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荐叶挺，邓铿喜相迎
叶挺到福建漳州，谒见了援闽粤军司令部参谋长邓铿。
邓铿也是叶挺的淡水同乡。他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911年他和陈炯明在淡水地区组建民军，先占领了淡水镇，后攻下了惠州城。据说，攻打惠州那天，他头上的帽结，被守城清军射出的子弹打飞了，但他不顾一切地率领民军冲进城里，身先士卒，作出了表率。
叶挺久闻邓铿大名，但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陆军小学的课堂上。那时邓铿是该校的兼职教育长，叶挺作为初入军校的一个学生，听他讲过军事课程。这几次听讲，给叶挺留下了难忘印象。邓铿英武练达的军人风度，高深渊博的军事学识，使叶挺更加相信他不愧是孙中山知人善任培养选拔的一个革命中坚。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见习军官，来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身边，就要在他的引导之下，投入真枪实弹的军旅生活了，这使他倍感庆幸，十分自豪。
邓铿端详着站在自己面前，服装笔挺，体魄魁梧，眉清目秀的这位青年，不由得想起了邓演达最近写来的那封信。邓演达和邓铿是淡水的邓姓同族，辛亥革命之后，邓演达作过邓铿的部属。不久之前，邓演达从河北通州给邓铿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报告了他自己将脱离北洋部队，返回粤军的打算，还向邓铿推荐了叶挺，详尽地介绍了叶挺在军校的生活和毕业后想出国留学的各种情况，还谈了叶挺如因经济问题出不了国，他们已约好都到福建参加粤军的“君子协定”。现在，叶挺果然来到漳州了。正在主持罗致人才、扩编粤军的邓铿，怎能不表示欢迎？
当下，邓铿亲昵地拍着叶挺的宽厚肩膀说：“欢迎你这个淡水小同乡，保定军校的高材生。我们的军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新型青年军官充任骨干，你有志于出国深造，也是一件好事，但既然暂时不能如愿，待革命成功之后再展宏图，也未为晚。”
邓铿说得高兴，又对叶挺谈了许多部队扩编、整训的具体情况。关于叶挺的任职问题，邓铿说：“我看实习期的老规矩，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把它免了吧。你可以先到第一支队去担任副官，协助支队李炳荣司令做些整训扩编工作，这对你尽快熟悉部队情况，很有好处。”
叶挺起身告辞时，邓铿又关照他说，你远道而来，应该在总部休息几天，认识认识总部的人，再去赴任。出乎叶挺意料的是，他在接待处住下以后，邓演达也从通州到漳州。他是未经批准就偷偷从北方部队逃回来的。两人分别不久，见闻颇多，日夕相谈，为他们能够如约来到福建聚在一起，共同投身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队，而感到欣喜。几天之后，邓演达被任命为总部宪兵连连长，在邓铿的直接领导下，专门负责整治部队的军风军纪。叶挺也离开了总部，到一支队任职。
援闽粤军，是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的基本部队。孙中山鉴于过去没有掌握可靠的军队，因而使革命事业屡遭失败的教训，从广东省警卫军中调出来20个营，组成了由自己领导的一支粤军。这支部队出师援闽，讨伐皖系军阀，于1918年进入福建，打败了段祺瑞所属的李厚基部，占领了漳州、汀州所属各县。叶挺来到漳州时，正值酝酿南北议和，在福建的南北两军实行了休战停火。邓铿主持的扩军整训，是根据孙中山下达的抓紧停战时机，大力扩充军队的指示进行的。
叶挺到了第一支队司令部，果然看到支队司令李炳荣主持部队扩编工作十分繁忙。他把邓铿亲笔写的介绍信交给李炳荣。李炳荣看后，得知叶挺出身保定军校，当即决定让他参加制订训练计划和检查实施情况的重要工作。叶挺一边工作，一边挤时间，集中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在系统地学习了三民主义学说之后，他主动提出申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在粤军整编期间，北方爆发了直皖军阀战争。皖系败后，直系军阀又与桂系军阀陆荣廷相互勾结，调集兵力，企图南下消灭粤军。孙中山闻讯，于1920年6月派出朱执信和廖仲恺，专程从上海赶到漳州，催促粤军迅速回师广东，驱逐桂军。
