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对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与以往的群众运动相比，五四运动最鲜明的特点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这两者陈独秀兼而有之。他既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亦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大学教授上街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这在近现代史上并不稀奇。但亲自起草运动的宣言，又亲自上街散发，除了陈独秀这一次，我们实不知有第二次。
从关于纪念五四运动雕塑的争论说起
2001年，有关部门在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原北京大学红楼的东面，即皇城根遗址公园建立了一座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2006年9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陈铁健《请还陈独秀“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的文章，认为这个雕塑把那时作为“学生”的毛泽东头像及毛泽东1925年所写《沁园春·长沙》词稿突出居中，却没有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的头像，这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2007年5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雕塑设计者写的《质疑〈请还陈“总司令”一个应有的位置〉》的文章，说雕塑上面是有陈独秀的像的，即使这件雕塑上真的没有陈独秀的图像，就那么严重吗？并盼望陈铁健“能知错就改，因为还原历史真相乃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之后，很多人又对这篇“质疑”文章提出了质疑，有的认为设计者所说的左下方的图像根本看不清楚，有的认为那个图像根本不是陈独秀。我认为设计者的质问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如设计者所说左下角那个图像是陈独秀，但把他放到那么一个不突出的位置，就是不妥当的。如果真的没有陈独秀，当然就更“严重”了，因为作为一个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却没有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头像，难道还不“严重”吗？
毛泽东在1942、1945年，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3年5月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说他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所说的时限是不同的。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时限比第一次讲话更宽，评价也比第一次讲话更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就五四运动本身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开辟自由园地，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再次，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在很多问题上也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
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
（一）倡导民主与科学。《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就是民主，要提倡个性的解放，摒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他说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必须造就一代“新鲜活泼之青年”，即“新青年”，这种新青年有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自觉地把纲常教义与科学民主尖锐地对立起来，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即使常常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也被陈独秀深刻地揭批：“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
这些思想，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二）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1916年初开始，它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它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礼，泛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提出三纲学说，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封建统制。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
不破不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对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场思想斗争的攻坚战。
这场斗争的锋芒直指维系封建专制的灵魂。言辞既激烈又猛烈，但开展还是顺利的，并没有受到较严重的阻力，政权机关一时也未施行压迫，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君权没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不过是82天的短命鬼，虽然封建专制的阴魂不散，且阴风阵阵，但其实体毕竟死亡了。辛亥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开展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为辛亥革命所不曾完成的任务——广泛地宣传科学与民主进行补课。
（三）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像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到20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1904年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革文学。事隔10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因此，正当批判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年》创刊时不过发行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据当时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自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7个年头。这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请看当时接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是怎么说的——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个《新声》。”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争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自觉地勇敢地走向街头、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过是摇头晃脑地哼着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20世纪40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
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1912年3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个旧式学校。学校行政由封建官吏所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于举人或进士的老学究，满脑子的封建思想。民国已成立4年，英文教授辜鸿铭还拖着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北大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有的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说“请大人上课”。这些学生吃喝玩乐，上学不过是想混个资格。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堂）的人，可见校风是非常腐败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1917年1月，蔡校长呈文教育部：原文科学长夏锡棋辞职。“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此任。”同月13日，蔡校长布告：“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据当时文科哲学系学生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的。”当月，陈独秀进京就职。3个月后，高君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大开学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别为三类：（—）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陈独秀任职后，中国文学系于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又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于本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规模日见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以当时北大有3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旁听他们年级功课的，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听之权利。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然后发给文凭。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教员要“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
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
1918年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2000余人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下，北大学生于这年10月13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同时，当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也于12月3日宣告成立。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等，都为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9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1919年3月，邓康（中夏）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做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中心地里的中心人物，便是陈独秀。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与营救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五四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从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觉悟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并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甚而不惜兴起民族自卫战；从幻想用和平调解的方法进行废督裁兵，进而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民征服政府”，他的政治思想较创办《新青年》时，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对外，以“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平民征服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显然是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雏形。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3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4日，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这么多的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如下：
世界文明发祥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不满100字，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推动着他奋勇前进。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不同，它“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之下，陈独秀以一位普通战士的姿态“直接行动”起来了。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篙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
