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五四运动前后，他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上表述，只要是略略了解一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如果我们稍稍深入学习，就会产生疑惑：在五四运动之前，至少有20年时间，也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以及介绍他们思想的文字，就不时地以汉字形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做这项工作的有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有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有著名的维新派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介绍十月革命当作是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李大钊也不能算作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对十月革命的报道都在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之前。此外，现存的出版于1918年3至7月间的5期《劳动》杂志每期都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文字。
那么，我们还要称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呢。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谈起。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说有一个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到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逐步深化过程；从规模上说，有一个从只言片语介绍到文章摘编、著作翻译的深入过程；从人员上说，有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再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过程；从传播者的主体上看，有一个从个人、社团再到政党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从理论传入到行动指南，由单纯的理论研究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在所有这些传播的转换中，李大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驱。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看，首先是由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学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成的科学的整体，它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革命和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任何理论的传播，都不可能完整地、一次性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方面是因为体系的庞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或接受者自身的立场和水平所限，对理论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一种新的理论的传入，往往是以能否医治社会的痼疾为前提，也唯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才有植根的土壤。
在20世纪的初期，最为中国人所渴求的，是寻找迅速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利器。中国人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是在介绍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时提及的。1901年1月，中国留学生在翻译日本有贺雄的《近世政治史》中说到“西方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1903年2月，马君武更刊文明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并列出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书单，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也说：“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
20世纪初，为什么很多阶级、阶层的人们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进行社会革命呢？那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贫困在逐步地加深，中国社会的黑暗在加剧，用得上理论家的一句话：被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统治阶级也已经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以希望和成功的榜样，主张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路的声势渐起，而其中的代表者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歌颂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1919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更明确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
这一时期，陈独秀、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要点”。
从阶级斗争入手，证明社会革命的必要；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证明社会革命的激烈和频仍；再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社会革命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最初的过程或模式。这个过程说明了社会实践对理论的迫切需要，说明传播者抓住了理论的精髓，说明认识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深化。当然，如果我们的认识停顿了，传播停顿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地准确地理解，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言辞扩大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以此衡量一切，就会走上违背历史发展的弯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规模上经历了从转引、摘编到翻译原著的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一个基督教办的刊物《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后来又经由日本，通过一些留学生，介绍马克思的一些言论和著述。当然，这种介绍是零碎的、片断的，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10篇以上，翻译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专著7部。《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及私有制之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有关章节也开始在中国的报章上出现。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翻译、宣传等传播工作。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广东的《中华新报》，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上海《建设》杂志等，都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报道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消息。重要的是，除报刊摘登、连载马恩著作外，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形，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李大钊凭借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和对日本社会者著述的熟悉，在翻译和传译马克思著作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18年至1921年中国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和著述就有数十篇（部）之多。李大钊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等大学中开设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更是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界、教育界的先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传播者的身份看，经历了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知识分子的过程。在中国，最先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江亢虎，甚至外国传教士都曾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这些人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大抵有两个：一是为了介绍新知识，传教士、部分留学生、维新派是为此；一是通过新思想的介绍，为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壮声势，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为此。不能说这些人的译介都有错误或歪曲，但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甚准确，尤其是没有任何一派人决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奉之为真理，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这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
李大钊和过去那些介绍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不同之处在于：李大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经过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以实践和印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可以仿效的榜样和途径。李大钊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认识到“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接受的目的更是为了改造社会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的需要。他大声地宣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面前，“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形式上看，经历了从个人学习、社团研究，再到政党施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最先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中开始的。李大钊、李达、杨匏安、李汉俊、陈独秀等分别以个体的形式，于十月革命之后开始了他们的学习和思考。李达通过研究，已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他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杨匏安1919年11月、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该文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体研究很快就汇集为集体的研究，这种集体研究是以秘密或公开的社团形式进行的。这种社团在北京有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天津有觉悟社，在湖南有新民学会，在湖北、浙江、山东、广东和海外都有类似的社团。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社团式的集体学习和研究并不仅仅是个体研究的单纯数量的相加。有了社团，可以更加广泛地搜集马克思主义书籍，可以更有效地组织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和出版，可以更好地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和传播活动。例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会员集资建立了一个名为“亢慕尼斋”（英文“共产主义”音译）的图书室。通过会员个人捐赠书款，分派会员外出采买等办法，积极搜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图书。1922年初时该会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到4月时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该会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他们在李大钊号召下，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德文本，译过《资本论》第一卷等原著。该会还通过分组分专题研究，定期举行讲演会，举行定期的讲座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深化和普及。社团也得到了进步青年的拥戴和追随。1919年底该会公开成立时只有成员50余人，到1922年发展到150余人，到1923年更扩大到近300人。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中，不仅是主要的发起人，也是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先进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反过来，党的成立又极大地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对理论指导的需求，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争，实际斗争的需要，都极大地促进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的追求和传播。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
