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送额已空，能否变通？
还在腾云学校刻意攻读的时候，叶挺便因从陈老师那里领悟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我国，靠的是强大的军队和优良的装备，我国要战胜列强的进攻，也必须强化军事力量的道理，因而曾经萌发过投笔从戎，从军报国的雄心壮志。
到了小学毕业的前一年冬天，正当他满怀激情，潜心地研习着南宋名将岳飞的丰功伟绩，和他的气贯长虹的《满江红》的时候，邻村一个就读于湖北陆军中学，叶挺称之为族兄的敏于，回家度寒假来了。叶挺看到他穿的配有武装带的新式军服，潇洒笔挺，与清军官佐的老式马褂服装截然不同；在找上门去与他交谈当中，又得知他在军校学的课程，是当今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潜藏在心里的那个“强兵富国”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但因他当时年龄尚小，要进这个军校，还需先念军事小学，而归根结底，这些军校还都是惯于向洋人屈膝求饶的清朝政府办的，叶挺对其能否敢于抵御外侮，颇多狐疑，所以思想上热了一阵，又冷了下来。
及至年前他在惠州参加庆祝光复活动，同学们都表示希望革命成功之后，能够到省城去见世面、求新学的时候，叶挺也产生了远走高飞，到省城一展宏图的强烈要求。而当他揣摩着到省里能学些什么的时候，脑中豁然出现了武昌起义和惠州之战那些虽未亲眼看到，却是早已熟知并且可以想见的英勇搏杀场面，淡漠了许久的金戈铁马、练兵习武的少年壮志，重又占据了他的心田。
秩平回家带来陆小招生消息时，正是叶挺孕育着理想，但又苦于不得其门，焦急烦躁的时候。旱苗得雨正逢时，这个消息给他带来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叶挺对哥哥传达的简单讯息，很不满足，又问这问那，刨根寻底。但秩平也只是听到传闻，并未十分在意，因而回答不了细节问题。叶挺激动地跟哥哥说，他已打定主意，要去学习军事；但远去广州，又是弃文习武，这事一经提到父母跟前，他们定会阻拦一番。因此他央求哥哥为他美言几句，并且由哥哥出面，主动向父母提出这件事。秩平虽比叶挺年长几岁，但也是属于同龄青年，思想感情都是相通的，他爽快地答应了。
也是在全家聚到一起吃饭的时候，秩平望着急似火燎的叶挺，对父母挑开了这件事。他说：“广州陆军小学招收新生，弟弟想去报名应考，我很赞成。他从小就梦想横刀立马，为国效力，如今革命大业方兴未艾，新学蜂起，又推出一门军事学来。弟弟既然有志于此，又长得魁伟强壮，相貌堂堂，我看是个能文能武的干才，理应让他实现抱负，遂心如意。”
叶锡三听着这些话，又像是在头上打了个响雷。他心想，叶挺年纪虽小，但小聪明歪点子颇多，家里这么多孩子，数他最难调理；自古以来兵匪难分，谁不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且有多少斯斯文文的事情他不去做，偏要去弄枪弄刀，冒死杀生！母亲吴氏没有锡三想得那么多，她只怕儿子当兵出去打仗，流血牺牲。
但叶锡三这回没像先前那样，事不如意就跳起来反对，而是老半天闷不作声，什么话也不讲。这一方面是他经历的事情多了，适应性也就增强了；另一方面，因为这次是由22岁的秩平代替叶挺说的话，先前便是一个叶挺也还压他不住，这会儿要压倒他们两个，谈何容易！他又想起自己老了，想到“仔大仔世界”的趋势，痛苦地思索一会儿，横下了一条心：自此以后再也不去干那些操心费力的傻事了，免得动怒伤神，又于事无补。他对贤妻吴氏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既然他哥俩已经私下商量好了，咱们也挡不住。那就让他去闯，以后他还想做什么，他自己决定吧。”
吴氏还想纠缠“当兵打仗，皮肉受苦”的事，叶挺耐心地给父母解释说：“我不是去当兵，而是去学军事。这也像其他学校一样，要先读小学，再读中学，中学毕业以后，也许还要读高等军官学校。学军事肯定是要打仗的，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而且那时打仗，也不像现在的民军这样，拿梭镖朴刀去打，而是用快枪大炮去打败敌人。”吴氏听得似懂非懂，但见叶挺说得恳切，也就将信将疑地勉强表示同意。
春节后，两个儿子都要走了。叶锡三亲自主持为叶挺准备行装，吴氏领着儿媳们忙三迭四，给他做了几件新衣裳，还把自己出嫁时，母亲和锡三给她的两只金戒指，也拿出来给了叶挺，生怕他在外边用钱不方便，受着委屈。打点妥当之后，老两口照例把他们送到淡水河边上船，让他们先到惠州，再乘西上省城的小火轮，前往广州。
兄弟俩到达广州之后，秩平先把叶挺领到测绘学校，让他寄住下来。然后陪伴他找到陆军小学的报名地点，仔细询问一番。令人吃惊的是，本次招生规定，所有的报考者，都要由各府各县负责保送，惠阳县已推荐了三四个人，名额早已满员。这可把小哥俩急坏了。满腔热忱来考军校，却落得连个名也报不上！
