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的名字是以出生地命名的，胡鞍钢就是其中的一个。1953年，他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因为当地的鞍山钢铁厂闻名全国，父母给他取名为胡鞍钢。可以说胡鞍钢是和新中国一同成长的人。他曾经去北大荒插队，在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后，他开始迈入了知识的殿堂，从唐山工学院，再到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他求学的脚步一直没有停过。1991年，38岁的他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如今作为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主任，胡鞍钢每天都埋头在数据堆里，不停地算，有人评价说他最大的本事就是从数字里测算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轨迹。他每天坚持写出几万字的国情分析报告。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胡鞍钢的话，那就是“孜孜不倦”。
【内容提示】
●面对已经过去的五年，他会做出怎样的盘点？
●即将开始的又一个五年，他会作出怎样的预测呢？
胡鞍钢：下面我就中国“十五”期间的发展做一些评论。我的主标题就是《中国如何开创新局面，再上新台阶》。
今天这堂课我们需要讨论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十五”期间中国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纪、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也是中国从局部小康水平向着全面建设小康水平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和设想前进的过程。一个良好的开局，“十五”计划很快就要结束了，从2001年到2005年年底，我们如何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十五”时期呢？为何在短短的几年，也就是只有五年时间，中国又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哪些新的特点？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又在哪些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些凸现的问题？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实际上进入到一个全面开放的时期，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贸易的增长，对全球产生什么样重要的影响？并且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贸易格局和投资格局产生什么样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这都是需要认真讨论和研究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总结“十五”成功的经验，也要进一步吸收和吸取不那么成功甚至有些不好的地方或者说失败的教训。那么为什么“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呢？
这些问题的提出便于我们进一步地分析。从总的结论来看，或者从总体上来看，“十五”时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出人意料地在五个方面上了大台阶。每隔几年上一个大台阶，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台阶论。1957年、1958年毛泽东提出大跃进论，但是我们都知道，大跃进论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提出了台阶论，就是每隔几年我们的经济总量、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那么到底在过去几年中国上没上台阶呢？我们认为上了五个方面的大台阶。
首先是经济总量和经济个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突出表现为2004年我们的GDP总量突破了12.5万亿这个目标，就是提前一年实现了我们的经济总量。同样我们的人均GDP超过了9600元，也是提前一年实现我们原定的目标。这是第一个大台阶。
第二个大台阶就是称之为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迈上了一个大台阶。怎么来衡量呢？通常中国的统计是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当时提出的目标是5%，现在看来城镇人口可以达到9.7%，农村人口可以达到5%以上，特别是2005年农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以上。从国际角度来看，人民生活水平是否上了台阶呢？我们通常所用的重要的指标，叫做人类发展指标，简称HDI。根据刚刚公布的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17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居第85位，比1990年前进了20位，大体为0.755。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世界人类发展指标的中等偏上水平。如果能够达到0.8的话，那就是高水平，高水平就是0.8到1.0之间。我们希望未来的五年，中国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达到这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我们称之为人类贫困指标，在全球10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居第27位，也就是说已经从最贫困的国家上升为一个贫困人口比例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我们希望今后五年应该进入前25名甚至进入前20名，也就是说今后解决我们的贫困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
第三，我们的综合国力上了大台阶。最近我们对综合国力做了一项研究，主要是八大类战略性资源，23类指标，在过去几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在迅速缩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不仅从总量上缩小，而且可以从八大类战略性资源、23类指标方面全面地缩小。这是上的第三个大台阶。
第四个大台阶我们称之为五大资本台阶。所谓五大资本是指五个资本，第一个我们称之为物质资本，第二个是人力资本，第三个是知识资本，第四个是国际资本，这四项基本上都是正的。第五项是自然资本，一般是负的。这五大资本在2000年的时候，相当于GDP总量的比例大体是67%，但是到2003年就提高到80.5%，到2005年可以预期完全有可能上到85%以上。因此，这个台阶的上升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或者说比较高的增长。
第五个大台阶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总量大台阶。2004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达到1.15万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的2.4倍。根据商务部最新的估计，2005年可能会达到1.4万亿美元。很显然，中国不仅本身迅速崛起，不断地在国内一些重要的指标上大台阶，最关键的是贸易总量上大台阶，深刻地影响着进而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贸易格局，当然也会改变世界各类产品的价格格局。什么含义呢？就是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原材料产生巨大的需求，使得这些价格的市场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地进行出口制成品又导致了制成品的价格下跌。一方面上升，另一方面又下跌，使得利润空间（就全世界的利润空间而言）有所缩小。
中国的发展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讲到的，若干年上个大台阶。当然，中国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地讨论和分析。这是总的评价。
【内容提示】
●他用波动系数，横向比较几个五年计划，哪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最稳定？
●我们完全可以用波动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他认为，即将过去的五年，中国经历了“新四化”。
胡鞍钢：下面我们开始逐一讨论中国“十五”期间的情况。首先，我们对“十五”期间的主要成就和进展作一些详细的分析。
第一个方面，就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基本上实现了主要的宏观调控目标。为什么这么讲呢？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之外，关键指标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怎么衡量呢？我们通常采用两个主要指标。