8月16日，粤军兵分三路向广东进发。叶挺所在的第一支队是中路主力，由饶平进入广东，在高陂、丰顺一带与桂军卓贵廷部打了一仗，将敌击溃，斩获颇多。随后乘胜前进，到达东江地区，又协同左右两路部队，在惠阳、博罗、河源地区与桂军展开激战。在长达一个月的鏖战中，粤军因得到拥护孙中山的家乡人民和当地地方军事势力的大力支持，愈战愈勇，屡挫强敌，迫使桂军败退西江、粤北。10月28日，又攻克了广州，基本上控制了全省局势。
一个月后，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建立了军政府。旋又对粤军再次进行整编。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特地选择了一些基础较好的部队，编成粤军第一师。由粤军参谋长邓铿兼任师长，领导该师加强军事训练，提高政治素质，树立榜样，以影响改造其他部队。
叶挺这时也接到了调动命令，要他到第一师司令部，担任少校参谋。但当他刚刚到任，正在参与研究拟订该师编制序列的时候，邓铿想到叶挺学过工兵，又把他调任为师直属工兵营副营长，想在组建工兵营的工作中，发挥他的作用。
这个工兵营，当时一无兵二无官，几乎是白手起家。叶挺受命后，与比他年长的营长李章达商量如何建营的艰巨任务，决定由李章达留部主持建营工作，叶挺出去招兵。两人分工合作，全力进行。不久，叶挺从粤北山区连县等地，招来300多名农村青年；他写信请来担任连长的保定军校同学李振球、李扬敬、简作珍等，也及时来到。李章达又从师部要来了李洁之、沈步英等几个新近提拔的青年排长，还要来一些担任班长的青年老兵。这样，他们把300多名新兵分成三批，编成了有军官有士兵，建制完备，人员整齐的三个连队。
蒋介石，搭船走，临岸寻花柳
在叶挺参与编练工兵营的这段时间里，南方的革命局势有了新的发展。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就任非常大总统，第二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6月，他命令赣、滇、黔三省各军，出兵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三个月以后，平定了广西，统一了两广。10月8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谋求统一全中国。孙中山决定设大本营于广西桂林，以利策划北伐作战。
邓铿又接受了一个任务，为孙中山的大本营组建警卫团。这是一件保证北伐总指挥部安全的大事，必须精心筹划，认真对待。邓铿再三考虑，决定将粤军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调任警卫团团长，工兵营营长李章达升任该团团副。将工兵营改编为该团第二营，提升叶挺为该营营长；再将第一师机关枪营和北江游击营，分别改编为该团的第一营和第三营，由薛岳和张发奎分任一、三营营长。
10月15日，孙中山由警卫团第一营护卫，出巡广西。一个月后，改编就绪的叶挺第二营也受命归队，立即开往广西桂林大本营。此行还有一个特殊任务——护送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到桂林晋见孙中山。
孙中山举起北伐旗帜以后，驻扎在两湖地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因首当其冲，非常惶恐，急思对策。他先和湖南军阀赵恒惕订立了反孙密约，又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暗中勾搭，企图分裂粤军，阻挠北伐。孙中山认为可以暂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实行联合，集中力量打击当面之敌直系军阀吴佩孚。段祺瑞派徐树铮来广东，就是商谈联合讨伐吴佩孚的事。
一切准备停当，叶挺即率队登船，逆西江而上，开往桂林。这是他第一次带领这样规模的一支部队，单独远行。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论是到桂林去保卫孙中山，还是在途中保护好段祺瑞的这位代表，都是关系着北伐大计，非同小可的重要任务。目前，时局动荡，西江地区常有匪情，故此，一路上夜间停船休息时，他精心着意地安哨布岗，搞好警戒，通宵达旦，不能安歇；便是日间行船，也需谨慎。
某日，船到梧州抛锚，派人登岸采办给养之后，第六连那条船上，传来一片吵闹声，叶挺赶到那条船上，找到简作珍连长，才弄清有几个士兵上岸喝酒时，和当地驻军的士兵打了架；六连一个战士的鼻子被打破出血。一些士兵在所谓“一人挨打，全连受辱”的鼓动下，吵着要上岸去打群架。
