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教官刮目看：叶挺将才未可限
1924年7月上旬，叶挺告别了亲朋故旧和未婚妻李秀文，带了中共中央机关写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介绍信，离开广州，前往苏联。直到她和李秀文分开的最后一刻，他们还在广州码头上难舍难分地依偎在一起，相互叮嘱勉励。他们山盟海誓地约定：叶挺学成回国之日，便是他们结发完婚之时。
那时，不论是从广州去莫斯科，还是从莫斯科回广州，为了避免通过北方军阀盘踞地区可能遇到的危险，都是乘坐轮船从海上绕路走，叶挺当然也不例外。他先乘船到上海，再从上海转乘经由日本长崎的远洋客轮，到苏联的远东海港城市海参崴。然后再从海参崴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前往莫斯科。由于当时苏联的铁路运输还很落后，这段长达7000余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半个月。
按照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的指点，他装扮成一个到苏联谋生的技术工人，总算闯过了当时占据着上海的北方军阀边检部门，和无处不在的日本特务的刁难盘查，安全地到达了海参崴。一踏上苏联国土，他的心情便豁然开朗。当他亲眼看到书本上讲的那个打翻旧世界，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的新型国家时，情不自禁地感到一切都是美好和新奇。
当时到苏联学习的中国人，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叶挺却是第一个留苏的国民党员。中国留学生所能就读的学校，也只有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列宁1920年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之后，于1921年创办的一所政治性的大学。它的学生大部分来自苏联国内亚洲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一部分来自中国、日本、朝鲜和蒙古等国。
叶挺既不是共产党的党团员，又是专为学习军事而来，这就发生了政治身份不同和学业不对口的问题。但叶挺对此并不介意。他表示如果暂时不能学军事，先学政治也好。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他当前想要学习的。他在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的帮助下，作为一个例外，与从法国巴黎结束了勤工俭学，来到苏联的王一飞、熊雄、聂荣臻、李林、范易、傅烈、穆清等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还有一些从国内直接来到苏联的共产党员，一起进入了东方大学。
东方大学的这个中国班，主要学习理论和俄文。理论方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这都是叶挺在广州时便已开始涉猎的新的知识领域，这回接受系统的讲授，他兴趣很大，学习的劲头更大。
开学以后，很快就到了十月革命七周年纪念日，苏联首都人民展开的盛大的庆祝活动，十分壮观。叶挺等这批留学生接受邀请，前往红场，观看了绚丽多彩的节日游行。就在这时，他幸福地看到了站在检阅台上的斯大林和苏联党其他领导同志。这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来到了这里。他很关心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特地来到学校和他们见面，报告国内的革命形势。他还亲自参加授课，讲了中国近代史和中苏关系史。
叶挺和这批朝气蓬勃，大多比自己年轻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生活在一起。虽然也觉得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由于缺少社会实践经验，有时不免显得幼稚，但他们的心地纯洁，爽直热情，富有革命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具有为实现中国现时的民主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而坚决奋斗的决心，给叶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短时间内，他便和他们水乳交融，建立了深厚友谊。
叶挺一边如饥似渴地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一边试图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回顾自己进入陆小10年以来走过的道路，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强兵富国”的朴素思想，作了分析。他认为那个想法是幼稚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纷争的年代，兵强不起来，国家也富不起来。他又把自己比较熟悉的国民党和刚刚开始接触的共产党，作了一番比较。他感到，以崭新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要比与地主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国民党，在革命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更富有朝气，更富有战斗力量。
