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大上海正在放映一部电影。
一部1935年创作的《风云儿女》，赢得了许多观众。不过，比电影本身更出名的是它的片尾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里面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唱遍了全国。它的作者是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作词的叫田汉，作曲的叫聂耳。他们当时自然想不到，这首意在唤起人们起来拯救民族危亡的歌曲，后来竟成为一个新国家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是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占领东北三省，迫使国民党政府的几十万军队退到关内。中国空前地丢失了大片领土。随后，日军又扶持东北的汉奸，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蛮横地在我国山海关附近竖立一块伪满洲国界碑，让末代皇帝溥仪做了这个傀儡政权的“元首”。到1935年，日本又向华北大举调兵，并策划让华北成立自治政府，以脱离南京中央政府。一时间，北平和天津一带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要求国民政府起来抗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领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们当时发出的“华北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成为动员各界团结抗日的一个最为动人的口号。这样的情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不由得让人感慨我们民族的青年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可爱风姿。从“五四”到“一二·九”，变化的是岁月，不变的是精神。
“一二·九”运动迅速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爱国人士相继成立各界救国会。到1936年5月，沈钧儒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们的宗旨是保障领土完整，争取民族解放，促进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此，尽管他们有的已经年过半百，仍然走在了抗日示威游行的前列。
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对蒋介石先剿灭共产党和红军，再对外抗日的政策，也越来越感到愤怒。当时，蒋介石正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把陕北的红军“残匪”剿尽。与此相反，驻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却已经把自己的口号从“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在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立刻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脉搏，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航道。
为了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1936年夏天，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来到了陕北。他在这块黄土地上待了4个月，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采访了一大批红军将领。离开陕北后，他写了一本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详细介绍了他的所见所闻。他称这里的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女”，持久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乐观主义，还有冒险、勇敢、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面。斯诺后来多次说，正是这次西北之行，使他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在陕北，让斯诺惊讶的，是一天晚上毛泽东在窑洞里对他说的一段话：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他作出决定的日子不远了。
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这个日子很快就到了。1936年12月12日，受命在西北“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兵谏，派人把正在西安视察的蒋介石扣压了起来。张学良说：我和蒋先生情同手足，但政见不同。我内心不愿做“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拥护他，服从他。
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震动。西北民众不少人要求杀掉蒋介石。在被追杀了十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官兵当中，更有不少人要求这样做。而扣压蒋介石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也没有充分的准备。南京国民政府也是一片混乱，有人主张派兵攻打西北。在形势扑朔迷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赶赴西安居中调停，迫使蒋介石口头答应了人民的抗日主张，并放走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整个中国形势转变的枢纽。
咆哮的母亲河
在北京阜成门内有一个妙应寺，妙应寺内有一座白色的砖塔。1978年冬天，文物部门重修白塔时，意外地在塔顶墙缝里，发现了一篇文章。上面写道：“今年重修此塔，适值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落款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初三，即1937年11月5日。署名是罗德俊。
罗德俊是1937年参加修塔的一个工人。一篇感言，记录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忧国之情。一篇感言，见证了一段历史的烽烟。
那段历史的烽烟，是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以此为标志，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随后，打了十年内战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重新走到了一起。国民政府成了统一全国抗战的最高机构。中共在西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3个师。不久，八路军按战斗序列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中共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部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我们在许多电影或小说里经常看到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
为了抗日大计，红军将士们依依不舍地摘下了佩戴十年的红色领章和帽子上的五角星，换上了国民政府军队的臂章和帽徽。中共在自己的管辖区域也不再使用过去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在主要根据地陕甘宁一带，成立了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拥有23个县，150万人口。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机关设在陕北的延安。中国革命博物馆至今还保存有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每月向国民政府军需署领取军饷的印章，上面刻有“朱德之印”几个字。1940年国民政府停止向八路军、新四军发放军饷后，这枚印章被带回延安交给了朱德。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于1937年八九月间从陕西出师，东渡黄河，迅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冒雨在平型关埋伏，一下子歼灭日军1000多人，取得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引起全国震动。
平型关大捷后不久，太原失守，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是国民党正规部队从前线大规模撤退，一方面是八路军向着相反的方向，朝敌军战线背后的沦陷区挺进，开辟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逐步上升为主导地位。
1938年10月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之前，毛泽东就预料到了抗日战争的这一必然进程。当时，人们对战争形势有两种估计。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就会发生变化，譬如苏联出兵，英美两国在上海干涉。”这两种观点，被人们分别称为“亡国论”和“速胜论”。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在这本小册子里，毛泽东明确提出，这场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中，中国是从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日本则是从优势到平衡再到劣势。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动员和依靠群众，发动人民战争。
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到《论持久战》后，深表赞同，并按自己的理解把这本书的基本精神浓缩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他拿去给蒋介石看，蒋氏也十分赞赏，并把这两句话作为抗日战争的一个战略原则。有人说，这是一书稳天下，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后来，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却查禁了《论持久战》这本书。中国共产党就以上海广益书局印制的《文史通义》作为伪装封面来刊行。