叶挺皱着眉头，听完报告之后，大声对船上的士兵们说：“如果是平日发生这种无故斗殴的事，我是要给你们处罚的。但这是初次远行，也算是初次违纪，我就原谅这一次。但你们要明白，军队是讲纪律的，如果以后再有这种事情，我就要关你们的禁闭，毫不客气。有言在先，你们都要当心。”士兵们见叶挺讲得这样严厉，一个个大气也不敢出，都变得老实了。叶挺回到自己坐的四连这条船上，又想到了一件事。马上派人到各船通知：为保证全营圆满完成任务，安全到达目的地，凡无公差勤务的官兵，一律不得再上岸。
船队由梧州向北，将转入桂江航行。正准备起锚开船，传令兵跑来向叶挺报告，说是有一位高级军官，要搭本营的船前往桂林。叶挺走出船舱，只见站在岸上的，竟是穿着笔挺军服的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蒋介石。叶挺当即上前施礼，请蒋介石和他的随从人员上船。
叶挺与蒋介石有过一面之交。粤军组建初期，经邓铿向陈炯明推荐，把原在沪军都督陈其美属下当过团长的蒋介石，作为邓铿的助手，安排在粤军总司令部，担任作战科主任。粤军东进打下漳州之后，蒋介石又升任第二支队司令。1918年12月，蒋介石因二支队在福建“永泰战役”被北洋军阀李厚基击败撂挑子不干，以后又请假回到上海做交易所生意。在粤军回师广东打到东江时，他又从上海回来，参加惠州战役。叶挺就是在这时认识蒋介石的。粤军回到广州，扩大为三个军时，蒋介石当了第二军参谋长。
蒋介石上船以后，向叶挺讲了他的一些情况。说他是回家乡为母亲办丧事期间，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匆忙离家，赶往桂林的。叶挺对这位上级敬重有加，吩咐有关人员，以招待徐树铮的优厚标准，为他办好伙食，一切生活起居，都要照应妥帖。蒋介石那年36岁，叶挺见他行船时还在看孙中山的书，对他的勤勉向学，颇有好感。
但是，蒋介石在船上呆了一天，就烦躁起来了。船队第二天停泊过夜时，蒋介石说要上岸走走。以后几天，他有时不上船，而在岸边以轿代步，并时而宿娼嫖妓，干些有损军纪的事。叶挺对此大惑不解。徐树铮对他说：“蒋先生在上海，向以沉醉东山丝竹闻名，他是风流惯了的。叶营长大可不必过分介意。”
某日黄昏，船队到达阳朔县。叶挺忽然得到报告，说有大股土匪要围攻县城。叶挺立即组织部队荷枪实弹，登岸步行，命号兵吹起前进号，严阵以待，武装护航。但船在阳朔停泊整整一夜，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直到第二天一早，阳朔县县长携带酒肉佳肴前来“慰问”时，叶挺才知道，早就扬言要血洗阳朔的一股悍匪，确实来了，不过老远就被威风凛凛的叶挺部队吓跑了。
1922年1月18日，船队安抵桂林。大本营总司令许崇智、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人，聚集在码头上，迎接徐树铮。叶挺胜利完成任务，率队下船，驻进了皇城大本营内的警卫团营房。
司令既拥兵，总统调遣何须听！
到桂林一段时间之后，传来一个噩耗，叶挺心目中最崇敬的革命军人，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身亡。
一周之后，他收到现任第一师工兵营长邓演达写来的一封信，专就这项公案向他报道了内情。邓说，今天的北伐基地广东，掀起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北伐的尖锐斗争。拥护孙中山北伐战略的代表人物是邓铿，而反对这一战略的代表人物却是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前后，是拥护孙中山的，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很受孙中山赏识和信赖。但自从他当了粤军总司令之后，由于野心膨胀，渐渐地从不听孙中山的指挥，开始反对孙中山。现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向他频送秋波，陈炯明利令智昏，不仅企图阻止孙中山的北伐，而且梦想要当广东的新军阀。
陈炯明与孙中山分手后，便把多年来与他同行共事，相互常有争执的邓铿，看成了眼中钉。又因邓铿军纪严明，疾恶如仇，惩办过不少包庇贩毒、赌博、腐败、贪污的陈炯明的亲信人物，这些人又乘机推波助澜，从中怂恿，使得陈炯明把除掉邓铿，当成了反对孙中山的第一个目标。1922年3月21日，当邓铿赴香港迎接他的老师周善培回来，走出广州火车站时，由陈炯明亲信组织的一伙歹徒向他开枪，把他打成重伤，被送至医院，抢救无效，含恨牺牲。
