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他参与了“十五”计划的前期调研；如今，他又参与了“十一五”规划的前期调研。几年间，他的经历给了他特有的观点和发言权，他就是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20世纪80年代，还是学生的王一鸣，受到潮水般涌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影响，毅然踏入经济学求学的大门，从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到湘潭市的市长助理，再到国家发改委，先后参与或主持国家有关部委的研究课题二十多项，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外。
王一鸣：今天我们要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一些展望。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说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处在一个矛盾凸现时期，我们既面临着很多战略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耽误不得也失误不起，要谋划好我们的发展思路，谋划好我们的蓝图，谋划好我们的路线图，才能乘势而上，才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如果战略上有失误，就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我讲五个问题。
【内容提示】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2010年，中国会有多少人居住在城市？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什么？
王一鸣：第一个问题，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时期。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50美元以下叫低收入国家，650美元到2555美元称为中等收入国家，2555美元到7911美元叫中高收入国家，7911美元以上就叫高收入国家。中国在1996年超过了650美元，也就是说，1996年开始告别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2003年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该达到多少呢？就是人均3000美元。那时我们就可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迈进。
从工业化的进程来看，我们也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2004年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270美元，2005年有可能达到1400美元。按照汇率计算，我们按钱纳里的模型也基本达到了，就是正处在一个工业化中期阶段。各个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这一时期，或者说工业化正处在中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往往会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同时，这个时期也可能是矛盾凸现时期。为什么？因为它处在一个社会转型之中，即由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工业为主导的社会转化。中国现在正处在这种大的社会转型之中。
这个时期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二战以后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像韩国、巴西，它们都处在这个阶段，处理得比较好。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个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阶段为什么是黄金发展时期？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升级，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消费结构在发生什么变化呢？我们正处在由吃、穿、用为主导的消费阶段，转向以住和行为主导的消费结构。大家在北京可以很直观地感觉到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堵，我们每个月汽车的销售量可能在3万到5万辆之间。这说明什么？汽车正在进入家庭。另外，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住宅小区像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人们正在大量地购置不动产，这表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型。经济学上有一个恩格尔系数用来表明我们消费中用于实物支出的比重，那么我们恩格尔系数已经由“九五”末的39.4%下降到2004年的37.7%，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说明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用于实物支出。那么其他的用于什么呢？用于住和行的积累和支出，甚至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和培训。
农村居民，由“九五”末的49.1%下降到2004年的47.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50%以下。除了住行的消费以外，我们还会有许多新的消费热点，包括电信。我们现在移动电话用户超过3亿人，城镇居民也就5亿人，几乎大部分城镇居民都有移动电话，这就是电信消费。旅游消费也非常火爆。还有教育的消费。我们储蓄为了什么？很多银行做问卷调查，很多人第一个填的都是子女的教育，就像在座的各位都是做父母的，储蓄是父母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来进行支出的。还有医疗保健的消费等等。我们说，这些住和行的消费热点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需求。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型，我们不但追求基本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还在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这就是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型。
