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不同凡响之处。而在他的幼年，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培养他，爱护他，不使他中途夭折，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这些人往往就是他的长辈。我们看梁启超，在他的早期教育中，就有三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就是他的母亲。正是他们，呵护他、培养他、教育他，让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开创辉煌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而没有成为方仲永，其重要原因，就是其早期家庭教育有许多平常家庭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讲梁启超，一定要从他的家庭讲起。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若以干支计算，恰逢癸酉年，属鸡。以星座论，则为双鱼。
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梁氏一族迁居此地至少已有二百四五十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的高祖、曾祖一直都以农耕为业，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梁启超年谱长编》，5页），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绅士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祖父：讲“义理”，重“名节”
梁启超的祖父，名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他长大成名之后，还一再撰文称颂他的祖父。可以说，在梁启超的生命中，第一个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记的，就是他的祖父。在一大群孙儿、孙女中，梁维清也最疼爱梁启超，看重梁启超。至少在六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白天，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玩耍；夜里，就和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听着祖父给他讲的历史故事入睡。梁维清喜欢讲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故事给这个小孙子听，尤其喜欢讲宋代亡国、明代亡国的故事，对那些沉痛的往事，他总是津津乐道。
当时的中国，除了科举，没有别的教育，更没有学校。多年以后，梁启超谈及他所看到的国民中的“童年”和“少年”，还是一派放任自流的景象。孩子们游戏活动的空间，离不开自家的小天地；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寻常琐碎之事。稍好一点的人家，顶多是教育家中的子弟，走科举为官这条路，能有升官发财、追求利禄、光宗耀祖的想法，也就到头了，就算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了。待他长大以后，眼里心中，竟以为天下之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还是中上阶层家庭里的情形，下层社会的贫苦子弟又将如何呢？怕是更少有受教育的机会。
各地固然有村塾、乡塾，但其中施教的教师，梁启超称之为学究的，却都是“蠢陋野悍、迂谬猥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44页）之人。他说，“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就消磨在这些人的手里，其中能够幸免的，“盖万亿中不得一二也”。（同上，45页）正是这种情形，造成了国民中普遍的愚昧自私、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苟且偷生、奢靡腐败、不思进取，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早期教育的缺失。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曾作《变法通议》一文，其中《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三章，都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虽然号称有四万万人口，但其中两万万妇女没受过教育，她们做了母亲，也没有能力教育孩子。而西方学者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70％应该由母亲承担，母亲比父亲更容易了解孩子的性情嗜好，也更容易因势利导。如果母亲读过书、有文化，善于对孩子进行教育，孩子的成长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难。而教师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孩子一旦走出家门，培养他们的责任就落在教师肩上，但举目望去，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教师又何其少啊！大学教授不必说了，那些蒙馆学究，“其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同上，35页），十个里头倒有八九个。他们只能寻章摘句，鼓励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作八股，求举业，为统治者培养“终身盘旋于胯下”（同上）的奴才。所以，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衰，则国衰；教育亡，则国亡。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早期教育，更是根本中的根本。
所幸梁启超在他那个时代竟做了“万亿中不得一二”中的一个。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在他十岁前后，为他的求学、立志、立身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的祖父梁维清，并无突出的学问专长，也没有著述流传于世，不过就是个秀才，“援例捐作附贡生”，才得到“教谕”一职，管理一县的文教事业。（《梁启超年谱长编》，7页）这是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八品小官，也是他一生仕途所达到的顶峰。而且，他在“教谕”这个职位上的时间并不长，终其一生，主要还是在村里教授子孙。
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献章（白沙）的影响比较大，陈是明代与王守仁（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学问都从宋代理学发展而来，尤其受到陆九渊（象山）“心学”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修身。他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于国家，所谓内圣外王是也。梁启超后来写道：“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梁维清），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7页）这似乎说明，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义理”和“名节”这两大主题上。
