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一族拥有非常优秀的家教和家风。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杰出报人，就得益于他的家风、家教。同时，他在整个家族链条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他有九个儿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其中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
梁思顺（令娴）（1893-1966），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1972），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1932），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1986），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2001），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1988），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
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三字经》中曾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说法，但那只是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与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思想、方法和路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
我们看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和理念，确实带有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特点。换句话说，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成功实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提升和转换。这么说也许有点绕嘴或不知所云，但他的做法和实际效果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我们曾经有过和传统决裂的时候，传统似乎便意味着愚昧和落后；现在则又把传统捧上了天，却并不了解传统的内涵究竟有些什么，只能得到一些皮毛，甚至把孩子读经（居然是《三字经》）以及穿汉服之类当作时髦。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人格，却不甚了然。这正是梁启超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无限遐想的地方。由于他的悉心教育，九个儿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他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他在教育子女方面又有哪些绝招？他的一位学生很羡慕老师的家庭，曾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梁启超却坦诚地表示，“谈何容易”。（《际遇—梁启超家书》，164页）
梁启超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可以说是甘苦自知。他的老师康有为也是大教育家，培养了梁启超这样的学生，但他在管教子女方面却远不如梁启超。他晚景凄凉，去世以后，家里发生了很多问题，子女们的为人处世，让其弟子和朋友在伸出援手的同时，又颇感无奈和尴尬。鲁迅倒是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当时他已三十八岁（1919年），虽说他很想“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坟》，102页），但那时他毕竟还不曾做过父亲，没有做父亲的体验。他年近五十岁方才得子，儿子不满七岁，他便已去世，并没有遭遇更多的子女成长中的麻烦和问题。所以，究竟如何以“儿童本位”教育孩子，教育之后又将得到怎样的结果，他所能给予后人的，多是理论的思考和浪漫的想象，而非行动的指南。
梁启超就不同了，他有九个孩子（还不包括早殇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按照现在的习俗，二十岁常常还被父母当作“孩子”，他却已经做了父亲，不知那时他是否已经懂得了为父的不易。不过，他二十三岁（1896年）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论文，对于青少年的早期教育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44页）可见，他对早期教育，或者说幼学，是看得非常重的，认为这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成败的大事，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在他看来，教育子女绝非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私事，广而言之，教育的好坏，与国家的兴亡、天下的兴亡，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变法图强，先要有好的教育，才能开启民智，造就新人。这是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可以说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和思路，有些具体做法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百余年前就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梁启超恐怕是第一人。
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教育实在是太坏了。梁启超非常痛心地说：中国人有两大厄运，不幸都发生在童年，女性躲不过缠足，男性逃不脱科举。除非你不读书，不受教育，否则，你就是再有才华，再有志向，也只能俯首帖耳，被囚于八股制艺的罗网之中。由于国家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一个人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得到功名富贵。所以，乳臭小儿都被家长强迫着读《四书》、《五经》。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一点也不奇怪。他举例说，譬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汉代的学者和宋代的学者都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常常写了数千言都说不明白，现在却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跟在老师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怎会不伤害孩子的心智和身体呢？