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革命是不可能被头颅挂退的。
1927年那个阴郁的春天，引出了一个火暴的夏天。面对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内有主张有见识的人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抵抗。
一切被迫从头开始的标志，就是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武汉秘密举行的一次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出席会议的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只注意群众运动，而不注意军队，要知道，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句话，后来被发展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事实上，在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党内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以前委书记之职果断地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在这支起义队伍里，有叶挺将军，还走出了后来新中国的几位元帅，他们是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林彪等。其中贺龙是起义后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
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起义部队在南昌城里坚持了3天后，不得不撤出南下。起义军走一路打一路，向广东进发，最后在潮汕一带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了。一直带病指挥作战的周恩来，焦虑万分。他被当地的党组织安置在一户老百姓家里躲避搜捕，以等待时机向香港转移。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一天晚上，同行的叶挺和聂荣臻用担架把周恩来抬上海边的一条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两夜才到达香港。
就在南昌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爆发了。和南昌起义不同的是，参加起义的除了北伐军里的正规部队外，还有湖南乡下的农协会员，也有工人武装。他们打出的旗号也不再像南昌起义那样属于国民革命军，而是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就要指挥几千人的部队去攻打省城长沙了。眼见这从未有过的壮景，他诗兴大发，禁不住在一首词里写道：“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在毛泽东的想象里，武装革命似乎像“霹雳”那样惊世骇俗，那样暴烈，那样具有震撼力，也那样充满诗意。但是，9月9日起义爆发后，由于反动派的力量实在强大，起义军的进攻很快受挫，损失巨大。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但不屈的人们，在重新聚集自己的能量。
1927年，仿佛是一个暴动年。12月，张太雷、叶挺和叶剑英等共产党员又在广州发动了起义。虽然还是失败了，但他们在广州城里坚持了3天。在这3天里，起义军宣布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了自己的政权性质。和此前的起义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起义军把自己叫做工农红军。
广州起义失败后，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的周文雍和中共广东省委妇女委员的陈铁军被捕了。在就义前，陈铁军向围观的群众作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演讲，也是人世间最神圣的一次演讲。她说：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以前我和文雍是假称夫妻的，其实是再纯洁不过的同志关系。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在刑场上，他们举行了人世间最壮烈的婚礼。这一对作了较长时间假夫妻的恋人，在就义前，互相给了对方第一个爱情的吻，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个吻。
延伸的路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共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失败。这时候，每一个起义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严峻的课题：把剩下的人带到哪里去，才能生存下来？
脚还在迈动，路只有在荒野中没有路的地方延伸。
1927年9月19日那天，以前敌委员会书记之职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断：把部队带进山里。正是这个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的决断，为中国革命带来了特殊影响。
毛泽东带着他的人马上了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在井冈山，他把袁文才、王佐两股草莽气息很浓的农民武装当做了自己的弟兄，并让他们成了自己麾下的红军。他送去的见面礼，是100多支上好的步枪。有人表示担心，说：万一这些人反过来打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却坚信他送去的是一腔诚意，一种气度，一个真理。
毛泽东的部队在山林里落了脚。想不到这一脚竟踢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井冈山根据地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到这年年底，彭德怀又率领参加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至此，井冈山的红军达到了1万多人。
红军被那些要“围剿”他们的人当做了“土匪”。早在进军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就对那些犹豫着是不是跟他走的人说过：你们知道，历朝历代在山上安营扎寨的英雄好汉很多，官军们“剿”尽过吗？没有，反而越“剿”越多。
国民党的“官军”自然也“剿”不了红军。红军在井冈山先后四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剿”。他们运用的战法，就是后来十分有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人们把这样的打法叫做“游击战”。
为了使井冈山的红军克服掉旧军队的习气，毛泽东下大力气进行改造，在军队各级组建了士兵管理委员会。当时，山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油、盐、柴、菜的经费。由于实行民主，由士兵管理伙食，仍然能够从中节约一点钱，分给官兵做零用。每人每天大约能得到六七十文，士兵们把它叫做伙食尾子。这种官兵平等的办法，和旧式军队完全两样，深得士兵的欢迎。
为了密切同老百姓的关系，毛泽东还发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的红军战士就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六项注意”写在包袱皮上，背着它行军打仗。这样一来，井冈山的红军成了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
由于聚集在井冈山上的红军越来越多，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000多人走下井冈山，不久就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一带开辟了一大块农村根据地。红军数量也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了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并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军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把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这样，红军就和历史上的那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的农民起义军有了根本的区别，真正成了“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集团”。