陈献章后半生一直在家乡授徒讲学，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的那句诗“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他是新会人，死后在新会建有白沙祠，家乡人都很推崇他，祀奉他，一直香火不断。梁维清也很羡慕这种生活方式，他用家族“公尝”奖励的“封包”买了十几亩田，加上原有的十几亩，共二十余亩，又在自家屋后的空地上建起一间小书斋，取名“留馀”，也过起了半耕半读的生活。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以幼子最见钟爱”（同上，127页）。梁维清课子读书，鼓励儿子去博取功名，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梁宝瑛的仕途并不顺畅，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能考上，慢慢也就把仕途看得淡了。三十岁以后，两位兄长先后病逝，父亲又经常生病，作为家中唯一的壮男，他便放弃了登科及第的梦想，一边在乡里教授私塾，一边耕种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六七亩田，既能侍奉生病的父亲，又能督责子侄的学业，一举而两得。
也许是因为儿子没能实现其家族的理想，梁维清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据梁启超后来回忆，他两三岁开始认字，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四五岁开始读书，则由祖父悉心指导。他在《三十自述》中提到当时曾经读过的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他是否还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读《诗经》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它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一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孩子的兴趣，但其文字的古奥，内涵的丰富，所谓兴、观、群、怨，都超出了一个儿童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而《四子书》就更不能说是一部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了。所谓《四子书》又称《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集。相传《大学》为曾参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们和孔子、孟子合称四子，是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学》、《中庸》并未单独成书，朱熹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一书，增加了注解，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生的教材。元代从《四书》中摘出考题并以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开了考“四书义”的先河；明代以八股取士，尊程朱理学，朱元璋更把《四书》定为士子的考试用书，试题都从这里出。于是，《四书》的地位凌驾于所有典籍之上，“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1页）。
梁启超的这番话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五十二岁的时候。然而，梁维清选择《四书》作为梁启超幼年发蒙的读物，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当时的梁家，也找不到更多的可读之书。梁启超曾经写到他幼年的读书经历，除了四五岁时在祖父及母亲膝下读“四子书诗经”外，“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5～16页）。由此看来，梁维清给幼年的梁启超讲授《四书》，恐怕还是因为这是他当时最方便得到的书，也是他曾经读过的书。但也不排除他有希望孙子求仕进、求功名的心理，他只考中过秀才，儿子连秀才也没考中，他希望孙子能给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梁维清不完全是个读书人，梁家也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他要求孙子读书，固然有步步高升，光耀门庭的考虑，但也不排除他寄希望于孙子，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培养自身的道德情操，进而经世致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应该是梁维清为梁启超讲授《四书》的另一层含义。很显然，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社会责任、仁爱之心，都少不了这层底色。他在《变法通议》中就曾讲到读经的两个方面，不仅揭露了“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5页）；同时又指出，祸首只是制艺，即科举考试，不能让《四书》代为受过。虽说读的都是《四书》，但不同的人从中得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人看到的只是考试的题目和制艺的材料；有人则热衷于故纸堆中的笺注校勘；还有人洁身自爱，将其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门径；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微言大义和先王之志。读书的境界有高低，由此也可见一斑。他甚至感叹：“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耳，否则，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同上，18页）事实果然如此，在科举考试、经义取士被废除之后，还有几人用心读《四书》这样的经典呢？
在祖父言传身教下考取“童子秀”
