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美国考察期间，曾亲眼目睹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新鲜事物，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惊的就是这个国家里的身份平等[1]。我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一根本的事实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非凡作用。它不仅为社会公共舆论提供了明确的导向，也为法律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指引；它不仅为政府统治提供了新的规则，也使被统治者养成了独特的习惯。
后来，我又进一步发现，身份平等的影响力远远超越这个国家的政治习俗和法律传统，而它对政府的影响力也绝不亚于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它不仅能产生各种观点，激发情感，还能形成新的社会风俗，重塑并非来源于它的一切事物。
随着对美国社会研究的逐步深入，我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身份平等几乎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础，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从它这里找到根源，它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以至最终成为我所有观察和研究的聚焦点。
当我回过头来反观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的时候，我发现周围的很多事物似乎与新大陆的情形完全相似，欧洲社会身份的平等虽然远远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发展程度，但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不断发展，那些主导美国社会发展的民主原则正在欧洲社会大踏步地前进，并不断取得胜利。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了对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的整体构思。
如今，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面前展现，但对于这场有目共睹的革命，人们的评价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人或许将其看成是一种全新的事物，而且将其当做纯属偶然的事件，并期望能够加以阻止；但另外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持续时间最长且影响范围最广的历史事件。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转到700年前的法国。那时候，整个法兰西的土地被为数极少的几个家族占据，他们统治着所有的居民。统治权作为个人财产继承的一部分而代代相传，武力和权势是人们行使权力或用于制服他人的唯一手段，而土地所有权则是所有权力的唯一源泉。
尽管如此，教士阶层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形成，并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迅速地扩展到政治领域。由于这个阶层向社会敞开大门，致使穷人与富翁、平民与领主都可加入，从而使“平等”通过教会的大门开始逐渐渗透到政府管理领域。过去，一个普通的农奴可能终身都必须生活在被奴役的状态之中，可是现在，只要他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就能够与贵族们平起平坐，甚至还能时常成为国王们的座上宾。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得更加文明，也更加安定，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社会对民事法律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更多的人开始专注于对法律的研究，法学家则应运而生，并不断走出晦暗的法庭和布满灰尘的工作室，与衣着华贵的封建男爵们比肩落座于国王们的庭院。
在国王们自毁于好大喜功、贵族们因家族利益而陷入战争的漫长时期里，更多的平民则因经商而发家致富。金钱开始变成国家事务中一种崭新的影响力，而商业贸易不仅逐渐成为一种致富的新途径，而且还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与此同时，金融家也逐渐成为一种既被蔑视又受奉承的政治力量。
启蒙在逐步扩展，民智逐渐被开启，人们对文学与艺术的爱好被逐渐唤醒，观念的转变已成为成功的要素，科学变成了政府管理的一种手段，知识与智慧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文人开始介入国家与政府的事务。
通向权力的条条大路不断出现，家庭出身与权力获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贵族头衔这个在11世纪还属于无价之宝的荣誉象征，到13世纪竟然变成了一个用钱就可以轻易购买的商品。法国贵族头衔的出售最早始于1270年，但最后平等却正是以贵族制的方式被带入了政府。
在这700年期间，贵族阶层为了反抗王权或者出于自身权力斗争的需要，不时与民众分享政治权力。国王为打击贵族阶层的强大势力，更是经常性地允许国家的下层等级参与政府管理。