《北京市民宣言》可以看作是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它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里的免除曹、陆、章三人的职务，以及第五条，都是当时舆论界的普遍要求，引人注目的是第三、第四两条。这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这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他们的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高昂的战斗激情。
《北京市民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了，不幸被捕。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都相继报道。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这次学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
1919年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再次提讯陈独秀。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做越出法律范围举动。”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做越出法律范围举动”，有特定的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这天，陈独秀要好的朋友，“在他被捕那日吃的馆子名叫‘浣花春’里，预备了两席酒，请他们夫妇两个一块儿去，开了一个大宴会”，大家高兴，闹热，直到一点多钟。
对陈独秀的逮捕与营救，进一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使得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事过26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个评价是符合历史史实的。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应该把陈独秀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
下篇：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
现在很多著作仅仅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很不够的，应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南陈北李”两个人中，他的功劳远远大于李大钊，这也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即最主要的领导人的根本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进步
1919年和1921年，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特别急速，科学民主的启蒙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便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开始，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经过了整整400年的漫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缓慢的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为一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第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他如此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6月8日，他在《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文章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第一个大问题”，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微服离京
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1月29日到达上海。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毕业典礼。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于2月2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四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8日晚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这表明他的思想较前又前进了一步。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已经离开北京。
2月9日下午，陈独秀由武汉回到了北京。接着发生的事，据胡适回忆：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你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你如离开北京，你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从；那位警察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
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
陈独秀躲到李大钊家里后，李大钊当即决定护送他出走。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回北京。“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还“有人传为‘南陈北李，微服出京’，叙说陈、李友谊深笃的一段佳话”。当年征宇（即罗章龙）也曾作诗赞誉李、陈二先生。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1920年2月12日，陈独秀抵达上海，下榻惠中旅舍，生病五六日。后寄居亚东图书馆。
大约在这年的4月间，陈独秀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幢房子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迁至新渔阳里居住。老渔阳里2号是老式石库门房子（因大门用三根长石条搭成而得此名），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多平方米。这里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
向工人宣传马列，同工人运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20年代初，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没有不关心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陈独秀也不例外。
1920年上半年，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创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他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
他在1920年1月就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一文，针对当时出版界许多刊物性质相同的情况，劝说“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他宣传的是民主主义，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并强调伦理觉悟是“最后觉悟的最后觉悟”；现在他宣传社会主义，自觉地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陈独秀把他刚刚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是他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也要马上传授给工人。
给工人办刊物，首先需要了解工人，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3月，他“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可以说，这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
《劳动节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400页，相当于原来《新青年》一期的两倍多。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
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1921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蔡和森的这一评论，除把1920年误为1921年外，基本上是符合陈独秀的思想状况的。
在实际接触工人活动中，陈独秀发现当时工会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上海的工会多是些假大空的团体。假，这些团体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大，团体招牌大，名实不副；空，没有工人群众的基础。除了药业友谊联合会是店员自发的组织以外，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立即筹办工人刊物《劳动界》《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
陈独秀等人所创办的工人刊物或给工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迫……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们祝《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可见创办工人刊物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良好开端。
20年代初的中国工运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当上海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小组的成员，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都在积极地从事于工人工作，其中尤以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的《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与上海的《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1920年，是中国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一年，在这转变的进程中，陈独秀虽然没有像邓中夏、李启汉那样亲身深入工厂，广泛地接触工人，但以他在思想界享有的崇高声望，所发挥的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却是他人所不及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1922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有陈独秀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1920年，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幼芽——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同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或伍）廷康，俄国人，1918年加入俄共。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
维经斯基一行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数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同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5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于1920年6月成立。俞秀松说：“当时他（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再依据俞秀松1920年6月19日的日记写明“存统这天晚上乘船赴日本”，与施存统自述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完全符合，由此推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的20日之前。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维经斯基在同年8月17日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里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和组织部。”4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所谓“革命局”当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党的发起组成立后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华人的地区。根据俞秀松自传所述：“陈独秀被委派负责在4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据俞秀松自传披露，当时只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这3位留在上海的发起组成员，尽管人数极少，但实行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陈独秀是书记，但事情必须集体讨论然后决定，由发起组决定执行。所以称陈独秀是“被委派负责4个城市”。