不过，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除了读书，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和方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他很重视历史遗迹、人文环境、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的教育功能，这些都成为他对儿孙进行教育的素材。梁家居住的茶坑村，离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崖山不远。六百多年前（编者注：此处指距梁维清生活的时代，陆秀夫死于公元1279年），大宋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元，在此陷入绝境。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九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投海身亡。许多宫人、官员也都跟着投海，在这里，南宋军民没有一个人投降。后来有人在此建起了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其中还有陈献章、陈恭尹（独漉）等人的题诗。明朝成化年间，这里又建起一座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为此，陈献章还撰写了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为了祭祀宋元时期死难的忠义、节烈之士，崖山还建起了忠义坛、全节庙，以表彰这些先烈。（《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2页）而梁家的祖墓恰恰也在崖山。每逢清明节，梁维清都要带领儿孙们去祭扫祖墓。从茶坑村到崖山是要坐船的，途中经过南宋舟师覆灭的古战场，有一块高达数丈的巨石突出于大海之中，上书八个大字：元张弘范灭宋于此。每次从这里经过，梁维清都要把这段故事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直讲得心情沉痛，直说得老泪纵横。这时，他往往还要声情并茂地背诵陈恭尹的诗篇：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同上，14页）
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不知梁启超作何感想？但是，看他成年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我们得承认：梁维清把忧国忧民的种子，播撒进梁启超的心田里，并且扎下了根，至死不移了。
还有这样的记载：在茶坑村有一座北帝庙，庙里珍藏着四十八幅水粉工笔的古画，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所绘，每幅画都讲了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忠臣或孝子的故事，共有二十四位忠臣，二十四个孝子。这些画平时总是藏而不露，只有每年正月十五的上元佳节，才悬挂出来，供人观赏。这时，梁维清就率领孙子们到庙里参观，指点着每一幅画，讲故事给孙子们听：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这是岳飞出师北征的故事……每年都是如此。他还为庙里撰写了一副长联，来表达自己对这些忠臣孝子的仰慕之情：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期，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屏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同上，13～14页）
梁启超和祖父一起生活了十九年，对他来说，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不只有最初的书本知识和生动的户外教育，更多的还有祖父的身教。他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令人崇敬的道德情操，并且影响到他的品格、性格的形成以及一生的事业。我们看到，在梁启超后来关于祖父的描述中，梁维清是个勤奋、俭朴、自尊、自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知识、有文化、有威信、热心公益、受人尊敬的乡绅。他是嫡出的次子，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们兄弟八人，除他之外，都是继母、庶母所生。父亲去世以后，兄弟分家，有人说嫡子可以多分一些家产，梁维清却不以为然，坚持与所有兄弟平均分配。他懂得一些医道，平时为乡亲们看病，从不计较费用，遇到贫苦人家有人生病，还馈赠药品。村里的道路因年久失修，行走不便，遇到雨水天气，更加泥泞难行，村民多有抱怨。他主动把自己节省的钱捐出来修路，并号召村民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人们唱着歌来参加修路劳动，竟把原来的土路改成了石板路。咸丰四年（185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到广东沿海地区，新会这个偏远的濒海之乡也有人群起响应，“四方蜂起，城日以困”（《梁启超年谱长编》，7页）。茶坑村离新会县城只有十余里，有些“无赖者”竟也信了拜上帝教，准备起义。梁维清是以儒学为其思想根基的，他当然不能接受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拜上帝教，也不赞成给社会造成动荡、使百姓流离失所的过激行为。从安定一方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他在乡里倡导组织“保良会力为禁止，以故一乡无乱民”（同上），维护了当地的治安，使得茶坑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维持了相对的平静。
梁启超对于祖父的教诲始终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而他可以报答祖父的，也只有学业上的不断进步。光绪十年（1884年），梁启超十二岁，这一年他再到广州应考，与他第一次应考相隔不到三年。这一次他考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这是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童子秀”，也是梁维清一辈子所达到的最高功名，他感到非常欣慰！而此时任主考的广东省学政叶大焯也感到惊喜异常，特地把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找来“试以艺文”。几个人中，只有梁启超对答如流，有条有理，叶大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这时，聪明的梁启超灵机一动，趁机跪倒在地，言道：“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同上，17页）叶大焯听了梁启超的这一番话“矍然”，一副惊讶的样子。我们今天读来也只有惊叹而已，很难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那种场合，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不过，叶大焯很快便喜形于色，爱其伶俐，嘉其孝心，满口答应，当即提笔写下了这篇祝寿之文。在这篇洋洋洒洒的祝寿文中，叶大主考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梁启超才学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吴祐、桓、任延、祖莹相媲美；二、不可骄傲，巩固所学的知识，勤学新的知识，树立远大的理想；三、梁家教子有方，茶坑人杰地灵，梁启超前途不可限量。
梁启超带着考中秀才的喜悦和叶大主考的祝寿文回到茶坑，老爷爷梁维清惊喜得老泪纵横。当梁启超把那张祝寿文在家中悬挂起来的时候，祖父、父母都深深感受到了梁启超的一片孝心，不只看到了他在人格、学问上的长进，也看到了梁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未来。这正是梁启超当时唯一可以孝敬祖父、父母的。
父母：淑身济物
