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绅民团袭农协，率兵去解决
元旦刚过，肇庆市附近的高要县第二区岭村地区，发生了反动地主民团武装袭击农民协会，惨杀农协会员的严重流血事件。
许久以来，高要农村阶级对立异常尖锐。早在1923年的冬天，当地农民因为忍受不了土豪劣绅大斗大秤收租的压榨剥削，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展开了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并坚持了下来。
半年之前，广州发生刘、杨叛乱时，高要的地主以为有机可乘，串通军阀陈炯明和买办陈廉伯，从英国人那里讨来武器和金钱，勾结邻近广宁、德庆两县的封建势力，成立包括民团、土匪和迷信组织“神打团”（亦称“大刀会”）在内的所谓“同善会”，通过各种迷信活动，纠集力量，疯狂地反对农会和农运。1月3日深夜，500余名匪徒围攻岭村农会，打死打伤农民自卫军和农协会员100余人。
岭村暴乱引起了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极大震动。事件发生后，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全力推动下，中共广东区委和第四军军部分别发出指示，命令叶挺就近派出部队，会同当地县政府对岭村地区的局势加以控制。
独立团和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素来关系密切。一年前，区党委曾派遣第一营的前身铁甲车队到广宁县境搞过一次武装支农。三十四团成立时，区党委又专门把支持农民运动列为该团的主要任务之一。因而不管建团工作多么紧张繁重，该团一直与农协组织保持联系，并通过赠送武器弹药等方式，对各地的农运给予支援。张发奎之所以不喜欢三十四团，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接到通知，叶挺召开党支部干事会议，结合部队的具体情况，研究如何执行上级的指示。会议决定，先让熟悉当地农运情况的周士第营赶赴岭村，防止事态扩大；其他的分队一边坚持训练，一边作好出发准备，待查明情况，明确任务以后，再作相机处置。
1月10日，一营赶到岭村一带，那里村庄已被烧成废墟，农民扶老携幼逃入山野避难。而聚集在岭村以北三圣宫和罗建村一带的数千反动民团却还在喊杀喊打，声称还要来血洗。战士们看到反动武装如此猖狂，纷纷要求立即打到三圣宫去，把那班乌合之众彻底消灭。但该营这次下乡是和高要县长李和他的县游击队一起行动的，军部给的任务又只是“制止冲突，听候政府秉公解决”，李县长又不让部队“轻易动武”。因此，几天当中，他们除了制止过一次反动民团对农民军的追击，击毙了八名“神打”外，其余的时间都是搞武装示威和宣传活动。而且，在周营长和李县长会同在当地指导农运的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周其鉴召见地主豪绅，强迫他们具结了解散民团和不再进攻农会的保证书以后，军部又下达命令，全营限期撤回了肇庆。
这样，独立团这次支农没能给予高要反动势力以应得的惩罚，岭村的动乱根源并未消除。由于这时已经有了统管全省的国民政府，独立团又是隶属于第四军之下，已不能像当年铁甲车队支农那样，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指挥下，决定一切，坚定地站在农民群众一边，迅速达到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预期目的。
一营撤退以后，高要地主豪绅便闹得更加厉害了。他们撕毁保证书，不仅不解散反动武装，反而集结了更多的人，日夜操练，聚枪运弹，扬言卷土重来。时值隆冬，广大农民弃家避走，露宿山野，饥寒交迫。
如果任由反动势力猖獗，党的农民政策将被破坏，兴旺的西江农民运动将被扑灭。经过省农会西江办事处主任周其鉴接连五次书面报告，又经过广东区党委农委书记阮啸仙，呼吁国民政府和社会舆论给以干预；再加上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职务的毛泽东、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奔走推动，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1月23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以叶挺为首的绥缉委员会，授以全权，对高要事变进行调查处理。
有了尚方宝剑，参加绥缉委员会的各方代表都来肇庆报到，在叶挺的主持下，成立绥委会的办事机构。这一批代表，其中包括来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人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叶挺对处理好这项公案充满信心。