要建立一个个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对确定为地区主要负责人的同志有相对的了解，这就必须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获得信息和取得联系，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毫无疑问具备了这个条件。他知人善任，逐个落实，并亲自到广州重建了广东早期党组织。
在北京，陈独秀对北大的人士，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很了解。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深交。但不能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各自分别建党，更不能因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必联系、甚至认为可以抛开陈独秀来谈建党，北京恰恰是陈独秀负责的重点。在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8月底，张国焘（7月中旬到沪，住陈独秀处）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
在长沙，陈独秀致函毛泽东要求组织湖南长沙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是怎么确定让毛泽东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五四运动期间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主编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极其推崇陈独秀，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上连载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在北京由陈独秀任职书记及编辑之责的《每周评论》，评论毛泽东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20年春季，陈独秀开始定居上海。是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请愿团到上海造访陈独秀，与陈讨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并向陈介绍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在对毛泽东了解的基础上，于1920年8月间致函，说明组织共产党的原委，请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组织党的事项。1920年11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作为长沙创建党的发起人。成立后，毛泽东先推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他强调“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他们在清水塘租赁了房屋作为中共秘密机关，慎重地在学生、工人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
在山东，1920年，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研究会有三四十人。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传至上海。此时有个国民党党员、山东省议员的王乐平办了个“齐鲁通讯社”（后改名为“齐鲁书社”），经营代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进步的出版物，也有马克思的著作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这样陈独秀与王乐平有了接触。王乐平又在其齐鲁通讯社组成了“励新学会”，王尽美等也曾是该学会成员。后该学会内部分化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与无政府主义的两部分，王尽美就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分离出去。陈独秀通过王乐平使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党组织发生联系。
武汉是李汉俊负责的地区。但由于李汉俊脱党，陈独秀作为负全责的领导者，也派刘伯垂去帮助建党。据董必武在谈武汉建立党组织情形时说：“一九二〇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个组织于一九二〇年九月组成。”
此外，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还函约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早期地方共产党组织。
1920年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领军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收复广州，主政广东。12月5日，他致电邀请陈独秀南来广州执掌教育工作。陈独秀去函征询李大钊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
于是，陈独秀就有了广州之行，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维经斯基和别斯林、米诺尔在广州建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直接转为共产党，实际全部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到达广州后就立刻要重组广州共产党，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广州共产党在1921年的报告称：“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В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
“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1921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1920年10月）、武汉（1920年秋）、长沙（1920年11月）、广州（1921年初）和济南（1921年初）等5个支部相继成立。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迅速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上海地区大力开拓革命事业。其中除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外，主要工作还有：
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地，多年来一直为各地进步青年所向往。他们有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逼迫离校；有的因反抗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都纷纷来到了上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与帮助。例如，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因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上海发起组为了指引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点设在渔阳里6号。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由于上海发起组建立了青年团，各地党支部都把建团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到1921年底，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城市都建立起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
上海发起组为了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在1920年9月开办了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6号），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学生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是青年团发展的主要对象。到1921年7月，先后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有罗亦农、王一飞、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何今亮（汪寿华）、柯怪君（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同年4月间，有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他们学满回国后都为发展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成长为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独秀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时，深感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因此，在1920年初，他就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同年8月，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9月，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11月，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创办《共产党》月刊。《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它创刊于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共出了6期。它的主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共产党》月刊对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与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全面介绍苏俄现状。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即大力介绍苏俄社会制度，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就必须有宣传机关和宣传阵地。当时一个现成的而且卓有声望的宣传阵地是《新青年》月刊，它在国内43个省市有94个代办处。《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和主编的，因而《新青年》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格调，也必将随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转变。《新青年》与陈独秀是同步前进的，越来越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79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做出这一贡献。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它的同人或主要撰稿人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发起组成员的著、译作品，从八卷一号至六号愈来愈占显要地位，原撰稿人胡适等人的作品退居次要地位。第八卷《新青年》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33篇文章，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俄国现状。
陈独秀与中共一大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了上海。
马林，原名亨德立斯克·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后赴荷属爪哇从事革命运动，被驱逐出境。到苏联，用马林名字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马林到达上海之后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出席会议。
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早在这年的2月间，他曾经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现在他接到李达的信后，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为什么大会选他做中央书记呢？现在很多著作仅仅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很不够的，应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南陈北李”两个人中，他的功劳远远大于李大钊，这也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即最主要的领导人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在称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之后，接着他又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久留广州。8月17日，他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从这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职员举行大会，为陈独秀饯行。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了上海，又住在老渔阳里2号。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11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从此，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