尽管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仍然坚持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因为考试题目要从这里出；进而言之，功名富贵也从这里出。事实上，正是科举考试这个指挥棒，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莘莘学子的命运。这样的教育完全违背了孩子的天性，长此以往，他们的心智被禁锢，他们的品性被沾污，他们的志气被消磨，他们的人生被引入歧途，从而变成一群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苟且偷安、不辨是非的废物。他还引述严复的话说：“长人虚骄，昏人神智，呜呼，几何其不率四万万之人，以尽入于无耻也。”（同上，58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参加会试落榜。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试，此后，他便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了变法维新的大事业。作为过来人，他自然不肯以科考和功名再来毒害自己的儿女。而且，由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梁启超的儿女们并没有赶上从小读经作八股文的时代。大女儿梁思顺出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他和李夫人的第一个孩子。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第二年十月，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夫人李蕙仙才抱着女儿梁思顺来到日本，与他团聚。当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的一个院落里，为躲避清政府的耳目，他取了日本名字“吉田普”，这个院子就叫“吉田宅”。从这时开始，梁启超才比较多的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思顺一直是跟着母亲的，她的教育、学习，也是由母亲负责的。到日本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长子梁思成出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次子梁思永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子梁思忠出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次女梁思庄出生，这几个孩子都成长于日本，在家里被称作“双涛园群童”。此后还有四个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分别是四子梁思达、三女梁思懿、四女梁思宁、五子梁思礼，他们都生于民国年间，其中梁思礼年龄最小，梁启超去世时，他只有五岁，比他最小的姐姐梁思宁还小八岁，比大姐梁思顺则小了三十一岁。如果也要命名的话，他们似乎可以称为“饮冰室群童”，因为他们比较多地生活于天津的“饮冰室”，是在京津两地长大的。
发自肺腑、自然纯真的父爱
面对九个性情各异、生长环境又完全不同的子女，梁启超如何实行其教育主张？他的为父之道，又有哪些是常人所不及的呢？他在写给孩子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际遇—梁启超家书》，157页）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他的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同上，54页）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同上，115页）他在世期间，成家的孩子只有思顺和思成，两个孩子的婚事都是他“包办”的，对此他颇为有些自得，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为之一。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或工作，或读书，这些孩子没有不盼着他来信的，常常是两三个礼拜接不到他的信，就撅嘴抱怨。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也成了他的最大快乐和享受。
应该说，父母爱其子女本是天经地义的，它来自人的天性，过去讲舐犊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爱通常容易异化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溺爱，孩子想怎样就怎样，要星星不给月亮，培养出来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废物；另一种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又有“打是疼，骂是爱”的说法。问题在于，用棍棒教育孩子，有成才的，也有不成才的，甚至有变得很邪恶的。近代以来，中国总是挨打，贫弱的原因一直深挖到家庭内部，以为传统的父子关系限制了孩子的发育和成长，鼓吹儿子造老子的反。于是，百余年来，弑父之声不绝，家教传统断裂，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也有呼吁老子自觉的，要求做老子的先行解放了儿子，给儿子以自由。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林琴南译：《孝友镜》之《译余小识》，引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注14，《鲁迅全集》第一卷，142页）搞得很热闹，怎么不见国家强大起来呢？
可见，不是这样简单。过去我们读鲁迅，得到过一种认识，以为父子关系是讲不得孝道，也讲不得养育之恩的。一讲，就没有爱了，就是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就是重权利而轻责任、轻义务，就是利害关系、交换关系，就是“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这种认识的流行，其目的自然是要解放子女的精神和身体，造就一代新人，却也很容易变成放任和纵容。如果说传统的溺爱是在物质方面不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那么，这种标榜幼者本位、解放孩子的新式溺爱，则表现为在精神方面，在道德教育、人格培养方面主动放弃责任。特别是“进化论”的流行，使得很多人相信，“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同上，136页）这样的教育，新的一代或能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也容易变成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缺少社会情怀、人文情怀的人。为了孩子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时至今日，做父母的恐怕很少有人是不肯理解和解放自己儿女的，但如何指导他们，“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同上），却是个老大的难题。由于“弑父”在先，文化传统被割裂，精神道德信仰陷入虚无，父母在孩子面前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即教育子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完全归结为孩子的逆反心理是不对的，是社会在推卸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父母作为人生第一个老师的资格自然是形同虚设，全部让渡给只重知识教育的所谓幼教（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家教传统既失，学校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放弃了人格培养的目标，于是，所谓“幼者本位”发展到今天，便只剩下了子女对生活的享受，对权利的要求，没有人告诉他们、指导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怎样为社会和家人尽自己的力量，怎样报答父母和社会的养育之恩。