经过绥委会的查证，核实了岭村惨案的始末实情。又据此设计了几种处理方案，其中包括和平调解和武力弹压两项解决方式，准备相机实行。绥委会还依据农民群众当前的苦难遭遇，向国民政府请领了1000元的救济专款，解决了群众露宿野外、亟待补充寒衣棉被的问题。叶挺将所有这些工作，以高要绥缉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一一作了书面报告和请示。
这一段时间，叶挺既要照管部队，又要主持绥委会，显得更加忙迫。但也就在这时，在党组织的殷切帮助下，解决了他个人的终身大事——婚姻。
叶挺回国之后，也曾忙里偷闲看望过未婚妻李秀文，二人多次谈到婚事。但因叶挺在外，军务不由自己，先是东征惠州，后是练兵肇庆，繁忙紧张，始终得不到宽裕时间。
区党委和支部干事会考虑到叶挺已年满29岁，李秀文也已年满18，他们的婚姻问题已到了解决的时候。从元旦前后，区委组织部长穆清便以党组织的名义，多次找叶挺交谈，希望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了结这件事。
叶挺非常感激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怀。他也知道现在忙，以后也闲不着，而且一旦北伐战争打起来，那就不仅是忙，而是天南地北，行踪不定，连顾也顾不到这一层了。因而他也希望尽早解决。现在时令已临近春节，他便赶在下乡之前，专程跑了一趟广州，将未婚妻李秀文和她的父母双亲接来肇庆，安排在团部为他在南校场附近准备的一座新房里住下，也没有搞什么“择取良辰吉日”那一套，便因陋就简地举行了结婚典礼。
那年头，当团长的人结婚，军阀部队自不必说，就是在国民革命军中，讲排场，论花销，也都是相当惊人的。但叶挺的婚礼办得很朴素，只是请了区党委和友军中的一些战友和袍泽，与本团营长以上的军官一起吃了一顿饭，便了结了终身大事。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叶挺，在个人生活问题上勇于反潮流，勇于与传统观念决裂的一个事例。
婚后，也没有过什么“蜜月”。由于高要反动地主一再拒绝派出代表，不听从调处；而绥委会拟以武力除暴安良的呈报已获得国民政府核准，几天以后，他便离别了新婚爱妻，率领独立团第二营部队，偕同绥缉委员罗绮园、周其鉴、韦启瑞等同志，开赴肇事现场，进行相机处置。
“天灵灵，地灵灵”，遇见叶军全不行！
岭村地区的劫后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叶挺率绥委会和第二营部队到达该地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部队所到之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群众从山上赶回来，找他们告状。那些死难者的亲属们讲起“神打团”烧杀抢掠的野蛮罪行，更是痛心疾首，涕泪横流。
调查，是为解决赔偿问题而进行的。当他们核实了农民协会和农民群众所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况，计算了损失的价值数目，确定了地主赔偿损失的办法后，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再次饬令三县地主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听从绥委会依法处置。
绥委会所拟定的办法是：如果地主遵命前来，即于会中宣布绥委会的两项裁决：解散民团武装，赔偿农民的全部损失。如果他们不接受裁定，即将首要地主分子予以拘押，强制执行。如果他们继续藐视绥委会，拒绝出席调处会议，绥委会将逮捕首要地主分子，作为人质，迫使他们执行裁决。这仍是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叶挺力求避免诉诸武力，不再增添当地的损失和破坏，早日解除群众的痛苦，恢复地方秩序。
但是，高要的地主背靠国内外反动势力，有恃无恐。他们不把绥委会放在眼里，催了几次还是不派人来。叶挺为了减少地主们的恐惧，又将开会地点移到距离他们较近的伍村博轩祠。对方倒是派来了一个人，但这是个主不了事的一般地主，他的使命只是探听虚实。叶挺觉得即使扣留这个人也起不到人质作用，便对他作了一番晓以利害的训导，然后将绥委会的两项裁决全文交他带回，严令限期答复。
这些裁定带到地主大本营罗建村之后，嚣张一时的三县反动势力气炸了。他们无视绥委会机构的权威性，竟以不妨一战的口吻复信，狂妄地声称：“要我赔银一事，别再望矣！战亦亡，不战亦亡，何不一战而亡！”很明显，这是反动地主向国民革命军下了宣战书。
叶挺忍无可忍，即下令捉拿祸首。但地主们消息很灵，又有神打团为他们掩护藏匿，我军侦缉队没抓到地主，反而遭到神打团的伏击，牺牲了一名战士。
侦缉队继续出动，几天以后，在农民自卫军的协助下，捉到了几个匪首。但这却招来了反动地主的“兴师问罪”，他们拉出来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将伍村团团包围起来，鸣金击鼓，宣称要踏平伍村，消灭绥委会和革命军！
叶挺知道，那些靠迷信聚众、靠药酒壮胆的神打团，愚昧蛮混，穷凶极恶，如果任由他们生发野性，转眼之间便会再造出一个类似岭村的事件。紧急形势下，叶挺命令部队迅速占领村边要地，真枪实弹地做好战斗准备。