在法国，国王们总想证明自己是最积极、最坚定的平等主义者。当国王们野心勃勃并足够强大的时候，往往会将民众极力抬高到与贵族同等的地位；而一旦国王们属于平庸懦弱之辈，他们甚至允许民众的地位高于自己。因此，有些国王依靠他们的才能推动了民主的发展，而另一些国王则因为自己的昏庸无能帮助了民主的成长。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尽了最大努力让所有人在王室之下享有平等地位，而路易十五以“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玩世不恭和荒谬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一旦公民们不依赖封建制而拥有土地，可转移的财富将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权力与影响力。艺术领域的每一个创新、工商业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会给社会创造出同等数量的平等因素。从这个时刻开始，每一项新发明的工艺流程、每一种刚出现的创新需求、每一个渴望成功的崭新愿望，都是迈向普遍平等的坚实步伐。奢侈之情、好战之心、追求时髦之风，甚至包括人类内心所能拥有的一切激情，从最肤浅的感受到最深邃的思考，仿佛能够协同并进，从而既能使赤贫者致富，也能使富翁变穷。
一旦智力活动的成果成为一种可以获得权力或财富的资源，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着科学的每一步进展、每一个新的发现，乃至一个新的观念，并将它们视为即将握在手中的权力之源。诗歌创作、雄辩之术、记忆能力、精神魅力、充满激情的想象力以及深刻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些看似上天在偶然之间赋予人类的天赋，都成为民主的强大推动力。即使它们偶然掌握在民主的对手手中，也会因为人性中闪耀的伟大光辉而同样有益于民主的成长。因此，从人类文明到知识和启蒙，都逐渐成为民主取得胜利的领域，而文学则逐渐成为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武器库，即使最贫穷的人和最懦弱的人也能从中找到改变命运的武器。
翻阅法兰西人自己的历史，我们发现在过去的700年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件大事不曾推动了平等的发展。十字军东征和与英国发生的多次战争使大批贵族丧失了性命，他们的地产也随之被分割；地方自治制度将民主制度和自由领进了封建君主政体的中心区域；枪炮的发明使佃农与贵族在战场上变得完全平等；印刷术的发明使人们得以平等地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现代邮政在用理性之光照亮王宫大门的时候，也同时使得穷人的茅舍灯火通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主义宣称：所有人在通向天堂的大道上一律平等；美洲的发现为人们打开了成千上万条致富的道路，也促使大量的财富和权力被投入到冒险活动当中。
假如我们从11世纪算起，来考察法国社会每50年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我们将看到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种双重革命。贵族们在社会的台阶上不断下滑，而平民们则沿着社会台阶不断攀升。也就是说，一方的社会地位在持续下降，而另一方的社会地位在逐渐上升。每一个50年都使他们彼此接近，以致最后他们将变成同样的阶层。
当然，上述所有的社会变迁并非只在法国出现，纵观整个基督教世界，几乎都处在同样的革命进程之中。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出现不同的历史事件，但是它们都促进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甚至每一个人都为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既包括那些甘愿为民主胜利而付出的人们，也包括那些从未想过为民主服务的人士；既包括那些挺身捍卫民主的勇士，也包括那些宣称是民主敌人的顽固分子。总之，他们都被匆忙地赶到了同一条道路之上，所有的工作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无论是全然不知还是身不由己，所有人都殊途同归，协同并进，成为上帝手中驯服的工具。
由此可见，身份的平等是一种天意使然，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一种最普遍、最持久、非人力所及而全凭自身推动的历史必然，任何一个事件和任何人的行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它的发展做出贡献。
任何相信一代人的努力能够阻止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的人，都是不明智的，而要让民主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和战胜国王之后，主动在资产者和富人面前退却，那更是一种幻想。如今，民主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而对手则变得如此软弱，因此它不可能停下勇往直前的脚步。
面对如此时代，我们将何去何从？对此没有任何人能回答清楚，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供比较或参考的基础。在我们当今所处的基督教世界中，平等的社会环境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甚至这个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面对人类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真不知道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完成。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始终充满了宗教般的敬畏和虔诚，究其原因，是因为笔者深受当下不可抗拒的革命的巨大影响。若干世纪以来，这场革命一直在克服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直到今天，它依然在踏着自己所摧毁的社会废墟昂首阔步地前进。如今，即使上帝仍在保持沉默，我们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上帝意志的某些确切征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大自然周而复始的规律以及事物的持续发展趋势而得到答案，我确信天上的星辰并没有得到上帝的任何启示，但照样按照上帝的旨意沿既定的轨道并在固定的范围保持运转。