娴儿思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基于父爱的教育则完全不同。梁思顺是他的大女儿，在他身边长大。刚到日本的时候，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读书的正规学校，梁思顺的早期教育只能在家里进行，由梁启超教她读书。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们迁居“双涛园”的时候。在这里，梁启超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并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想得可谓很周全。梁启超在宣统元年（1909年）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提到，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正在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他称之为“射利之书”，然而，“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梁启超年谱长编》，492页）女儿做了他所编写的国文教科书的第一个学生读者。梁启超对这个女儿的期望是很高的，为她的学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看他的《双涛阁日记》，仅在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间，他就为梁思顺“讲书”及批改“日记”、“作文”二十余次，有时竟至彻夜。其中还有些特别的记载：“五日午后，为娴儿作《艺衡馆文卷》第一集叙”；“十二日午后，为娴儿辈讲《说文解字·叙》”；“二十日，为娴儿辈改所作《隈（隗）嚣、窦建德合论》竟至彻夜，复为批点日记，六时就榻”；“二月二十五日，昨夜不能成寐，凌晨，出一策问题，示娴儿辈，即略与论文，至十时始寝”。二月二十八日，恰逢梁思顺十七岁生日，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他在诗中写道：“我的娇儿令娴如今已年满十七岁了，希望我作一首诗祝贺她的生日。作文我很内行，作诗却是我的短处，偶然吟诵一下，人们总是笑我。但女儿的要求又不好拒绝，只能勉力为之。”他在诗中历数女儿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欢娱和坎坷，记述她在学业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并告诫她治学要有恒心，不能贪图安逸，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应当立志做个中西兼通的人，即使今后离开这块土地，也要“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九，1～40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拳拳之心。
梁思顺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她在少年时代就为父亲阅报、读书、收集资料、做翻译，是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小秘书。《双涛阁日记》就曾多次记载：“昨夜竟夕不成寐，晨间卧听娴儿读书，久之睡去。”（同上）民国初年，在父亲的主持下，梁思顺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为夫妻。梁启超对于女儿的婚姻一直洋洋自得，过了许多年，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还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际遇—梁启超家书》，116页）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梁思顺多年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表达相互思念以及商量家务，都只能通过书信往复。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梁思顺的书信最多。无论是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国参与政治活动，家人留待日本时期，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顺跟随希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梁启超都曾有大量书信给思顺。
梁启超去国十余年，其间著书办报，传播新的思想，批判专制制度，推动社会变革，鼓吹“新民”之道，使得他在国民心目中地位甚高，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和黄兴，各界人士都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当他于1912年回国的时候，受到了社会各界及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梁启超年谱长编》，653页）即便如此，他对女儿的学习、儿子的身体仍不能忘怀，百忙之中，还逛到琉璃厂，为女儿购得《东坡集》、《韩柳合集》，并给其他家人买了礼物。他还在信中指示尚在日本的思顺：“思成学课归汝监督试验，若至明年二月汝书报告谓其有进益者，吾则于生日时以此赉之。”（《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71页）二十年代，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大姐自然成为四个弟妹在海外的“家长”，给他们以悉心的照顾。在此期间，梁启超与梁思顺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到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当时的梁家，收入已不如民国初年，几个孩子海外求学，每年开支又很大，而这时的梁启超，除了稿费几乎没有其他进项。他曾把家中存款数千美金寄给思顺（后来又寄过一些），请希哲做一点证券投资的生意。周希哲算是经营有道，“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梁启超为此大受鼓舞，他设想“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际遇—梁启超家书》，230页）思顺来信劝他尽力而为，并为自己不能在父亲身边侍奉感到歉疚，他则安慰思顺不要太担心他的身体，也不要因为不能回国伺候生病的父亲而感到不安：