敌情突然变得严重，伍村群众惶恐不安，都想上山避难。叶挺却镇静自如地巡视阵地，一边督促部队挖好防御掩体，告诉他们一些对付民团的特殊打法；一边安抚周围的群众：“民团不懂打仗，别看他们人多，不够我们打的！我保证民团进不了村，你们的生命财产都有保障。”叶挺的沉着和镇定，增强了群众和战士们的胜利信心。
神打团摆好了阵势，喝了鸡血酒，吞了朱砂，念着“天灵灵，地灵灵，茅山师傅上天庭，刀枪炮弹打不进，斩尽叶军不留情”的符咒，乱哄哄地发起了冲锋。二营部队按照叶挺的交代，先朝天鸣枪警告，再打前出的亡命之徒，直到“神打”们冲上我军阵地时，才放开手打，只几个排枪，就把那班自称刀枪不入的乌合之众扫倒了一片，其余的抱头回窜。二营又尾随逃敌展开追击，一直追到了罗建村附近。
这一仗使50多个“神打”丧命，“枪炮打不进”的鬼话被戳穿，在罗建村反动营垒里引起了一片恐惧。高要地主为了稳住阵脚，赶忙弄神弄鬼，焚符念咒，大搞所谓“上天有旨”的愚民活动，罗建村里，又掀起了一股磨刀霍霍的恶浪。
小丑如此跳梁，不再狠一点地惩罚一下，高要问题将会长期拖延。叶挺召集绥委会会议，决定以武力攻打罗建村，拔掉敌人的这个军事据点，将民团武装全部缴械，进而惩办祸首，实施裁决。
就作战准备进行讨论后，委员们按各自分工，分头进行。正在从事恢复农会和农运工作的罗绮园、周其鉴等人，负责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向民团武装开展宣传攻势，揭露地主的欺骗，瓦解“神打”团。第一营已在早些天离开肇庆，担任新的支农任务去了。叶挺考虑到打罗建兵力不足，专派绥缉委员兼秘书韦启瑞返回肇庆，向广州报告情况，并将留守肇庆的第三营调来，参加作战。叶挺坐镇伍村，组织部队向罗建村进行侦察，并依据民团据点的特点，进行必要的攻打演练。
3月8日，三营如期赶到，一切准备均已就绪，叶挺指挥二、三营和农民自卫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对罗建村发起了攻坚战。尽管民团、“神打”凭借高墙深垒拼死顽抗，督战的地主叫嚷着“如有犯戒，必遭电打雷劈”，驱使匪众为其卖命，但终不能抵挡训练有素的叶挺部队的火力攻击。
战士们按照叶挺的指示，用粤语喊话：“唔好（不要）自己打自己，卑佐（给了）地主来利用！”把是非道理讲给“神打”们听，对他们进行争取教育。为了保护村里的群众，叶挺向参战的农民自卫军交代：“大家注意战场纪律，活捉匪首，不伤村民。打胜仗时，不可伤害敌区的老百姓。”由于这是一场边打边争取群众的特殊战斗，叶挺要求部队不要打得太急，以致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将穷凶极恶的“神打”团全部歼灭。
经这场恶战，地主们丢了老巢，赔了血本，领略了革命军的力量，只得束手、低头，无条件地接受了绥委会的裁决。除具结保证日后不再聚众肇事，照章执行二成减租之外，还要在几天之内，交出4万多元罚款和300多支枪。
此次作战，有11名革命战士，为西江农运事业献出了生命。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为他们和先前牺牲的那位烈士举行了葬礼。在胜利的影响下，群众踊跃参加农会和农军，很短的时间，乡级农会增加了两倍，自卫军几乎翻了一番。许多“神功仔”翻然悔悟，纷纷脱离“神打”团，申请入农会。绥委会将地主交出的巨额赔款和枪械，分发给各级农会，用于抚恤死难群众，解决生活，恢复生产，发展农会和农军，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影响所及，各地的地主和“神打”团败退回去，这又促进那里农运的进一步发展，压抑已久的西江农民运动重又兴旺起来。
叶挺独立团平定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和高要民团武装，是该团建团初期的一大功绩。叶挺本人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当中，坚定地站在党的农村政策的立场上，武装支持农运，打击反动倒退的封建势力，在军政并用、先礼后兵、减少损失破坏和实施惩罚裁决等方面，策略运用非常得当，出色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政府的重托。
老蒋军中闹共产，全赶！
不久，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有关内幕，通过中共广东区党委的通报和其他各种渠道，陆续传到了肇庆。叶挺得知肇事的祸首竟是拥有“国民党左派”桂冠的黄埔军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是他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却诬指共产党阴谋暴动。在3月20日下令劫夺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又听说，由蒋介石提出的解决事变的条件，竟是要求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并下达密令，让第一师师长何应钦逮捕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取消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制度，逼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全部共产党员。这一切，使叶挺不禁大吃一惊。