叶挺读完这封长信，与李振球一起复信给邓演达，表示无限悲愤。他俩发誓要与所有的革命军人一起，相互提携，化悲痛为力量，以邓铿为榜样，追随孙中山，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4月中旬，靠近桂林的灵川县土匪作乱，扬言要扫平桂林。叶挺奉命率领本营部队前往清剿，经十多天艰苦搜山，将匪股逐一驱散，平息了动乱。他率队回到桂林时，孙中山已率领大本营东下梧州，回到了广东境内。桂林城里传闻很多。一说是湖南赵恒惕在衡阳地区调兵布阵，封锁了北伐军的北上通道；又说是孙大总统要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众说纷纭，真假难分。
大本营走得如此匆忙，竟对二营也没打个招呼，叶挺深感局势严重。他找熟人打听情况，有些传说果然属实。直系军阀已和赵恒惕、陈炯明勾搭上了，他们秘密协议，要采用南北夹击、里应外合的办法，对付北伐军。先是赵恒惕接二连三地致电孙中山，说是湖南因去年天旱歉收，无力为北伐军提供给养，要求北伐军不要取道湖南。话虽委婉，却是明确地拒绝入湘。继而陈炯明也给广东行政当局下达了指令，着即终止对北伐军的一切粮饷弹药接济，拖住北伐军的后腿。情势如此，孙中山只得回师广东，一边解决陈炯明的问题，一边指挥部队改经江西，北上讨逆。
5月初，大本营发出命令，调叶挺第二营速回广州。叶挺知道回广州定有紧急任务，立即率队出发，乘船上路。他向连排军官作了动员，宣布此次行动是战备行军，途中要严加戒备。
叶挺一路心急如焚，注视着局势的演变。船到平乐，他从县公署和驻军部队得知，孙中山上旬途经梧州时，曾致电陈炯明，要他按指定时间到肇庆会面，以就北伐军的粮饷军械问题，进行商谈。陈炯明做贼心虚，既不敢遵命前来，也不作任何答复，而是领着一帮子智囊人物，离开广州搬到惠州，躲起来了。孙中山气得不行，下令解除了他的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的实权职务，只给他保留了陆军总长和内务总长两个闲职，以观后效。
叶挺愈觉局势严重。船泊梧州时，因不明该地驻军情况，便命令部队加强警戒，自己换了便衣，进梧州城内探听消息。当他得知莫雄的独立营还驻在这里时，才放心大胆地到了他的营地。莫雄为人豪爽义气，人称“莫大哥”。两人相见后，莫雄对他说：上月孙大总统路过梧州，显得忧心忡忡。孙先生志在北伐，统一中国，而陈某人却多方掣肘，要搞“联省自治”。孙、陈间的这个分歧如果解决不了，内部打起来，看来是难于避免的了。
叶挺回到广州。部队下船后，径直驻进了观音山下的总统府，周密布置，加强了警戒。5月的广州，本是繁花似锦的大好季节，但此时的气氛，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叶挺迫于紧张局势，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强化训练，随时准备战斗。
进入江西的北伐军虽然取得某些进展，但陈炯明隐居惠州继续捣鬼，把他的嫡系叶举部队开进广州，滋事扰民，制造混乱，给致力于北伐的孙中山，增添了后顾之忧。
总统府前突围战，国母竟流产
1922年6月上旬，北伐军在江西前线接连取胜，迫近赣州之后，孙中山腾出一些时间，从韶关大本营回到广州，着手处理后方问题，安抚陈炯明部。他召见叶举、洪兆麟等“陈家将”，晓以革命大义，劝说他们把部队撤出广州，以利恢复革命基地的社会秩序。但他们当面表示遵命，背后却拒不执行。孙中山又以慰劳伐桂有功将领的名义，设宴款待他们，叶、洪等人竟拒不出席。孙中山迫于无奈，只得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舆论界对陈家军施以压力，迫使其顾全北伐大局，及早撤离广州。
孙中山在广州未能解决“陈家军”图谋不轨的严重问题，但他又不能在此久留，他已决定16日上午乘火车北返，并命令叶挺的警卫第二营随车北上，开往韶关。
15日下午，广州市内人心惶惶，出现了叶举、洪兆麟部队频繁调动的异常情况。叶挺闻报，找到陈可钰团长询问究竟。陈可钰说，他已向孙中山先生报告了“陈家军”的异动表现，但孙先生说，他最近几次派人到惠州，已与陈炯明谈妥，请他继续承当陆军总长、内务总长的责任，节制两广的军队，指导两广的行政。他认为陈炯明目前还不至于反叛作乱，要大家不必过分紧张，不要轻信传闻。
叶挺回来，把孙中山先生的话，传达给连排级军官们，人们对孙中山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委曲求全，深表敬佩。但叶挺仍告诫他们：广州城内已现刀光剑影，作为负有重大责任的警卫部队，应该做好应变准备，而不能对明显的敌情视而不见，麻痹松懈，以免一旦发生变故，措手不及。
天黑以后，敌情果然明朗了。一个在叶举部队当兵的名叫何云生的人，气喘吁吁地跑到叶挺营第五连，找到他的好朋友、排长李洁之，见面就说：“大事不好，叶举要向大总统动手了！”这个拥护孙中山的士兵，急得语无伦次地说，今天给他们发了作战识别带，他正弄不清要打什么仗，忽听军官们议论：“不是说明天早晨在西村火车站打孙中山的专车吗，怎么又改成今夜打总统府了？”那个兵说着，从衣袋里扯出来一条布带，那是一条蓝白相间的识别带，是为夜间作战辨明敌我而专门制作的。