第一个指标叫波动系数，这个波动系数如果小于25%，我们认为是宏观经济稳定，如果是大于25%，我们就称之为宏观经济不稳定。当这个波动系数达到50%以上，我们就称之为极不稳定。按照这样一个定义来计算，我们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比如1953年到1978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高达154%；特别是“大跃进”期间、“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波动系数超过250%和200%，明显的经济波动。但是1978年到2004年就从154%降到30%。我们又对各个五年计划做一下计算和评估，发现“六五”期间波动系数是37.2%，“七五”期间高达47.8%，“八五”期间17.5%，“九五”期间11.5%，“十五”期间主要是过去四年，不包括2005年，大约是10.7%，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波动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很显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宏观经济稳定时期，波动系数都小于25%，而且越来越小。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1980年以后，如果把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各个国家相比，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波动系数在所有国家中是最低的。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也成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稳定器，这是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应当说“十五”期间，我们既摆脱了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低于1%的话就等于通货紧缩），同时也防止了2003年、2004年、2005年的高通胀，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在经济学上所说的一个理想状态，即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稳定。应当说“十五”期间实现了所谓的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除此之外还包括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同时大规模地创造就业，特别是在城乡两方面进一步创造的就业。在过去五年，包括2005年，基本上实现了原定的目标，就是在城市新增4000万就业岗位，看来可以达到4200万到4300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农村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大约4000万，也就是说在过去五年，中国创造了非农产业包括城市的就业人口数，有可能超过8000万。8000万是什么含义呢？几乎是世界在过去五年创造就业总量的将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这样一个比例。因此说，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并且要求各级政府把创造就业、缓解失业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现在看是初见成效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四化在加速。四化是什么含义呢？主要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信息化。我们来看一看工业化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国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工业化加速的阶段。这还不是中国的特例，包括美国，1870年到1913年，它的工业增长率要高于经济增长率，工业带动了整个经济增长。同样，1950年到1973年，日本的工业高增长也带动了它整个经济的增长。中国从1978年到现在，特别是“十五”期间，工业化进一步加速，突出表现为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除了发电量、汽车等极少数产品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排第一的，超过美国或者是日本，成为世界工业产品产量最大的生产国。
其次，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来看一看欧洲在过去发展的历史纪录。从1820年到1920年，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欧洲向外移民大约是6000万人口，而中国2000年城镇人口还是4.5亿人，到2004年达到了5.4亿人。如果考虑到2005年的数据的话，过去五年城镇人口增加了9000万到1亿人，只花了五年时间。所以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与工业化进程加速是一样的，都处在一个快车道上。那它的背后是什么含义呢？首先，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导致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就会提高消费水平，所以说无论是从创造财富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加速城镇化都会强有力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三是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就是说中国加入WTO，就等于买到了一个进入全球市场的门票。我们经过三年的时间，如果包括2005年的话是四年，如果包括明年年底过渡期完成，那么是五年的时间，就等于中国完成了从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的经济和社会，向着一个全面开放的经济、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型，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它突出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是贸易总量的迅速增长。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2005年有可能达到1.4万亿美元，那么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买家是赢家，当中国成为超级买家的时候当然也是超级赢家。我们正处在从一个买家到大买家进而成为超级买家的过程。其次就是中国成为吸收所谓FDI（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主要的热土。我们计算一下，在过去四年间，中国累计吸引的外资达到2100亿美元。如果2005年突破600亿，达到660亿美元的话，我们五年就可以达到累计吸收2760亿美元这样大规模的外资。从第三个指标来看，就是中国的实际开放度在明显提高。什么是实际开放度呢？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叠加了，第一个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进口额占GDP比重，中国2004年已经达到34%。第二个指标就是我们所说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额同样已经达到40%多。因此，把这两个指标叠加在一块儿，实际上中国的开放程度是相当高的。中国加入WTO之前也曾经有过一场争论，现在看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当时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加入WTO使得中国不仅买到了全球化的门票，最重要的是提高了整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全球化的重大受益者和赢家。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开放。在过去五年，我们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开放，全面开放我们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我们的社会，全方位地开放经济。
第四化就是信息化。中国的信息化早在“九五”期间就开始加速，到了“十五”期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或者说全面加速，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消费国。也就是说无论手机还是固定电话、有线电视、彩电等等这些所谓信息消费，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用户。此为其一。其二，我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其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IT产品出口国之一。我想在这一时期十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实现“十五”期间所规定的95%的“村村通”这样一个目标，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城乡获取信息的能力在提高，但是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还在明显扩大。
