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岳飞、说香港，新派教师新思想
叶友山走后，校董会又聘来一位老师，名叫陈敬如。此人祖居惠阳县永湖乡，思想进步，是淡水地区颇有名气的新派人物。他早年一度崇拜革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后，孙文学说兴起，他又景仰孙中山，拥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
陈敬如到校后，先忙着设置课程，选编新教材，整理课堂环境。他参照当时城里大部分学校的课程规范化做法，设置了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即自然）、修身等六门课。教材方面，除尚无标准课本的国文一项，由他自己本着剔除封建糟粕、汲取民族精华的原则，亲自动手精选了一些名篇佳品，编纂成册以外，其他都是采取已经普及的通用课本。课堂的布置，也作了一番改造。他在学校门前的墙壁上，亲笔书写了“业精于勤，学成于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6个正楷大字；还在讲坛后面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东亚舆地全图》（舆〔yú〕图，地图，多指疆域图），一个长方形的大算盘。
一切安排妥帖以后，陈老师开始正式授课，他讲的第一课是地理。在这一课里，他让这班偏僻山乡的孩子们知道了我们的祖国处在地球的东半部，有广大辽阔的土地和海洋，有寒带、温带和亚热带，有绵长的海岸线，有丰足富饶的物产资源。他讲的第二课是历史。他又在这一课里让学生们知道，自从盘古开天地，我国已有4000余年的文明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涌现了众多卓越无比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卫国保疆的英雄豪杰。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舍生忘死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疆土，呕心沥血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使我国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文明古国。
叶挺全神贯注地听着陈老师的讲话。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开阔了他的胸襟，扩展了他的眼界，使他第一次知道了，我们的祖国竟是这样辽阔广大，这样美丽富饶；我们中华民族竟有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的风流人物，取得了多么伟大的科学文化成果。一股爱国主义的思想暖流，在他心中涌动激荡。在大量的新知识面前，他目不暇接，洗耳静听，再也没有以前叶老先生在台上大声讲“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叶挺在台下小声说“哪有这回事，粟是人种出来的，谁见过书中有一粒稻谷”那种顽皮情形了。
但是，没过多久，随着课程的步步深入，叶挺的心情又渐渐变得沉闷、压抑、愤恨、激怒了。这是因为陈老师在历史课里，讲到了自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列强把我们美丽富庶的祖国，视为他们的盘中肉，用炮舰轰开了我国的国门，英国侵占了香港，法国侵占了广州湾，德国侵占了青岛，俄国侵占了旅顺口，连小小的日本也把魔爪伸进了东北辽东地区，小小的葡萄牙也侵占了澳门半岛。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到处横行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陈老师不论讲什么课，都要列举实例申明要旨。他讲算术的加减乘除，便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攻我国时索取了多少“赔款”，掠走破坏了多少文物国宝为例，仔细计算它们的巨额价值。他讲格致课，又把贪婪的侵略者，疯狂掠夺我国的粮食、煤炭、矿石、棉花、油料等经济原料的事实，联系进来。讲历史和国文课时，不仅讲到年代久远的我国民族英雄岳飞和文天祥的悲壮业绩，还讲到近年来发生在本乡本土的，惠州革命党人英勇进攻清军的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他的授课，贯穿着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廷暴政的中心主题。