叶挺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体会，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并忠实坦诚地向党的组织提出了申请。在他进入东方大学一个多月以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过党组织两个多月的认真考查，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训练部，在1924年11月10日，对其所属21个青年团小组，总计110名青年团员的“十月份”表现，发表了一篇《个人批评结论》。在这个表格式的“结论”里，列在第21小组第一名的，便是叶希夷。训练部对他作的评语是：“对团体忠诚，研究努力，思想清楚，活动欠积极，以后应力求改进”。就在叶挺入团的同一时间，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在其10月举行的第32次会议上，又作出了下一次支部大会“应介绍”叶希夷等6人“入党”的决议。
1924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召开了第八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执行委员罗觉（罗亦农）向全体党员作了报告，经过大会讨论后付表决，全体通过了吸收叶希夷等6人为候补党员的决议。
在讨论叶挺入党的时候，先由执行委员罗觉介绍了情况：“叶希夷从前为军人，具有革命热诚，知识虽然浅薄，而革命的人生观则已确定。他的介绍者是王若飞和王一飞。”接着是王若飞报告叶挺的简历，他说：“希夷同志前在广州当卫队营长，广州政变时陈炯明反叛，他率所部保护孙中山。国民党改组后，他看到国民党员颓靡现象，悲观辞职，忧郁成病。后闻俄国革命成功，甚愿来此学习共产党，及来后认识确定，甚愿站在无产阶级，作革命的先锋。”王若飞发言之后，执行委员陈乔年（陈独秀次子，著名烈士）又作了补充：“希夷同志确系军人，但来此后甚盼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与理论，虽为国民党员，而却表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最后，执行委员罗觉又报告了“希夷同志是中央介绍来俄”的背景情况，接着“付表决”，“全体通过”。这样，叶挺便在不断探索、勇于进取的革命征途上，又跨越了一个新的高度，树立起一个新的里程碑。
正当叶挺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崭新面貌，在东方大学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又一个极好的消息传开来了。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急需培养军事人才，斯大林已经决定，要在苏军的红军学校中专设一个中国班，为中国造就军事干部。叶挺的许多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都希望能有机会学习军事，而叶挺自己更为他的宿愿将会实现，感到非常兴奋。1925年2月，叶挺和王一飞、熊雄、聂荣臻、范易、颜昌颐等30余名中国留学生，离开东方大学，转到红军学校，开始了军事学习。
这所设在莫斯科城内的红军军事学校，由于当时国际斗争的复杂环境，对外是保密的，尤其是新设立的中国班，更是绝对秘密。叶挺等进了这所学校，便是纳入了苏联红军的编制序列，服装用品、起居生活制度都和苏军一样。一切军事课程、军事操练和站岗警戒，也是同样要求。从东方大学到军校，从文人到军人，变化不为不大。大多数同学，一下子过上了紧张劳累的军事生活，都感觉有些不适应，但从军10年的叶挺却是驾轻就熟。
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官，都是从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师级以上的高级指挥员中抽调来的。他们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水平，教学方法又是理论讲授和现场操练密切结合，因此叶挺对他们的讲授都很爱听，也都能听懂。特别是讲完一段课程，把他们带到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住帐篷、睡草垫子，接连不断地进行战术、技术和射击等项实兵演练，叶挺的深厚军事基础，就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出来。许多有眼力的苏联教官，都对叶挺刮目相看。他们说，叶挺的军事学识并不低于这个中国班要求的高等水平，他的军事前程未可限量。
这时，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继续迅速向前发展。1925年二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工农运动的有力支援下，举行了第一次东征，打败了盘踞在东江和潮汕地区的陈炯明叛军。5月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全国500多个城镇群起响应，掀起了强劲的反帝斗争。6月，革命军从东江回师广州，又平定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武装叛乱。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广东革命基地的进一步巩固，为北伐统一全国开辟了光明前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根据中国国内对于军事干部的迫切需求，在红军学校中国班完成了半年学业之后，决定给予全部结业，分批安排回国。