情况十万火急！李洁之找到连长李振球；李振球拿着带子找到叶挺；叶挺又拿着带子去找陈可钰。陈可钰让叶挺和一营长薛岳从速布置防御战争，然后又拿着那条识别带，去见孙中山。但陈炯明叛乱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了。
当时，广州市内敌我力量非常悬殊。保卫总统府的卫队，只有叶挺营的4个连和薛岳营的两个连，再加上姚观顺的大本营卫士队，总共也不过八九百人。而陈炯明能在市内动用的兵力则在两万以上，超过孙中山警卫部队的20多倍。陈可钰临危不乱，决定把力量较强的叶挺的4个连放在总统府前院，担任正面防守；把薛岳的两个连放在后院，担任侧翼防御；大本营卫士队原地不动，负责守卫北边观音山半坡上的孙中山夫妇的寓所粤秀楼。
叶挺又作了精心布置。他让第五连和第七连分别守护正门、后门和南北两面院墙；第六连和第八连分别守护东西两面围墙。又命令配属作战的团机枪连连长张猛，把尚未开箱的几挺轻重机枪，全部取出，加以组装，配置在总统府办公楼的四周，以便加强火力，支援前院、后院所有部队进行战斗。
16日凌晨1点多钟，在叛军步步进逼的危急情况下，孙中山在他的秘书林植勉和参军林树巍的再三劝说请求下，化装成出诊的医生，离开粤秀楼，穿街过巷，转到停泊在珠江河面的永丰舰上。而孙夫人则因已怀有身孕，不愿拖累孙先生而没能与他同行。孙中山出行不久，叛军开始向总统府打炮，随后叛军步兵蜂拥而上，发起了冲锋。
陈炯明以20万元悬赏擒杀孙中山，还许诺“攻下总统府，官兵放假三天”，意指可以放肆抢劫三天。这个诱人的蛊惑，把参战叛军，都激红了眼。叶挺站在总统府前面台阶上，看着那些发疯似地冲上前来的叛军，他估计了一下，仅在第五连的防御正面上，就不下千人。
他跑来跑去，亲自指挥轻重机枪，以交叉火力猛击叛军的密集人群。顿时，敌人的成片尸体和血肉把炮火轰塌的围墙缺口堵了起来。在长达六小时的反复搏杀中，打退了敌人的五次进攻，使麇集在围墙外边的叛军，不能越雷池一步。但由于守卫大总统寓所的卫士队伤亡很大，抵挡不住叛军的围攻，他们不得不放弃那个据点，趁天黑夜暗，簇拥着孙夫人通过那条架空天桥，退到了总统府。
本来孙中山离开粤秀楼的时候，曾与陈可钰约定，如果他能顺利地登上永丰舰，他将下令让该舰于16日正午12时向叛军发炮，那时如果情况许可，警卫们即可向外突围。但现在已过了约定时间，还未见有舰炮打来，警卫们不仅弄不清孙中山是否安全脱险，而且对能不能保证孙夫人的安全，也很担心。
但出乎意料的是，叛军从上午10时停止进攻以后，直到下午2时，在4个小时当中，没再发动进攻。这是什么缘故？是他们损失太重？还是他们已将孙中山截获，或是已经知道孙中山离开了总统府，没有什么油水好捞，不想再打了？对这些疑问，陈可钰和叶挺、薛岳凑在一起揣摩，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下午3点，标榜“中立”的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了他的助手马毓藩来找陈可钰，说是他代表卫戍司令前来斡旋调解，叶举方面已同意有条件停火。这时人们才知道叛军确已探明了孙中山上了永丰舰，因而不想再打了。陈可钰通过马毓藩与叛军达成了协议：警卫团接受叶举提出的限时退出总统府的要求，叶举部队同意为警卫团和总统府人员撤离开放一条出路。
为了防止叶举之流在警卫部队撤出时大打出手，危害孙夫人的安全，陈可钰和叶挺、薛岳等商量之后，向部队作了防袭击的动员和准备。孙夫人也按照撤退的需要，作了化装，穿上一件肥大的雨衣，用雨帽掩了头脸，由她的随从人员搀扶着，走在撤退队伍中部，参加了冒死突围。
如同预料的那样，当警卫战士打开前院的两道铁门，开始撤退时，叛军们一哄而进，放肆洗劫总统府的财物，连孙夫人手中装有贵重首饰的一个包裹也被刺刀挑开；警卫队伍一出大门，便遭到了阻击。叶挺面对疯狂的匪徒们，冷静地将5万元钞票散抛于地上，乘叛军们争抢钞票之机，率战士们冲向街道。在敌众我寡、无据可守的情况下，警卫部队伤亡惨重，很快被打散了。孙夫人由随从扶持着冲出险境，逃到某大学校长的家里隐蔽起来。叶挺遭乱兵追逐，在一洗衣女工的帮助下，登梯爬上一家屋顶，在瓦面上疾走，越过数十栋房屋，进入一印刷店，为一位好心肠的老阿婆所收容，在她家里躲藏。
这次事变中值得庆幸的是，孙先生和孙夫人虽然历尽凶险，却仍逃出了虎口。但不幸的是，由于孙夫人在逃亡途中受了非同寻常的颠簸惊吓，在历尽磨难之后，流产了。
陈炯明宣布叶挺等人为叛逆，发出了通缉令。叶挺躲藏了数日后，乘船潜往黄埔，登上永丰舰，拜望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叶挺，对他在保卫总统府作战中的英勇表现，给予了褒奖慰勉。孙先生告诉叶挺，革命道路艰难曲折，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不怕失败，继续联络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重新集聚革命力量，坚持反陈斗争。