上山的这条路，终于使革命的星星之火有了燎原之势。
生死之间
恶劣的环境更易于磨砺坚韧的意志，复杂的阅历更易于丰富聪慧的禀赋，危险的境遇更易于造就勇敢机警的性格。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其负责人，每一个幸存下来的，几乎都有一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和遭遇。在晚年为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了。我出门后看见一个扮成擦鞋匠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真是危险呵，半分钟都差不得，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如此险恶的环境，使中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到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去举行。时间是1928年六七月间。于是，靠近苏联的哈尔滨，在这年春天，成为了100多位六大代表走向莫斯科的“红色中转站”。代表们从这里出发时，每人领到一根折断的火柴棍，然后坐火车到满洲里。下车后，便可以看到两辆由苏联人驾驭的马车，车灯上分别标着“67”、“69”两个号码，代表们走到跟前，不必说话，只要交上火柴棍，就可以上车，大约走半小时就到了苏联境内。
好不容易到了莫斯科。但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仍然不能使用自己的真名，在报到的时候，每个人便有了一个号码。此后领取东西、分配住处、安排交通，包括大会发言，都叫号码，甚至代表们用的笔记本，散会的时候都一律上交。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保密。
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会议还批评了中央主要决策人瞿秋白，因为他在前一段时间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六大在选举新的中央领导人的时候，却片面强调工人出身，结果，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当上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
六大以后，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导。但它自身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为了保卫中央的安全，中央成立了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具体负责的是一个叫顾顺章的人。但是，1931年他在武汉被捕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大量秘密。幸亏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先行一步获取了这个情报，及时通知了中共中央，才没有造成灭顶之灾。
被向忠发替换下来的瞿秋白，离开中央权力中心以后，主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并结识了左翼文化界的旗手鲁迅先生。鲁迅把他引为知己，还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后来，瞿秋白被调到江西中央苏区主管教育工作，红军长征后带病留下来坚持斗争，被敌人抓住。他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走上刑场的时候，他手夹香烟，顾盼自若，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拿酒来！”然后痛饮几杯，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
这样的死，是何等的潇洒飘逸。面对枪口的不屑，面对死亡的坦然，如春风吹向苍穹，如流水渗入大地。这安详的就义，沉静自若的牺牲，像太阳落山那样自然，更像月上中天那样辉煌。
这不能不使人们想起著名的方志敏烈士，想起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下的传诵千古的名篇《可爱的中国》。他在里面说：“假若我还能生存，那新生的一天，就要为中国呐喊一天；假若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许会生出一朵可爱的花，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精神的寄托吧。”
在白色恐怖中，像瞿秋白、方志敏这样在生死之间作出坦然选择的早期中共领导人，还有彭湃、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赵世炎、李硕勋、罗亦农、夏明翰、何叔衡、恽代英等。
生命之路是有限的，心灵之路却已经无限延伸。这样大劫大难之后消失的生命，完全进入了一种清纯透明的境界，涌流出一种惊人的美丽。
红土地
1931年，湖南平江县部分游击队员在反“围剿”斗争中，被敌人围困在一片竹林里，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在6根竹子上刻下了“完成土地革命”、“实行工农专政”等标语。
正是这标语，传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的奋斗目标，它渗透到每个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的心田，成为坚定的信念。
信念，是茫茫黑夜里闪亮的桅灯，灯在，奋斗之船是不会沉没的。正是靠了这样的信念，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打出了一片火红的天地，创造出一片明朗的风景，并在1931年11月7日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明确自己属于“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和一切劳苦大众。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立了9个部、1个局，分别负责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检察和政治保卫。当时的部，叫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人民委员。今天，如果你到江西瑞金的谢家祠堂里面参观，还可以看到用木板隔成的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比一张乒乓球桌大一点，门口一律挂着“某某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也就是一个部机关。当时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王稼祥，后来成了外交部副部长；当时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担任土地人民委员的张鼎丞，后来成为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历史，总是从小到大往前滚动发展。1931年11月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多多少少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别有风采的预演。
毛泽东当选为这个红色国家的国家主席，那时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家主席的下面，设有总理，叫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兼任。后来叫了几十年的“毛主席”这个称呼，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块“领土”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心要创造新的生活。他们分田地，组织春耕生产，办教育，设工厂，发动老百姓交公粮，创建模范乡，号召植树，等等。做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苏维埃大学校长，有时候，他便到学校里去讲一讲《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这样的课程。