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梁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同上，231页）
梁启超有时显得很唠叨，心思缜密得像个母亲；有时又像个孩子，对女儿表现出某种依赖。1928年秋天，疾病反反复复，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女儿就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思顺：“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同上，260页）
可惜，梁启超没能等到他所祈盼的这种生活，三个月后便不幸去世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也是为孩子操劳而死的，只要关系到孩子，事无巨细，他从来都是极热心地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并亲自作出安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联合发动北伐，北洋政府在财政上也陷入困顿之中，使馆经费和外交官的薪水全无着落，思顺与希哲的生活大受影响。本来，他们所得的薪水公费也算很好了，不仅能够敷衍开销，还能替父亲照顾在海外留学的四个弟妹，对家里的帮助是很大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北洋军阀的末日已到，北京政府的命运也就成了问题，这样一来，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就成了一件让梁启超忧虑的事情。他立马找朋友商量办法，大家也一筹莫展，因为使领馆的经费此时已经断绝。他又希望能为女婿调一个有收入的缺，却并不顺利。思顺与希哲原先想调新加坡，梁启超以为可以和顾维钧（少川）商量的，经过一番了解，才知并不简单。“顾（少川）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同上，128页）面对这种局面，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出路，又给思顺以谆谆教诲，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同上，98页）
这一番话使思顺安下心来。南京政府接管北京政府后，因经济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暂时无暇顾及调换领事这种事，尤其像加拿大这种没有收入的领事馆，更没人要打主意，他们住得倒也踏实。但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梁启超还在为周希哲设想未来的生活方向。他建议希哲脱离政府，辞职去东北做生意。在他看来，如果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东三省再好了”（同上，107页）。他为希哲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前景，并鼓励他联络美国的农具工厂，投身北满的垦荒事业。这时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兜揽这件事，目前既可以得相当的佣钱，以后和垦务发生关系，发展的机会更不知多少。还有北满的森林，若有材木公司想合办也是有办法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们留意，你们若能找着投资的人，我这边总有信介绍。东三省现在决定采不管关内的方针，照此下去，十年生产力发达不可限量。”（同上，107～108页）然而，随着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几年后，梁启超所设想的这一切，就全都化作了泡影，这当然是后话。
化育思成：治学须有兴味
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梁启超对他的期待和关心自然更多了一些。梁思成的童年是很清苦的，由于是在流亡之中，梁家的生活始终非常拮据。但知识渊博又充满爱心的父亲，仍然让他觉得自己的童年时光是趣味无穷的。像对待思顺一样，梁启超也是儿子的启蒙老师，并把他送到自己为华侨子弟创办的同文学校读书。学校位于神户市区，离家有很远的一段路程，每天赶小火车上学，还是很辛苦的。很多年后，梁思成回忆起童年紧张而有趣的生活，仍大为感慨。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到阔别十四年的祖国，凭着他在戊戌维新和晚清政治进程中所取得的卓越声望，很快便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第二年，夫人李蕙仙带领暂时滞留日本的家人启程回国。从此，梁家便在天津安顿下来，并送思成、思永到北京上学。梁思成先后就读于南城的汇文学校和崇德高小。大约两年后，1915年，年仅十四岁的梁思成就考取了名气很大的清华学校，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人生。
梁思成在清华八年，终于出落成一个学养扎实、发展全面的有为青年，不仅在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才能也得以充分展现。尤其是在品格训练方面，作为清华学子，他既秉承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又有父亲的言传身教，这使得他在学术生涯开始的时候，步子就迈得比较稳健和扎实。1923年初夏，梁思成即将从清华学校毕业，准备赴美留学。5月7日这天，恰逢“国耻纪念日”（编者注：5月7日为日本针对“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日），北京的学生照例在天安门前举行纪念游行。中午时分，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骑着摩托车上街，行至南长街口时，一辆快速行驶的小轿车横撞过来，当时就把兄弟俩撞翻在地。思永血流满面，跑回家中报信，思成则被压在了摩托车的下面。在这场严重的车祸中，梁思成伤势较重，左腿骨折，脊椎也受了伤。出事后，肇事者居然不加理睬，扬长而去。后经查明，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但他撞的毕竟是梁启超的儿子，思成的母亲李夫人从天津赶来，亲自到总统府责问，社会舆论也闹得沸沸扬扬，迫使金某人不得不到医院慰问，总统黎元洪也亲自出面赔不是，才平息了这件事。但是，这场事故给梁家兄弟，特别是梁思成造成了巨大伤害。梁启超在事后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他曾去事故现场查勘，在离思成受伤一寸多的地方，便是几块大石头，若碰着头部，真是万无生理，现在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到底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给古老的北京城留下了一个忠诚的守护者。但梁思成出国留学的时间却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住院期间，梁启超要求儿子一边养病，一边读书，短短两个月内，梁思成便把《论语》、《孟子》和《资治通鉴》都读了一遍。梁启超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