陈敬如也和叶友山一样，很快发现并针对着叶挺具有超群的充沛精力的特点，便在正课之外，介绍许多书报给他看。不过他借给叶挺看的，都是新派人物的革命舆论著作——进步的《民报》，章炳麟论述驱除异族、光复旧业的《（qiú）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鼓动人民奋起投身革命斗争的《革命军》。叶挺读着这些时尚之作，不仅受到扣人心弦的革命理想的激励，而且领略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和他的革命活动，对孙中山这位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萌生了无限爱戴。
在陈老师的培育下，叶挺养成了早晚朗诵诗文的习惯。每当雄鸡报晓或夜深人静时，便见叶挺或在学校门前的“读书亭”中，或在自家的瓦屋卧房里，或高声唱诵，或低吟默念，反复玩味着他所由衷喜爱的名篇佳作。
那时，城里的学校，都已设了现在通称为体育的体操课。但腾云学校条件有限，既无场地设备，陈老师也不擅长体育。为了从这方面跟上办新学的潮流，彻底改变只让学生死读书，不关心体质锻炼的陈规陋习，陈敬如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开办了以爬山、野游、远足为内容的体操课。春暖花开时，他带领学生到野外去踏春，顺便带上一根木棍，让两个学生扛着木棍，其他学生轮流缘棍盘绕，练习单杠动作。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陈老师带领他们爬大岭，登乌石鼓峰，观赏金秋山林美景，叩击“咚咚”作响的峰顶“石鼓”，采食野果，畅饮甘泉。叶挺在上学前就喜欢爬山，这回由老师领着爬上高峰，兴致更浓。他也喜欢玩“单杠”，一上去就盘上盘下，把抬杠的人压得直咧嘴。至于打球，他早就用竹篾编过篮筐，挂在树干上，用柚子练习投篮。对叶挺来说，这些活动都是爽心惬意，其乐无穷。
陈老师有时还组织学生出去“远足”。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抄小路走了30多里，到了大亚湾渔乡澳头村。从那里登高远眺，陈老师触景生情，又讲起了往事。他指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说：“同学们知不知道，远处海里有个小岛呀？”小同学们透过迷茫雾霭，仿佛看到了湛蓝的海水里真的显露出一个黑褐色的孤山岛影，正感困惑，叶挺却开口便说：“那就是先生常讲的被英国霸占的香港岛吧！”
“对啦。”陈老师满意地看着叶挺说：“那就是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强迫清王朝割让出去的香港岛。在以后的40多年中，英国又得寸进尺，先后侵占了九龙半岛上的尖沙咀和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把它霸占的地盘扩大到1000多平方公里。”
叶挺怒目圆睁，死死地盯望着那个东南海面，仿佛看见了挂在那里的米字旗，和站在那些旗下的英国士兵。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海峡，把那些令人憎恶的英国旗，全都撕个粉碎。
汝有何功德？端坐享烟火
叶挺小的时候，因为常干些像吃饭时把碗抛向空中，待它将要落地时再把它接住那类令大人啼笑皆非的“蠢事”；有时又把家里果园砍下的枯枝朽杆，往没柴烧的鳏寡老人家里送，左邻右舍的人们，都觉得他有股傻劲，说他“苕”。
还有，他上学当了学生以后，还帮家里放牛，而且出村入村，常常骑在牛背上，嘴里打着唿哨。族里世俗观念很深的人看不上眼，说他“读书郎骑牛，有伤风化”。“做了学生还吹哨，未免轻浮”。再加上他“逃学做鸟笼”、“烧子弹炸烂锅灶”等一桩桩“丑闻”早已传了出去，人们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阿苕”。