因此，在经历了长久的观察和苦思冥想之后，假如人类能够确信平等的渐进式发展既是人类的过去又是人类的未来，那么，这一过程本身便立即具有一种神圣的特性，就如同是上帝意志的一种准确的表达方式。那么，任何企图阻止民主发展的幻想都将形同于对上帝本人的无谓抵抗，每个国家都没有任何选择，它们唯有听从上帝的安排，让民主与本国的社会环境相互适应。
如今，基督教世界正在呈现出一幅异常可怕的景象。席卷各国的种种巨大变革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强力推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其速度还不至于快到无法把握其方向。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命运依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虽然留给它们的机会不是太多，时间也不会太长。
因此，对于当今这个时代的社会领袖们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学会如何把握和引导民主的方向，至少在可能的情况下唤起民众对民主的信仰。至于如何纯洁民主社会的风尚、如何规范社会对民主的冲动、如何一步一步地用知识和经验取代无知与盲目的冲动、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适时而又因地制宜地建立民主制度、如何让民主制度与社会环境和民众相互适应，等等，都是国家与社会适应民主大潮的关键因素。
一个崭新的世界需要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然而，对于这种社会需求，我们却很少思考和行动。我们虽然深陷于湍急的河流之中，但依然固执地盯着两岸那些依稀可见的残垣断壁，任凭惊涛将我们深深地卷入其中并再次将我们推向无底的深渊。
在我所叙述的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浪潮中，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充满着急风暴雨，而革命的进程本身却又充满了那么多的偶然和无序。究其原因，这个国家的领导们从来没有想过事先为这场革命做些准备，对此他们或是极不情愿或是不具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至于国家内部最有力量、最有知识也最有道义责任感的阶级，他们也从未想过应该给予这场革命以适当的指引。
因此，法兰西的民主完全是在被遗弃的状态下依靠原始的本能而得以发育和成长。它就像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一样，从小流浪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除了知道社会存在的种种险恶和悲惨而外，其余则一无所知。因此，在出人意料地掌握政权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它在掌握政权后，每个人又反过来对它表现得唯命是从和百依百顺，不久它便成了暴力的唯一象征物而受到人们顶礼膜拜。后来，当它的力量因自身的过度行为而不断减弱的时候，立法者不是想方设法地对其加以纠正、引导和规范，相反却极不明智地通过法案设计而对其加以彻底毁灭。也就是说，立法者没有教会民主如何治理国家，而是一门心思地将它赶出政府。
作为结果，民主革命虽然改变了社会的物质基础，但在法律、观念、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本应带来有益变革的那些领域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改变。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却是一个没有力量削弱制度性弊端并带给我们制度性长处的民主。这就意味着，人们只看到了它产生的害处，但不知道它能带来哪些好处。
当君主制度在贵族们的支持下安然无恙地统治着欧洲各国的时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幸的社会依然存在着某种幸福，而这些幸福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甚至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想象的生命体验。
那时候，只有少数王臣才拥有的权力为国王们实施暴政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国王来说，宗教既然使国王和王权在世人的眼里代表了神圣的上帝，那么他们也不愿意滥用权力。贵族们虽然与普通民众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差距，但依然对民众的命运抱以慈善和温和的关心，就如同牧人对自己牲口命运的关心一样。虽然贵族们从未想过与穷人一样平等，但既然从上帝手中接受了神圣的托付，他们就有责任关心穷人的命运。
民众从未奢望过更高的社会地位，更未曾想过与自己的头领们成为平等之人。他们既然已经领受了恩惠，就绝对不会再挑战头领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当头领们仁慈而又公正之时，他们会爱戴有加，并自愿服从其严厉甚至苛刻的统治，既不觉得为难也不会觉得丢脸，就如同在躬身领受上帝赐予的不可避免的惩罚。另外，社会生活惯例和民间习俗与传统也为暴政设定了界限，更何况也建立了某种法律，而它则是一种更加强大有效的权力。
