当晚占领通城。时值酷暑，部队长驱北上，多在山野露营，利用造饭时间合眼休息片刻，饭后随即上路，拖得十分疲惫。
按照惯例，占领通城，取得新的进攻出发地以后，理应休整一下再作进取。但这一次的情形不同往常，22日进占通城，次日中午军部便下了进攻的战斗文书，而且明确规定，必须赶到26日那一天占领汀泗桥。急剧发展的军事形势，要求部队日夜兼程前进，完全打破了传统常规。
野心勃勃的吴佩孚，一贯自夸要“武力统一中国”，不把北伐军放在眼里，自叶挺独立团入湘以来，北伐军攻坚破垒，连战皆捷，但吴佩孚仍一直坐镇华北长辛店，亲自督师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及至北伐军拿下长沙、醴陵以后，他有点着慌了，但仍骄矜地对他的部下说：“广东方面的部队缺乏训练，装备很差，我的主力一出，他们就要缩回去了。大家先在这边打败冯玉祥，然后再南下打广东部队，也不为迟！”
8月14日，吴佩孚在阎锡山的帮助下占领南口以后，仍然想继续进攻国民军。直到19日北伐军打下平江、南渡、长乐街，逼近湖北边界，他才取消了进攻国民军的计划，急调其在湖北的驻军南下沿铁路扼守交通要道，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其中汀泗桥就是吴佩孚部队着力布防，工事最为坚固的一个据点。吴佩孚本人也于8月25日深夜赶到武汉下令死守汀泗桥。
第四军进入通城后，就接连截获吴佩孚和湖北督军陈嘉谟发给其部下的“即日亲率大军南下”、“开到汀泗桥，策应各方”之类的密电，并得悉吴佩孚主力已陆续起程，正源源不断地向南开进。故此，赶在吴军主力到达之前，及早拿下鄂南门户汀泗桥，便成了第四军的当务之急。
要攻占汀泗桥，必须先切断粤汉路。因为这条铁路从岳阳向东北拐了一个弯子，沿铁路进攻岳阳的第七军和第八军离汀泗桥尚远，急需中路第四军直接向北插到汀泗桥附近，选择有利的部位将铁路截断。这样既可断绝岳阳敌人的退路，不使逃到汀泗桥增加敌人的防御力量，又可及早抢占进攻汀泗桥的前进阵地，创造敌主力到达前占领该地的有利战机。
副军长陈可钰和党代表廖乾吾为商定这个奔袭粤汉路、抢占出击地的问题，专门召开了团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真是兵家所见略同，会上，人们一致指出，这一行动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考虑从哪个地点切断铁路交通的时候，廖乾吾以前曾在这一带从事过革命活动，对实地有所了解，提出选择介于蒲圻和汀泗桥之间、北距汀泗桥30里的中伙铺车站，作为攻击目标。这里位置适中，地形有利于我军占领后向南向北展开布防。大家一致表示赞成。
但当讨论到由哪个部队以强行军速度，赶在25日拂晓之前占领中伙铺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自动报名，虽然副军长陈可钰几次三番提示催问，但到会的师长团长们却像没听见似的都不吭声。这不仅是自18日部队离开浏阳以来，连续5天行军作战，大家已经搞得很疲劳了，还因为大家都知道，从通城经崇阳到中伙铺，至少有一百六七十里，还要翻几座大山，过几条河，路很难走。人们对于天气如此炎热，部队如此疲劳，进到敌占区里边去，一昼夜要赶那么远的路，途中又可能遭遇敌人，到达目的地以后，还要马上接火打仗，都觉得这种远途奔袭是个苦差事，因而这个看天，那个瞅地，没有一个主动请战的。
平日里一向勇于求战敢于直言的叶挺，今天也坐在一边，一言不发。看起来，他和大家同样沉默。难道他也怕苦怕累吗？不！他跟在座的这些师长团长们想的不一样。此刻，他很想请战。他对自己的部队完成这个奔袭任务充满信心。同时他还认为，这又是一次实行党的号召，发挥先锋、模范、骨干作用的大好时机，因此，他很想把这个任务要到手。但当他看到那些从粤军时期一起过来的“老袍泽”们，一个个缩头缩脑，显出唯恐赔本吃亏的样子，对于这种精神状态，他很反感，所以也就故意地不作声，不表态。