在惠阳客家方言里，“苕”就是“傻”的意思；把“阿苕”变成普通话，就是“小傻瓜”。叶锡三对于儿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很留意的。有时他在外边听到风言风语，心里很是不快，回到家里便向叶挺“问罪”。但孩子日渐长大了，已不便动辄打骂，而且在叶挺据理力争，说是自己为家中放牛干活，骑牛吹口哨玩玩，无可非议时，他又觉得无言以对了。
叶锡三虽然还在留恋旧学，怀疑新学，但他同时又感到新派陈敬如老师执教之后，叶挺不仅在读书上大有长进，便是顽皮取闹的事也日见减少了。陈老师每次与他见面，又多有夸赞叶挺之词，这不能不使他感到高兴。但高兴之中又夹着隐忧。忧的是尽管叶挺大有进步，偏是那个“苕”劲，不但未见改变，反而有所发展。
叶锡三的这个顾虑，是有事实根据的。亘古至今，在贫苦老百姓家里，只有男孩子才能上学读书，女孩子是没有这个福分的。这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叶挺对此偏要说三道四。他常用一些新名词说什么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不让女孩子读书，便是歧视妇女。又如，女孩子生下以后，或者长到8岁至10岁，都要送到别人家里去做童养媳，当劳动力的，这也是山村里世代相传的古老习俗。叶挺对这种做法也有异议，特别是他的异母姐姐，因当童养媳病死在婆家以后，他的反调唱得更高了。
叶锡三对叶挺这些想法，很不理解，又恨又怕。因为他早已和吴氏为叶挺的妹妹叶珠、叶香找了婆家，也给叶挺找了一个童养媳。如今离办事的时候已经不远了，叶挺竟还在那里谈论不应不让女孩子读书，不应收送女孩做童养媳，这怎能不叫叶锡三着急上火呢？这回不光是锡三，连最疼爱叶挺的吴氏，也夫唱妇随，站到了丈夫一边。
小小年纪的叶挺，如何反抗得了旧风俗、旧礼教的强大势力？他10岁那年，锡三和吴氏不顾他的反对，照例履行父母的责任，把一个比他大两岁，又瘦又矮的姓黄名春的小姑娘，接来家里，告诉他，这就是他未来的“结发之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多久，在短短几天当中，先是叶珠，后是叶香，接连被叶挺素不相识的人接了出去，也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叶挺把这几件事视为灾难，又哭又闹，不可开交。叶挺竟不择言词地指责父亲，问他还记不记得，他可怜的二女儿，叶挺自己没见过面的二姐姐病死在婆家的事？又问他把自己的幼女送到别人家干活，把人家的幼女领来自家当劳力，是不是也要她们走二姐的路？
叶挺一个劲地吵闹责怪，倒把锡三吵懵了。他看着儿子一板一眼，振振有辞的那一股“苕劲”，心里又气又恼，想说，但又说不过他，想打他一顿，又心虚手软，只好以“这是千百年传下来的规矩，人人都要走这一步”之类的话，来劝说他。母亲也一再地说，叶珠、叶香的两个婆家为人很好，不会亏待她们的；她自己也会将心比心，把黄春当亲生闺女来看待。她叫叶挺放心，再不会发生先前那样的事。
不管大人说什么，小叶挺还是不服气。为此，他多少天闷气不响，不跟父母说话。见到心里很同情的小黄春，也不理睬。只把他的痛苦心情，说给陈老师听。陈老师对叶挺的这些与他年龄并不相称的思想行为，是很感佩的。但他告诉叶挺，这些需要用革命的办法予以革除的陈规陋习，现时还很普遍，不是几个先进人物站出来反对一通，就能改变的。他还告诉叶挺，这些事只能暂且坦然处之，一切的希望，都应寄托于民主革命的早日成功。
那时男人们背后都拖着一条辫子，这是清王朝臣民的独特标志。不愿做朝廷顺民的革命党人，早已抛弃了这个象征受压迫、受屈辱的身外之物。于是叶挺和几个同学也效法他们的榜样，拿起剪刀，“嘁嚓咔嚓”，也把辫子剪下扔掉了。他的“叛逆”行为遭到父母一顿痛骂。
叶锡三看到叶挺情绪很坏，生怕他再干出什么“苕”事来。没过几天，叶挺果然又惹祸了，而且这次干的“苕”事，竟然触犯了天地“神明”。