因为贵族们从未想过有其他人可能想剥夺他们坚信不疑的合法特权，而农奴们长期以来也一直将自己的低下地位看成是上天安排的不可更改的自然秩序，因此，人们很容易抱着良好的愿望，认为在两个命运差别如此巨大的阶级之间能够长久维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虽然能看到不平等和苦难，但不会见到精神的堕落和道德败坏。
实际上，社会之所以会变得世风腐化，道德败坏，不是因为部分人行使统治权力与部分人习惯于服从权力，而是因为行使统治权的人使用了非法的权力，而习惯于服从权力的人则被迫屈从非法窃取的权力并遭受压迫。
过去，一部分人拥有财富、权力和闲暇，他们终生享受着富足的生活，不仅衣着华贵，饮食考究，品味高雅，而且拥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并积极培育和奖励艺术。其余的所有人则终其一生辛苦劳作，并保持着粗俗的习惯和愚昧无知的状态。然而，你依然会在这些粗俗而又无知的民众之中，发现诸如充满活力的激情、慷慨而又高尚的情怀以及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朴实无华的美德。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整体，应当既稳定又强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会显得很繁荣。
后来，社会各阶层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那些过去曾将人们分开的道道藩篱也逐渐解除，土地被不断地分割，而权力也一再被越来越多的人分享，启蒙的成果在不断地扩散，人们在智力上的才能日渐平等，社会环境变得更加民主。最终，民主以和平的方式，通过社会制度的成功建构和风俗习惯的逐渐养成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根据上述环境，我能想象出一个社会，在那里，所有人都将自己看成是法律的创设者，因此他们将真正热爱法律并严格服从法律。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充分尊重政府的权威，而这种尊重不是出于政府权威的神圣性，而是基于民众心目中一致认可的必要性。当然，人们对国家的元首也会充满爱戴，但这种爱戴是出自一种理性的平静的感情，而不是任何激情。每个人都有固定的权利且得到确切的保障，每个阶层都得以形成坚定的自信，并促使整个社会建立起一种既显得不卑不亢又体现彼此尊重的良好关系。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因此，所有人也都明白，要想获得社会给予个人的福利，就必须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公民自由的联合不仅取代了昔日贵族制度下的个人权力，同时也为国家避免暴政和专横而提供了强大的保护。
确切地说，采用上述方式而建立的民主国家，将不会因循守旧或停滞不前，相反，社会将作为一个整体并采取渐进和有序的方式向前推进和发展。当然，这样的社会将不会创造出贵族制社会所能创造出的辉煌业绩，但困难和折磨也会大为减少。此外，人们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特殊享乐，但百姓的富足将更为普遍。知识和学问也可能不会太崇高，但无知和愚昧会变得异常罕见。人们的情绪可能不会太激昂高亢，但行为和习惯将变得更加稳健和温良。社会的不良行为可能不少，但犯罪将明显减少。
在这样的社会里，纵然没有狂热的激情和炽热的信仰，但理性和经验也会确保公民毫不犹豫地响应社会的号召，并自愿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巨大的牺牲。置身于这样的社会里，由于每个人都处于同样的弱小地位，所以每个人也都平等地感觉到需要同胞的支持与帮助。他们都深深地懂得，相互合作就是得到别人支持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个人利益将服从公共利益。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虽然不会过于辉煌和光荣，甚至也不会非常强大，但多数人都能安享富足的生活，民众也会更加热爱和平而不是战争。仅就后面一点来说，并不是民众不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是他们更珍惜自己现实的小康处境。
这样的社会虽然在秩序方面远非尽善尽美，但社会本身会努力向着尽善尽美奋斗。不仅如此，社会既然永久性地放弃了贵族制下的各种公益事业，那就自然会让人们安享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一切社会福利。
然而，具体到我们法国人，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彻底抛弃了祖先们留下的社会环境，将他们的制度、观念和传统习俗统统弃置一旁，我们用什么来取代它们呢？
王权的威严被彻底摧毁，但法律的尊严并没有取而代之。如今，民众既鄙视权威又对其充满恐惧，而且这种恐惧感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对王权的热爱和尊重。由此，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我们已经彻底地摧毁了昔日能够独立抗击专制和暴政的个人力量，而那些曾经存在于家庭、私人团体和个人手中的一切权利却全部被政府握在手中。如果说，在过去只有少数人掌握着保护性的权力，而且这些权力有时甚至还带有一种压迫性，那么在这个时代，却变成了所有人都处于软弱可欺的境地。
财产的不断分割使曾经横亘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模糊，并最终使人们走到一起。然而，贫富差距的缩小似乎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彼此仇恨的理由。人们用充满恐惧和妒忌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每个人都会断然拒绝别人所提出的权利要求，而在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人存在权利的观念。在这个时代里，武力和权势既是眼前唯一有说服力的手段，也是对未来的唯一保障。