陈独秀，管分配，名单一读很干脆
1925年8月上旬，叶挺和26个在苏联学军事的同学一起，由王一飞负责带队，离开莫斯科回国。
他们沿着叶挺来时走过的那条路线，由莫斯科乘火车向东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奔向远东。火车快到海参崴的时候，从祖国传来了廖仲恺先生在广州遇刺身亡的噩耗，同志们听了都很难过，叶挺尤其痛感悲切。
半年前，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时，叶挺和同学们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留苏人员举行的追悼会。那时人们曾以不安的心情，议论过国内的政局变化。现在孙中山先生的这位得力助手、坚决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又遭到不测，这对于国内的革命斗争，又意味着什么？人们心里十分担忧。孙中山是叶挺追随多年的革命领袖，廖仲恺不仅是他的良师益友，还是他的交往密切的广东惠阳同乡。叶挺到苏联留学，正是在这两位革命先驱的支持之下实现的，想不到分别一年，他们竟先后去世，一朝分手成永诀！
到了海参崴，在等候回国轮船的时间里，他们被指定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海参崴是个繁华的滨海城市，居民中又有许多华侨，因而大家都想到街上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他们这批学习军事的中国干部，至今还是保密对象，苏联方面鉴于海参崴当时仍然潜有日本和张作霖的特务机关，特别注意保守秘密，因而不同意他们到街上去。
几天以后买到了船票。他们又都打扮成学生模样，登上远洋轮船，离开苏联，驶往上海。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仍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领地。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上船以后，都装作互不认识，处处谨慎，竭力隐蔽着自己的身份。
尽管如此，轮船在日本长崎停泊的时候，当地报纸还是登出了一条消息，说是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将在近期回国。这一来人们紧张起来了。为了应付船到上海时可能发生的什么危险，又重新检查了已经编好的对应口供，以便遇到不利情况时好作应付。
但是，9月上旬他们在上海登岸时，并没发现异常情况，码头上检查得很随便，没遇到什么麻烦就通过了海关。这说明奉军当局远不如日本人厉害，因而没有采取特别措施。
一行人分散住进旅馆以后，按约定的时间到党中央机关报到。那时，早期回国的王若飞，已在党中央负责主持秘书处的工作，由他领着大家去见党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陈独秀手里拿着一张分配名单，那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他问了问每个人的情况之后，便宣布了分配去向。然后简单地讲了讲国内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表示欢迎大家回来，一部分人到南方去，主要是加强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的工作；一部分人到北方，主要是到河南的冯玉祥西北军去工作。具体做什么，到了广东区委和西北军以后再作决定。他没讲今后应该怎样工作，奋斗目标是什么，只是说大家应该参加当前的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要促使这个革命获得成功。
分配的结果是：叶挺和聂荣臻、熊雄、张善铭、纪德福、杨善集等12人到广州，李林、范易等9人到河南；还有两人到北京；王一飞和颜昌颐等3人留在上海，准备筹建中央军委。
叶挺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又和南下的一部分同学结伴乘船回到了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著名烈士）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主持下，大部分同志分配到黄埔军校，少数同志留在区委机关，叶挺则被分配到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参谋处长。
叶挺从离开保定军校开始，就在这支先称援闽粤军第一支队，后来组编成粤军第一师的部队中工作，直到他出国留学之前辞去在这个师的任职，其间虽经多次升迁调动，但很少离开这支部队。如今党需要派一些同志到第四军去工作，叶挺自己也愿意回到老部队去，第四军也表示欢迎，这就顺理成章地作了妥善安排。和叶挺一起分配到第四军的，还有张善铭，他担任了第四军的党代表。但不久他又被调回区委机关，党又派廖乾吾接替了四军党代表职务。