陈老师在讲课时说过，世界上没有神。历史上的孔子、诸葛亮、关公、岳飞等文官武将，因为他们贡献大、名望高，后人便建了庙宇，用来纪念凭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们，看到这些名人有被用来加强自己统治的价值，便把他们说成是神，借口神的旨意，来推行自己的主张，愚弄穷人。叶挺觉得老师的这番话说得对，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这一天，叶挺约了几个小同学，到淡水镇去选购纸笔文具。一路上土地庙不胜其多。叶挺看到这些“神位”，一种憎恶的情感涌上心来。他想起陈老师讲的话，又想起自己同样没见过面的三个哥哥，就是被庙里的凶神恶煞吓死的，还想到死去的姐姐和被领走的妹妹，心中升起了一团怒火，一伸手把那些土地庙前的香炉，举起来砸得粉碎、扔掉，一扫而光，干了个痛快淋漓。小同学们也跟着他干起来，大砸神庙。
惹了这个大祸，自然要掀起一起风波。一个向来笃信神灵的地主领着一群迷信神明的农民，闯进叶挺家里，大骂起来：“你这个畜牲，好大的狗胆，敢去打菩萨！”叶挺顶撞他说：“打就打了，该砍该杀，由着你吧！”那地主见叶挺不肯认罪，咬着牙跺着脚说：“你干出这般亵渎神明的事，要遭雷劈的！”叶挺又顶撞说：“我不相信有雷公，若有的话，就让他来劈我好了！”
叶锡三也是一个神明崇拜者，这会儿听说叶挺冒犯了神明，他连忙打躬作揖地向那地主赔礼认罪。他又叫人把陈敬如请过来从中调解，好说歹说，才把地主劝住。叶锡三颠颠地把地主送走，便跑回来气呼呼地要向叶挺算账，陈老师连忙遮拦，劝说锡三。一席话直说到鸡叫头遍，一家人诚惶诚恐，连晚饭也没有吃成。这件事又引起族里人“苕啊傻呀”的一片议论，但叶挺不理这一套，他认为砸烂香炉是出了一口气，暗暗地享受着胜利的喜悦。陈老师夸慰他说：“你不是阿苕，你干的都是聪明事！”叶挺得意地笑了。
纵身上供台，菩萨胡须揪下来！
1911年春天，15岁的叶挺，在父母的陪送下，步行5公里，在淡水河边搭乘帆船，到惠州求学。他是年前修完了腾云学校的全部课程，以优异成绩毕业的。说是小学毕业，实际上他在本村读了九年书。如今他去深造的地方，是惠州府立蚕业学校。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父亲叮嘱再三，母亲抹着眼泪，骨肉亲情，不尽依依。
临行前，恩师陈敬如勉励他把握前进方向，奋发上进。还依据多年来对他的了解，提议给他再起一个名。陈老师说：“你的名字叫为询，固然很好；但如能简化成一个‘挺’字，韵味铿锵上口，涵义亦可显示‘人要上进，叶要上挺’和‘挺身而出，拯救中华’的志向，更加合乎你的性情。”叶挺感于陈先生多年来诲人不倦，至今还对他关怀备至，又觉得这个“挺”字韵正意深，确是难得，当即欣然接受，衷心感谢（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从关爱角度则认为“挺”字是“铤而走险，绝少平安”的征兆，此语虽消极些，却一语中的。叶挺一生为国为民，敢于、甘于“铤而走险”）。“叶挺”这个响亮名字，就是离家前夕开始启用的，而他用了15年的“为询”，以后便作为“曾用名”，很少使用了。
府城惠州是宋代以来即已繁盛的历史古城。北靠东江，中有西枝江将城区分成两半，城西是广达千顷、素有“苎萝西子”美称的与杭州西湖同名的西湖，由于水网密布，该城也被称为“水上之城”。又因地处省、港和潮、梅之间的咽喉部位，四周环水，形势险要，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时值辛亥革命前夜，这里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基地。
叶挺这些年随父亲进城，也曾来惠州游逛过几回。但这次来此长住，印象却不如记忆中那样美好。他赶到设于西湖鳄湖西岸古刹永福寺里的蚕业学校，办好入学注册手续，安顿了宿舍住处，便会同刚刚结识的几个新同学，出去巡游。
一行人沿湖边走着，只见沿途花木稀疏，杂草丛生，游人寥寥，景物凄凉。湖区许多宏伟古典建筑里，都驻扎了清军。“军营重地，闲人止步”的告示牌，比比皆是；“走开！这里不准通行”的吆喝声，震耳欲聋。据说这是在三洲田和七女湖起义之后，广东陆军提督秦炳直为镇压惠阳地区的反清革命斗争，增派过来的部队。风景区变成了兵营，真是大煞风景。
叶挺一行扫兴地出了西湖，走向商业区，所见所闻，大同小异。栉比鳞次的店铺，有些已关门歇业，尚在开张的一些日杂用品商店，光顾者也已今非昔比。忽然，“大人来喽，清路！”随着这一声声尖厉的喝叫，一乘载着官府老爷的八抬大轿，由一群武装卫士簇拥着，招摇过市，走过去了。叶挺满面愠色，瞥了一眼坐在轿里的头戴红缨帽的官府大人，气愤地说：“我们走吧，他们的日子还有多久？全靠庙里的菩萨保佑了！”
