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1956年春节，曾为党的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来到阔别30多年的一大会址，睹物思旧，不禁百感交集。他借用《庄子》中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当场挥毫题词，写了“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八个雄健有力的大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地下党员。如今9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拥有近90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恩格斯在晚年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很好地诠释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帮助中国建党。在两方面的合力之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年龄、身份、经历却是大不相同。其中，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前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两人一南一北，相约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围绕在陈独秀、李大钊周围，有一批留学生、大学生、中专生。他们在“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人为工作苦苦奔波，过着类似今天蚁族的生活，却是越挫越勇，拼命地学习、了解各种新思想、新学说，辨别、分析，并最终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点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几位“老少年”，大多已年过40，参加过辛亥革命，虽然经历过很多失败、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身边朋友、学生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年轻的团体。甚至还有个别的国民党人，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秘密党员。
为了回顾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段峥嵘岁月，追寻党的创始人走过的历史足迹，我们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选择了为党的创建做出历史贡献的17位人物，编撰了这本《建党群星》。他们当中，有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有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有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成立的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李汉俊、张国焘、张申府、毛泽东、董必武、陈公博、周佛海、王尽美；有陈独秀个人指定的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有中国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上海发起组的国民党人邵力子。还有一位虽不是中共党员、却为一大顺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女性王会悟。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当年大多是怀着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中国社会改造洪流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但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后，结局大不一样。他们中有的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人血洒疆场，或英年早逝，成为英名永存的革命烈士，如王尽美、陈潭秋；有的人因为党成立初期的不成熟以及个人的原因，早早离开了党，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如李汉俊、李达（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也有人对中国革命的命运、前途同党产生了分歧，成为托派，如刘仁静；还有人经不起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落伍退却，离开了革命阵营，如包惠僧；甚至有人沦为叛徒、汉奸，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如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真可谓历史无情、大浪淘沙。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流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这是关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着力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主探索的结果，而不是各种敌对势力所说的苏俄制造的产儿。据考证，这个说法，“文化大革命”前没怎么听说过，它是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口号后才又被提出，并逐步传开的。
这个说法的主要依据，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同事高一涵于1927年5月22日下午在武昌中山大学讲演厅召开的中大全体学生、教职员及各界群众代表“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这份资料。它“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梗概。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研究陈独秀、李大钊的珍贵史料。高一涵在大会上说：李大钊先生“……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说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根据“南陈北李”的挚友高一涵的回忆，并不可靠。依据两点：一是从胡适日记中查到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自日本写给胡适、陈独秀的信，认为当时高不在国内，怀疑高氏笔下的描述是道听途说，相约建党之事并不确切。其二是高一涵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李大钊同志传略》和《回忆李大钊》文中都未提到相约建党。疑为高可能传闻失实而不提。
上述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对高的回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因为根据《陈独秀被捕送案表》记述高一涵亲历了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散发传单，是目睹军警搜捕的知情者。高一涵虽一度离开国内，回国后完全可能从李大钊等人处了解详情，虽非亲见，确系亲闻。而“南陈北李”赴天津途中是否商讨过建党问题，确是问题的焦点。当时陈独秀还处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的时期，两人尚不可能明确地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但很可能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比如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之类的秘密团体。这同样可以说是“相约建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建的是纯而又纯的列宁式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作为“第一次路线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只有挨批的命，哪有论功的分。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1964、1965年，由于开展对《李秀成自述》的全国性批判，李大钊也因有一篇《狱中自述》而面临着遭诬陷被批判的危险。果然，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李大钊也就被打成了历史上的“叛徒”。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间，一大批比较早从事于学习、宣传和研究党史的人，都没有提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这是不足为奇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是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应该说，没有多少人对此提出异议。
而对陈独秀的评价，就大不一样了。一开始，还有人坚持对陈独秀持完全否定性的评价。后来，对谁在五四运动和党的创建中作用最为重要，学术界和社会也都还有不同认识，很多人说是李大钊，至少把李大钊放在陈独秀之前。但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与时俱进。今天，史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