当时，广州正处在革命高潮时期。“五卅”运动后出现的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方兴未艾；东征军从粤东地区打回来，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随着委员制的国民政府的成立和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编成，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强，广东已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作为这个策源地首府的广州，到处飘动着红旗和标语，工农运动高涨，革命气氛浓烈。整编以后的国民革命军，正是在这种热烈中，厉兵秣马，筹划着发动第二次东征战役，以便彻底消灭因革命军回师广州而重占东江地区的陈炯明部队。
但是，反动派也未闲着。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内的新老右派势力，不断地筹划着反苏反共的阴谋活动，暗害左派人物廖仲恺先生，正是这种阴谋活动的一个突出反映。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等大小军阀，也都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依靠着外国老板的大量武器财政援助，还要和革命势力进行较量。广东的革命形势，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继续向前发展着。
叶挺以共产党员的崭新面貌回到广州，眼见阔别经年的广东革命基地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在执政的国民党内右派活动也很猖獗，这使他既感到振奋，也感到担心。他回到叶家祠家中，把自己的住处，着意地收拾了一番，悬挂了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的画像，摆列了马列主义的著作和苏联的一些军事书籍，布置成一个格调明朗的生活环境，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
他向来访的亲朋故旧们畅谈他在苏联的学习体会，介绍苏联军队施行的政治委员制和其他各种先进的政治和军事制度，谈论中国军队应该如何学习苏军的成功经验，使军队成为服务于革命目标的有力工具的各种问题，兴味极浓。
对叶挺的坦诚谈吐，在听者中间的反应，却不尽一致。一些共产党员们认为，叶挺留苏一年收获很大，尤其是在宇宙观上实现了由信仰民主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他今后的漫长的奋斗历程，将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另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主要是粤军时期的老袍泽们则认为，叶挺“变化太大，变得太红了”，一个高级军官，“赤化”到这种地步，在国民革命军里，恐怕很难见容于上级和同事。
叶挺不同意后者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国共合作打倒列强军阀。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国共两大政党尚且能够并肩携手，团结共事，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亲密合作，更是理所当然。叶挺还常常抽空出去，访问一些交往很深的老上级和老朋友。他先去拜访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宋庆龄，向她表示自己对孙中山先生的景仰和悼念，对宋庆龄本人的尊敬和慰问之情。接着，他又赶往已故的廖仲恺先生寓所，探望其夫人何香凝女士和她的两个儿女。
当他走进他所熟悉的、如今门窗上挂了黑纱白带的房子，看见久别重逢的何香凝、廖承志两位寡母孤儿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何大姐的手，珠串一般的眼泪，从他那盯望着墙上新挂出来的廖先生遗像的双眼里，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和廖氏母子默默相对，坐了很久，却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来谈些什么。后来，他突然指着比他小十几岁的廖承志，对何大姐说：“他，会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的。”站在一旁的年轻的廖承志，会意地向他点了点头。
党要指挥枪，叶挺当团长
叶挺怀着惩罚恶势力的强烈要求，渴望着及早归队，及早出征，及早参加战斗。就在他正式担任第四军参谋处长几天以后，国民革命军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叶挺随军东进，离开了广州。
但是，叶挺在第四军军部任职时间很短。当东征军基本上消灭了陈炯明叛军，11月间全军折回南路，进攻陈炯明的同伙邓本殷部队时，叶挺在惠州前线又接到一个新的任职命令，调他到正在组建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也就是后来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团长。军长李济深、师长张发奎对此都表示赞成。