以上四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四化了，在过去五年迅速地加快，将引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和动力，使得我们的基础设施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内容提示】
●什么时候中国的高速公路能达到美国当今水平？
●中国迎来怎样的黄金时代？
胡鞍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我们的具体计算数据是过去四年，不包括2005年，可以推断出这一次五年计划基础设施是大幅度地增长了。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数据，首先看发电装机容量，在过去四年它的新增量相当于我们过去50年总存量的27%，只是四年就相当于五十多年的总的存量的27%。第二个指标就是高速公路，中国1988年有第一条高速公路起，过去四年我们的高速公路新增量是1.8万公里，相当于1988年以来全部存量的53%，也就是说全世界现在新增的高速公路基本上是在中国建成的。第三个指标就是港口货物吞吐量，主要是沿海地区，过去四年的新增量是12亿吨，相当于我们过去五十多年总存量的49%。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输油管道，新增量达到1.33万公里，相当于我们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部存量的35%。另外就是光缆，光缆的新增量相当于我们从八九十年代以来存量的56%。
以上的指标告诉我们什么呢？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令世人瞩目的黄金发展时期，因此，中国成了世界的大工地，中国的基础设施在过去几年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过来就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私人资本，吸引外国资本，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
越发展就越有能力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能力越改善就越能吸引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也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本身的发展。而且我们发现不仅是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明显的改善，就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过去几年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在2005年8月份专门到甘肃省做调查研究，甘肃省的省长告诉我们，过去四年再加上2005年，甘肃省在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当于甘肃省前50年的投资总和。中国发生的变化在中国所有的地区包括贫困地区都是巨大的，都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看到的。现在交通部又提出公路网计划，当年美国二次大战时也有雄心勃勃的公路网计划，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只实现了90%。到2012年或者2014年，中国高速公路可以达到8万公里，达到美国今天的水平。所以说，中国发生变化，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释放出巨大活力，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能够最有效地吸引外国投资，不只是北京、上海，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内陆地区。
再一个方面就是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大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首先，从技术的发展方面开始实现加速追赶，从所谓的知识技术资源小国正在走向世界的科技大国。突出体现为我们称之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以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期。目前高技术产品产量和出口额都在明显增加，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整个工业制品出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15%提高到2004年的28%。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达国家大体是在20%多，这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水平，在过去的四年间突然成为所谓的发达国家的类型。
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讲，中国既像发展中国家，现在又越来越像发达国家。他的基本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上面讲的数据。当然从中国的角度看，高技术产品的所谓含金量（增加值）不太高，但是我们也发现它在整个高技术产品的价值链上，开始从低端到中端进而向高端晋级，这说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在不断地前进。
此外中国也成为R&D支出的大国，国内外专利申请数和授予量全面增长，而且大大超过我们所谓的经济增长率。再有就是国际论文数也在明显地提高，1999年就开始超过俄罗斯，2003年开始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当时排在第六位，2004年我们开始超过法国排在世界第五位。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不到20年的积累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呈现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
从教育的角度看，中国更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的黄金时期了，我们正在从一个人口大国向着人力资源大国的方向加速前进。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增长，2004年的高等教育，所谓毛入学率达到19%，等于提前几年实现了15%的目标。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迅速上升，从四年前不到1000万人，到2005年有可能达到2000万人，是世界第一。我们曾经计算过，199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相当于世界总量的5.7%，但是现在中国有可能突破10%。此外，高中教育的人口也在迅速地增加。所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人力资本在不断地提高。
中国有可能使巨大的人力资本，成为今后发展、今后增长、今后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不仅要改善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个国家人民本身，从一个比较低的人力资本，到一个中等程度的人力资本。进而到比较高的人力资本，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此外，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也有了重要的改善，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虽然我们在“九五”期间使主要的污染物迅速下降，“十五”制定目标时提出主要污染物应该分别减少10%以上，但是，这个目标没有能够有效地实现。
【内容提示】
●他用学习形容过去的五年。
●在“十五”期间最重要的评价就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成功的学习。
●中国的治国国策发生了怎样的创新？