他哥俩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接连往报名处跑了几次。办理报名的官员看到叶挺如此焦灼不安，便告诉他，惠阳县的名额虽然满了，但阳江县至今还没有一人报名。叶挺向那人央告说，能不能变通一下，把他当做阳江县的考生，报一个名？那人见叶挺身体壮实，举止端庄，言谈不俗，求学心切，便慨然应允，让他在报名簿的阳江栏里填了姓名履历。报名没难倒叶挺，考试更难不倒他。发榜那天，在数十名被录取的考生当中，他的成绩突出，排在第三名。
过了几天，叶挺告别秩平，离开测绘学校，来到广州东郊珠江河中的黄埔岛，注册入学了。就是从这时开始，他认识了与他同时入学，以后长期活动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成为知名将领的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吴奇伟、李扬敬、李振球、罗梓材、朱晖日、叶肇等一大批小同学们。
叶挺从这时起穿上了军装，实现了从军愿望，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活。学校的数理化课程，都安排得很紧；初级军事队列、军事技术的学习训练任务，也很繁重，还设有外语课程，让学生在英、德、日、法四种语言中任选一种。叶挺考虑到当时德国、日本的军事水平最高，军队最强大，便选了德文，作为必修课程。
从此，叶挺在这个设在珠江小岛上、无异于兵营的初级军校里，意气风发地钻研着军事科学知识，得心应手地完成了三年学业。到1915年新年过后，他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保送到设在武昌的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在另一个高度上，继续接受深造。
陆军预校结同窗，武昌街头讲兴亡
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的湖北陆军中学。这所军事学校的治学方针，是既要学好普通学校的文化课程，又要学好军事科目，学科与术科兼顾并重，要求比较严格。
叶挺在学好各科的同时，为给以后继续研究高级军事科学作好准备，抓紧无机化学、解析几何、微积分和德语等课程，刻苦攻读，考试成绩逐次提高，都是优等水平。在术科方面，他的初级战术、筑城学、射击、刺杀等科目，也是成绩突出，名列前茅。
开课一段时间之后，叶挺的淡水同乡邓演达，也从广州来到本校，与叶挺作了同学。邓比叶挺大一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已读过广东陆军小学。广东光复之后，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队。以后他回到广东，又进了陆军速成学校。最近他从陆军速校完成学业，又来到武昌，目的是通过预备学校再进一步，以便升入高等军事学府保定军官学校。
叶挺和邓演达在家乡时，相隔较远，因而过去没同过学。但也曾在赴圩出游时多次见面，交谈很投契，相互很了解，如今在武昌聚到一起，正是他乡遇故知。这样，他们两个，再加上另外两个来自广东兴宁的李振球和罗梓材，总共四个讲客家话的人，十分要好，成了莫逆之交。叶挺以后与友人谈话，提到他的这三个好朋友时，总是说：“邓演达胸怀大志，才思敏捷，学识超群；李振球秉性耿直，宽容厚道，待人以诚；罗梓材干练机智，乐于助人，疏财仗义。”叶挺对自己和三个好朋友在军事学校同窗期间所建立的同舟共济、切磋学术、纵谈国是、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充满着无限憧憬，无穷回味。
叶挺在陆小和预备学校的学习生活，是在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中度过的。曾使叶挺为之振奋的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武昌起义几个月后，野心勃勃的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便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使革命遭受到了失败。
1913年，孙中山又发动反对袁世凯篡权，维护民主共和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和南京发起讨袁战争。但因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在袁军大举进攻下遭受失败，领导此战役的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被迫重新流亡国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袁世凯打败孙中山领导的“赣宁之役”，和由河南宝丰人白朗领导的震撼豫鄂皖边界的农民武装起义之后，得意忘形地宣布实行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又引起了一场云南护国军的武装起义。原云南都督蔡锷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在昆明联络云南都督唐继尧，成立护国军，发动讨袁。护国军在川东、湘西、滇东等地，重创袁世凯的北洋军，云南、贵州、广西、浙江、广东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迫于危急局势，宣布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忧惧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护国战争获得了倒袁胜利。