过了两天，学校开课了。叶挺这次没投考已有700余年历史、久负盛名的惠州府中学堂，而选考了蚕业学校，原以为进了这所专科学校，可以学到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专业知识，掌握一技之长，将来从事工农业生产，为改变国贫民穷作点贡献。及至开课之后，他才发现该校的兼任校长也是一名府官，不是真正兴业办学之人；校内设备不好，师资不足，所上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没有一个老师能像陈敬如先生那样讲得深入浅出，条理分明。
尤其使人难堪的是，在班里众多十四五岁的少年同学当中，还掺杂着几个三四十岁的“老学生”。他们都是从小熟读“子曰”的人，内中还有一位秀才先生。如今清朝政府废除了科举，他们都跑到新学堂来，寻找出路。这些“老学生”想的是“学而优则仕”，说的是陈言旧语，虽然都能背诵一些“子曰”之类的古文，但数理化课程基础很差，学得很吃力。
这些“老学生”中的一些人学不懂新知识，就到永福寺大殿里敬神拜佛，祈求神灵赐予保佑。叶挺很讨厌这些人，但又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不愿与之多所交谈，又不得不帮助他们解疑释难。这种令人厌恶的环境，使他对家乡的腾云学校非常留恋。
某次考试之前，那位多年科举不第的老秀才，又走进大庙拜神去了。叶挺可怜他愚昧无知，上前加以劝止，告诉他那些泥胎不通事理，不能帮助他考得好成绩。但那秀才不以为然，还是跪倒爬起，爬起又跪倒，虔诚地向那泥菩萨行了三跪九叩礼。叶挺气得不行，纵身跳上供台，向泥胎脸上揪下来一把胡须，摔在供台上说：“你不信我的话，那我就拔掉它的胡子，等几天我们再来看看，它是怎样保佑了你，又怎样惩罚了我，它会不会自己把胡子再安回去。”那秀才吓得连忙打躬作揖，口念“阿弥陀佛”，倒退几步，跑了出去。
几天以后，考试成绩公布了。叶挺门门优良，老秀才门门不合格。叶挺拉他进殿去看，只见那把胡子还在原处摆着。叶挺问他求菩萨灵不灵，菩萨帮了他什么忙？老秀才无话可说，但仍是摇头晃脑，不肯认输。
封建官吏严密控制下的蚕业学校，冷冷清清，死气沉沉。但同在西湖之内的惠州府立中学堂，却因校内有一批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传播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显得非常活跃，生气勃勃。纸是包不住火的，高墙深院也阻挡不住革命洪流的冲击。不久，许多消息传进蚕业学校，说是省城的革命党人正在秣马厉兵，准备再次发动起义；叶挺家乡淡水地区的民军，也在邓铿的领导下聚集着力量，要来攻打惠州城。又说驻惠州的清军已接到秦炳直的命令，准备大打出手镇压革命；大西门炮台上的大炮，也瞄准了府立中学堂，随时可能屠杀革命师生。
在革命势力和没落的清王朝行将爆发生死较量的紧张气氛中，叶挺班里的那几个“老学生”惶惶然不可终日，叶挺和他的几个小同学们，却是“惟恐天下不乱”，盼望着革命高潮早日来临。
3月29日，孙中山、黄兴筹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又遭失败之后，秦炳直疯狂镇压革命党，所有剪掉辫子的人，也都未能幸免。蛮横的清军大兵到处搜捕“叛逆者”，叶挺和几个同学也因没有辫子，困在学校不敢出门。
这事却吓坏了兼任校长的那个府衙官吏，他为了洗刷自己的“渎职之罪”，赶忙领着这几个学生找知府，申明学生剪辫纯属年幼无知，并非“乱党分子”，使叶挺等几个学生，获得“保释”。回到学校以后，该校长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和法纪，为了防止叶挺等“乱党嫌疑”再生是非，当即张贴告示，宣布将叶挺等几个“言行不轨”的学生，开除学籍，遣返回家。
开除学籍父着忙，快快去圆房！
叶挺本来就觉得入蚕业学校是进错了门，如今既被开除学籍，那就乐得早点离开这个思想禁锢、教学落后的地方，另寻出路去。他打点行装回到家里，把在惠州的经历如实地禀报给父母双亲。叶锡三听他说到被开除出校的时候，一个趔趄瘫倒在坐椅里，几乎断了气。待他缓过气来，又是暴跳如雷，大骂一通，说叶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是个真正的“乱党分子”。叶挺自知与他争辩无济于事，索性躲进卧室，闭门读书，不再吭气。