胡鞍钢：在“十五”期间更值得重要评价的就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成功的学习，这是无形资产。成功的学习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政府成功地战胜了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SARS危机没有阻止中国作为经济巨人的前进的步伐，我们有效地遏制了SARS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第二个方面，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较早地提出宏观经济调控，避免了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以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五次宏观调控，前三次没有办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在“六五”期间、“七五”期间，中国的经济波动系数比较高，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第四次是十多年前从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经济大起，但是避免了经济大落。这一次我们首先避免了经济大起，有效地避免了经济大落，我们的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是低的，但通货膨胀率是高的。而“十五”期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是更低的，它的通货膨胀率是低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稳定。宏观稳定取决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点刹车式的宏观调控，反映出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也反映出我们的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所以我们把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称之为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就会发现这个能力在不断地提高。中国领导人及时总结了SARS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类矛盾，提出了社会矛盾凸现期这样的一个观点，进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这些都为我们在21世纪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它称之为治国纲领、治国理念、治国国策的一个重大的创新。这个创新一形成，全党学习，全国学习，全民学习，大家一起在学习，而且是密集型的学习，这也是我们应该给予肯定的“十五”期间的一个收获。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创造那些有形的财富GDP的增长，基础设施的增长，也包括我们无形的财富，就是新的发展观，新的社会理念，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的职能在迅速转变。本届政府首次提出是法制的政府，责任的政府，最重要的是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界定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知道，中国的基本矛盾，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广大人民的物质需求、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需求分为两类，一类叫私人需求，比如我们要有食品的支出、医疗的支出、旅游支出，这是私人的需求。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又派生出公共服务的要求，需要社会保障，需要社会治安，需要教育卫生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势必对公共消费产生强大的需求，而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来提供13亿人口的基本需求，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型就显得格外重要。
怎么转型的呢？我们发现政府支出中经济建设占整个支出中的比例下降（当然主要集中在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教育的支出、卫生的支出、文化的支出、社会治安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的支出占整个政府支出的比重、GDP的比重在一步步提高，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是它的支出结构在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我们在“十五”期间就已经表现出，政府从原来主要更多的关注经济建设，发展为更多地关注投资者、厂商、消费者（包括农户），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让他们成为经济活动主体，也就是说把更多的关注点转向公共服务、公共支出、公共投资和与公共性事务相关的这些领域。
【内容提示】
●越来越多的居民去国外旅游。
●越来越多的居民买房买车。
●中国人切身体会着“十五”规划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新变化。
胡鞍钢：下面我想就“十五”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新特点做一些评论。
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我们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可以认为，消费结构的变动或者升级换代，恰恰是我们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下中等水平进而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一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发展阶段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子通讯、旅游和其他方面的文化消费都在迅速增长，从而带动了我们整个经济的高增长。
其次，中国的工业化加速增长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技术结构发生变迁。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比如说高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而且重化工业的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不断地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国家，向着既有劳动密集型又有资本密集型，更有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类型转变。这既反映了我们本身的工业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我们本身出口结构的变化。200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计算机设备，相当于美国市场的第四位，但是到了2004年，中国已经是第一位，超过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我们现在工业结构的发展变化，引起了出口结构的变化，而出口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了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出口和进口结构的迅速变化，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各国正在加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三，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我们知道，1994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由李鹏总理主持，没有谈任何国际经济形势，主要是谈中国政府如何进行国内的宏观调控。但是到2003年、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要谈国际形势，最重要的是开篇专门讲国际形势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就反映了中国已经大规模地参与、融入全球经济，而全球经济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贸易高增长，特别是外国投资的高增长，也包括我们现在国内对海外的投资高增长，我们也在加快走出去这样一个过程。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预言，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也是最新兴的FDI投资国，我们原来是接受别人的FDI，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一个FDI的投资国之一。
第四个就是中国的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国际旅游业的发展。2004年中国的入境旅游突破1亿人，达到1.1亿人次。什么概念呢？2004年全球旅游人次大体是7.6亿人次，中国占了14.5%。从1978年封闭的国家，那时没有几个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旅游，现在中国突然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民容易得到护照到国外旅游，2004年已经达到了2800万人次。当然，2800万人次对13亿人口来说只有两个百分点，但是它有潜在的优势和规模。这次我到台湾大学去讲学，台湾的教授和专家就抨击台湾当局限制旅游，逆潮流而动，问台湾当局为什么不学香港。所以说大陆的旅游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也强有力地刺激了香港地区、澳门地区，进而刺激台湾地区。这就是中国的一种崛起，不仅对我们有好处，对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都有好处。