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从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开始，便产生了建立自己的独立部队的考虑。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时，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由区委军事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抽调第一期毕业生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党员军事干部，另从区委机关抽调了廖乾吾，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它虽然只有150余人，只相当于一个连的规模，但在支援农民运动、参加第一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和封锁香港、支援省港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中，却表现得英勇善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另一批留在黄埔军校，担任学生军连、排级军官的中共党员毕业生，在参加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中，在军事作战和政治工作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这使党更加坚信，自己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军事干部，建设自己的军队。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这些军事实践经验，所以在1925年8月国民政府整编军队的时候，在广州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经提出过在国民革命军的每一个军里，编制一个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步兵团的建议，这在当时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因为，有许多的革命军高级军官，他们对于共产党员在东征军的突出贡献颇具好感，他们都希望在自己的军里编一些由共产党员带领的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好把他们那些旧式队伍带动起来。第四军的这个三十四团的组建，广东区党委在建设铁甲车队和黄埔学生军工作中，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叶挺从国外回来时，便听说这个三十四团，正在陈延年、周恩来等人的主持下，积极进行筹建；还听区党委的一些同志说过，他本人很可能在稍后一些时候，被调去领导这个团。但是，他没想到调动命令会来得这样快。
新的任职命令放到了面前，他深切地感到，这是党交给他的一副千斤重担。他一时还想象不出，自己应该怎样去建设这支革命新军，使它既能承担艰巨的作战任务，又能善处于众多的友军部队之中，把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搞得很和谐。他不敢耽搁，怀着几分激动不安的心情，交代了公务，赶回广州，接受了区委的有关指示，马上转赴三十四团所在地——西江肇庆市。
这时，团队的编组工作，已大体就绪。全团两千余名官兵，分别编成了团部及其下辖的三个营九个连，和重机枪、通信、侦察、特务、运输、担架等若干直属专业分队。
第一营是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第二营、第三营和其他分队，都是新编的。第一营营长由原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担任，第二营营长贺声洋，第三营营长杨宁和其他分队的连级军官，大部分是来自黄埔军校和铁甲车队，还有川军、滇军、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一些党员军事干部。士兵有一部分是来自江西安源的矿工，其他都是从湖南、广东、广西动员来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
团内设有党的组织系统。20多名共产党员分别编在团部、三个营和直属分队的六个党小组里。党的领导核心是党支部的干事会（即委员会），党支部的干事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主要的成员是团长、团参谋长和各营营长。
叶挺到达团部驻地，全团官兵列队迎接。这为他一睹团队风采提供了机会。叶挺路过广州的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学校的同班同学，当时任区党委组织部长的穆清同志，曾把这个团的组建情况跟他作过介绍。穆清告诉他，集中在这里的这一批军官，绝大部分不仅具有军校学历和一定的实战经验，而且政治见解也很端正，对于当前的国民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都有相当的认识；士兵们的政治素质都很好，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参加过南方各省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受过群众斗争的锻炼，思想觉悟比较高。
叶挺对于党派这么多这么好的一批官兵，来加强这支新军的建设，非常满意，且非常感激。此刻，他亲眼看到了这一方方威武雄壮的队列，看到队列中从营长到战士的全体官兵，他们的年龄似乎都在20岁上下，一个个身强体健，英姿勃发。像这样年轻整齐的一支队伍，在自己几年的戎马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见到。