时势变幻无常，道路艰难曲折。帝国主义势力照样操纵着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人民仍在连年战乱中痛苦呻吟，看不到民主共和的理想何时能实现。面对着国家四分五裂的严峻现实，叶挺和他的亲密朋友们，非常失望、苦闷。课余饭后，他们聚在一起，深沉思考，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乐此不疲地探讨着国家、民族的出路。
当袁世凯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坐殿，护国军开进四川、两广兴师问罪的时候，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也在南湖发动了马队起义。叶挺和他的军校同学们积极响应。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向民众演讲，猛烈抨击袁世凯称帝复辟，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之下，接受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卖国求荣的滔天罪行，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号召，鼓动民众觉醒起来，效法战斗在湘西、滇东的护国军将士，反袁护国，展开斗争。
叶挺等人的宣传鼓动，从武昌城大街小巷，又转向东湖兵营。他们来到湖北军务帮办王占元辖制的炮兵团营地，动员该团官兵倒戈反正，参加反袁。但因炮兵团的大小官佐也多是来自北洋军系，叶挺等军校学生的这次策反，未能成功。蔡济民领导的马队起义，也终因孤立无援，遭到袁军残酷镇压。
武昌反袁斗争，使叶挺感触颇深。他觉得，一切称得起革命的行动，一定要有军队和民众觉悟，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他从古城武昌军民在这次讨袁战争中所表现的冷漠态度引发开去，深感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军队，抑或是民众，对于国家民族的存亡大事，“知之者甚少，麻木不仁者颇多”，这正是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列强欺侮愈演愈烈的症结所在。
这时的叶挺，已年满20岁，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多思，更加忧国忧民了。他不再满足于学好预备学校的课程，做好军事操练。他更加迫切的要求，已转到研讨哲学和社会政治学。他大量地买书、看书，通宵达旦地挑灯夜读。每逢周末或年节假日，正是他埋头读书的大好时光，许多书刊到他手里，一天两天，几个晚间便可读完。他不断地招呼邓演达、李振球、罗梓材等好朋友，一起去逛书店。看到什么新到的好书，又总是由他提议，让家里富裕的罗梓材解囊购买。而买来的各种书刊，他又总是多挑几本，先睹为快。
道德为旨悟当先，论辩《新青年》
《新青年》杂志是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它提倡民主与科学，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该刊曾介绍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打开了长期禁锢人民群众头脑的封建思想的牢门，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因而在客观上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叶挺在博览群书、精心探索中，曾给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发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它没有注明写作年月，但从信尾署名所写的“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叶挺鞠躬”来看，其写作时间是在他预校毕业之前的1916年秋冬。