廖乾吾了解叶挺的脾气，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看着叶挺憋闷得很难受，便提醒陈可钰说：“哪个团去，你就指定一下吧！”但陈可钰并没理解这是让他指定独立团，因而又照例地问了一遍：“你们哪个团想要这个任务，明确表示个态度。”尽管逼得这么紧，在座的长官们还是没什么反应。廖乾吾急了，便挑明了说：“那就还是让独立团去吧！”陈可钰这时才弄明白廖乾吾的意思，转向叶挺问道：“希夷，是不是由你们再当一次先遣队？”叶挺爽快地点头说：“上级让我们当，我们就当，我们执行上级的命令。”
24日早晨，叶挺率领部队出发，离开了通城。由于农民群众帮助带路和运输，部队行进速度很快，黄昏之前就赶到了崇阳以北地区。当地共产党组织动员了许多农村妇女帮助部队做饭，饭后又在群众帮助下连夜渡过了陆水河。由于长途劳顿，加上山路夜行军，许多人脚上打了血泡，一瘸一拐，渐渐地掉了队。独立团党支部及时组织宣传鼓动工作，提出：“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压倒独立团”、“要斩断粤汉铁路就要和火车赛跑”等动人口号，号召官兵们相互鼓励，相互提携，终于赶在拂晓之前，接近了中伙铺。
为了做好接近铁路时可能发生战斗的准备，叶挺下令在中伙铺以南几里路的山坡上休息半个小时，以便恢复体力。但这却招来了预想不到的麻烦。部队一停下来，人们就倒地睡着了。待到下令前进时，叫唤半天，好些人还是叫不醒。此处不是安睡处。各级干部只好施用生拉硬拽的办法，把战士们拉起来，在“火车来了！快走，快走”的一片吆喝声中，相互搀扶着下了山。
部队搜索进入中伙铺车站，站上并没有敌军驻守。但据铁路工人说，天亮以后将有一列载有岳阳敌军的兵车由蒲圻开来，从本站通过。叶挺立即布置部队占领站内站外的各个高地要点，进行严密警戒。但部队刚刚来到敌后，还不了解这股敌人究竟是孤立的溃兵，还是大队敌军的前锋，因而对于打不打这一仗，截不截这列兵车，一时颇感踌躇。
叶挺和支部干事们商量，大家认为本团抢占中伙铺的目的是为攻占汀泗桥作准备，截歼逃敌应在其次；如果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行动，万一出现胶着状态，将会因小失大，影响如期夺取汀泗桥的大局。叶挺据此决定，不拦阻这列火车，向各级传下命令：“把火车放过去，不准射击！”
尽管如此，这一仗还是打了。原因是平江参军的几个新兵还不习惯令行禁止，又是初次见到火车，眼看那个庞然大物风驰电掣地冲了过来，便慌里慌张地开了火。
兵车遭到射击停了下来，大批敌人下车应战，向宋家海、魏家海方向抢占高地。事已如此，不想打也得打了。叶挺只好因势利导，下令围歼该敌。好在敌人不多，又是惊弓之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终将该敌全部聚歼。原来这是从羊楼司退下来的吴军孙建业第一混战旅第二团的残部，团长李金门、营长邹化高以下四百余官兵，全部被我俘获。
叶挺军纪威严，照往常他是要给违命开枪者以严厉处罚的。但这次念及他们是尚未经过正规训练的新兵，部队又未遭受损失，故此只下达了他的口头批评，而没给别的纪律处分。
独立团在中伙铺打了胜仗，切断铁路之后，逃到赵李桥、蒲圻一带的敌人不敢再乘车撤退了，有的离开铁路绕道逃命，逃不及的一部分敌人，被第七军、第八军包围缴了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