李大钊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自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中国共产党创立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转型、大变革的时期，各种西方新思潮纷纷传入，各种思想流派呈现出短暂的百家争鸣局面。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积极传播，并和其他传播者一同努力，使这种科学世界观逐渐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五四前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通过办报办刊、撰写和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李大钊回国后，先后创办了《晨钟报》，担任过《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1月应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一度担任过《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1918年底他又与陈独秀等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他还参加办过《言治》季刊、《宪法公言》，大力支持过《晨报》副刊、《国民》杂志、《北大日刊》《新生活》通俗周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者》，并于1921年1月参加募股成立新知书社。
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写了《青春》一文投寄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并于当年9月在该刊物上发表（此时该刊已改名《新青年》）。他在文中阐述了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反映了强烈的反抗外来侵略、反抗封建束缚的要求。虽然该文的总体思想尚不属于社会主义理论，但已最早表露出某些唯物主义的倾向。它显示了李大钊由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转化。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同年11月，李大钊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3篇文章，成为五四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代表作。此后，李大钊又写了《新纪元》《平民独裁政治》《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许多论文，开始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这些文章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做系统的阐述，仅介绍了一些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但显示出作者显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些文章总的倾向已与以往不同，其所向往的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相继写了《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现在与将来》《“五一节”May Day杂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阶级竞争与互助》《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多篇文章，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将他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在该刊上发表了一批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自己也在该刊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较系统、较充分的介绍，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传播高潮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李大钊已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通过组织和指导进步社团，引导进步青年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精髓。李大钊不仅自己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通过办社团的方式组织进步青年一起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理论。1918年6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该会于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会员最多时达到100人左右，后在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他还倡导“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学会宗旨。1918年冬，李大钊还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邀请了几个教师参加。但这个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吸收更多群众参加，就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查禁。此外，李大钊还担任了进步青年团体国民杂志社的指导和新潮社的顾问。
五四运动后反动军阀政府对中国思想界的新变革已经控制不住了，中国社会上一时涌现出许多进步社团，其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社团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另一个是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通过讲课、演说等方式直接向学生和民众灌输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了把社会主义传播到青年学生之中，从1920年9月开始，李大钊首先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利用讲坛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经常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给学生看，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生的欢迎，特别是他开设的《唯物史观》课对学生影响很大。
李大钊还积极引导青年把社会主义传向工农大众中去。1920年8月16日，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等四个进步团体，应天津觉悟社的邀请，在北京陶然亭集会。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履行联合”的主张做了说明，李大钊应邀到会发表演讲，他特别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进步青年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首先行动起来。早在1919年3月，邓中夏等北大学生就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初，邓中夏带领该讲演团的一个组到长辛店演讲，逐步开辟了长辛店这个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这天，李大钊还发表了文章，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不应“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空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发动群众。当天，《北大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新青年》也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科学社会主义突破了知识分子圈，开始在工农大众中传播开来，它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通过与其他西方思潮和改造社会主张的辩论，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五四时期大量涌入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中，盛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很大。留学于美国的胡适对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推崇备至，并将实用主义各派总称为实验主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实用主义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李大钊认为有必要对胡适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驳斥，遂于8月份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由此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随后，胡适在该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两文，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阐明自己的主张。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标志着这场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现存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采用点滴改良方法还是用革命手段做根本性解决？针对胡适提出的用平稳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去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主张，李大钊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二是要不要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李大钊从三个方面驳斥了胡适的主张：第一，阐明“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问题要以主义为指导；第二，驳斥了所谓“过激主义”的污蔑；第三，明确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们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当时中国思想界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影响却不小。许多进步青年都关注着这场争论，一些进步社团还卷入其中，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就发生过“要不要主义”和“要什么主义”之争。通过辩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胡适为首的实用主义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分别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从实际的社会效果看，实用主义揭露了反动军阀政府统治的黑暗和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它引导人们着眼于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放弃了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追求，对中国人民求得彻底翻身解放有一种隐形的误导作用。五四运动后实用主义虽然风靡一时，但最终没能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其影响力很难持久下去。而李大钊通过与实用主义的辩论，进一步阐明了在中国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促使这一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先进科学性的理论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重大的社会影响是任何其他主义无法与之相比的。