通常，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往往是为自己的工作奔波，或者为能以优等成绩顺利升学而心满意足。但叶挺却不是这样，他考虑的头等大事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不是个人问题。他在信上告诉编者，“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他想的是“吾辈青年，如坐沉沉黑夜”，为此写信求教于《新青年》编者，并说：“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这种关心国事，关心社会，关心同辈青年的宽广胸怀，确是非同寻常。
叶挺写的这封2000多字的长信，不是单纯地提问求答，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的轻率弄笔，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作出的一篇颇有见地的政治性论文和哲理性作品。因此，受到《新青年》杂志编者的重视和肯定，加了按语全文刊登，推荐给广大读者。
叶挺写这封信的时候，《新青年》杂志刚办了一年，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各种新思想正在萌芽状态中探索发展。《新青年》在其中起着极好的引导作用。叶挺虽身在军校习武，但非常爱好文学，爱看书报，尤其爱读《新青年》，几乎每期必读，而且经常与知己朋友讨论杂志上的文章。叶挺，堪称《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他在信的开头就赞扬《新青年》在社会里是“明灯黑室”。他本人更是“遥聆若渴”，从中受到了许多教益，使他的思想日趋活跃、进步。
但是，他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勇于探索。他在毕业前的繁忙之中写了这封信，是他阅读《新青年》杂志一年多来，对该刊提倡新道德的做法，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与编者商榷。
他在信中阐述了觉悟是道德的基础的观点。他写道：“道德根本之甚，果何如耶？觉悟耳。”他尖锐地指出：“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之流亚也。”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是没有觉悟，虽然在言行上道貌岸然，那也都是伪君子欺世盗名之流，是假象，不是真道德。“真正的道德，必从觉悟中做出”，而一切不道德的言行，正由于无觉悟之心。
他揭露和抨击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叶挺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启发人的觉悟。他自信地断言：“仆敢信独步单方，惟觉悟二字。除此二字，别无良药。”
为了证明他这个观点的正确，他列举了孔子、孟子、陈白沙、王阳明乃至曾国潘等学者名人的言论精华，说明只要有了觉悟，便可以不溺人欲之中，不累于外物，从而得以向圣贤路上鞭策。在这方面，他特别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是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教育家，他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心固有的“良知”，要求人们以去掉贪欲，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去发掘本身的良知良能，以达到“天理”万物一体的境界。
叶挺受阳明学派的影响较深。他在信中赞扬王阳明用“知行合一之说训人，最切衰世之病”，认为王阳明关于“本心之明是知，不欺本心之明是行”的论述，最为精警。但他又没有拘泥于王阳明的这些说教，紧接着他就提出：“然何以能不欺，亦在觉悟耳。”意思是如何才能使行不欺知，真正把人的“良知”发掘出来呢？他仍然认为，也在于“觉悟”二字。推而广之，他把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也归之于“由觉悟中得来”。在他看来，一切道德，都必须在觉悟的基础上才能建立。
然而，觉悟又是什么，觉悟的真谛又在何处？叶挺进一步向《新青年》提出这个问题，并用较多的篇幅从宇宙观、人生观上，阐发了他的思想认识。
他从宇宙的起源开始探索，提出“宇宙胡为而然耶？吾人何处而自耶？”接着列举宗教、科学、哲学界的各种学说，一一加以剖析批判。首先他认为耶稣教“以天帝为创造宇宙，创造人类，而天地乃无生无死，自然自在者。”这种说法，“至近世科学兴，已根本动摇矣”。