第二，由于有了这种需求，我们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说的住和行的需求，跟吃、穿、用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要建房子就需要钢材、水泥、铝合金；要发展汽车，就需要大量的钢材薄板，这是比较高端的产品，需要各种电子设备，需要玻璃，需要橡胶做轮胎。这些产业有什么特点呢？它的产业链条比我们吃、穿、用的这些产业的链条要长得多，这其中就会形成很多中间需求，就是中间品的需求，它会使得产业链条拉长，使得我们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几年，我们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很明显的变化。本世纪以来，比如2000年，我们的工业占GDP的比重是50.2%，到2004年提高到52.9%，提高了2.7个百分点。这表明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还在加快，它占GDP的比重还在提高。而在工业结构内部我们会发现钢材、水泥、有色金属、铝合金这些重工业部门比重的提高在加快。比如重工业部门占工业增加值比重，2000年为62.5%，2004年为67.6%，提高了5.1个百分点，也就是4年中提高了5.1个百分点。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正在呈现工业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部门提高这样一个态势。这种态势，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重化工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不像我们吃、穿、用，它是劳动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部门要建个钢材厂、铝合金厂，要大量的投资，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就会加快，对我们解决就业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还有重化工业带来的排放，对环境的污染会迅速增加，对处理好工业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提出了挑战。所以，这个阶段由于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
第三，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可以说，当今中国正处在世界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现在流动人口总规模有1.2亿人，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大家都学过历史，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那时候的人口流动跟我们现有的规模无法相比。我们正处在一个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当中，按照通常的规律，城市化达到30%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加速期。我们是哪年达到30%的呢？是1996年。2004年我们城市化率是41.8%。也就是说全国有40%的居民已经集中在城市居住。过去几年城市化率每年大概要提高1.4个百分点。从1998年以来，我们每年要提高1.4个百分点。到2010年，我们判断每年会提高1.0%到1.3%。按这样的推算，到2010年，我们城市化率将达到48%到50%。到那时候，中国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了。就是说，城市社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化会带来什么？人口进入城市，它必然带来对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需求。人进城了，子女要受教育，要有医疗保证，要有各种公共服务，对道路、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有需求，这些需求就会带动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什么？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会居住下来，成为城市居民，这部分人又会形成比较庞大的消费品市场。这个消费品市场又会形成新的需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四，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阶段，为我们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现在全球处在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说，不光是资金，而且技术人才都在大规模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还是有限制的。为什么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呢？如果人口自由流动，我们中国农村剩余两亿多劳动力都可以流动到美国去，到那儿去寻求就业机会，这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不能自由流动，但是高端人才可以。经济全球化，资金技术都在大规模流动，这种态势为我们利用国际资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国际资本。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外商投资，这个规模有多大呢？2004年是606亿美元。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引进外资，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大大地促进了我们的产业的发展。2004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贸易大国。我们进出口总额有1.1万亿美元，2005年可能达到1.4万亿美元。我们的货物贸易规模应该说是非常大的，给周边国家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包括对东亚一些国家的传统产业，比如说日本、韩国的钢铁，由于我们进口规模的扩大，使得这些国家的传统产业延续了生命周期，生命周期拉长了。我们这种大规模的进口对周边国家经济也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跟世界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发展关系。中国以前的分量非常小，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但是今天西方的主流媒体，如美国、德国、英国、瑞典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为什么？中国开始对世界有影响了，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对这些国家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正处在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期，处在黄金发展期。
【内容提示】
●黄金发展期为什么也是矛盾凸现期？
●谁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压力？
王一鸣：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正处在这种转型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之中。这种转型，带来什么矛盾？为什么说矛盾凸现？首先说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更加突出。社会矛盾突出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比如收入分配，由于新兴产业部门的成长，由于市场化机制逐步发挥主导作用，由于要素在参与分配，就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种扩大表现在方方面面，甚至表现在人们的社区。以前人们可能都在一起，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今后随着大家购置不动产，你会发现有些人在逐步向高档社区迁移，有些人向中档社区迁移，就是说在空间上也将表现出来。如果收益差距扩大了以后，我们的利益共同点就会发生变化，你能期望一个百万富翁跟一个下岗工人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吗？这很难。所以我们协调社会矛盾的难度也就增加了，表明了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其次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正在面临的巨大的困难是什么？是资源瓶颈的制约。中国以前号称地大物博，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分母效应。我们有13亿人口，什么东西拿来被这巨大的分母一除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所以说我们工业化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正在大量地进口资源，不仅进口石油，也在进口铁矿石，进口各种金属矿产。由于国内资源供给不足，我们受到资源的约束也越来越大，那么资源进口的商业风险就凸现出来。大家知道，前一段原油涨价，我们付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