李大钊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我们仔细分析李大钊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示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李大钊在不少文章中皆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阴谋，他明确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他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第二，李大钊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李大钊当时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
关于历史论，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的两个基本观点：其一，“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李大钊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了简要的概括。
关于经济论，李大钊着重介绍了“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他剖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指出：“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
关于政策论，李大钊重点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李大钊正确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革命的步骤、手段、动力等，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意义。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这种观点，虽然与中共后来提出的中国革命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的思想不尽相同，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提出革命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其总的趋向是正确的，在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中也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尤为可贵的是李大钊还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两种手段，“一是和平的，一是革命的”。但和平的方法往往都“归于失败”，要夺取政权“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所谓“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他充分认识到“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只有民众才是“永久的胜利者”。他断定，在中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取代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他进一步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李大钊力求用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武装工人阶级，为中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
第四，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知识青年指明了革命方向。李大钊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反对青年知识分子坐在屋子里空谈理论，提出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去从事实际的民众运动。
李大钊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19年2月20日至23日，他在《晨报》上专门发表了《青年与农民》一文。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他号召青年人“速向农村去！”“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当然，任何开拓性的事业都不会尽善尽美的，开拓者尚存不完备之处亦难以避免。李大钊也同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理解也存在着一些不准确之处或者说是偏差，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阐述也不尽完善，甚至有个别的误解。如李大钊早年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大资本，而且中小工商业、私营企业等一切生产事业都应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经营；在分配上，“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以此为目的”。这种一切收归国有，产品平均分配的主张，这种消灭任何私有制，建立纯粹公有制的构想显然是一种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小农意识中的绝对平均主张的印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大钊认识上存在这样的偏差是自然的，因为任何杰出人物皆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在众多纷繁的思想流派冲击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瞿秋白，包括毛泽东、恽代英等都不同程度受到其他思想流派的影响，他们一时还没有能力把各种“主义”明确区分开来。
然而，李大钊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不断地改正或抛弃旧观念，其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早年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后来在革命实践中很快纠正了，如他在1923年发表《社会主义释义》一文时，就纠正了而以前认识上的不足，提出了一个很正确的论点：“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层面上，他及时将其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使这一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变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在五四运动后，他一边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一边着手开展建党工作，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
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党的一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是在陈独秀主持下，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中的《新青年》编辑部里成立。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1920年底，“共产党北京支部”在北京成立后，李大钊任书记。在此期间，陈、李两人互通信件，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可以说，中国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党史上的“南陈北李”之称不是偶然的。
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却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解释为事务繁忙。对李大钊而言，“事务繁忙”，这大概是概括了党史界的三种说法，即：“校务繁忙”说；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说；领导索薪斗争说。这些说法，我们应当怎样看呢？对此我们做些分析。
李大钊1920年7月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中共一大开会期间正值暑假时期，13名参加者中，除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外，外地代表11人，其中，何叔衡、董必武、陈公博、毛泽东、陈潭秋5人为教师，周佛海、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5人为学生，而另一名参加者包惠僧是记者。因此“校务繁忙”说不妥。
第二种说法，经查文献，是邓中夏而不是李大钊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第三种提法是“领导索薪斗争”，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此说是由罗章龙最先提出的。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即李大钊，守常是其字——引者注）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为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这段文字中，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他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当时没有认识到召开中共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当时正在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理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过去人们只注意到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的另一重要信息：当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没有认识到中共一大召开的重要性。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8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8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8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8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每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谨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8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个多月，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多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北洋政府的国务院门口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的情况下，代表们强行拥入，遭到军警毒打。李大钊率领8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被送进了医院，待伤愈出院，联席会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因此《李大钊传略》中说：“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当时在李大钊面前摆着两件事：一是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一是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为何让李大钊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呢？
近期，有人撰文分析道：“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选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目前中共党史权威教科书上认为李大钊未参加中共一大是因“事务繁忙”的原因恐怕就不那么确切了。
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会议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选举中共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我的头上”。刘仁静这些回忆同样表明，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员，由于没有预见到中共一大召开的重大历史意义，没有选举李大钊为党的一大代表，使他失去了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