1924年6月，梁思成携林徽因赴美留学。他们来到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准备学习建筑学。据梁思成介绍，他选择建筑学主要是受到林徽因的启发，当然也和自己喜欢美术不无关系。早在清华读书时，梁思成准确而漂亮的绘图功夫就为许多朋友所称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日后作出了学习建筑的选择。但是他说，如果不是刚从欧洲回国的林徽因和他谈到以后想要学习建筑，他当时连建筑学是什么还不知道呢。这年秋天，思成进入宾大建筑系本科学习，林徽因却因该系不收女生而被排除在外，只得选择美术系。
梁思成在学习方面非常专注，全力以赴，好学不倦，同学们都很佩服他这一点，梁启超也不为此担心。但是，他却很担心思成的身体。1925年，他每次写信给思顺都要询问：“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同上，92页）半年以后，梁启超又在信中和思顺谈起思成的身体：“思成体子（身体、体质）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同上，121页）他还对思成说：“你常常头痛，也是令我不能放心的一件事，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自己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同上，33页）仔细体会他的这番话，梁启超对于梁思成的担忧，似乎并不全在身体，更在他的精神和治学方法，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道：“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上，32页）所以，他劝告思成，做学问不要专于某一门：“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接着讲道：
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什么叫苦口婆心？我以为，这总算是苦口婆心了。
他还谈到治学的方法：
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同上，32.33页）
这一番话是富有感情的，带着体温的，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与朴素，种种人生的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梁启超对思成毕业以后的去向、职业和生计，也早有考虑。还在1926年，思成的学业尚未完成，梁启超就想到了毕业后的生计可能会发生困难。因为，思成选择建筑时，曾有过一个考虑，即思忠去学工程，将来哥儿俩可以合作。现在思忠要走别的路，如果思成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恐怕就不适合谋生了。于是梁启超建议思成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但思成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甚至还把治学方向设定为中国古代建筑。梁启超没有因为儿子不听招呼就生气，他告诉思成，这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要到各处实地考察不可，而当时国内的情形却是到处都在打仗，一步也不可行。他提醒思成：“你回来后恐怕只能在北京城圈内外做工作，好在这种工作也够你做一两年了。”（同上，75页）于是，他建议儿子不妨在西洋美术史上多下一点工夫，将来或许还可以到学校去当教书匠。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梁思成没有拒绝。梁启超更进一步替他作了安排。在他看来，如果教书，最好不在清华：“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同上，86页）而且，清华的邀请“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他主张思成去东北，“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同上，87页）为了帮助他更加切实地了解西洋美术的历史，梁启超还专门筹集五千美金，让毕业后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以便能对欧洲的美术建筑作一番实地考察。他还嘱咐思成：“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印象（凡注意的东西都留它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也是公私两益之道。”（同上，82页）为了思成与徽因在欧洲旅行时更加方便，他还特意随信寄去名片十数张，并嘱咐思成：“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同上）意思就是让梁思成自报家门，说是梁启超的儿子，请叔叔伯伯们多加关照。当时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领事，很多都是梁启超的朋友，私人交往很多，借助领事馆作为家信的中转站，至少可以比较快地得到儿子旅欧的消息。他再三嘱咐思成：“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的景况。”（同上，83页）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就像梁思顺与周希哲的婚姻一样，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也被梁启超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梁家与林家可谓世交，梁启超和林长民的交情，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二人共同筹划成立宪法研究会的时候。在交往中，两人的共鸣和默契表现在做人和兴趣的诸多方面，他们很快就成了意气相投的好朋友。所以，当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两位父亲几乎同时想到了联姻这件事。1919年夏天，在他们的刻意安排下，十八岁的梁思成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了十四岁的林徽因。不过，对于儿女的婚姻，梁启超并不主张完全由家长包办代替，他一再表示，他只负责观察、挑选，给他们提供相识、了解、培养感情的机会，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儿女手里。思顺的婚姻是这样，思成的婚姻也是这样。他甚至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不过，他也对思顺感叹：“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同上，116页）说归说，他照样乐此不疲。
的确，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让梁启超操了不少心。林家原本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考虑，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主张思成和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之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后来急着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就是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林徽因的父亲不幸在战争中遇难，“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就困难多了”。（同上，25页）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当时的梁启超已经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不能放心万里之外的梁思成。他在给梁思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的磨）。……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1～72页）