另外，环境的约束也在加剧。由于重工业的发展，排放正在增加，二氧化硫的排放，现在排在世界第一位。我们现在电厂都在进行脱硫装置的改造。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我们也参加了《京都议定书》，我们有减排义务，到一定阶段我们要履行减排义务，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压力。
第三，由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我们正处在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这么一个时期。大家都知道，欧盟、美国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我们面对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出口规模又在迅速增加，这种压力必然加大。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量是加工组装，没有自主的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附加值很低，所以，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去出口，但是所得收益非常有限。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这种外贸的增加方式，也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另外，我们由于利用国际资源，势必面临着国外矿业集团价格的压力，它们可能建立一种战略联盟来讨价还价等等，所以说我们正处在十分重要的关口。我们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就是把我们比较快的发展周期拉长。从1978年以来已经26年，我们继续把它拉长，再持续10年、15年甚至20年，这种高增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经济增长保持较快速度，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的技术水平，我们的集约化程度，也都在不断提高。这样就能如期地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种前途，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形成两极分化，失业增加，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就会引发社会的徘徊甚至动荡，就像拉美一些国家出现的现象一样。所以，要避免拉美化。我们有信心，我们具备第一种前途的条件，也有这样的能力去实现既定的目标。这是第一个问题。
【内容提示】
●对于即将走过的五年，他只用五句话，提炼中国经济的经验启迪。
王一鸣：第二个问题，第十个五年计划就要完成了，它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要用好、要抓住我们当前的有利时机，在发展中来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
“十五”计划明确了一个指导方针，发展是主题。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要又好又快地发展。“十五”时期我们实际上是逐步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2001年我国GDP增长是7.5%，2002年增长了8.3%，2003年是9.5%，最近的统计资料表示，2004年也是9.5%，2005年上半年还是9.5%，我们呈现了一个加速增长的态势。那么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呢？13.65万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是1.65万亿美元。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排第几呢？由于汇率的变化我们还排在第七位。当然现在汇率有调整，因为汇率是可调整的。应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增长的上升的周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期，把各方面的有利因素都用起来，争取在这段时间实现比较快的发展，这样能够取得主动。包括今后几年，能快的时候在保证增长质量的情况下就尽量快一点，这样，我们发展的主动权、主动性就会大大提高。
第二，一定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发展的实践，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那么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来的？是发展实践的总结。特别是2003年的SARS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我们说，发展一定要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要转变增长方式。这些年，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GDP大概占世界4%左右，但是我们消耗的石油资源占世界7.4%，我们消耗的钢铁占30%，我们消耗的煤炭占31%，水泥占40%，电解铝占25%，所以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我们的技术对经济的贡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发展实践，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不然这种发展模式很难持续下去。
第三，要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总是有周期性的变化的。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经济周期大幅波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历次五年计划的经验来看，凡是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的，波动比较小的，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比较好。第十个五年计划经济波动就比较小。历史上我们曾经波动很大，增长的曲线波动很大，各方面的矛盾和压力也比较大，而起伏大的五年，大起以后往往就大落，一个投资高峰来了，一两年回头就是一个大幅度的回落。一般这样都要耽误几年时间。先快后慢，加在一起算总账往往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还会延误发展时机，而且还会带来阵痛。所以“十五”计划增长率都比较平稳，7.5%是低的，高的是9.5%，中间增长率只差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比较平稳。但是也有波动的时期。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投资迅速回升，到2004年一季度投资增长率高达43%，中央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没有出现增长周期的大的起伏，避免了增长周期的中断，而且也没有损害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宏观调控的话，可能我们现在又要面临新的调整。
