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王军显得疲惫不堪，声音嘶哑，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人也消瘦了许多。这几天，他正带领着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挨个挽留大户们。此时正是危难之机，营业部所属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部正被证监会严肃处理，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也被取消。作为远在深圳的分支机构也必然受到波及，最直接的影响是优质客户开始流失。这些大户们之所以在王军的营业部开户，看重的是万国证券这块金字招牌。现在招牌被砸了，自然是树倒猢狲散，明哲保身了。纵然王军拿出最大的诚意，磨破嘴皮，要走的还是走了。留下的是几个像张国庆和周杰这样与王军私交不错的，比较重情义的人。万国证券的轰然倒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它从巅峰跌入万丈深渊却只用了短短的八分钟，更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万国证券兴衰的原委要从一个人说起，他是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
1947年5月19日，管金生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一个穷僻的小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5年他考进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因后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他从公安机关的翻译岗位，改行投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先后任经理助理、副经理，并被选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成为法学、工商管理双料硕士。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的这一构思。管金生为此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1988年2月，管金生负责筹建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人民币。管金生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万国证券创办之初，除经营券商基本业务之外，管金生四处寻找快速发展壮大万国的商机。1988年6月，财政部允许国库券在54个城市上市流通交易。管金生从国库券的流通中敏锐地嗅出了商机。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证券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
倒卖国库券使万国证券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它在与同行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此后万国证券更是风生水起，一度承销中国七成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六成，忙的时候一天要出席4个发行仪式，最后要由政府出面将业务协调给别的券商。管金生更是野心勃勃地打出“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万国会成为中国的野村和美林。那时，没有人怀疑他办不到。业内有人开玩笑地说，万国发展得好，是因为老板的名字起得好，管金生，谁敢跟一个为管钱而生的人比财运呢？
戏剧性的是，从一代大佬到阶下囚，管金生只花了八分钟时间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令他一败涂地的，正是当年成就他的国债，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94年下半年，上海的国债期货高潮渐起。管金生自然不会错过这波行情。1995年初，在国债期货市场上，代号为3.27的国债会不会加息成为最大的悬念。3.27国债是对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3.27国债将在该年的6月份到期，按照其票面利息和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到期应兑付132元，可当时市场流通价为148元。按当时的利率，其回报太低了，市场普遍认为财政部会提高3.27国债的利率。但管金生却认为，一旦加息需要国家多支出16亿元的资金，而此时中央正狠抓宏观调控，在利率决策上一定会趋于保守，不会轻易从国库拿钱来贴，所以坚持做空。
于是，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期货市场形成了3.27品种的多方与空方，该品种价格行情的最大振幅曾达4元多。空方的总指挥是万国证券，二号主力是辽宁国发公司。而多方的主力则是中经开，一家隶属于财政部的国字头公司。2月23日，财政部发出公告宣布提高3.27国债的利率，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元兑付。多方借利好咄咄逼人地乘胜追击，而空方却不甘束手就擒。双方围绕3.27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148.50附近，空方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但多方力量势不可挡，一开盘，价位就跳空高开，数百万的空单被轻而易举地吃掉，价格大幅飙升，迅速推高至151.98元。就在万国还在殊死抵抗之际，原本跟它一同做空的盟友辽国发突然倒戈，将其50万口空单平仓，同时追加买入50万口反手做多。这无疑是在奄奄一息的万国心脏上插进致命的一刀。
当天16时22分，离收盘还有八分钟。正当许多人都以为大局已定时，急红眼的管金生为了不让万国证券倒闭，在收盘前的最后八分钟作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当天16时22分13秒管金生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5元。在最后八分钟，万国证券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多方顿时兵败如山倒，纷纷爆仓，最后双方在147.50元的位置鸣金收兵。当日上海国债期货总成交8539.93亿元，其中80%即6800亿元左右集中在3.27品种上。若按收市价147.50元结算，意味着一大批多头将一贫如洗，甚至陷于无法自拔的资不抵债的泥塘。
交易刚结束，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管办就接到了指有会员严重违规操作的控告。当晚，上交所受命宣布，3.27国债最后的八分钟交易属于万国证券蓄意违规，故此时间段的交易无效。该决定下达后，万国证券由盈利42亿，变成巨亏60亿。管金生破釜沉舟砸出千亿卖单，意味着至少要有100亿的保证金。万国证券有吗？显然没有。管金生的操作违规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最后的八分钟改变了一切。当年5月17日，国债期货被叫停，5月19日，管金生被捕，为其中国证券业探路者的生涯画上一个黑色的句号。1997年，管金生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前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达人民币269万元。2003年，保外就医位于上海徐汇区宜山路与华亭宾馆之间一处旧房子里。此前，他已经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7年。万国证券经此一仗，元气大伤，不久被重组。1996年7月16日，申银与万国合并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
而那些多头们则经历着相反的生死轮回。2月23日下午一直到晚上，多头们都守在交易所里，红马甲和全国各地来的席位负责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人吓得尿裤子，有的人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一直熬到晚上将近11点钟，他们第一时间从路透社的财经信息上看到了上交所的决定：今天3.27国债期货16点22分13秒以后的交易无效，收盘价定为151.30元。整个交易所沸腾了！有人用脑袋撞着墙，泪流满面地疯狂叫喊：“我们活啦！我们活啦！我们活啦！”大家手挽着手高声唱起了国际歌……
事情已过去十多年，光听杨中华回忆这段历史，胡克锋已经觉地够惊心动魄的，试想那些在现场交易的人要经历怎样惨烈的心路历程，生与死只在一瞬间。对于万国证券，胡克锋在平时有所耳闻，但对“中经开”却知之甚少。
“中经开是简称，它于1988年4月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原名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这家信托公司以接受财政部农业周转金委托管理起家，之后接受全部财政周转金和农综办资金的委托管理。1992年1月，公司羽翼渐丰，改名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其业务扩大至信贷、证券、实业投资等自营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中经开绝对是纵横捭阖的江湖霸主。后来的长虹转配股上市疑云、东方电子欺诈案、银广夏造假背后都有中经开的身影。2002年6月7日，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撤销。”
“万国证券与中经开这种近乎疯狂的对决，是不是暴露出当时政府对于高风险市场的内外监控能力的不足？”
胡克锋的这个问题问得有些专业，以至于杨中华需要沉思良久才能给出较为客观的回答：“促成这次风波的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期货业务的推出相当仓促，不仅缺乏经验，也缺乏相应的监管法规，更重要的是对市场风险缺乏必要的认识；其二，国债期货市场投机风气极浓，违规造市、超额持仓、内幕交易现象相当严重。对于万国证券的恶性投机，蓄意违规，缺乏监督，以至于出现没有相应保证金的情况下，却在短时间内进行上千万口交易的现象。这两个原因充分暴露出当时政府对于国债期货市场的内外监控能力的不足。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决定。至此，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这次风波对于留下来的大户而言，却是有些因祸得福。证券营业部为挽留大户们不仅在股票交易的经纪费用上给出了较大的优惠，而且每周六还举办股市沙龙。”杨中华接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