晚上陈敬如老师得闲的时候，叶挺又去找他作了汇报。陈老师这些日子也和在淡水一带组织民军的邓铿打得火热，又很了解全国各地的时事动态，对叶挺在惠州的遭遇，当然同情，当然理解。他告诉叶挺，不必为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过分担忧，七十二烈士的热血不会白流；全中国已布满了干柴烈火，更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了。
叶挺对陈老师这些入情入理又激动人心的话，都很爱听，但对自己在这场革命斗争中，究竟能做些什么，特别是如何及早地摆脱当前困在家里，在无休止的指责声中过日子的困难处境，百思不解，很觉苦闷。陈老师跟他说，你年纪尚小，当然应该升学深造；前一时期你有志于学习蚕业，也是对的。但现在看来，蚕校虽然标榜新学，治学方面却远不及府里的中学堂，如果你愿意转到这所学校去，我可以通过那里的熟人关系，介绍你去。叶挺当即表示，他很希望早日离家，到外面去充实自己，开阔视野，如蒙老师帮助转学，那是一件大幸事。这样，叶挺在家自学两个多月之后，便由陈老师推荐，返回府城，进了惠州中学堂。
这所办学历史长，在府内首屈一指的中学堂，规模较大，设备较好，教师中不乏新潮人物，阵容很强。叶挺插班就读后，发现老师们讲的自然科学课程，不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而且辅以许多佐证定理定律的科学实验，令人心驰神往，兴趣无穷。课余时间，他又主动接近这些老师，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所教的课程，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学内容，也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为依据，借鉴过来的。
这些新潮人物，对当今的反清革命斗争，也表现得十分热心。叶挺虽然不敢肯定他们都是革命党人，但从他们在讲授自然科学时，也常常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来看，总觉得他们如果不是革命党，也是革命党的同路人。
叶挺感到，处于革命高潮中的这所古老学府，虽然还存在着一股维护旧秩序的顽固势力，但在新派人物比较集中，革命思想比较活跃的这个环境里，守旧派人物也在起着变化。中学堂里这支强大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不仅正在为民主革命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而且他们传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舆论，还远远地越出了学校的范围，进入了惠州社会的各个领域。
正当叶挺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下，遂心如意，刻苦努力地吸吮着新的思想、新的知识的时候，平地一声惊雷，长江岸边的武昌古城，爆发了又一次武装起义。这场发生在10月10日，标志着“辛亥革命”胜利成功的起义，旗开得胜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短短的两个月内，14个省份脱离清廷，宣告独立，清王朝已是招架有功，还手无力，到了寿终正寝，土崩瓦解的地步了。
在武昌风雷的震撼激励下，惠州地区也掀起了革命高潮。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陈炯明、邓铿等人，率领千余民军会攻惠州，11月10日占领了这座府城。起义的胜利给向往革命的人们带来欢乐，也给那些害怕变革的因循守旧者带来了莫大的惶恐。惠州城里清军缴械，民军受降；革命党人接管市政，府城衙门拱手交权。叶挺兴高采烈地跟着全校师生拥上街头，宣传革命，张贴标语。也就是这个时候，叶锡三和吴氏却在乡里胆战心惊，烧香拜佛，为叶挺祈求平安无事，盼望他快回家来。
1911年10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在12月29日各省代表集聚南京举行的会议上，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作为新的纪元，被定为民国元年。这些改天换地的壮举，又在惠州引起了轰动，欢呼庆祝的活动连绵不绝。