第四，经济发展要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上来，克服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为什么要把着力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上来？现在尽管我们在煤炭能源、发电量、铁路、公路发展上都很快，但是我们还是面临煤电油运的紧张。南方的同学都感受到，暑假回家的时候有拉电的现象，就是能源的供给不足。2004年发电量增加了5千万千瓦，原煤生产量是19亿吨，原油产量是1.75亿吨，我们还进口了1.2亿吨。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的能源还紧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资源利用非常粗放。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GDP还要翻两番。煤炭也去翻两番行不行，现在生产19亿吨，再去翻两番？显然我们的空气受不了，我们的肺也受不了。我们必须着力调整结构。调整结构的中心环节是什么呢？不是简单地去调整产业的比例关系，而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所以我们要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最后一点是坚持以人为本，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发展经济为了什么？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制定的这个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拥护？为什么历届党中央集体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拥护？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所以要把人民生活总体上不断地提高，作为我们发展的出发点，作为我们的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型的出发点。老百姓的需求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不但要物质生活的改善，对精神生活也有更多的需求，所以我们发展也要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这是第二个问题。
【内容提示】
●从2001年到2020年，中国划为哪两个发展阶段？
●中国何时跻身中上等收入国家？
王一鸣：第三个问题就是简要地展望一下“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前景。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2006年我们就要进入第十一个五年。从2001年到2020年，这20年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是第一个阶段，后十年是第二个阶段。“十一五”时期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它要延续“十五”比较快的增长态势，拉长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为后十年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说“十一五”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说，延续这种增长周期并不是很容易的。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到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但总体上还是不平衡的，在各个年度间也是不平衡的。当然，我们能够实现这个速度，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一个大国保持2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我们还要延续，还要继续去创造奇迹。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高增长，我们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个时期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时期，比以前，比其他国家，我们更有条件去利用国际资源，更广泛地去利用国际资源，同时我们这些年国内的发展环境也十分有利。但是总体上说，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很高的增长平台上维持下去，所以，往往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一种态势。“九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是8.3%，“十五”时期前四年是8.7%，比“九五”还高。但是我们总体上比，改革开放从1979年到2004年，我们平均是9.4%，也就是说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速又要低，所以说大体上会延续这种前高后低的一种态势。如果我们要做些预测的话，比如“十一五”，我们说增长速度会比“十五”低一点，“十五”前四年是8.7%，如果2005年增长率是9%的话，“十五”的平均增长率也应该在8.7%左右。如果“十一五”经济增长速度低一点，假设它是7.8%，后十年就是2011年到2020年，我们假设它是7.2%，把2000年做不变价来计算，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19万亿元，2020年会超过38万亿元，按照2000年的汇率计算，2010年会达到2.3万亿美元，这就超过现在的法国、英国、意大利，跟德国接近了，到2020年我们就会达到4.6万亿美元，那么就超过了现在日本的GDP。这是按2000年的汇率计算的。如果汇率发生变化了，我们的GDP总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现在是13亿多一点人口，人口增长还没到高峰期，假设2010年是13.5亿人，2020年是14.3亿人，按2000年的汇率计算，2010年人均GDP是1700美元，与目前中等国家的平均水平1920美元就接近了，到2020年人均就会超过3200美元，就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应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是有信心的，也是有把握的。
【内容提示】
●大的好处是什么？
来听听他的规模理论。
●东方民族的储蓄观念将带来什么？
来听听他的见解。
●这种大规模经济体具有抗衡国际市场风险和市场波动的抗冲能力。
王一鸣：第四个问题就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我们要延续这种增长周期，今后五年我们到底有哪些有利的条件？有很多方面。