蒋介石所以能够上升到今天这样的地位，完全是打着左派的旗号，靠着国共合作，靠着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全力办好黄埔军校和培养黄埔学生军，靠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在打败陈炯明和刘震寰、杨希闵的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这一切努力，哪里会有什么第一军军长给他做？而且，蒋介石是一向以喊“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万岁”喊得最响而著称的，由他发动了驱逐共产党人出军队的反革命事变，实在令人震惊。
局势危急。广州的中共区党委机关已将人员和档案文件作了疏散转移；省港罢工纠察队正在被包围的罢工委员会会所与蒋介石的部队对峙着。这种情况下，分驻在肇庆、新会两地的独立团应该怎么办？蒋介石会不会从广州派出他的亲兵，或者就便从本地运动一些部队，突然对本团发动包围攻击？如果他们真的大动干戈，独立团应该怎样应急处置？面对着这些迫切的问题。叶挺立即召开党支部干事扩大会议，把在肇庆的全部连长以上的军官找到一起，统一思想。
叶挺原本没有想到这次事变的罪魁祸首会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曾经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又素以拥护革命亲共亲苏著称，又算是叶挺的上司，给人留下过好的印象。事变发生后，部属们询问他这是何人所为，他只说：“当然是反革命干的。”如今已经真相大白，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以后，他对到会的干部们说：“蒋介石，原来他也是个假革命，第二个陈炯明！”叶挺列举陈炯明如何伪装拥护孙中山，又在背后暗算孙中山；蒋介石也是伪装尊重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却又反目相向；陈炯明利用粤军中的亲信势力向孙中山发难，蒋介石也是指使他操纵的反动小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起来闹事，他用这些事实，证明蒋、陈确是一丘之貉，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反革命！
叶挺要求全体干部保持高度警觉，一旦发现敌对势力向我军挑衅或袭击，不管是哪一个营地，均应就地组织坚决抵抗，决不手软。
当时在广东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致主张“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的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以革命的武力反击反革命的进攻，趁机搞掉蒋介石。毛泽东当时曾就此事询问过周恩来，问他我党有多少力量，可不可以打败蒋介石？这在当时是可能做到的。
蒋介石的依靠力量是第一军，但第一军官兵并不都拥护蒋介石。由于这个军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团，我们党在该军的力量特别强。不仅营以下的军官当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就是团长一级，也有两个叶挺的保定军校同学郭俊和金佛庄，他们早已加入了共产党。
除了第一军之外，在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几个军里，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各级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他们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黄埔军校也有一批党团员，省港罢工纠察队也是一支经过训练的武装力量，再加上主力部队叶挺独立团，真正动员起来，就可以将罪魁祸首蒋介石置于死地。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事变事先毫无思想准备，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害怕国共分裂，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陈独秀又把张国焘派来广州处理善后，结果广东党的正确主张遭到压制。机会主义的让步政策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将为黄埔建军和广东作战作出卓越贡献的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挤出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妥协，激起了包括叶挺在内的广大共产党员的极大义愤。但这毕竟是党中央的决定，人们只得忍痛服从。叶挺对此深感不安，他曾对团里的干部们说：“这是助长右派势力的反共气焰，会给以后的革命埋下无穷后患。”