其次，一些科学家当时“以原质（子）莫破，为宇宙庶类组织之原”，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令人大惑不解”。他指出：“原质（子）莫破，果又何从而来耶？”如果原子本身不可破不可分，那么一切物质又从何而来呢？叶挺的这一论点，正是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原子说的一种朴素的批判。事实上，原子说在后来的化学、物理学等的发展中，被逐渐否定而更新了。因此“原子莫破”之说，叶挺当时也认为解释不了宇宙的发源。
再看另一些科学家的“以太”之说又如何呢？他认为，“以太为耳目所不得加，感官所不得接，无重量，自然自在”，不可捉摸，这与宗教天帝之说同样无据。事实上“以太”是当时科学界为了解释电磁场的存在和光波传播而假设的一种物质，后来证明“以太”并不存在。
既然宗教界、科学界的一些说法都解释不了宇宙物质的起源，那么哲学家怎样呢？叶挺在信中写道：“于是哲学家持实质论、观念论，以及实质唯识论、实质唯物论、二元论、一元论、我识论、凡识论、有神论、无神论、凡神论等等，于宇宙人类之原始，仍蒙懵能完全解答。”叶挺研究了这么多学说都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宇宙诚一不可思议之物哉！”
信写到这里，他在思想上陷入迷惘。的确，在当时条件的局限下，叶挺对科学，对事物，的确存在很多不了解和不可能了解。科学本身也还不如今天这样发达，还很不完善，一些学说本身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设。叶挺学了那么多的学说，觉得一个也不能满足，于是一个一个地予以批判、否定，使他得出了“宇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这既是他长期探索得出的一个怀疑性结论，同时也是他将要进行探索的开端。
叶挺从宇宙观转向人生观的探索，他主张人生应有崇高目的。他批评那些认为“世界幼场耳，人生虚梦耳”的人，说他们是“没溺于人欲之中，为情驱驭，攘劳为恐日不给者”。说这种人谈不上人生有什么目的，世间一切可喜可慕可危可恶之事，在他们看来都没什么价值可言，所作所为都没什么目的可言。
叶挺认为，按照这种说法发展下去很危险，一种就是杨朱之徒那样，“肆欲狂乐，自促其生，大败于人群”。就是只知道狂欢极欲，很快了此一生，对人群带来很大危害。另一种那就是末世佛者的“颓寂不振，恬淡无为”。对这样两个极端的人生观，他都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人不过是“深溺于当前之物欲，借解脱之空言，冀蔽良心之责悔”，苟安于世，可悲可哀，并未理解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不是真正的觉悟。
叶挺倒是觉得当时的一些日本学者已得到了觉悟的真谛，说他们能够“了悟生死，超脱物欲”，武士道之流“盛昌舍生赴义，以捍国家，踵背相接”。在他看来，这也不失为人生的积极态度。当然，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还只看到武士道之流的舍身赴义方面，还不可能料到其后武士道精神在侵略战争中对人类的祸害。
叶挺对各种人生观进行了评述和批判，那他自己主张的人生观又是怎样的呢？他所说的觉悟的真谛又是什么？信中对此作了明确的叙述：“不累于外物，不累于物欲，随遇而安。惟行吾素，险安足惧，名安足慕，利安足求。”他认为这才是人生的目的、真正觉悟的真谛所在。
在阐述觉悟的重要性之后，他再次指出《新青年》单纯提倡道德的不足之处，他说：“今足下欲导人于道德之域，曰尔当爱国，尔当爱君，尔当趋于仁义，尔当为社会求幸福……”他认为这些都是对的，但当一个人没有觉悟，还沉溺于物欲情欲之中，则“劝者之情，不足以克其爱溺之情”，“虽父母兄弟流涕而劝，犹不反顾”，没觉悟的人在物欲、情欲面前，听不进别人的教诲。
因此，他对《新青年》编者再次说明自己的观点，要讲道德必先从自身的觉悟开始。他又回到了王阳明的学说上，“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弱，惟以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为正的。”“惟道德第一关头，在自身先有觉悟之机”，“若无觉悟之机，虽强聒以忠言善语，求其效十不见一二也。”
综观全信，叶挺青年时代的思想，仍然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特别是受明代以后的阳明学派的影响较深。这是由历史条件形成的。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里，他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但他已受到了新文化思想的影响，趋向民主与科学的新潮流，善于探索，勇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一个年方二十的青年军人，向闻名全国的《新青年》杂志提出商榷，探索宇宙、人生哲理，提出救国救民的“单方”，树立“振污世，起衰弱”的伟大志向和不为物累、不溺于人欲、有利社会的人生观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尽管叶挺思想仍受着传统观念和时代局限，但总的说来是接近于现实的新思潮的。