第一，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了，我们回旋余地比以前增大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总量跟2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是拥有1.65万亿美元的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了。加上我们在世界的份额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4%提升到4%多了，我们是全球的一个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了，再加上我们有13亿人口，城市人口又超过5亿，工业化又在加快推进，所以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大大加强。这种大规模经济体，对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是市场的回旋余地大，就是说，有的产品比如在东部，它生命周期慢慢结束了，但是在中西部还能找到市场；在城市它的生命周期慢慢衰退了，但是在农村还能找到市场。由于可以把很多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大拉长，还由于这个市场很大，我们可以在国内培育起一些世界级的大企业，等它长大以后再去参与国际竞争。比如说我们的长虹，可以依托国内市场成为电视机生产企业，然后再去参与国际竞争；比如说海尔，也是先在国内成长到一定规模了，然后对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再有，由于市场很大，单个企业很难垄断这个市场，有利于增强市场的竞争性。企业垄断力弱，就可以提高这个产业发展的竞争水平，给这个产业提供竞争。
第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在很长时期内继续保持，能够避免因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而使我们高速增长期中断。我们现在就业总人数有7亿人，当然农村还有1.6亿的剩余劳动力，我们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当然我们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是人力资源大国，这就使得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特有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出口产品为什么有竞争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有竞争力。在成熟的技术状况下，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的份额中占有比较大的成分，因此我们是有竞争力的。现在你到国外商店去看，很多原来比较高端的产品都有大量原产地是中国的，包括计算机，包括一些名牌产品，名牌的服装都有在中国加工制造的。为什么？要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就要到中国去建厂，为什么工厂都在陆续地往中国迁移？因为有劳动力的价格优势。我们劳动力资源很丰富，国土空间又很大，在发达地区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可以转移到内陆地区，我们可以用空间来换时间。如果劳动力价格上升，没有一个回旋的空间，技术进步再跟不上，它的经济高速增长就很容易中断。
第三，我们储蓄率比较高，可以保障经济较快增长对资金的需求。我们多年的储蓄率一直高于40%，当然这与东方民族这种储蓄文化有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随着消费率的提高，储蓄率会有所降低，但是仍然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所以我们的资金供给条件比较充分。另外，这几年外商投资非常踊跃，尽管如此，我们投资80%以上将来仍靠国内储蓄，所以我们可以有效地整合国际优势资源，利用我们的资金供给优势，整合国际的优势，又不会对国际资本形成过度的依赖，这是我们的优势。
第四，我们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很多物质基础的支撑。我们现在的产业体系中有很多产品都是第一，在全世界都是第一。随着工厂的迁移，大量的产品都是第一。我们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智能化的、柔性化的、集成化的生产方式都有。如柔性的生产线，你到上海通用去看，生产线上不同品牌的不同型号的车在一条线上可以组装，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控制。当然，这个是外资企业。国内企业也有，也有这种柔性生产线。我们还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微电子、现代生物，包括航空航天，高端的都有。但是我们也有大量的传统的产业，而且传统产业规模很大，还有很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在高中低不同的技术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体系，可以梯次接续。另外，我们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这几年已经超过3万公里，就是短短的十来年，高速公路仅次于美国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总的用户量已经超过7个亿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人口有那么多，我们远远超过美国。所以说，我们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原来没法相比的，我们的发电量已超过四亿千瓦，现在每年还在新增5000万到6000万，我们在建的规模也很大。我们的物质基础比以前是大大不同了。
第五，经济转型加快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城乡的这种转型就是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那么各个地区的结构的调整，也会对开辟经济发展新的空间产生接续不断的推动，农村接续城市，内陆接续沿海地区，使得经济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扩展。
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也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集中到它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这些领域，包括基础原材料，一些垄断性的领域，自然垄断性的领域。我们还进一步放宽了电信、电力、金融、城市公共事业、铁路、航空、邮政这种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来加强它的竞争。比如中国电信，我们原来的中国电信现在变成了什么？北方叫中国网通，南方叫中国电信，我们把它切开了。为什么呢？就是加强它的竞争，提高它的服务质量。电力也一样，我们也改革，现在邮政也要进行改革，铁路也要进行改革，都是为了改变垄断行业的垄断局面，提高它的竞争性。
另外，我们也在推进投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投资体制也正在进行改革，从原来的审批制向备案核准和审批相互结合的方式转型。财税体制也在进行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职能也在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单一经济调节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主导转型，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品。这些改革都会创造出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
【内容提示】
●小渔村、芦苇荡为什么变成大都市？1986年我到蛇口还能闻到鱼腥味。
●几十年内怎么完成别人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
王一鸣：第五个问题我想讲的是，中国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别的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这种工业现代化的任务，把别的国家持续一两百年的发展压缩在几十年做完，必然会面临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一些特殊的困难。