叶挺住下来以后，立即向全团官兵传达广东区党委下达的各项指示。那些指示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第三十四团全体官兵，要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新组成的这个团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在党支部组织的热烈的学习讨论中，叶挺偕同兼任党支部干事的营长以上干部们，深入各个分队驻地，听取官兵们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将区党委的指示和部队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分别拟定了分队训练和干部训练的实施方案。一个星期以后，在肇庆市内三十四团的各个营地里，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练兵高潮。
强化军训近极限，兵精须苦练
叶挺素来主张“苦练出精兵”。他本人是正规军校出身，经过严格的训练，长期军旅生活的实践使他深知：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能否克敌制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时训练中能否使自己的部队磨炼出坚强的意志、充沛的体力和高超的技能。
当了团长的叶挺当时还剃着光头。这是他在苏联红军学校做普通学员时，为了适应艰苦而又危险的战争环境，按照统一的规定留下来的军人习惯。在苏联度过的大半年严格紧张的军训生活中，使他深切地体验到，世界上的任何一支军队，为了战胜自己的敌人，都十分注重培养军人的作战技能，而更加注重的，又是锻炼每个军人的坚忍不拔和大无畏的优良品质。
叶挺清醒地注意到，党提出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坚强战斗力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本团的军政训练，必须打破通常情况下的按部就班做法，适当地强化军政训练；加快训练进度，以期利用较少的时间，学习较多的东西，取得事半功倍的优异成绩。
为此，叶挺亲手安排训练计划，时间排得很紧。分队训练，每天早晨要以连队为单位组织一次长跑；上午和下午各安排两节活动，一节军事操练和一堂政治或军事课；晚上做一次集体健身操，熄灯之前列队讲评，对一天的训练进行小结。干部的训练，安排在分队训练的同一时间，穿插进行。
这个人称“四操三讲”的日程，比当时友军部队统一实行的“三操两讲”，整整多出两节时间，实行后，官兵们普遍感到过于紧张。尤其是各级干部，更是显得劳累不堪。
这样搞了一段时间，官兵们晒黑了，累瘦了。过度疲劳又影响到胃口，许多人吃不下饭，病员增多，体力普遍下降。这一来议论多起来了。少数从旧军队转过来的官兵，更是叫苦不迭。友军营盘里也有人谈论叶挺带兵怎么怎么心狠，从旁起哄。本团一些党员干部看到部队有点支撑不住的样子，也向叶挺要求改用“三操两讲”，缓和一下紧张情况。
但叶挺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他在各种场合耐心地向干部、战士们解释：本团采用“四操三讲”，不仅考虑了形势的需要，认为必须这样做；同时也考虑了全团官兵的政治素质和体力优势，认为完全可以做得到。至于当前出现的疲劳现象，这只是因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骤然进入行动划一而又节奏急促的训练生活，一时还不适应的一种反应，这种情况既是正常的，也是暂时的，要不了多久，就会消失。
叶挺还告诉大家，做革命军人是要和敌人打仗的，而打好仗的首要条件，就是吃得起苦，受得起累；对于劳累没有什么窍门可言，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受，坚持，达到适应；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愈是痛苦，适应能力也增长得愈快，只要咬紧牙关把这些痛苦挨过去，就会磨炼出革命军人必须具备的坚强体魄。
叶挺高瞻远瞩，在部队经受考验的关键时刻，以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顶住了各种非议，带领部队磨炼意志，为本团全面训练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大革命时代苦练精先的先例，在当时的革命军中，在以后的工农红军里，被人传为美谈，引为榜样，影响极为深远。叶挺作为团长，在这次练兵中既掌握着全国部队的训练进程，又担负一部分干部训练课程的讲授和示范，把自己的汗水和官兵们流在一起，这种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在20年代的中国，开了一代新风。
叶挺既管军事又管政治，尤其注重加强政治教育。他支持党支部将原铁甲车队和黄埔学生军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经验继承下来，在本团中加以推广。他经常关注各分队的士兵政治教育情况，在军训紧张艰苦、部队情绪动荡不定的时候，提议将政治教育和党的思想工作集中到鼓励知难而进、反对知难而退和振奋革命精神、克服当前困难这个题目上来；他自己也按照党支部的安排，以此为题，向部队作过几次讲演。
在党支部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工作当中，发现来自旧军队的第五连连长刘光烈和第六连排长薛仰宗二人军阀习气严重，问题较多。刘光烈贪赃枉法，侵吞士兵伙食费和连队办公费，用来自己吃小灶饭；薛仰宗蛮横粗暴，曾多次打骂士兵。党支部还发现极少数的士兵觉悟很低，抱着混饭吃的目的出来当兵，甚至为了以后不顺心时好开小差，竟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填报了假籍贯和假姓名。