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他可能保留了祖辈的大部分偏见，但丢失了他们的信仰；他可能依然像祖辈一样无知和愚昧，但丢失了他们的种种美德。他会欣然接受功利主义信条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但并未真正理解这些信条背后的科学性和规则，他如今的自私与之前的无私一样，都是无知和蒙昧的体现。
一个社会之所以要保持平静和稳定，不是因为它觉得自己强大和富有，而是因为它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和渐趋衰弱，有时它甚至对社会内部的轻微震动和细小折腾都心怀恐惧。对于这一危害，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但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设法挽救。人们可能有过憧憬，也曾为之悲伤和遗憾，甚至曾为一时的成功而欣喜，但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显著的持久的效果，就如同一个年老体弱之人即使迸发出所有的生命激情也对任何事情都无能为力一样。
由此可见，我们虽然毅然放弃了过去的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但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现实社会可能提供的任何有益事物。因此，在彻底摧毁了一个贵族制社会之后，我们似乎已做好准备，将信心满满地永远生活在一片废墟之中。
然而，在知识界所发生的一切，几乎同样地可悲。
法兰西的民主，虽然在前进的路途中有重重阻挠，但它完全依赖自身无拘无束的激情，摧毁了挡在它面前的所有障碍，并动摇了一切没有被摧毁的事物。它不是通过渐进式的方式掌握整个社会，也不是使用和平的方式实施统治，而是在充满混乱与喧嚣的战斗中一路高歌猛进。在斗争的白热化阶段，人们为了驳倒对手的观点，不惜将自己的观点不断升级，以至于最后越过了自己观点所存在的天然界限，完全丢失了自己的真实目标，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与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内在逻辑南辕北辙，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我们在法国极不情愿看到的天下大乱的真正原因。
我曾多次徒劳地在记忆中搜寻，但至今仍未发现任何事情比眼前发生的一切更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悲悯。当今时代，那些昔日曾连接人们观点与喜好、行动与信仰的纽带似乎已被完全摧毁，而那些曾经存在于历史与人们情感和观念之间的和谐关系好像也已完全破裂，甚至于传统与道德规范从表面上看也已经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
如今，人们依然能从人群中看到个别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专注于从其他人的真实生活中吸取精神营养，并以饱满的热情和爱心创造引领未来的知识。显然，他们为人类能够获得自由而深深感动，并身体力行地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而这些则是所有道德高尚的伟人们的共同力量。既然基督教已宣称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那么当它看到所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时候，肯定也不会反对。然而不幸的是，宗教在一连串异常的事件当中，被迫陷入了民主所要极力推翻的权力阵营。因此，它不但没有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赋予民主以神圣性，而且还轻蔑地拒绝了往昔一贯热爱的平等，并不断地将自由作为敌人而大加诅咒。
在上述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周围，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些人，他们并没有专注于神圣的天国，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世界。他们热切地拥护自由，不仅将自由看做是一切高尚品德的源泉，而且将其视为一切完美事物的化身。他们真心期望自由能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而为人类的福祉提供可靠的保障。
因此在我看来，这些人特别期望能获得宗教的帮助，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没有良好品德的自由将无法长久统治，而没有了信仰，道德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基础。因此，一旦看到宗教投向了敌对者的阵营，他们立刻变得踌躇不前，一些人转向直接攻击宗教，而另一些人则停留在既不反对也不敢拥护的地步。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些贪婪无耻之辈曾不遗余力地颂扬奴隶制度，而一些持有独立思想的热心人士则一直在为人类的自由而进行着一场无望的战斗。但在今天，我们时常又遇见一些出身高贵和举止文雅的人士，其所持观点与他本人的身份完全不一致，他们甚至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奴役制度大加赞赏。而另外有一些人则与此完全相反，他们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自由的神圣和庄严，因而时常以自由的名义为获得人权而大声疾呼，但在实际上他们对于人类究竟应该有哪些人权却一无所知。