他主张的提倡道德要首先讲人的觉悟的观点，确切是切中时弊的。《新青年》编者肯定说：“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此说仆不非之。”而且赞扬他的大胆探索的精神，热情诚恳地指出：“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耶稣教、佛教）以解，不欲依哲学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观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这是对当时叶挺的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在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两次起义中，他“险安足俱”，奋不顾身；在党内蒙受冤屈之后，到国外流亡，做到“随遇而安，惟行吾素”；在国民党牢狱中五年，更是“不累于外物，不累于情欲”，刚出狱即申请重新入党。可以看出，他后来的这些革命实践，革命信念，良好的为人处世之道，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正是青年时代开始确立的这些伟大理想和抱负，才使他后来很快就接受了马列主义，做出了一番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
叶挺的这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文字流畅，立论严密，是现存的论述宇宙观、人生观的唯一的一篇哲学论著，反映了他求知的钻研精神和文字造诣；后来，他还写了一些诗词和军事论文，但却没有见到在哲学上下功夫了。
距叶挺写这封信的21年后，在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等人所著《抗战人物志》一书中，曾对叶挺做过这样的描绘：“在他的谈话中，你发觉这是一个有了哲学基础的人，一个对宇宙观和人生观都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的人。他读过不少的书，对中国的政治问题他特别有研究。在澳门寄寓的几年，他无日不看书。所以当他抓住了一个政治问题来发挥意见的时候，他真像一个雄辩家一样。在这一点上，他是和其他许多军人不同的。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与其说是因为有军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敢，莫如说是因为他有了丰富的政治知识。”斯诺等人犀利的目光，对叶挺的观察和理解是相当深刻和准确的。
家母辛劳慈且贤，儿贫入葬难
1916年年末，叶挺在武昌修完预备学校的课程；翌年春天，继续北上，升入了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到校报到以后，教务部门把本期——第六期设置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五个专科公布出来，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志向选修一科。事关重大，叶挺便和同时升学的邓演达、李振球、罗梓材一起，慎重切磋、商量选择专科问题。
李振球认为，步兵和炮兵是核心兵种，主要的战斗任务，要靠这两个兵种最后完成。因此他主张学步兵和炮兵。叶挺认为选修工兵将会比选修步兵、炮兵更好些，因为能够学到物理、化学、工程建筑、桥梁架设、实用爆破等更多门类的科技知识，这不仅有利于在军界带兵打仗，将来转向社会搞“实业救国”，参加经济建设也会大有裨益。
罗梓材认为，工兵科课程设置虽是广博，但就其兵种来说，数量较少，作用有限，只不过是一支辅助力量。你就是当了工兵司令，也难于获得机会领兵作战，大显身手。叶挺说，我看以我们学过的各项军事知识，要做一个初级军官，应是足够用了。以此为基础在实战中掌握步炮协同的驾驭能力，是可以预期的。我考虑的是，我们应当珍惜年华，多学一些知识。
邓演达在四个人中是个“长者”。不管讨论什么问题，他都是先听听“弟弟”们的意见，然后再做评判。他听了各家之说，给叶挺投了赞成票。他说，当今的时势，是军阀称雄，拥兵自重。要完成民主革命，必须依靠革命武装。我们既然有志于学习军事，就应该选择难度最大、知识最广的专业来学。我不认为学了工兵就不能再指挥步兵、炮兵了，这要看自己的努力，事在人为。学了工兵，还可参加国家建设，这个考虑也是好的。李振球、罗梓材听到邓演达也主张学工兵，便和他们一起选了工兵专科。