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除了得自其祖父，再有便是得自其父母的。他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卒于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享年六十七岁，是梁维清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寿命最长的一个。虽说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未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他退居乡里，在私塾中教书，却是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后，才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哀启》一文，其中就讲到，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他在《三十自述》中也写到父亲对他的教育，他说，六岁以后便跟着父亲读书，所读之书有《中国史略》和《五经》。后者同他此前读过的《四书》一样，也是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必读书。既然不能不走科举仕进之路，不能不将登科及第作为人生的一大理想，那么，对他来说，《四书》、《五经》就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的必修课。但是，他的家庭毕竟不是世家大族或书香门第，没有那么多的忌讳和限制。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恰逢西学东渐、正统学术衰落之际，这也体现在他的读书上。据查，《中国史略》就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书，它的编写者是个德国传教士，中文名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早年在中国传教，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过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还参与起草过《南京条约》。梁家私塾可以选择他的书给学生读，可见，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太多的成见。
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他对梁启超寄予厚望，激励儿子奋发向上，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作为父亲，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动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礼节，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所谓爱之深，必责之切，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自己看作是个平常的孩子吗？“汝自视乃如常儿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梁启超说，这句话他此后一直不敢忘。从现有的记载和人们的记述来看，梁宝瑛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言辞。梁启超的《哀启》是目前可以见到的记述梁宝瑛生平最详尽的文字。在这篇事实上的祭文中，他把父亲描述为一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更显得十分严。他处处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谨守祖父开创的家风，既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不忘记社会责任，尽力为社会办事。他的生活十分俭朴，没有任何嗜好，一辈子都是这样。梁启超曾经劝他不要太苦了自己，现在有条件了，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但梁宝瑛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朴素的家风，而且对后辈生活上的优越和安逸感到很担忧。
梁宝瑛的谦谦君子之风使他在茶坑村赢得了很高的威信，村中大小事务，几乎都要他去处理。他也以治理乡政为荣，尽心竭力地维护着茶坑村的社会安宁。广东濒临大海，素来民风剽悍，新会一带则赌博盛行，盗匪出没，械斗更被看作十分平常的事。梁宝瑛为此常常感到痛心疾首，他说，这三种祸害不根除，乡里就不会有和谐平静的生活。茶坑村与邻村东甲乡积怨三十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经常发生械斗。起初，东甲人不大看得起茶坑人，以为茶坑穷，又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人。梁启超中举之后，闻名乡里，村里有人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了。梁宝瑛却认为，这正是和解的好时机，反对以此报复别人。他谦恭地带着儿子专程去拜访与梁氏有宿怨的东甲人，拜谒他们的宗祠，执弟子礼，让东甲人非常感动。多年的积怨、隔阂从此消除，双方变成了友好的邻居。这件事甚至影响到周围相邻的县、乡，大家都为械斗而感到惭愧，纷纷请梁宝瑛去帮助调解纠纷。梁宝瑛也不辞辛劳，乐此不疲。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三十年中，不止新会许多乡村改变了械斗的风气，就连附近香山、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县，械斗之风也大为减少。梁宝瑛对于治赌也颇有一套办法，他把赌和盗联系起来，认为清盗必先禁赌。在他的管理下，赌具不能进入茶坑，对于野外或密室中的聚众赌博行为，他则冒着风雨，踏着泥泞去劝阻，对赌博的人晓以利害，甚至哭着劝说他们。为此他落下一身疾病，却保证了一乡的安宁。茶坑村没有一个强盗，外面的强盗也不敢来此相扰，三十年内，清乡的军队，其足迹没有到过茶坑。这都是梁宝瑛的功劳。梁启超大为感叹：“孔子称仁者安仁，呜呼，吾先君子几近之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9页）梁仲策先生认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皆实录，无溢美之辞”（《梁启超年谱长编》，8页）。
在这篇祭文中，梁启超还讲到父亲在家庭伦理方面的表率作用。梁启超的祖父晚年多病，作为儿子，梁宝瑛在病床前侍奉父亲近二十年。梁维清去世时七十四岁，他的大儿子已先他四十年去世，二儿子先他去世也有十六年，他从六十五岁以后更是卧床不起，全靠梁启超的父亲和母亲日夜侍奉在身边。母亲去世以后，最后几年，就是父亲一人承担起侍奉祖父的责任，吃喝拉撒都是他一个人打理，甚至不让其他子侄动手。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梁宝瑛以他的孝心和孝行，改变了世俗成见。在此期间，他还要操心子侄们的学业，不使病床上的祖父挂心。对于两位寡嫂，他也谨遵儒家的教诲，恭恭敬敬地侍奉到老；她们留下的三个孩子，他更视如亲子。他在道德、为人方面的言传身教，对于年少的梁启超来说，犹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梁启超的母亲赵夫人家世不详，只知道她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她在娘家一定是读过一些书的，嫁到梁家以后，也以知书达理，谨守家规，品性贤孝而受到公婆的喜爱。梁启超说，他最初识字，就是母亲教的。他还说，母亲喜欢吟诵唐诗，估计从小没少教他“春眠不觉晓”或“床前明月光”之类。母亲不仅教他和兄弟们读书识字，乡里一些姑嫂姐妹也常到梁家跟她识字，学做针线。茶坑村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佳话：人们只要得知某个女子跟赵夫人识过字，学过针线活，那么不必访问，这个女子的德行、品性一定受到大家的称赞，婚事也就比较顺利。总之，她的为人在乡里是传为美谈的。她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梁启超是长子。她是在第四个儿子出生时，难产去世的。