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做别人两三百年做的事，面临的困难肯定会更多。中国的变化也是令很多人吃惊的，这种变化可以感受得到。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1986年去深圳的时候，在蛇口还能闻到鱼腥味，现在深圳是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就是这20年，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化大都市，就20年时间，原来的小渔村就不见了。再说上海的浦东，我1992年去考察，那时候浦东大部分地方都是芦苇，但是现在去看浦东，那已经是高楼林立，非常现代化的城区，能感受到十多年时间迅猛的变化。这种变化就表明，我们是把别人很长时间做的事压缩了，必然也带来种种矛盾和困难。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是什么？
第一个方面，如果传统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了，我们要转变这种增长方式面临什么问题呢？人力资本条件，技术供给不足，这个矛盾就非常尖锐。转变增长方式，需要人的素质的提高，需要大量的自主的技术供给。但是，我们现在生产一线上大量的工人都是农民工，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或可能只有短期的培训。如果劳动力素质没有根本的提高，这个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很难。再有我们缺乏自主的技术，我们有很多生产线，很先进，但只是跨国公司把它的工厂从国外搬到中国，我们没有自主技术。我们得到了加工费用，我们的工人得到了工资，地方政府得到了税收，但是专利费用、这些产品的巨额利润都很难得到，很难分享，因为我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所以转变增长方式，我们面临着人力资本条件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弱这些方面的制约，这是我们的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必须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
第二个方面，我们面临的能源资源供需矛盾和约束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加大。我们这几年工业比重还在提高，还没有到顶点，随着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它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还在增加，而国内的供给又是有限的。比如说石油，我们大概在1.75亿吨到1.8亿吨，最多1.8亿吨，就这点生产能力，但是我们的需求还在不断地增长，所以这种瓶颈的制约在加剧。我们又处在重工业发展加快的阶段，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所以我们今后仍将处于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能源压力。同时，能源进口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产油地都是什么地区？都是战略性地区，都是国际争端非常密集的地区，像中东地区就是我们原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地。所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安全风险都是很大的。
第三，我们面临的矛盾就是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这个我们开始已经说过。这种利益多元化既表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也表现在一些新的困难群体的出现。比如下岗职工，比如失地的农民等等，对新的困难群体，怎么去帮助他们？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说社会要和谐，就是说一定要使这些困难群体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善他们生活的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集中度也在提高。就是说不论是人口和生产要素都在集中，这使得城乡和地区间的分化在加大，因此，解决城乡和地区发展的矛盾的难度也在加大。我们说城市化，人口必然向城市集中，主要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势必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分化。城市地区非常繁荣，美化、亮化、绿化，使城市越来越漂亮。我们可以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描绘我们的城市建设，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灯火辉煌，但是我们会看到农村很多地区变化非常慢，江山依旧。为什么呢？就是生产要素由于生产机制的作用，要向收益率高的地区集中。为什么人要到城市去？城市的工资高，也就是回报率收益率高。为什么资金要往城市流？资金的收益率高。
地区上也是这样，向优势地区集中。这样一来，就加剧了城乡地区间的这种不平衡，协调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们说必须形成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机制，但是这的确很难。投资过度向城市涌流，就会出现农村的衰退。城市过度扩张，又会形成城市的拥堵和过密。还有环境的污染，甚至出现地荒、电荒、水荒等等。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协调的难度也在增加。
最后一点，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外部风险也在加大。我们的国内市场正在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大量都是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国内市场国际化，因为市场是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会更加激烈，特别是“入世”过渡期结束，服务业，包括金融，包括原有的零售，我们都要逐步地开放，包括文化，包括文化产业我们都要开放，这就会大大加大这种竞争的压力。而国内很多企业、行业由于传统体制的约束，可能会面临比较艰难的局面。随着我们的发展，国际上一些竞争对手，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也会建立一些战略联盟来对我们进行牵制，而我们抵御这种摩擦，抗衡这种风险，分化这种牵制的实力又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会面临这种压力，面临风险。今天因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儿，讲五个问题，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提问的。
【内容提示】
●计划改称规划，一字之差的奥秘是什么？
●发展谁？限制谁？
●未来5年，区域规划的战略是什么？