对此，毛泽东颇有先知先觉。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年轻人·老少年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从各地来了15位国籍不同、口音不同、衣着不同、年龄不同的人，他们相聚在一起成就了一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12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在一大召开前全党50多名早期党员中，也只有武汉的郑凯卿出身工人。
和大多数一大代表一样，早期的中共党员也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或者刚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和今天的毕业生相比较，这些新式学堂出来的年轻人的出路更加不容乐观。当时的情况是科举制度结束，传统的“读而优则仕”的路断了，但近代的新兴产业并没有大发展，新型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也没有诞生，人事任命裙带之风盛行。“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是当时大多数毕业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呢？这些年轻的早期中共党员，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同学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为此，他们苦苦奔波，辗转于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到国外勤工俭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物质生活很艰苦，精神上也备受歧视。
毛泽东是一个典型，1918年6月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为探求人生的道路，在两三年时间里，两次到北京，四次到上海。1918年8月，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事第一次到北京，居住了半年，艰辛备尝。他后来回忆说：“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即便如此，毛泽东仍感到无力支撑自己的生活费用。幸亏得到杨昌济的热心帮忙，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8块大洋。但在人们的眼中，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实际上是不得志的，经常受到冷遇，受到刺激。他在1936年对斯诺说：“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就是登记来读报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南方土话。”
包惠僧也是一个典型。他是湖北黄冈人，1917年夏从湖北一师毕业。刚开始他在家乡托人，勉强在附近小学找了个工作，但不久就因为疾恶如仇，和当地豪绅发生了矛盾，丢掉了职务，被逼逃到武昌。包惠僧来到武昌后，为了工作的事辛苦奔忙，却屡遭白眼，焦急疲劳又让他生起病来。在走投无路、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他甚至想自杀。就在贫病交加之时，他在居住的旅馆里遇到一位新闻记者，一番谈话后，包惠僧决定走“干新闻”这条路。但干这个工作他也受尽了白眼，甚至不为熟人、师长所理解。有一次，包惠僧到省议会去采访秘书长蔡养朴，蔡养朴曾是包惠僧的代数老师，他一本正经地对包惠僧说：“一个读书人去当新闻记者就是末路，这种行业不仅辛苦，而且危险……截止到现在就有不少人怕你，把你的名字同‘报痞子’联在一起……我劝你不要搞这一行，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包惠僧听到这席话，觉得很委屈，就与老师申辩，谁知蔡养朴不但不同情，反而面露不悦，拂袖离去。
党的早期党员中，出生官绅世家的不少，但大多数都已家道中落，靠亲友、师友多方接济，甚至散尽家财才读上书，如周恩来、陈公博、周佛海。但也有极少数人，家世非常显赫和富有，生活条件很优越。但他们也往往因为接受了新思想，和家庭发生了激烈冲突，生活陷入困境。张国焘是一个典型。在江西萍乡，张氏是有名的大家族。张国焘曾多次向同事和朋友炫耀：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这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清朝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但在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之后，张国焘逐渐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他经常和家里写信，向父母宣传新思潮，批驳孔孟之道，并力拒家里给他安排的婚事，父子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最终，张国焘宣布和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并说到做到，从1917年开始，过着天涯孤旅的生活，以至于1919年冬在长辛店办工人夜校时，张国焘无奈之下，悄悄地把冬衣送往当铺，用典当费填补经费空缺。
尽管贫穷，尽管生活窘迫，尽管备受歧视，但这群年轻人仍能感到一股盎然的情趣和奋进的精神。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当然，更吸引毛泽东的是北京活跃的思想界。他像水蛭一样不断吸取周围一切好的东西。这时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海中贪婪地阅读各种书报，并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积极去旁听一些感兴趣的课程，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等到毛泽东1919年春天，因母亲病重要回湖南的时候，已经是眼界大开，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包惠僧也未被现实挫伤斗志，反而在每日的采访中，加深认识到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他决心要将记者这一谋生手段变成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武器。当时包惠僧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寓意是用雷电轰鸣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1920年2月5日，包惠僧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到武汉讲学的陈独秀。这次采访，对包惠僧的影响很大，由此他和陈独秀结下了缘分。他是这么回忆的：“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果真如此，不久，陈独秀派人到武汉创建党组织，包惠僧被第一批吸收入党。
在50多名早期中共党员中，留日学生李汉俊、李达、周佛海、施存统等，和李大钊等人一起，较早通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通过翻译、发表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达是一个典型。1913年，李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到日本一年即因病辍学，回国休养。1917年春，再赴扶桑，在著名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帝国大学预科）攻读理科。在日期间，他和中国留学生饱尝了欺凌侮辱，痛感本国政府腐败无能，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李达自述自己当时就像是在黑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眼前一片黑暗，内心十分茫然。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特别是1918年作为“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主要成员回国请愿，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受挫折不成之后，他深深体会到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推翻本国政府，中国社会才有希望。他返回日本后，弃工从文，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他回到上海，准备“找同志干社会革命”。适逢陈独秀等刚刚建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李达立即加入。不久，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李达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担任主编，承担了从著译、编辑、校对到发行的全部工作，甚至在经费发生困难时，他和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即以自己的稿酬垫支。