1932年，中央苏区还曾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斗争。中央工农检察部还专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都可以看见一个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在箱盖上面，书写着这样的话：“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在箱的右面则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创造新社会、新生活的理想，吸引着更多的人投入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了。江西永新县四区北田村的农民贺页朵，积极为红军工作，在1931年1月25日那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誓言：“牺性（牲）个人，言首（严守）蜜（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由于缺少文化，其中有不少错别字。红军长征后，他把自己写的誓言藏在了屋檐下。
1931年以后，由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一步步把红红火火的土地革命带向了深渊绝境。特别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掀开了中国共产党在理想的航道上行驶得异常沉重的一页。
在整体战略上，“左”倾领导人以为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急于把分散的各个苏区打成一片，于是在军事上采取冒险进攻的方针。在土地政策上，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措施，结果是扩大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搞冒险，结果使白区的地下党力量几乎丧失殆尽。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指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并亲自任总司令。他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对苏区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策略，步步推进。而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放弃了原先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采用不顾一切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战法，还说，“这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不能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这种硬碰硬的战法，结果可想而知。
朱、毛红军打出的天下，就这样被害死人的“左”倾路线糟蹋光了。
中央红军，被迫远征！理想的航船驶进了一个暗礁环生的狭窄航道。
穿越时空的理想之诗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被夕阳抹红的于都河，和8万红军一道，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当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渐降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只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
伴着战马的嘶鸣，在萧瑟的秋风中西去的红军将士，将走向哪里呢？
那一路，对即使没有亲历的人来说，也可以想见是何等的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8万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了。湘江之战，红军损失过半。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不久，毛泽东写了他平生最杰出的诗词之一——《忆秦娥·娄山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慷慨，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路开始了。
摆脱错误羁绊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横跨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走出大草地……
到1936年10月，从南方先后出发的三支红军主力部队在陕北会师，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征。三军会师的时候，全部红军加起来剩下3万多人，正是这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武装力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日后重新壮大起来的火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沿着万里长征路，一个又一个的悬崖绝壁会在人们的眼前闪过。路上随处可见一些没有纪念碑的坟墓。解放初期，一位叫郭林祥的长征幸存者，在四川西部指挥剿匪时，一路收殓当年红军烈士的尸骨，他一共发现了12具尸骨，便集中起来，埋在一起，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下“中国红军墓”，插在坟前。
远征者的足迹早已被岁月的流水磨平，除了带血的传说，那些在漫漫征途上艰难前行的红军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但是，在这山水之间，却深深地掩藏着那些远征者伟大的人类感情，凝固着穿越时空的理想诗篇。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穿越茫茫数百里的草地时，一个叫周广才的战士所在的班，从14个人减少到了7个人。他们背的干粮吃完了，可以充饥的野菜、草根也被前面的部队挖得找不见了。他们只好吃起身上用牛皮做的枪带、皮带。其他6位战士的皮带都吃光了，该轮到周广才的了。当战友们吃完皮带第一个眼的前面那一节后，周广才实在忍不住，恳求地说：咱们饿着，也别吃了，把它留下来吧，这是我的战利品呀。大家终于忍着饥饿，把这唯一可吃的大半条皮带留了下来。长征结束后，周广才在皮带的背面烫上“长征记”3个字，一直珍藏着。
都说战争能湮灭深情，战马会踏碎人性。如果你听了下面这个故事，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会说不！
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临产，部队只好停了下来，焦急万分地等候一个小生命的诞生。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转，追兵越逼越近。这时，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对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董振堂回答得很干脆：“让产妇放心地生吧，我们一定顶住敌人。”于是一团人冲了上去，打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阻击战。这位孕妇偏偏又是一次难产。整整两个多钟头，小生命才姗姗来到人间，而打阻击战的部队已经牺牲了十几个战士。有人叹息地说：为了一个孩子，牺牲了这么多人，不值得呀。董振堂板起脸说：“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吗？”
“为了孩子”，这是所有烈士的心愿。“为了孩子”，这是人世间最朴实也最美丽的诗。“为了孩子”，这是革命者信奉的最深刻的哲理。
长征，就这样成为了人世间最长的一首生命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