观众：您好，我想问一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变成“规划”，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王一鸣：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十五”之前每个五年我们都是叫计划。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强调要提高计划的战略性、宏观性和指导性，但是名称上还没有变化。这次把“十一五”由计划变为规划，我觉得是表明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计划到规划，它更加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从项目管理到规划管理的转变。这是第一个原因，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第二个，计划变规划也是政府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要求。开始我们说了，现在政府只能转变一个战略重点，就是要加强公共服务，那么规划更加强调对公共资源配置的约束。而对市场，一方面市场要放开，让市场机制去起作用，但是对公共制约要通过规划去加强，要重点加强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同时我们也可以引导规划，可以去引导社会资源按照规划发展的重点去流动，这是要强化公共资源，要约束，让市场经济机制对社会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同时规划也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向规划的战略重点去流动。“十一五”时期我们会更加重视什么？更加重视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我们在配置投资、配置财政资源的时候就会体现这些目标，公共资源一定要按规划的要求去配置。
第三，计划变规划，也是规划工作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我们现在规划的程序跟以前是大不相同的，以前的计划都是很保密的，现在规划越来越公开化，就是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因为规划以后的蓝图要让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另外它也有专家的辅助体制，有审议委员会，有专家的大量前期研究作支撑，中间有审议委员会，然后又征求公众的意见，最后再提交批准。这个程序以后都要法制化、规范化，提高规划的民主参与度，公众参与度，也提高决策的科学程度。战略失误就会造成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科学化地制定规划，就是强调这三个方面。
观众：王院长您好。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中国的区域差距比较大。我想问一下，“十一五”关于区域之间的规划发展有什么新的举措？
王一鸣：“十一五”我们要实行区域总体的战略，这个战略包括要继续坚持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是从2000年开始的，我们要继续加大开发的力度，特别是要培育西部的特色产业，提高它的自我发展能力。要继续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规划。东北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我们要提高这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国际竞争力，使这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还要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中部地区是我们的资源产地，也是我们农产品的主产区，制造业又有相当的规模，又贯穿南北连接东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要促进这个地区经济的崛起。再有我们还要推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因为沿海占我们整个GDP的60%，这个地区发展了，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才有保证。当然，我们原来的总体战略还要继续实施，“十一五”时期我们还要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还有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随着我们国家财力的增强，要加大这种扶持力度。另外要扩大跨区域的基础设施、交通通道的建设，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为交通不方便，人就流动不起来，货物就流动不起来，只有流动了，有些资源才能变成商品。
为了打破行政区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十一五”也要尝试建立主体功能区来构建区域发展的体制。比如说按照它承担的这种功能来进行划分，有些地区是优先开发的地区，也就是说，国土开发密度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资源承载能力开始减弱，这种地区，可以优先开发。但是，我们要优化开发，就是一方面要加大开发力度，另一方面要减轻开发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另外，开发潜力比较大的地区我们可以划定为重点开发的区域；承载能力比较大、开发潜力比较大的区域可以不受行政区域制约；有些不适宜开发的地区，就是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不能乱开发，不能什么地方都达到一个发展水平，不可能的。所以有些地区要适度发展，不能过度。那么老百姓的生活怎么解决呢？通过转移支出，使他们享受的实际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接近发达地区。但是不能过度开发，过度开发就带来了生态的破坏。比如江河的上游地区，比如三峡库区，你去大规模开发就会出现污染。这个叫适度发展。
还有些区域我们叫严格限制开发，比如说自然保护区，比如最近对三江源，就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作为生态地区国家投入了好几十亿，要重新恢复生态，这个就跟当时的开发有关系。所以有些地区我们就是要限制开发或者说禁止开发，像自然保护区，这些地区我们要禁止开发，就是按照它承载的功能做一些划分，这个正在探索。
观众：王教授您好。我还有个问题想问，现在各方面都在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我们应当如何着手？
王一鸣：节约型社会，节约资源是中国以后发展面临的很大的、很长期的课题。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因为我们的人均量很有限。比如说住房，人人有个house我们做不到，没有那么多土地来保证我们这个条件，不可能人人住个house。所以，节约型社会，首先在战略层面上，要把节约资源作为战略国策。计划生育、保护环境都是国家的基本国策，那么我们也要把保护和节约资源建议列入国家的基本国策，每个人都要遵守。从小学的课本教育开始，从小就养成节约的习惯，形成这种节约的理念。另外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的体系，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结构，要限制高耗能、高耗材产业的发展。另外也要限制国外把这种耗能产业、耗材产业转移到中国国内来。国民经济体系主要产业都应是资源节约型的产业。另外，体制和机制非常重要，我们说要节约必须有节约激励这种体制和机制，如果浪费了不受到任何惩罚，没有人会节约的，节约了不受到奖励也不会有人去节约的，所以说要在体制和机制上来促进资源的节约。第三，我们说技术上要有创新，就是必须开发节能的技术，节材的技术，节水的技术。大学的水龙头怎样在技术上不让它浪费滴水，都是技术上可做的事情，节水节能节材的技术怎么去推广也是一个课题。再一个就是要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资源的再利用，资源可循环使用，当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能循环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把能够循环利用的都循环利用起来，形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