就是在编辑《共产党》月刊的日子里，李达结识了来自浙江乌镇的、毕业于教会学校的新女性王会悟。1920年下半年，李达和王会悟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虽然王会悟当时不是中共党员，但在党的一大召开的前前后后，出色地承担并完成了会议的会务和警卫工作，保证了会议的安全、顺利召开，因而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会务工作者”“第一位安全保卫工作者”。1993年，王会悟在北京逝世，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她在党的‘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大会议在上海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提议并安排会议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她后来回忆，“上海侦探很多，‘一大’没开完就被发现了，李达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怎么样。……有人提议去西湖。我说怎么能去西湖呢，已经被巡捕房注意，即使到了杭州也是要被察觉的……刚开始，大家讨论，后来结论是，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还有人说，会总是要开的嘛。于是，我就说，要去一个大家想不到又可以去的地方……我说到一个大又不大，小又不小的地方去。去南湖，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嘉兴“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在早期中共成员当中，也有一些长者，虽然为数不多，但颇为引人注目。这里仅举其中几个人简要介绍。中共长沙早期组织的何叔衡，是参加一大的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而同属中共长沙早期组织的贺民范，当时已年近六十，时任船山中学校长，可能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中年龄最大的，两人都在湖南教育界很有声望。中共武汉早期组织的董必武、刘伯垂，虽然年龄都不到四十，但革命资历很老。董必武长期追随孙中山，曾先后参加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刘伯垂曾任民国大元帅府秘书官、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参事，袁世凯称帝后即愤然辞职，南下广州，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后因广东军政府未彻底摆脱军阀控制，刘伯垂深感不满，1920年夏秋之交第二次辞官。
这些长者，虽然历经坎坷，屡遭失败，但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灰心失望，随波逐流，更没有留恋名位而踌躇不前，而始终对新思潮、新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这里，笔者想着重介绍一下贺民范，在今天，他默默无闻，可以说是一位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连网络上都没有对他的专门介绍，只是在谈到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著名人物1920年到俄国留学时才顺便提到他。当时，毛泽东等人在湖南组建俄罗斯研究会，介绍革命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为留俄做准备。鉴于贺民范在湖南教育界的声望，推举他公开出面组织推荐。1983年，中共早期领导人、后来成为“托派”的彭述之，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文章，回忆了他和贺民范的交往。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了解到贺民范入党前后的情况：1920年贺民范已年近六旬，须发苍苍，但生机勃勃，精神抖擞，很得意地自嘲为“老少年”。他出身士大夫家庭，曾考取与举人相等级别的贡生名衔，但很早就注意到旧学的局限，走向新学的探索之路，留学日本，后长期在湖南教育界任职，有重大贡献，故享有盛誉。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他通过和几位到上海走向共产主义的学生的书信往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学生们的介绍，和陈独秀也建立了书信联系。这一时期他同毛泽东等人也有了较多的往来，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
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党的时候，得到了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从而促进了建党的进程。当时，中国准备建立共产党的，并不是只有陈独秀为首的这一家，还有其他好几家。只是他们没有得到苏俄、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久就烟消云散，其成员有的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由列宁创建于1919年3月，1943年5月宣告解散，是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从二大开始，明确宣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其领导。
共产国际自创立以后，由于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还由于它的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难以分割的关系，所以一直较多地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节制，它的政策也是多随着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从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资料看，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绝大多数是在苏联领导人参与下决策的。
对苏俄、共产国际为什么帮助中国建党，以往的认识比较简单，一般认为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问题中应有之义，是苏俄国际主义的表现。近年来，随着苏联、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我们知道，苏俄、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党是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苏俄正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而在苏俄漫长的东部和南部边界之外，有土耳其、波斯（伊朗）、阿富汗、印度、中国、朝鲜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形成了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缓冲区域。这些国家反帝革命的兴起，必将对帝国主义造成重大压力，成为对苏俄国家安全的有利因素。对此，苏俄、共产国际都非常重视。因此，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核心就是强调反帝革命。执行这一战略，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既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同时更看重国民党及其军队，既表现出国际主义的一面，又不能不偏重于保卫苏俄国家利益。
在诸多在华活动的俄国人中，真正以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的第一人是维经斯基，这是不争的事实。维经斯基，俄国人，曾移居美国，在美加入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苏俄，加入俄共（布），1920年初到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从此开始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他们首先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取得了联系，通过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的形式，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随后，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人。得知中国共产主义者在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后，便开始帮助陈独秀等筹建中国共产党。另外，共产党广州早期组织的建立也与维经斯基一行有关。
维经斯基在中共创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在维经斯基离开后突然减少这一现象，一窥究竟。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主要活动集中在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期间，而在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以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大大减少。包惠僧曾回忆说：“魏金斯基同志已回国，上海方面的同志很少，工作也没有开展……李汉俊有点慌。他要我到广州去当面和陈独秀商量……我同陈独秀见了面，把上海的工作情况及李汉俊的意见告诉了他。陈独秀思索了一下说：……目前请李汉俊暂待在上海对各方面联系，工作能做的做一点，不能做的等等再说。魏金斯基迟早还是要回来的。”上述情况，在新近发现的档案文献中也得到证实。1921年1月21日，舒米亚茨基致信科别茨基，其中谈道：“由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