毛泽东是在陕北荒凉的黄土窑洞里写出《论持久战》的。
还是在陕北荒凉的黄土窑洞里，一个曾经留学巴黎的音乐家，写出了另一部千古绝唱的伟大经典。这就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咆哮的母亲河，奔涌着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灵魂和激情。
宝塔山下
1937年11月，在山西抗日前线领导八路军抗战的朱德总司令，给四川老家的亲属和好友各写了一封信。给亲属的那封信说：“那些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决不宜来我处。至于真心爱国，能牺牲一切，吃苦耐劳的人，不妨多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给好友与龄的那封信说：“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我已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我十数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法币，请速寄家中朱理书收。”
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司令，竟要靠借钱来养活艰难度日的母亲，这对于那些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官僚来说，恐怕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正是靠这样的作风，延安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千千万万追求真理的青年。到延安去，成为许多爱国青年的追求和选择。
在延安城东南的山顶上，有一座唐代修建的宝塔。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奔赴这里的时候，在很远的地方，一看到这座宝塔，就觉得是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他们宁愿放弃重庆等大城市的优越生活，也要到这里来接受一种精神的洗礼。正是在延安，在宝塔山下，在延河水畔，他们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活，获得了一种人世间特别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和灵感。
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抗日战争时期，有近百名外国记者带着怀疑和好奇来到了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1938年，荷兰著名纪录电影艺术家伊文斯，在国统区拍摄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他原计划到延安拍摄，但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而没有成行。这时，他得知中国电影工作者袁牧之要到延安拍摄纪录片，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架“EYEMO”手提摄影机和2000米胶片送给了他。正是这架摄影机，记录下了黄土地上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或许一张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毕业证书会告诉你。
当时的延安，是一个文化精神异常丰富多彩的世界。这里办起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十几所学校。有中共中央党校，有马列学院，有民族学院，有艺术学院，有女子学校，有青年学校，甚至还有自然科学研究院，等等。最有名的学校，则是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所学校还先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创办了12所分校，共培养出10多万名抗日军政干部。青年们来到延安，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技术。在一些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毛泽东还常常去讲话。他说：你们在宝塔山上学了几年，就要下山了。传说中姜子牙在昆仑山学道成仙要下山的时候，他的师傅元始天尊送给他三样法宝：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要他去安世治乱。你们今天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不过你们在这里修炼的是马列主义真经。你们到各地区开展斗争，我也送你们三样东西：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许一个粗瓷海碗会告诉你。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三三制”的政权模式。也就是说，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于是，我们在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在进行豆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放着一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的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背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民主，用它那最直接的方式，给庄稼汉蜕去了心灵上的老茧，为他们寻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
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就这样被选进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里任职。担任边区参议员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鼎铭的地方绅士。他也会些中医，曾开了几张药方给毛泽东治好了病。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叫“精兵简政”的议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有人反对说，抗日战争正是紧张的时候，“精兵”就不能发展部队，“简政”就很难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精兵简政”势必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有人因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甚至怀疑他提出这个议案的动机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后，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还批注说：“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于是，在这届参议会上，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管谁提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他的办。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许一把锄头、一块肥皂会告诉你。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岁月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很难维持庞大的军政机关的开支。随着精兵简政运动的开展，延安还发动了大生产运动。起因也是一件来自民间的小事。有个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有关部门觉得问题严重，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不仅没有去审查严办，反而思考老百姓为什么会对自己不满。经过调查，知道是边区政府的征粮政策给老百姓压的负担太重了，由此，中央决定通过一场大生产运动来解决粮食问题。有一首叫《南泥湾》的歌，说的就是王震将军率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种地的故事。过去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有人烟，八路军到来后，让这里变成了塞北江南，到处是良田，遍地是牛羊。在延安，人们自己纺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还自己种菜种粮。在边区，办起了一家化工厂，生产了一种叫“新华”牌的肥皂。这种肥皂除供应延安市场外，还远销到了西安等地。人们或许还常常在电影中看到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镜头，而那块用来做镇尺的铁块，就是延安自己生产的。
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靠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靠着宽广的政治胸怀，靠着罕见的创造精神，靠着粗放的生产方式，支撑起一场正义的战争，终于在一个荒凉贫穷的地方，搞出一个红红火火的局面。
敌后传奇
20世纪40年代，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到敌人后方去》。就像这首歌名表示的那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高山密林，还是平原湖泽，只要是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也就是日本军队的后方，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员的身影。他们在敌人的后方，相继开辟了十几块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在烽烟弥漫的热土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日本军队对这些敌后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扫荡”，一次又一次“清乡”，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把坚持敌后抗战的游击队赶尽杀绝。但是，游击队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遍地生长起来。这是因为，游击战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不少地方，每个游击队员在群众中大多有三个联系点，一旦碰上日军“扫荡”、“清乡”，就迅速跑到联系点隐藏起来。于是，在日军挨家挨户搜查的时候，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敌人来了，指着游击队员问：“这是谁？”联系点的群众如果是位老太太，她就说：“是我儿子。”如果是位妇女，她就说：“是我丈夫。”如果是个孩子，他就说：“是我爸爸。”