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各国的旅游局局长，一定要到中国来访问。为什么？就是给中国游客开绿灯，发门票。特别是英国，欢迎中国的游客到欧洲去旅游，这是二十多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二十多年前没有这种可能性，也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当时中国人还是比较贫困。我2005年出国八次，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中国的游客。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是发生在我们普通老百姓之间。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中国贡献于世界，世界也帮助中国发展。
2004年，全球首次突破了过去十几年的高经济增长率的纪录，达到4%，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我们称之为中国因素贡献论。2004年全球的贸易增长率也突破了历史最高点，达到了10.2%，首次进入双位数。全球贸易，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在30%以上，也作出重大的贡献。所以说中国的快速增长和大规模地融入全球经济，给世界带来机遇、贡献，世界也正在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些机遇和中国一起成长。比如我到韩国，韩国的最大的钢铁厂也是世界第四大钢铁厂浦项，他的CEO就讲，中国与韩国的市场叫做同一市场，就是一个市场，你的市场是我的市场，我的市场也是你的市场。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开放，这就决定我们在新的五年规划和未来的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是和全世界一同发展，一同成长，一同繁荣。毛泽东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他曾预言2001年，也就是到了21世纪，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想毛泽东的梦终于在我们这一代开始变为现实，而且这个梦越做越大，因为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越来越大。
【内容提示】
●十五期间两大凸现问题是什么？
●今后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又如何保障居民的健康安全呢？
胡鞍钢：中国经济全面地、深刻地影响世界的商品价格，影响世界的商品市场，影响世界的经济，这是“十五”期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能源消费超常增长，导致了污染排放大幅度增长，我们称之为增长模式开始逆转。什么含义呢？在十年前，也就是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九五”计划设想的时候，明确提出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二个是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在“九五”期间经济增长可以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能源消费总量是下降的，特别是煤炭消费绝对数大幅度下降，污染排放物也明显地下降。但是到了“十五”期间逆转了，经济增长率略有提高，但煤炭、石油等能源大幅度增长，那么很显然，尤其是煤炭的高增长，导致污染排放进一步高增长，1996年时，中国煤炭产量高达14亿吨，提前四年实现了2000年的目标，2000年经过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我们关掉一批小煤窑，煤炭从14亿吨减少为10亿吨，2004年煤炭达到了19亿吨，2005年有可能突破20亿吨。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五年间煤炭总量可以从10亿吨上升到20亿吨。当我听到煤炭2005年达到20亿吨时，我的第一个直觉是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我们不是不需要增长，我们需要思考一种增长方式，而且是适合于中国的增长方式。
我前面讲到，中国越来越大规模地融入世界经济，影响世界的经济，包括价格，中国的增长方式不转变的话，必然影响全世界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增长方式的逆转，重新走向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不仅中国难以接受和容忍，而且世界也是难以接受和容忍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人民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就决定了我们“十一五”必须要根本转变增长方式，否则的话中国人民不能允许，不能容忍，世界人民也不允许，不能容忍。这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必须通过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所谓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既能发展，又能贡献于世界。
另外，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社会的挑战。最大的社会挑战包括多方面，包括城乡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等等。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健康和不安全。应当说，过去几十年在人均收入处于世界低水平条件下，明显改善了全体人民的健康指标，突出反映为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70多岁。但是近几年，健康不安全问题成为最大的问题。什么叫人类不安全，就是在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开放的条件下，会发生一系列的风险因素，会导致人不能安全。突出表现为你的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健康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等等。在这六种不安全中，我们发现健康不安全是凸现的。我们举几个重要的数据来说明一下。现在全国总人口是13亿，没有获得社会医疗保险的人数，过去10年从9亿人上升为10亿人。尽管我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尽管我们的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尽管我们的私人消费无论是食品支出、医疗支出、通讯支出、住宅支出，包括旅游支出，都在明显上升，但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支出或公共服务需求，特别是医疗保险需求，不仅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在进一步扩大。可以说健康不安全，已经涉及我们13亿人口中的至少10亿人口。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是增长的，我们的财富也是增长的，但是我们越来越不安全，特别是健康不安全。这就解释了我们在2003年SARS危机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领导人首次提出来：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是第一位的，而不是说收入水平增长是第一位的。所以，如何在新的世纪解决我们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诚如温家宝总理在总结SARS危机以后提出的瘸腿论，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我们叫双轮不匹配论，就是说，经济发展速度快，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目标，但是我们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这两个轮子不匹配。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一五”期间，需要制定全民健康专项规划，要明确人人健康，要制定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需要指出，这个目标并不是现在提出的，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就制定了这个目标。很可惜，我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此外，在新的时期我们还会遇到一系列重要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除了前面所说的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以外，就是就业与失业压力。这个压力还在进一步增大，或者说还相当尖锐。尽管我们过去几年在城镇创造了新增就业岗位4200万个，在农村我们转移了将近4000万个，合计将近8000万个，但是从未来看，我们还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治国安邦来看，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增长。所以说，怎么进一步扩大内需，怎么进一步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当然，解决就业问题本身，是个全球性的难题，不仅中国有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现在的美国、欧洲等国家都面临失业问题的严重困扰。比如，我们看到CNN报道头条消息，美国在2005年三季度，由于自然灾害，导致领取失业金的人迅速增加。失业和就业的问题在中国就显得尤为突出，中国尽管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1%，但是劳动人口却占全世界总量的将近四分之一。