通过一系列阴谋活动，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篡夺了更大的权力，形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专制独裁。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握着工农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共产党也握有相当的实力，蒋介石还不敢和共产党就此决裂，他还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所以他在中山舰事件后，又大肆玩弄两面手法，装出“悔过”的样子，又骗得了不少人的信任。在革命形势有力的推动下，广东统一了，国民政府与广西的李宗仁军事集团进行谈判，实现了两广的统一，李宗仁的军队也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编为第七军。南方革命基地的扩大和巩固，使得北伐出师的条件更加趋于成熟。
背靠英、美、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盘踞在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经过连年厮杀混战之后，这时又在他们各自的洋老板的导演之下，停止了争斗，联合了起来。他们在北方合力进攻由直系军阀分化出来的、倾向广州革命政府的冯玉祥国民军，在南方由吴佩孚聚集云、贵、川、闽、赣等省的地方势力，积极准备进攻广东。他们联合的基础，就是所谓“消灭南北二赤”。
为了打破吴佩孚势力的所谓“南伐”，将革命向北推进，中国共产党早在2月间便召开特别会议，提出了“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亦就是加紧地在农民中工作，尤其在北伐的过程中，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的胜利”。
在地处革命军和北洋军交界的湖南省，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迎接北伐进军的强大群众斗争。3月9日党在长沙召开有3万工农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打倒投靠吴佩孚的湖南省长赵恒惕和讨伐吴佩孚的各项决议，吓得赵恒惕连夜逃出长沙，由倾向广州国民政府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接任代理省长，并将亲赵的湘军第三师驱逐到湖北境界。如果这时广州方面出师北伐，湖南将会垂手可得。但由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反革命事变，打乱了广州革命政府的正常秩序，丧失了这个极好的战机。
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逃到武汉，被吴佩孚提升为“湘军总司令”，很快又率部折回了湖南，跟着吴佩孚手下的干将宋大霈率领3个旅进入湘北。赣军唐福山和粤军谢文炳共6个团，也在吴军统一指挥下进犯湘东，湖南境内出现了直接威胁广东的紧迫趋势。
唐生智在北军南进的压迫之下，连电广州，向国民政府求援；党领导的湖南工农商学群众团体也纷纷驰电，要求国民革命军早日出师；广州的工人和革命群众也上街游行，敦促政府立即出兵。但是，作为统帅部的国民政府，由于内部右派势力种种倒行逆施带来的干扰，而且整整齐齐的6个军又没有一个要求打头阵的，因而迟迟作不出出师决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开辟北伐战争的有利局面，毅然决定以自己仅有的一支部队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提前开赴湖南前线，援助唐生智，制止吴佩孚势力南犯，并为大军北伐打开道路。
“三·二〇”事件以后，叶挺憋着一肚子气。他在解除了部队的战备状态，安排了二、三营转入军政训练以后，便到新会去看望周士第的第一营。
叶挺到新会时，一营配合农民自卫军剿灭反动民团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他本想就此将一营带回肇庆，以便集中时间，把停顿已久的战备训练再好好地搞一搞，但当地群众苦苦要求让一营再驻防一段时间，帮助农民自卫军搞一下训练。叶挺只好答应下来，让一营就地恢复了练兵，一边自己搞训练，一边训练民兵。
叶挺在新会住了一些日子，又返回肇庆。他一回到团部，就接到了来自广州的中共区党委和四军军部的同一内容的两个通知，要他即刻赶到广州去，领受光荣的北伐先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