我也时常看到一些品德高尚并热爱和平的人士，他们道德淳朴、处事稳健、家境富有，而且才能卓著，这些特点足以让他们成为周围人的领袖。毫无疑问，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一种真挚而又笃定的热爱，也会随时准备为国家的福祉付出任何巨大的牺牲。但是，正是这样一些人却时常成为社会文明的对手，因为他们不能将文明产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从文明发展的种种好处中区分出来，以至于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观念：任何一种社会恶习都与一种新的观念紧密相连。
此外，我还发现另外一些人，他们以社会进步的名义自居，从而千方百计地将人降低成一种物质载体。他们将“是否有用”当做判断一件事情的唯一标准，而从不考虑这件事情是否合法或公正。他们探索远离信仰的科学知识，却不以道德的方式追求成功和幸福。这些人，一方面自认为是现代文明的坚定拥护者，另一方面又狂妄地自称是现代文明的开拓人。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盗用了被其他人放弃而他们也不配占有的职位。
如今我们看到，信仰宗教的人士正与自由搏斗，而作为自由的朋友则在攻击宗教。高贵而又优秀的人士在吹捧奴役制，而卑躬屈膝之士则在大肆鼓吹着独立。诚实而又开明的公民反对一切进步，而那些既无爱国之心又无道德之品的人士则以文明和启蒙的倡导者自居。
以上的描述，也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真实现状。
对此，人们禁不住要问：难道我们过去的若干个世纪都与今天一样吗？难道今天的社会就是我们继承历史的必然命运吗？难道过去的人们也像今天一样一直生活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上吗？在如今的社会上，有德者无才，而有才者无德，人们将爱好秩序与受压迫的喜好混为一谈，而最自由神圣的仪式与藐视法律时常交替上演。人类的良知之光一旦投射到自身的行动之上，就会立刻变得模糊而又暗淡，所有的事情，无论对与错、真实与谎言，还是体面与羞耻，都完全没有了界限。
对此，我是否能确信这就是上帝让人类永远在缺乏智慧的海洋中做永无止境的挣扎呢？当然不能！我确信：上帝已经给欧洲社会安排了一个更加和平与更加稳定的未来。尽管我并不清楚上帝的总体设计，至少到目前我仍然无法理解，但也不能因此而心存怀疑。基于此，我宁愿怀疑我的智慧和能力，也不愿意怀疑上帝的公正。
对于我所说的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当今世界有一个国家几乎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它采取的方式既简单又容易，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国家虽然没有发生我们所经历的革命，却收获了一场民主革命的所有成果。
自17世纪初以来，定居于美洲大陆的移民们采用了分解的方式，从欧洲社会中那些备受抑制的社会生活原则中提炼出若干民主原则，从而逐步移植到新世界的海岸上。这些民主原则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逐渐成熟，并与当地的民俗相互融合、彼此促进，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演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制度。
在我看来，我们这里迟早会有一天也能像美国那样，建成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社会环境。但我不敢肯定，当我们有朝一日拥有了美国人那样的社会环境之后，是否也能获得今天的美国人所得到的政治成果。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美国人所创立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可能采用的唯一形式。但是，既然在两个国家中产生新的法律和形成新的社会传统的根本原因是如此相同，那么，能够找出这个根本原因在不同的国家中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定是最值得我们关心的主题，也一定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话题。
由此可见，我之所以要考察美国，并不仅仅出于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满足好奇心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最大的初衷还是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对我们国家有益的指导和教训。因此，任何人若要认为我是在写一本颂扬他人的著作，只要读完这部书就会发现他的上述看法是大错而特错。
另外，从总体上褒扬任何一种政府管理模式，也不是我写作本书的目标，因为在我看来，任何立法工作和成就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美。我甚至不愿意对这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做出任何推测性的判断，虽然它的进程显得那么不可抗拒，但其本身对人类来说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我无法做出评判。我只能将这场革命看成是一种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的事实。我之所以从经历过这场社会革命的众多国家中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社会革命在这个国家里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而且也得到了最完整和彻底的展现。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从中清楚地找到革命所产生的最自然结果，以及那些最有益于人类的革命方式。