【内容提示】
●我们从“十五”计划中吸取哪些成功经验？
●新的五年，中国将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向前发展？
●我们的生活还会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
胡鞍钢：下面我想讲如何全面地看待“十五”期间的成就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对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或者说高度的评价：
第一个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十五”计划是过去十个五年计划中执行最好、成绩最显著的计划。应当说，从“六五”以后，计划执行越来越好了，“十五”更为突出。
第二个方面，从国际角度来评价。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在世界各国中表现最好的，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的增长等等，我们缩小了或者说加速缩小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均收入差距，包括知识差距和信息差距。外国人到中国来，看到中国这么多人持有手机，他们感到吃惊。实际上我们城乡手机的拥有率都在迅速上升，都是发生在最近几年时间。这是从肯定成绩的角度来看。
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加快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保证战略决策成功，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为什么这么讲呢？过去五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出两个观点，即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因为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相对成功的，就因为决策是对的，尽管当时我们没有经验，照搬了苏联模式，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9.2%，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一五”期间一结束就进入所谓大跃进，那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1978年以后，我们在决策失误方面概率或者程度越来越小，成功的概率或程度越来越大。总而言之，战略决策的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就是最大的失败。在过去几年，我们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为什么能提高呢？就因为党的十三大报告到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再加上两化，就是制度化和程序化。特别是2003年国务院重新制定了工作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补充了宪法的一些重要规定。因为宪法规定是总理负责制，但这次规则规定，重大决策，国务院也要实行集体决策，把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相结合。从决策的程序来看，要进行科学决策的论证，调查研究，包括国内外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专家的意见和公民的意见。这一次我们制定“十一五”规划，全球有几百万人参与这个过程，提供各方面的经验和建议，从地方到中央，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从而保证了我们决策的科学化和科学决策的质量，保证决策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是中国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大力提倡全党的学习、全国的学习、全民的学习，进一步提倡全党的创新、全国的创新、全民的创新。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加入WTO之后，贸易总额从五千多亿一下达到1.15万亿，超过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测？怎么解释这一点？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我们13亿人口的学习能力空前提高，而学习能力对于我们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适应改革开放的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而这种学习是怎样的呢？是相互的学习。在座的同志们，已经工作了，现在又跑过来读MBA，又进一步的学习，这种学习的欲望，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效率也是空前的，是全民集体学习。连我们的农民都知道有个WTO，在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认为，恰恰是这五年，是一个集体性的学习，高效率的学习，不仅使我们领导人的能力提高，我们企业家的能力提高，我们全体老百姓的能力也迅速地提高。因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使我们能够做到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灵活学习、不断地学习，它改善了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最终会改善我们所有的发展过程。
第三，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这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最大红利，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实行经济全球化战略的最大红利，我们正在享有这个红利。中国加入WTO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创了先例。我们坚定不移地开放，我们获得了这个红利。通过开放，我们进一步增强了自信心，我们会更大范围地开放，它本身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开放的逻辑，而不是一个封闭的逻辑。现在看来，当时决定加入WTO的决策是正确的，尽管当时我们还看不到红利，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三年之后就享有了这个红利，而且还会持续地享有下去。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是一个国家从贫困落后向比较发达的方向转变的成功之路。几十年前，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搞中国建设，是没有经验的，因此请了很多苏联的专家帮我们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计划。毛泽东后来反省，发现我们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要力图突破这个模式，所以他在1956年写了《论十大关系》，尔后他又想发动“大跃进”来突破这个模式，他没有成功。当然这个失败又成为后人的财富了。