赵夫人对梁启超都有过哪些教育，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载已不是很多，最著名的还是梁启超自己所述六岁时挨打一事。据梁启超讲，他在六岁的时候，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母亲本来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的母亲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9～20页）。她警告伏在膝下的这个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和乞丐。赵夫人自有她的道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说谎，一定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这本来已经错了，如果自己不知道错，还情有可原，改正起来也不难。但说谎则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就跟盗贼一样，天下万恶，都由此而产生。说谎的人总会被人发觉，最终就很难取信于人。人无信不立，到头来就会一事无成，落得当乞丐的下场。这一番教诲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痛悔不已，写成文章，教育后人。
很显然，梁家的家教，从梁维清到梁宝瑛，再到赵夫人，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更强调立志和做人，这是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点甚至压倒了传统社会要求于学子的“学而优则仕”。尽管梁启超不满十岁就随叔伯兄长一起参加过省城的科举考试，并在不满十二岁时考取了秀才，还在十七岁那年考取了举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前途远大。但综合其一生的经历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似乎又是微不足道的，并非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假设他的科举仕途不是很顺利，那么，他的祖父、父母也不会给他很大的压力，他很可能和其祖父、父亲一样，退居乡间，服务乡里，继承他们家“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也正是宋、明以来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精神特质—内圣而外王，特别强调道德的修养和精神的陶冶，把“义理”和“名节”视为立身的根本。梁家不是巨绅大儒，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家学渊源，但他们受到岭南学风的影响比较多，又有多年来自耕自种所养成的勤俭、务实、淳朴、进取的品质，体现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上，也就很自觉地把道德修养和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科举要考，官也要做，但那只是更好地服务社会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梁启超曾经讲到他的父亲：“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7页）他这里所说的“淑身”，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而“济物之道”的“随所遇以为施”，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尽力服务于社会。
凌云壮志出少年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梁家的家教可能很不科学，很不实用，流于空疏而失当，甚至有一点迂腐，因为当今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应付考试。一切为了考试，甚至从幼教开始，都指向高考这个目标，道德、理想、心灵、品性的修为就讲得少了。现在的青年，从幼教读到大学、硕士、博士，获得了很高的学位，拥有了很多的知识，却发现心灵竟然荒芜已久，成了一片荒原。为什么高学历人群中自杀或杀人案件时有发生？对此，人们多归结为社会生存压力造成的心理失衡。其实，追根溯源，问题还在我们的早期教育。身不立而心不正，只讲出人头地，只讲功成名就，只讲实现自我，只讲社会竞争，一句话，只讲狼性，不讲人性，只讲做事，不讲做人，只讲眼前，不讲长远，看上去是帮助这些孩子走向成功之路，实际上，是引导他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就会发现，他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十岁以前的家庭早期教育给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的天资固然是一流的，他的记忆力很好，才思敏捷，这些都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先天之本。同时，梁家以读书育人为核心诉求的早期教育，又给了他长大成人的后天之本，让他的天资和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他两岁识字，四岁读书，八岁学作文章，九岁时文章写到千余字，十二岁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但他并没有自满自足，《四书》、《五经》，科举考试都限制不了他的才思和向往。他的家乡有一座凌云塔，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梁启超经常与兄弟姐妹一起爬上村后的小山，到凌云塔附近眺望南海的波涛。据说他八岁的时候，以《凌云塔》为题写了一首诗：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9页）
在这首诗里，梁启超表达了一个孩子天真的好奇心，勤于思考、敢于怀疑的精神，以及渐渐扩大的胸怀和对新的知识的渴求。这座凌云塔也曾带给他冥思遐想，让他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向往。他还作过一副对联，表达他的心情：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同上，21页）
这副对联寄托了梁启超小小年纪就已树立的高远志向，凌云塔启发了他的“凌云”之想，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实现“凌云”之想，脚下的路还很长。他已经作好了走出家乡、走出新会、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准备，一棵幼苗已经破土而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前进的脚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