叶挺欢欢喜喜地参加完这些庆祝活动之后，学校放寒假了。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家探亲，度假过春节。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这次回来比上次回来还要糟糕，以致弄得更不愉快。
叶锡三和吴氏，对革命没有什么认识。辛亥革命成功了，他们还把它看成是“兵荒马乱”。由于以前有过省城、本地起义遭受镇压，和叶挺被学校开除的事，这次民军攻打府城时，老两口在担惊受怕中，商量了一个万全之计。这就是：儿子有幸回来之时，便是为他圆房成亲之日；并责成其从此不得再离家出走，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地接办果园，研习医药，偏安乡里，继承家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叶挺再出去卷入动乱，像许多起义民军那样，受伤的受伤，战死的战死，不啻是死无葬身之地。
叶挺正是在父母作出上述决定之后，回到家里的。老两口为儿子安然无恙感到高兴，更为他将要成家立业感到欣喜。在全家人吃晚饭的时候，叶锡三喝着米酒，趁着酒兴，就把他和吴氏作的决定，告诉了叶挺。他的话还没打住，叶挺就火了。他申辩说，他是不想看家守土的，幼时父母教导的长大出去做事，他至今还没忘记；当前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他更应勤奋向学，而不能置身度外。至于成亲，他也表示自己年纪尚小，暂时还谈不上，将来能否与黄春结成百年之好，眼前仍然难以预料。
叶锡三望着身体长得更加强壮，思想却变得更加激进的儿子，竭力压住心中的怒气，喷着酒味说：“我先前教你长大以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那是指望有个太平盛世。可如今新党逞能，朝廷用兵，你争我斗，杀来砍去，此时你出外读书，能读到什么？”叶挺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必然要经过激烈抗争；有志气的年轻人，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多学一些新的思想知识，怎么会读不到什么呢？”
叶锡三对这些话听不入耳，但不愿听也得听，有什么办法？他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幼时热心地学习果树栽培，对中医中药也有兴趣，现在怎么能忍心抛弃这些祖业？”叶挺说：“这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事。那时年幼，对一切都好奇，当然至今我还有兴趣。但这些家中小事怎能与当今的国家兴衰大事相比？我怎能主次不分，轻重倒置，丢下大事，去做小事。”父子俩话不投机，针锋相对；吴氏一步不离地在旁听着，只管着急也插不上嘴。父子只好不欢而散，各自安慰。
叶锡三见扳不倒叶挺，便到处活动，出去“搬兵”。几天之内，他把周田村里叶姓家族里那些能说会道的长辈，也就是过去常说叶挺骑牛也不好，吹口哨也不对，这也是傻，那也是“苕”的那些人，都请到家里来说服叶挺，要他遵从父母之命。叶挺从小就不喜欢这些人，如今知事明理了，对这些人更不喜欢了。他想了一套对付的办法：礼貌地接待着他们，但对他们唠叨的那些守家立业、娶妻生子的主张，很少搭话，不肯买账。叶锡三请来的说客们说得久了，叶挺的心情也有所松动。他考虑再三，向叶锡三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这就是，他可以同意和黄春完婚，但父母当支持他出外学习，家业的事以后再议不迟。
叶锡三对这个折中办法，并不满意。但他也看透了一些事理，觉得如今世道变化很快，年轻人好高骛远，既然叶挺不愿弃学守业，硬留也留不住，倒不如接受他的意见，作了妥协。娶了老婆成了家，多了一个牵挂，不怕他以后在外胡闹，没有后顾之忧。叶锡三作了这些盘算之后，就赶在年前，勉为其难地给16岁的叶挺和18岁的黄春办了婚事。
叶挺寡言少欢，正在急切地等待着过完大年，重返惠州的时候，在广州测量学校读书的胞兄七哥秩平，也回家过春节来了。他对叶挺这次回家所处的境遇，极表同情，还给叶挺带来一个特好的消息：广东陆军小学恢复办学，即将招收新生。这消息好像一场及时雨，叶挺一听，愁云顿消，心花怒放。他拉着秩平，细细地谈了起来。这次谈话，为叶挺选定一生的志向，起了决定性的抉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