今天，如果我们评价一下“十五”计划，我们的成功高于我们的失败。我们再来讨论“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可以创新出中国之路，中国之路就是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三个要素：是现代化的，是社会主义的，然后又是中国特色的。当时提出这个命题，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经过二十多年走下来，可以看出我们逐渐走出自己的路，我们简称为中国之路。1951年开始提出“一五”计划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个中国之路，到1982年邓小平提出中国之路，我们不知道中国之路是什么，尽管邓小平提出一个主题，但是今天我们比以往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更有条件去总结中国之路。所以我们相信“十一五”规划这个蓝图为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需要通过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的时间把这个蓝图实现。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十五”给我们进入21世纪实现这个蓝图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格局，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又上了一个台阶，今后再花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我们还会继续上台阶，这个台阶就是中国之路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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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是什么概念？
●中西部地区要和自己比。
观众：胡教授，您好！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知道在“十五”期间我们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包括城乡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一个事实也让我们看到东西部的差距是前所未有的加大，也有很多的社会矛盾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想请您分析一下，“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采取哪些或者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来统筹地区经济的发展，来缩小这种差距？您提出来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今后的趋势将是怎么样的？
胡鞍钢：我先解释一下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把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收入和GDP与全世界比较，世界银行有206个国家的数据库，如果分析确实出现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所谓第一世界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高收入组，沿海地区有一部分属于第二世界就是中上等收入组，第三世界就是所谓中下等收入组，第四世界就是所谓低收入组，主要是在西部地区。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第四世界的比例在缩小，第三世界的比例在扩大，第二世界的比例在扩大，第一世界的比例可能将来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希望中国的发展是朝着这样的模式不断演变。中国在1978年是第四世界占主体，但是从1995年开始进入到第三世界为主体，我们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总体上应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是开始进入到第二世界为主体。我们会不断地缩小底下的数量来扩大上面的。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我想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放到全世界206个国家排列的话，我们发现前20名都是中国的。什么含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有些中西部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并不低，但是要和世界最高的比，差距还是很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甘肃还有其他地区不要和上海比，不要和北京比，和谁比？和自己比，和自己的出发点比。我觉得中西部的同志要更加现实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十多年前研究中国地区差距问题，我也是困惑的，但现在我有信心相信将来会解决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各地区的总体增长率是相当之高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重要信息是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年，尽管中央也提出要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但经济发展差距实际是扩大的，社会发展差距扩大，公共服务的差距却在缩小。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的政府能够真正转型，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人力资本投资，把人开发出来，特别是把中西部地区的人开发出来，这就是财富，就有可能缩小人力资本的差距。如果缩小人力资本的差距，就有可能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开始可能没有办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从发展的逻辑来看，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根本点是要用于人力资本开发。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做文章，包括善待农民工，鼓励农民工进城，包括培训，包括基础教育，包括刚才我谈到的健康问题等等，我想中西部发展最大的财富就是人，就是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毛泽东当年讲人多是好事，其实这个又对又不对。当人素质低下的时候就是麻烦，当人的素质经过改善的时候，人多就是好事。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解决中国地区差距问题，既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历史性任务。我写了差不多四本书，一百五六十万字研究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提的问题，都是中国最难的问题。
【内容提示】
●“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哪里？
●未来五年，中国的农民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观众：胡老师您好，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您如何评价这个战略决策？另外，据我了解，我们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经有过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您认为这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在内涵上面，在目标、方针、原则上面，与过去的提法有什么不同？
胡鞍钢：国家提出新农村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本质就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建立一个汇集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但是在中国，由于地区差距甚大、城乡的差距甚大这两个基本事实，从各地方来看就是要建立符合自己省情、市情、区情、县情的小康社会。我多次到甘肃做调查研究，甘肃现在也在农村创立小康社会，它的小康社会肯定和江南的小康社会、北京农村的小康社会显然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应当说有了初步的所谓新农村的局面，新农村最重要的局面就是农民的公共服务得到明显的改善，第一个就是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我到了一个贫困农户家去，我了解到电费大幅度下降，原来是有电，但是不敢用，电价太高，现在实行同网同价。第二，农村修了公路。第三是由于修了公路，农牧民买了摩托车。我曾经到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乡，这个乡有5000人，一百多万亩的草地，由于修了公路，这个乡的牧民购买了2000辆摩托，牧民不再骑马、骑牦牛，而是骑摩托来放牧。这个公路通了以后，大卡车直接开到那儿收购畜产品，把一个经营了几百年、几千年的生产方式变成了现代的方式。我看到了牧民的一张照片，是他和他的太太以及两个孩子，其中他戴着墨镜，他太太拿着一个手机。在我看来，他就非常现代化。通过这些例子就可以发现，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建立所谓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农村。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们希望今后通过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逐步将中国贫穷的、现代化程度相当低下的农村，改变成一个相当富裕的、现代化因素越来越多的新农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式的小康社会。