学生们未入本科之前，先入入伍生队学习。叶挺等四个人编在入伍生队工兵连。入伍生首先学的科目，是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下士等士兵一级的基础训练，摸爬滚打，样样俱全。半年入伍生训练结束之后，叶挺家里发来一封电报，说是母亲病危，要他速归。他向学校请了事假，7月下旬，赶回了周田村。
父亲叶锡三活了70岁，早在三年以前，便已去世。那时叶挺在陆小毕业班紧张学习，母亲怕影响他的情绪，没敢告诉他这个消息，时隔三年，年仅45岁的母亲，也卧床不起了。叶挺依偎在奄奄一息的母亲身旁，为在这个穷乡僻壤，没有人能为母亲诊断出是什么病，而痛苦万分。
他把母亲给他的，但还没有动用的两个金戒指，拿到淡水镇上换了现款，为母亲请医买药，精心治疗。他又将母亲的卧室清扫干净，点起了蜡烛，撤走了煤油灯，尽量使房内空气清新。又亲手煮汤熬药，喂药喂饭，日夜守在母亲身边，聊尽一片孝心。但因母亲已病入膏肓，叶挺到家几天以后，她便溘然辞世，离开了人间。
叶挺满怀悲痛，主持料理后事。但他把自己的钱和家里的钱收在一起，也买不了一口棺材。势逼无奈，叶挺叫家里人向同村财主叶潭喜支借200元钱。叶潭喜说，借钱可以，但要用房契抵押，月利三分，半年内还清本利，逾期不还，要以房屋抵债。叶挺愤愤不平，但又一筹莫展。正在为难的时候，早几年读完了测绘学校，因无法就业，去马来亚谋生的七哥秩平，也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赶回家来了。他带回来的300元钱，解了燃眉之急。
贫寒族亲远，笑面不借钱
为母亲送葬以后，叶挺启程返回保定。他回到学校，第六期本科已正式开学。正课教官多数是留学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生，他们教的训练科目，内容丰富，课时较长，纪律要求也很严格。许多同学，都觉得从早到晚，从课堂到野外，既要听课又要演练，时间紧迫，连轴打转，人人都弄得腰腿疼痛，疲劳不堪。但当他们得知，这个教学计划是前任校长蒋百里先生留下来的，也就忍痛坚持了下来。
蒋百里是早年留德、留日，专攻军事的高材生。他主张，中国的新军人应该是中国的游侠、日本的武士和欧洲的骑士的综合体，必须将这三者冶为一炉，才能铸造出中国军人的新精神。他在本校任职时，都是借鉴德国、日本的经验，拟订教学大纲。他要求学生都要做到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并把这些优良品格，称为“保定军校精神”。
叶挺早就听过有关中国军事教育界这位前辈的许多传闻。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曾因学业优异，成为接受天皇授给宝刀的第一个外国人；又说他留学德国时，也是因为造诣深广，才华横溢，曾得到德国名将伯卢麦的特殊赏识。叶挺从这些传说里，产生了对蒋百里先生的倾心仰慕，对由他亲手制订的教育课程，怎能说个“不”字？
叶挺对战术、筑城、爆破、地形学等课程，兴味很浓。尤其对胜败攸关的战术课，更是学入了迷。他为了研究某个战术问题，晚上熄灯就寝之后，还要一个人钻进课室，查阅各种战例。他对于锻炼学生指挥能力的沙盘战术作业，表现得更积极。许多同学都害怕对教官出的“情况”处置不好，当众出丑。叶挺却是不同，他主动要求做指挥官，沉着大胆地处置各种情况，在多次沙盘作业课和作为选手代表工兵连参加沙盘擂台比赛时，都以兵力调用适当，战机选择适时，攻防战术运用娴熟，富于创造，而被评为驾驭能力的优胜者。
1919年新年过后，叶挺等第六期学生毕业了。由于这所学校属于北洋军阀政府掌管，学生毕业之后，都要分配到北洋军中当见习军官。包括来自广东等南方各省的学生，都不愿意到北方军阀部队中去，但迫于学校的硬性规定，也只好暂时服从。邓演达、李振球、罗梓材等被派到北方地区的边防军部队。叶挺则因还想继续深造，向校部递了申请到德国留学的报告，学校根据他的申请，对他进行了学业、体质全面考察，认为符合条件，批准了他的要求。
但他的这个留洋理想，最后并未实现。原因是该校派出的留学生虽是“官费”，但这项经费为数不多，要想出去搞好学习，还须自带一笔“私费”，以应急需。叶挺弄清了这个情况，又心灰意冷了。他想起前年回乡为母亲送葬时，因借款碰了钉子，真是不寒而栗。但别无他法，还得硬着头皮回家，再去试一试。
临行前邓演达嘱咐他说：“你见机行事吧！如果找不到钱，出不成国，你就到福建去投奔孙中山先生的援闽粤军；我们的目标也在那里，大家到福建再会。”
腊月年关，叶挺回到了家里。周田村的财主们先是你询我问地到处打听：“阿苕”当了什么官？带回了什么贵重东西？待他们弄清了叶挺不但还未派上什么官职，只是带回了两箱子书，而且还是为借钱而回来的，又摇头撇嘴，表示蔑视了。
年初二那天，族里的头面人物聚集到会水楼祖屋花厅，办公议事。叶挺为求借那笔费用，也鼓足勇气走进花厅，以祖宗的公产收入，向来都有一部分用于资助求学子弟为理由，向在座的长辈们提出借款300元，来日按规矩加利偿还。但那些长辈一个个笑眯眯地，一边说着族里出了留学生令他们觉得光彩，一边推说公产款已用于修坟祭祖，所剩无几，成全不了叶挺的大事。
叶挺筹款无着，只好痛苦地放弃了留学机会。过完了春节，他便按照和邓演达的约定，到福建漳州去，投奔援闽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