广州落入叛军手里，继续北伐已无所依据。孙中山遂调许崇智率领的北伐部队，由江西回师广东，讨伐叛军。但陈炯明对此早有准备，7月间许崇智部回到韶关一带即与叛军遭遇，两军交火，打得很激烈。由于前身是粤军骨干的许部第一师师长梁鸿楷产生了动摇情绪，该师陈修爵团又倒戈投靠了叛军。许崇智部战败，撤往粤东地区。孙中山看到回师讨逆已难奏效，便乘英舰“摩轩号”到香港转往上海，再作图谋。
叶挺与林植勉、李南溟等人，遵从孙中山的指示，留在舰上，受到粤军叛徒欧阳格的监视。他阴谋将叶挺等人绑缚献给陈炯明以邀功得赏。幸得水兵们的帮助，叶挺等逃往沙面，在一个英国人的护送下登上轮船，到香港避难。数日后，叶挺接到孙中山的指示，与薛岳潜往粤西高州山区，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改编绿林武装千余人，举兵抗击陈炯明。但此事未得成功，叶挺只得再潜回香港。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一面指导由粤东进入原援闽粤军驻地闽西地区的许崇智部队，组成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加紧扩军备战，连克古田等城镇，一面密切联络在广西的滇、桂、粤各部队组成西路讨贼军，于12月进入广东，讨伐陈炯明。这时，叶挺在香港接到孙中山的指示，前往西江地区，对已被陈炯明死党谢毅、陈修爵等控制的粤军第一师进行策反。在当时仍在该师任职的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支持下，发动一师的部分部队举行战场起义，配合滇、桂部队经由肇庆、三水，一路打进了广州。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再次由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革命基地，并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军政。
但叶挺看到，虽然改组了国民党，成立了国民政府，但革命阵线内军阀政客大有人在。他们明争暗夺，勾心斗角，远未就此罢休；聚集在广州市内的滇、桂、粤各军部队，军纪败坏，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狂嫖滥赌，令人触目惊心。
孙中山鉴于社会秩序混乱，任命李章达和叶挺为宪兵司令和参谋长，要他们从速组织宪兵部队，准备对驻军各部加以严厉整治。但事关各军利益，纷纷给以抑制。叶挺和李章达苦苦奔走一番，既要不到枪，也筹不到款，宪兵司令部徒有虚名，下属部队始终未能组成。
这事告吹之后，叶挺看到民主革命搞来搞去，至今还是这样乱糟糟的，没个头绪，不免有些灰心丧气。他一心还是想领兵打仗，为此，他离开了广州，到江门找到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对他说：“你们还打不打仗，若打仗我就来当营长。”邓演达说：“军队总要打仗的，欢迎你来。”于是叶挺便留在这个团当了二营营长。
但他一边干着，又觉得情况很不理想：既无仗可打，而且这个第一师经过陈炯明糟蹋作践后，昔日的严明军纪而今也已荡然无存，许多军官染上嫖赌饮吹恶习，较之邓铿时期的粤军第一师，早已面目全非。当该部受命开赴肇庆地区整训时，他便对邓演达说，他是想打仗才到三团来的，既然还无仗打，他就不想干了。这样，他只在三团呆了40多天，便又辞了职。
勤跑姑娘邻居家，“欲擒故纵”用兵法
叶挺郁闷地回到广州叶家祠家中，便一头钻进了书堆。自从他做大元帅府警卫工作以后，由于军务缠身，改变了自幼养成的学习习惯，减少了许多读书时间。如今闲下来，求知的愿望强烈起来了。
他跑出去逛书店，走书摊，无意中找到一本他曾爱不释手的《新青年》。这种期刊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并由上海迁到了广州。除此以外，他又找到了瞿秋白在广州主编的《前锋》、蔡和森在上海主编的《向导》，还有一些毛泽东早年主编的《湘江评论》。这些政论性杂志，都是他当前想看的，因此不管是新是旧，他都买上一份，抱回家里日夜浏览，手不释卷。经过广泛阅读，使他较多地了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和国共合作、结成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对于完成民主革命的决定意义，初步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知识增加了，生活也充实了。