应当说小康社会在东西方经济学中是没有的，这是中国的创新。它不仅是理论的创新，还需要我们当地的干部、需要我们的农牧民不断地创新，这个创新的本质就是要使我们13亿人口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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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是不是一对矛盾？
●建设和谐社会要业绩还是要环境？
观众：我想提的问题是工业化的问题。您刚才说了“十五”计划里面的四化，第一个提到工业化。中国一直强调走工业强国的道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走工业化之路和可持续发展是一对矛盾，所以党中央提出用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的社会。“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来用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据我了解，下面的省市县的方针还是工业强省。以河北为例，河北的大部分市都是这样，大部分的县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中央的政策跟省市县的政策是不是有一定的冲突？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是否能把工业化摆在重要的位置？或者怎样用您的绿猫理论再解释一下？
胡鞍钢：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意义。我到各地调研，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他说我落后是因为工业化落后，工业落后我怎么能先进呢？即使是工业强省、工业强县，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搞工业，而是搞哪一种工业。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来，我们要放弃传统工业化来搞新型的工业化。新型的工业化既要适应中国国情，也要适应世界的潮流。因此，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搞新型工业化。用形象的语言来讲，原来我们搞的老式的工业化、传统的工业化就是黑猫工业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我们抓住老鼠，我们本身变成一个黑猫，这个黑猫不是我们界定为姓资姓社的黑猫，而是高污染排放，低的效率，这样一个黑猫会越来越黑。当我听说2005年煤炭产量超过20亿吨，我又喜又忧就是这个含义，既可以创造GDP，又排放大量的污染。这是一个观点。
要使得我们从一个黑猫工业变成绿猫工业，有没有可能呢？我最近在国外研究了两个重要的案例，我发现有可能。第一个就是韩国的浦项。我们都知道，钢铁业在中国叫做黑色冶金工业，确实是黑色的，污染排放是高的。但是我们到那儿调查和研究一看，他们企业的污染排放标准，大大低于欧洲标准，企业能够与当地的人民相处，与当地的河流中的鱼相处，与大自然相处。我们把这样的企业称之为绿猫。他们企业的口号就是“洁净”与“绿色”，这是他们企业的两个关键词。最近我也到了丰田去参观访问，它不是不要搞汽车，而是搞绿色汽车，就是混合燃料。这一次我们请丰田的CEO到我们学院来讲座，大家也都听到了。他的理念是什么呢？他的希望是什么呢？汽车越开空气越洁净，这就是他的理念，他是通过技术创新使得企业从原来一个黑猫变成绿猫。当然，我们看到的是国外两个重要的案例。同样，我们在国内也看到一些重要的案例。比如说海尔，海尔在1990年就开始开发无氟冰箱了。当一个企业界定为我要做绿猫，以此来刺激我们绿色消费需求时，一个绿色生产链和服务链就形成了。这样就逐渐地进行转型。所以说，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不断转型的过程，我们需要从黑猫转到绿猫就可以达到双赢，经济上是赢的，环保是赢的，最重要的是它适应了绿色消费需求。
观众：我是清华大学公共关系学院的MBA，我问一个关于自主创新的问题。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关键因素，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外的直接投资FDI，还有国内投资的拉动，很多的制造业都是在中低层次上重复建设，一方面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产品技术的附加值特别低，出现了一双袜子赚几分钱，一辆摩托车出口赚一元钱，一件瓷器赚几分钱的例子，这说明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相对不足，或者说有很大的束缚，您能预期一下“十一五”规划中在自主创新方面我们国家有哪些政策、体制方面的创新吗？
胡鞍钢：“十一五”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明显地提高全社会、全民族，也包括各类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5日报告中曾经提出过。什么叫自主创新呢？第一是原始性创新。第二是集成创新，就是把全世界的技术都集成在我这里，可能没有一个技术是我自己的。第三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他讲的这个自主创新有以上三个含义。引进技术，成本低，风险相对比较小，收益相对比较大。实际上目前中国主要是靠引进技术。我们做过具体的计算，比如说我们进口的高技术产品，2004年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元，我们FDI，2004年已经超过了600亿，这两个加在一块儿就是两千多亿美元。但是你的R&D在国内的投入是非常低的，暂时基本上是引进外部技术为主的阶段。为什么要强调自主创新呢？因为我们发现，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都具有自主性，也就是说，后发国家和先行国家作比较，很显然，后发国家有优势，后发国家引进技术、扩散技术的速度要超过技术创新的速度，所以它们就可以追赶。如果后发国家加上自主创新，它们追赶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说，我们讲自主创新，不排斥引进技术。
在大规模进行引进技术的情况下，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创新，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我这次到台湾大学讲学的时候特意到了新竹工业园。这个工业园攻研院士6000人，他们申请的美国专利，超过中国大陆的全部。他们一方面引进技术，另一方面在引进技术上进行创新，然后到美国专利系统申请专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技术不是排斥的、对立的，恰恰是互补的、相关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不是数学家，你看一个数学论文怎么能理解？所以必须提高你的创造能力。另外从中国本身来看，已经开始进入全面创新时代，技术创新只是全面创新的一个内容而已。我们需要什么呢？首先是制度创新。因为我们的制度既不可能回到苏联的模式中，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中，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创新。第二是市场创新。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然后开拓国际市场。第三个才是技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进入一个全面创新的时代，而且不同的创新，本身有互补性，这在制度经济学上有解释的，就是一个制度的创新会引出另外的制度创新，另外的制度创新又导致原来的制度再次创新，所以说创新本身是有互补性的。如果中国能够不断地创新，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规模效应。就像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一旦产生出来可以在中国几亿亩推广和应用，在一般的小国家没有这种规模的效应。所以说，我们提倡这种创新，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应用，知识的普及，就像今天我们讲课一样，把这些知识在一个大国进行传播和在一个小国进行传播，效率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一旦创新出来大国规模效应以后，它的成本就非常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导致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我想，国家“十一五”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来鼓励人们创新，鼓励人们应用创新，鼓励人们通过引进再创新，这个创新的概念是比较多元化、多样化的。我们不要片面地理解只是创新一个技术，最终的检验还是市场的检验，因为再好的技术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任何的份额，就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它不是一个生产力，我想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