在晋察冀边区，出现了一位被称为“子弟兵的母亲”的戎冠秀。她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1941年日军大规模“扫荡”北岳抗日根据地时，八路军的伤员很多。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伤员路过她们村，她都要放下手里的活儿组织妇女前去照料。一次，一位连续战斗11天的重伤员，四五天水米未进，一直昏迷不醒。她就一口水一口水地送到伤员口中，使他苏醒过来。当她看到伤员赤脚站在地上，就从女儿的棉袄中撕下棉絮为伤员包脚，还在担架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干草后，才将伤员送到医院。
在敌后作战的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打敌人的办法。在当时的河北平原，人工挖成的一条条地道纵横交错，像网一样布满广阔的平原。这是人们抗击日寇的重要方法，用这种方法和敌人作战，叫做地道战。敌人来的时候，游击队员就在地道里来回穿梭与敌人周旋。后来，环境恶化，人们在一家一户挖的地洞和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的地道，再后来，地道由村内相通发展到村村相连，形成了巨大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这种地道的出口或者是土炕，或者是灶台，或者是水缸。当敌人进村以后，游击队员常常出其不意地给他们以打击，敌人倒下去了还不知道枪是从哪里打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地雷战，这种战法让日寇在胆战心惊中被炸得血肉横飞。还有山区里的“麻雀战”，弄得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还有在铁道线上飞车上下的铁道游击队……
当然，敌后作战是残酷的，并非处处凯歌。到处流传的，是一个个正气昂然的悲壮故事。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打到最后一个人，拒绝投降日本军队。他牺牲后，敌人想知道他是怎样在山里坚持下来的，剖开肚子一看，里面全是草。
冀中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的母亲被敌人抓住后，敌人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她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道有投降，为了免去儿子救她的危险，她绝食而死。
在冀西易水河畔的狼牙山地区，5个八路军战士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一步步退向悬崖绝壁，连续打退日军的4次冲锋。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他们把枪砸了，纵身跳下了悬崖。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幸亏被挂在树上，后来脱险了。他们被称为“狼牙山五壮士”。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敌人的包围中为指挥突围英勇牺牲，他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
靠发动群众，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国民党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们先后发动了3次破坏抗战、反对共产党的高潮。最让人痛心的是，1941年1月，当新四军军部及一个支队9000余人被迫转移时，遭国民党8万余人伏击，除1000多人突围外，2000余人壮烈牺牲，其余被俘，军长叶挺也在谈判中被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篇，传达出社会各界的共鸣。
建造思想大厦
读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人，或许还记得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铁道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一个叫胡服的人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个叫胡服的人，就是刘少奇。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担任重新组建的新四军政委。他这次跨越津浦铁路，是为了去延安筹备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化名胡服的刘少奇在途中曾穿越敌人的104道封锁线，走了整整一年。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来延安也走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可以想象，七大的代表们是在多么险恶的环境中，怎样跋山涉水，才汇聚到延安的。也可以想象，在战争年代，把分散在各地的党代表集中起来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谈何容易。
然而，仅仅是跋山涉水，还不能迈进七大的门槛。更重要的是，怎样跨过思想上、作风上的山山水水，沿着一条思想坦途走进七大的大门。
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到1945年在延安召开七大，相隔有18个年头。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曾经8次决定筹备召开七大，但千呼万唤，却始终开不起来。仿佛是一种特别的安排，中国共产党需要用艰苦的奋斗，来打通一条航道；用丰富的实践，来确认一种思想；用漫长的时间，来树立一面旗帜。
在各地代表相继来到延安后，七大仍然没有召开。一个原因是，从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批判并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一直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对历史上的错误没有进行很好的清算，思想路线还没有彻底的统一。
于是，中央决定把来延安的七大代表统统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从1942年春天起，到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整风运动。什么是整风？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因为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正是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思想根源。而“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则必然实行宗派主义，对那些从实际出发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的打击。至于形式主义的党八股，则是束缚人们思想创造的框框，是主观主义的藏身之地。经过三年的整风，中国共产党最终在思想路线上获得了空前的统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了。这一开，就是50天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开得最长的一次。
代表们走进的这个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自己动手修建的。前6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总司令在作正式报告之前，特意指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也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筑成自己独创的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第一次写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会议的气氛，可以从会场的布置中看出来。正中间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在主席台的顶端，是12个红色的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的后墙是“同心同德”4个大字，两边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两条标语。会场两侧，插着24面红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4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木座特意做成了“V”字形，它象征着革命终将取得胜利。
会场上自然悬挂着人们都已熟悉的锤子镰刀的党旗。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共产国际的旗帜作为自己的旗帜。直到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才作出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样式和规格作了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制作的党旗，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正式启用。
会场后墙上的“同心同德”4个大字，使来自各地的党的干部从思想上组织上完全走到了一起。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对七大有个评价，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来评价党的代表大会。从此以后，这个口号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追求的目标。
中共七大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随后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现在人们常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