我确信我所看到的美国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自身，因为我是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的象征而加以观察和思考，包括它的立场与倾向、它本身的特性、它所持有的偏见以及它所表露出的激情，等等。总之，我想深入地了解民主和认识民主，最好是能从中发现：我们究竟希望从民主中获得什么以及民主究竟在哪些方面让我们害怕。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笔者试图阐明是哪些因素塑造了美国的民主、民主是如何在美国不受限制而在全靠本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民主对美国法律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对政府的形成起到了哪些作用以及它对国家行政事务管理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其中，我特别考察了美国民主所产生的几种弊病，以及它为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我还特别留意美国人为预防民主弊端而采取的种种补救措施，并发现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疏漏之处。最后，我专门为读者指出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民主得以统治整个美国社会。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最主要的目的是阐述平等的社会环境和民主政府对美国市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具体包括习惯、观念、传统习俗等。但是目前我已经对这个计划不抱热情了，因此除了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之外，此项工作就再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不久之后，另外一位作家将为我们奉献出描述美国人性格特点的著作。他能以动人的笔触为一幅古板的画面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以远远超过我能力之外的巨大魅力为人们娓娓道出真理的天籁[2]。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成功地表述自己在美国所看到的一切，但我最真挚地希望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从来没有让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服从事实。
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所形成的任何一个观点，都尽可能地借助出版文献的帮助。这些出版文献或是原始资料，或是最具权威性和最有名气的著作[3]，凡是引用的资料都有注释，以方便每一位读者核对和查找。在涉及公众观点、政治实践和生活方式评价等方面，我都尽量请教当地的见多识广之人。对于个别重大而又相互矛盾的事务，我尽量避免一家之言，总是多方打听，汇总各家之言以做到兼听则明。
因此，我在此也恳请读者相信我下面所说的话。在书中很多场合，我本来可以引用一些权威人士，或知名人士以及社会贤达的话来支持我的观点，但我不能这样做。要知道，一位外国人坐在朋友的火炉边，很容易经常听到一些重要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主人可能对自己的朋友都没有透露过。不过，这也是人们在与一个外国人的谈话中打破僵局的最轻松办法，况且对于主人来说也不必担心，因为这位来自外国的朋友很快就会离开。因此，每当朋友对我透露重要的信息时，我都会立即记录下来，然而这些笔记会永远保存在我的文件柜中，我不会将它们公开。我宁愿让我的著作因此而失去更多的成功机会，也绝不会让我的名字列入使慷慨好客的主人陷入尴尬与懊恼境地的那些旅游者的名单。
我知道自己尽管已对本书费尽苦心，但任何人只要愿意都会轻而易举地对它提出批评。任何一位耐心的读者，只要认真阅读，就能发现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它也是连接本书各个部分的一根红线。但是，由于作者必须站在广阔的视野上考察各种主题，因此假如读者想从一个简单而又孤立的事实出发而辩驳一个由各种事实集中起来而组成的一个整体，或者想用一个特殊的观点去反驳一个由观点而组成的整体，那么他会发现这将易如反掌。因此，我请求读者用我写作本书的精神去阅读本书，并以通读全书和掩卷而得的总体印象为基础对本书做出评价，就如同作者的任何一个观点不是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得自于大量的证据一样。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提醒读者的地方，希望读者理解笔者在书中对每一个观点所作出的理论性总结，而且有些总结甚至走到了错误和不切实际的边界。我们都知道，人们在行动的时候时常是需要抛开一切逻辑规则的，但是，理性的争论却永远不能放弃逻辑推理。此外，请读者原谅笔者在书中可能出现的语言上的前后不一致，而要克服这种困难就如同要保持行动的一致那样艰难。
最后作为总结，我要向读者们指出本书存在的一个主要缺点，对此可能很多读者也有同感，那就是：本书绝对没有迎合任何人的观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自始至终既没有想到服务于某个政党，也没有想到要攻击某一个政治派别，对此，我并不是想采取与各个政党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问题，而只是想努力地看得更远一些。政党可能只为明天而忙碌，而我的视线则停留在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