叶挺看书看久了，也常出去走动，会会朋友。他常去的地方，是住得较近的昌兴街李章达家。李章达这时也在无职闲居，他们聚到一处饮茶论政，一谈便是几小时。也是叶挺有缘分吧，就在这段时间，他遇到了后来结为终生伴侣的李秀文。
李秀文的家和李章达的住所，隔街相望，话音相闻。李秀文的父亲李少村和李章达是东莞同乡同族，常有过往。李少村经商为生，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李秀英已出阁多年，嫁给了铁路职员麦畅生；二女儿李秀文年方十七，是省立执信女子中学的高才生。
叶挺到李章达处做客，常见一个妩媚俊秀的年轻姑娘倩影，在对面二楼的客厅里轻盈闪动。她有时伏案书写，有时展卷披阅，孜孜不倦。而当叶挺和李章达广征博引，高谈阔论时，她又会被这边的声音吸引过来，或者走到阳台，眼望着这边，专心倾听；或者索性迈过石街来到李章达的客厅，在一旁坐下，做一个“旁听生”，来去都是嫣然一笑，彬彬有礼，落落大方，毫无怯意。时间一长，叶挺对这位学业上乘、关心时势的妙龄姑娘，产生了爱慕之情。
有一天傍晚，叶挺在李章达处吃过晚饭告辞回家。他下楼走到门口，正好遇到那位姑娘也走出她家的街门。两人骤然相遇，不免有些紧张。那姑娘一阵腼腆之后，很快就大方地走到叶挺身旁，主动打了招呼，表示要与他同行。叶挺满心狐疑地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出去散散步，就便提些问题，向他请教。几句话在叶挺心里掀起热浪，他忙不迭地说，请教不敢，但可讨论。
那姑娘就将国民党的改组，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黄埔军校的特点，民主革命的前途等时政问题，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叶挺一边声明，对这些问题他也刚刚开始研究，知之甚少；一边以自己的学习所得，坦诚而谈。他每讲到一个问题，都请姑娘指正，那姑娘也表明一些见解。他们从昌兴街走到司后街也没有谈完，只好又折过头来，再往回走。一直走到姑娘家门口，两人的讨论话犹未尽。叶挺只好说，女孩子回去太晚，家里人会惦念，来日方长，以后再会（其实叶挺十分想再多呆一会儿）。那姑娘才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
打这以后，叶挺往李章达家跑得更勤了，而且一进屋就往对面客厅里看。不管姑娘在不在家，他总是望得魂不守舍。李章达作为叶挺的知心朋友，早就关心着他的婚事了。如今见他痴情的样子，干脆把事情挑了开来。他问叶挺：是不是看上了那个姑娘？那姑娘书读得好，人也长得美，还是执信女中的校花呢！姑娘的父亲是他的同乡好友，如果叶挺有意，他可以牵线做媒，帮助介绍。
叶挺一听这话，反倒沉默了。他想到了家里的黄春。他对李章达说，他确实对那位具有时代女性特点的姑娘产生了感情，但他在惠阳乡下还有结发之妻，这使他感到很难。李章达说，如今是民国了，年轻人的这类封建婚姻哪里还维持得住？并问叶挺，你既然能够帮助两个童养媳妹妹离开了婆家，搬到广州来住，为什么自己的事情，反倒处理不好？
叶挺说，我如果这样做，会不会是无情无义呢？李章达说，这是旧传统留下来的一个罪孽，不只是男人，便是女人也会因为夫妻说不到一起，做不到一处，而深感痛苦。处理这种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趁着两人都还年轻，及早分手，让各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摆脱痛苦，寻求幸福。听着这些叶挺频频点头。
过了几天，叶挺再访李章达，李章达高兴地告诉叶挺，他已向李少村夫妇和李秀文本人谈了这件事，把叶挺的情况讲给他们，也包括黄春的事。可喜的是，不只是老人不介意童养媳的事，便是秀文本人也不称奇，看来事情有望。他问叶挺，是不是现在就去拜见一下李少村先生？叶挺喜出望外，双脚一磕，行个军礼说：小弟遵命。
两人进了李秀文家，李少村不等介绍，便指着叶挺问李章达，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叶挺吧？保定军校毕业，当过大元帅的警卫营长，名不虚传，确是个仪表堂堂的年轻军官。当即让大家坐下谈话。李秀文送茶递烟，进进出出，从容自在，毫不拘束。从此以后，叶挺又成了李少村家的座上客。李少村先生也很健谈，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有真知灼见。但谈得久了，李秀文就会鼓动叶挺出去走走，就近的中央公园，是他们寻幽谈情的理想去处。两人志同道合，真诚相爱，几个月当中打得火热，感情渐渐地成熟了。