维经斯基之后，苏俄、共产国际正式派到中国的代表是荷兰人马林。而正是马林，在来华之初即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马林，本名亨克·亨德立斯克·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长期在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国际执行委员，1921年根据列宁推荐，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但奇怪的是，马林从来没有提到他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细节。相反，他对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似乎都没有做出任何积极意义的评价。他的看法是：“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显然，马林来华时并未负有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到上海之初即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事先有准备、自觉的行动。
既然马林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并不成熟，也并未负有这方面的任务，那么他为什么要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呢？我们分析，这同另一位参加党的一大的俄国人尼科尔斯基有关。
尼科尔斯基虽然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洋人之一，但他远没有马林那样有名气，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了解他的组织关系，查不到他的身世，也说不清他的归宿。直到最近20年，党史学界才逐渐了解到这个人物的基本状况。而找到他的照片，悬挂到上海一大纪念馆，则是2007年的事了。
原来，尼科尔斯基生于1898年，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1919年到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工作。随后不久，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委派来中国；此外，他还受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离开中国后，长期在苏联远东地区安全保卫部门工作。1938年，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尼科尔斯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作为“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积极参加者”逮捕，不久即被枪决。当时他是国家安全总局大尉。1956年，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裁定，因缺乏犯罪要素，被平反昭雪。
根据现有资料，尼科尔斯基来华前和维经斯基有过接触，而且正是受维经斯基的派遣来华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统一组织。因此，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接头以后，就立即开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事宜。
现在史学界一致公认，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惠僧回忆说：“马林才气横溢，对马列主义的修养有相当高的水平……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在党的一大召开过程中，曾有侦探闯进屋里。虽然大多数人不以为然，但马林凭借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下令立即疏散。果然，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苏俄、共产国际是帮助中共创建的主要力量，但并不是唯一的力量。一些国民党人也以个人的身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国民党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里所说的国民党党员，指的是19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成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最早在中国的传播者当中，就有不少资产阶级革命派，比如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些国民党人及其主办的杂志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邵力子任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的《建设》杂志，戴季陶、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当时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的文章，很多都发表在这几个杂志上。连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是应《星期评论》之约动笔的。在编辑上述刊物的同时，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等人，对马克思主义都很热心，发表了不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戴季陶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
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最初参与的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留日学生，如李达、李汉俊；二是杭州一师的学生，如陈望道、施存统；三是国民党人中的一部分人，如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廖仲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也很热心，但当时不在上海，故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参与这项活动的国民党人发生了分化。
戴季陶虽然参加了很多前期筹备工作，但最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据说是因为孙中山知道了此事，把戴季陶叫过去骂了一顿。戴季陶表示，孙中山未死，我不参加共产党，因为我不能离开孙中山。后来，戴季陶成为著名的反共理论家，这大概是很多历史当事人始料不及的。
沈玄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1921年下半年的浙江衙前农民运动就是他在家乡发动的。但因个人英雄主义较强，不大接受领导（在国民党时，也不大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也因为思想分歧和一些私人间的纠纷，1922年即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反共积极分子。
邵力子看起来和沈玄庐情形差不多，先参加后又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实际上两人大不一样。沈玄庐是主动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而邵力子是1926年中国共产党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礼送出党的。对于邵力子来说，他是服从组织决定，也是苦于无分身之术。他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持友好态度，后来曾参与国共北平和谈，是闻名遐迩的“和平老人”。
还需要提到的是，1920年底1921年初，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为最早身跨国共两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此前，林伯渠曾先后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法战争，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最后，有必要提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对这个问题，因为资料缺乏，有很多推测的成分，史学界在很多方面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在社会现实中不断碰壁以后，逐渐放弃。而且，在各地中共早期组织活动中，最初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与。无政府主义者刘大白、沈仲九参与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创建活动，和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在宣传新思潮时曾共同活动；北京中共早期组织成立不久，李大钊做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吸收他们加入；广州中共早期组织，一开始是由两个俄国人和7个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但到1921年初，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开除或者退出了中共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没有接纳刘大白、沈仲九加入；北京中共早期组织开除了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了广东中共早期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统统没有吸纳。
编者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