叶挺和党支部对这些反映旧军队军阀恶习和“当兵吃粮”雇佣思想的行为非常重视。认为事情虽然出在少数人身上，但其性质与影响未可低估，必须认真对待，于是在军事练兵同时进行一次政治整训。干部们集中在一起，批判刘光烈和薛仰宗的违法乱纪行为。批判当中，又进一步揭发出刘光烈不仅贪污腐化，也有打骂士兵的劣迹，薛仰宗不仅打伤过战士，还在街上骂过老百姓。叶挺考虑到这两个人旧习气很重，品格也不好，很难胜任建设新军的工作，下令撤掉了他们的连、排长职务。
士兵的教育，则是在本单位通过上政治课和个别谈心进行的。战士们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十四团，是一支肩负着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艰巨历史重任的革命军，懂得了当革命军不能像给军阀当兵那样混饭吃干坏事，于是争相检查错误思想，报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
这次整训结束时，党支部针对发现的问题，宣布了三条纪律：连队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不得另设小灶；经济公开，定期宣布收支账目；严禁体罚，废除肉刑。这些关系着士兵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作为整训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士兵们看到了新旧军队的区别。
军队的纪律是执行任务的保证。部队住在肇庆闹市区，社会上的影响和官兵中存在某些不检点行为，已引起叶挺的注意。尤其是一些友军部队的军阀影响还很普遍，扰民滋事，时有发生。为了煞住这股歪风，维护革命军的声誉，叶挺专门组织了一支军警督察队，上街执行纠察任务。不管是本团的军纪问题，还是友军中常见的走私牟利，聚赌嫖妓、敲诈勒索和欺压群众等不法行为，一律严加追究，给以惩治。叶挺自己也常出去检查，给督察队撑腰，专门对付那些不服从纠察、无理取闹的人。
督察队在几天之内，接连拘留处罚了一批不法之徒，街头秩序大为改观，轰动了全市。地方行政部门和商民百姓拍手称快，友军里有些人却对此多有不满和指责，但他们慑于叶挺的凛然正气，无可奈何。
转眼到了1925年年底。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奋斗，三十四团的军政训练和各项工作都已走上了轨道，党设计的革命新军的雏形已经呈现出来。党组织在建团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党支部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和一些积极分子的要求，又在干部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这时，南征的第四军已经相继占领南路各地。随着广东大部被革命军控制，出师北伐的趋势更加明朗，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成为时论的热门话题。叶挺审时度势，将部队拉到肇庆郊外鼎湖山区进行训练。他选择复杂地形，出以各种假设敌情，大搞急行军、露营和攻防战斗等技术、战术模拟演练，从各方面烘托临战气氛，借以增强实战锻炼。
与此相适应，政治教育也作了变动。党支部编了一份着重讲述国民革命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教育提纲，加进了北伐动员的新内容。除此之外，又以同样的主题，组织官兵们编演活报剧和举行演讲会，为北伐出师进行舆论准备。这些颇受欢迎的业余活动，很快地从军内发展到军外，肇庆街头常见叶挺部队的官兵为群众演戏、演讲，绘制漫画，书写标语。西江岸边的这座古城，回荡着“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时代最强音。
叶挺又趁肇庆人民新年劳军的机会，广泛接触群众代表和走访工、农、商、学等群众团体，感谢他们在本团编练期间给予的支持。群众团体盛赞三十四团建团两个月来勤学苦练，文武双全，爱民忧国，移风易俗，是一支名副其实的仁义之师。
元旦那天，广东区党委和第四军军部同时发来两份内容相同的公文，通知三十四团：自即日起该团脱离第四军第十二师建制，改由第四军军部直接统辖，改称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一个新的变动，但它的酝酿已有一段时间了。
由于三十四团从建团起就是在中共广东区党委直接领导之下自行决定一切，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认为这是“另搞一套”，很不满意。又由于该团设有共产党组织，常和工会、农协发生关系，军训标新立异，政治搞得“很红”，诸多与众不同之处，更使他感到不能容忍。
叶挺有时将区党委安排的工作向他报告备案，他竟认为这是“先斩后奏”，赌着气说：“三十四团是独立的，我管不了你们的事！”张发奎积极活动，很想把叶挺这个团分离出去，再另外成立一个自己的三十四团。叶挺也觉得这种不协调的关系很不好处，希望广东区党委设法调整解决。现在，经过区党委从各方面做工作，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叶挺为减少了这层难办事的上司而感到高兴，“叶挺独立团”这个响亮称号，也就从此叫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