黄春贤，探夫失意间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以俄为师”的革命工作，又有新的发展。1923年秋天来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国民党组织训练员的鲍罗廷，深受孙中山的器重，这时又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顾问和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加伦将军等一大批苏联将领来到广州，他们的任务是在军事方面援助中国，帮助开办黄埔军校。蒋介石也以其热烈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面目，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并被派往苏联考察军事，准备回来担任军校校长。在一部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掀起的“亲苏热”的影响下，叶挺也开始自学俄语，准备到苏联去进修军事。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秀文，唯恐得不到她的谅解。但李秀文听了不仅毫无难色，而且表示非常支持。叶挺问她怕不怕离开得太久？李秀文说，那要看怎样离开，如果他到北洋军去做事，去一天都不准；但这是到苏联去留学，时间再久她也愿意等待。叶挺激动地把她搂进怀里，吻着说，这就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叶挺为这件事，还专门到总统府去谒见了孙中山和廖仲恺，又找到邓演达，争取支持。孙中山、廖仲恺极表赞许，邓演达还从第一师的公积金中拨了一笔款子送给叶挺以应急。
临行，叶挺取得李秀文的同意，回了一趟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跟黄春好好谈谈，解除两人的夫妻关系。叶挺是一个性情刚强、办事果断的人，但轮到要办这件事，他就没有那么爽快了。他和黄春的结合，毕竟已过了10年，而且她还为他生过一个只活了四个月的可怜的儿子。尽管他们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但他从来都是像同情自己的两个妹妹那样，同情着她的不幸境遇。现在，这种对两人都十分痛苦的生活，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但他实在担心，当他把要说的话说出的时候，黄春会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打击，以致承受不了。但他远行在即，不能再让黄春过这种漫无边际的糊涂日子，因而鼓起了勇气。
回到家里，他跟黄春说，自己从军在外，难得回家照料，不是一个能给她带来幸福的理想丈夫；而她又不识字，不能随他出去做事，他希望她能同意脱离关系，还希望她再嫁一个更合适的丈夫，与她相帮相助，同甘共苦（理由不充分）。
这时的黄春仍是一个“三从四德”的信奉者，她的首要生活信条，便是听丈夫的话。她没有显得难过，而是默默地连连点头，表示接受（质朴）。刚强的叶挺这时反倒双眼湿润了。他把为她买来的几件衣服，和300块光洋交给了她。还安慰她说，以后他从国外回来，还会给她寄钱，她有什么困难，可以请人给他写信。叶挺心情沉重（自责），只在家里住了一夜，便又启程回了广州。
这位人称“八嫂”，到晚年被尊称为“八娘”的黄春，以后并没有改嫁，也没有离开叶家。她把叶挺给她的钱拿出来一部分，和另外两个佛家姊妹一起，在淡水镇买了一间庵堂，农闲时住在庵内吃斋拜佛，农忙时回到家里播种收割。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她曾到澳门看过叶挺。
抗日战争期间，曾生同志的游击队在会水楼村成立时和以后来村活动中，她曾为战士们做饭送水，找稻草铺床，还把叶挺早年带回家里、支援办农会的一些枪支，送给了游击队。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为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以后，在叶剑英同志主持广东省工作时，曾下发专文，责成地方政府对这位革命老人的生活给予优厚照顾。这位老人活了91岁，1985年因病逝世，葬于叶锡三夫妇墓旁的叶家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