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是“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辞海》），又称历史。同时，也是官名，商代设置，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西周时有太史、内史，春秋时更有称外史、左史、南史的。《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自古以来，我国的史书极为丰富，或通史，或断代史，或皇帝的起居注，还有一些并非史官的文史大家所写的史著。如《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旧唐史》、《新唐史》、《二十四史》、《清史稿》、《湘军志》、《湘军记》等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王朝的太史令。子承父业，司马迁于元封三年（前108）继袭父职，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并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并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班固评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史官或治史者，应该具有的基本品格是什么呢？
孔子曾这样评价董狐：“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
所谓“书法不隐”，是说史官董狐刚正不阿、直书不隐的精神。故史官之大忌，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敢直面所发生的史实，特别是对于皇帝和有权势的人，为他们隐恶掩丑，歪曲事实真相，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董狐直笔”成为一个有名的成语。
其事件内容：春秋时，晋国将军赵穿袭杀晋灵公于桃园，身为晋国的正卿赵盾（赵穿之族兄）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作了记载：“赵盾弑其君。”
这种秉笔直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董狐毫无畏怯之态。他的这种史家风范，得到后人的由衷赞美：“董狐常直笔，汲黯少居中”（宋·黄庭坚《王彦祖惠其祖黄州制草书其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宋·文天祥《正气歌》）。
写史的人，还忌胸怀窄小，目光短浅，缺乏主见，人云亦云。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所撰《陈涉世家》，肯定了陈涉起义的作用；《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叙了少数民族的活动。这都体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所具有涵盖古今的胸襟、气度和胆魄，以及他阔远的视域和独特的评判水准（古人称之为“器识”）。
到了清代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所率湘军起于垅亩，在与太平军长达数年的征战中，屡败屡战，但最终砥平天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曾国藩辞世，其长子曾纪泽遵父遗命，请著名经学大师王闿运至长沙议修《湘军志》。
在湘军将帅的心目中，军志撰修的目的当然首在颂扬湘军功烈。但王闿运则不这样认为：“军志近始创稿，大约冬杪可成，其意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与广督刘坤一信）。
《湘军志》耗时七年乃成，全书约九万字。
“曾门四子”之一的文史大家黎庶昌，曾这样夸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于长叙事理意，近世良史也。”
真实可信，不浮夸其功，不隐讳其过，而且文采风流，体现了王闿运的治史态度和渊深学养。
但是，此书却引起存世的湘军要人的极力反对和批评。“曾国荃看到《湘军志》，认为书中‘虚诬’之处，不一而足，当面责骂王存心和他过不去，扬言要杀王闿运泄恨；郭嵩焘、郭崑焘斥《湘军志》为‘谤书’……一时群小嚣嚣，吠声一片”（尹铁凡《湘潭历史名人——王闿运》）。
钱基博说：“其书《湘军志》实无大讥弹，自曾国荃以谤书相抵，而向声背实，不悦曾氏者，乃真以太史公（司马迁）目之矣”（《近百年湖南学风》）。徐一士在《王闿运与湘军志》一文中也说：“（梁）启超称《湘军志》以‘翔实’，非无当也。”
《湘军志》在当时虽遭毁版，但马上又被人重刻重印，购者蜂拥，好评如潮。一直到今天，《湘军志》依旧光彩四射，一版再版，颇受人赞誉。
尹铁凡在他的书中，作了这样的评断：“虽腐鼠啾啾，毁怨百端，江河万古，何损一代‘太史公’之名！我们惊艳闿运之文笔，更膜拜其高尚之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