我们体会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他是深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在遭遇了父亲死难的悲剧之后，她的情绪波动很大，甚至影响到梁思成。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对林徽因表示安慰：“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地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这些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同上，191页）过了不久，他又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徽音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她，我盼望她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慑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担心）才好。”（同上，179页）梁思成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林徽因也在文学艺术诸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是付出太多的心血了！他们结婚之后，梁启超还有两点新的希望给他们：“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同上，54页）
梁思永：在父亲支持下成为考古大家
梁思永在梁家几个子女中是较少让梁启超操心的，这也许和他的性格中沉着稳重、善解人意的特质不无关系，再有就是，他的恋爱、婚姻少有波折。夫人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也就是他的表妹，比他小三岁，八岁以后一直住在梁家，与他可谓青梅竹马。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长期的感情积累，使得他们的结合如水到渠成。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七日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日本，1913年随全家一起回国，1915年与思成一起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5月“国耻纪念日”这天，他与思成在南长街被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翻。所幸思永只受到一点轻伤，很快就复元了。这年夏天，思永从清华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
梁思永选择考古及人类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显然也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的学问，按照他在《三十自述》中的说法，早年好段、王训诂之学，“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科举考试，专注于此。师从康有为以后，所授乃陆王心学，以及史学和西学，从而接通了梁氏家学中得自陈献章的熏陶，强调“义理”的传统，所以，梁启超的学问带有调和汉宋，把“义理”和“考据”结合起来的特点。虽然他很少研究甲骨学、考古学，但他所开创的“新史学”，却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不限于书本和文献，还强调实迹、口碑和古物的价值，其中就讲到野外的发现和古器物的发现。他注重“史前时代”的研究，引进了西方考古学的历史分期概念，认为中国的史前史也应该包括新石器和旧石器两个时期，并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进化。这些都在事实上影响着梁思永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同上，25页），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
不过，梁启超绝非一个“自私”的人，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1926年底，他听说李济和袁复礼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力主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他多次写信给思永和李济，为他们穿针引线。他告诉远在美国的思永：“李济之（李济）现在山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04页）虽然由于社会政治动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但梁启超却担负起向他通报现场发掘情况的义务。1927年1月10日，他又致信思永，为他回国实习作了具体安排：“关于你回国一年的事情，今天已经和济之仔细商量。他说可采掘的地方是多极了，但时局不靖，几乎寸步难行，不敢保今年秋间能否一定有机会出去。……但有一样，现在所掘得76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云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402页）于是，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回来了。他在国内工作了大约一年，第二年九月，在梁启超的坚持下，思永回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他的学业。
思永回国后，曾以清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助教的身份开展工作，还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和故宫博物院审查员。这期间，他参加了由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第一次将西阴村的考古收获以英文公布于世。这篇论文使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此之前，梁启超还曾听说“有一帮瑞典考古学家要大举往新疆发掘”的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自家承担经费，也一定要让思永加入进去。他说：“我想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际遇—梁启超家书》，27页）他兴奋得第二天就要进城去找那个叫“斯温哈丁”（斯文·赫定）的人商议，把路线日期计算清楚，甚至想到让清华发电报给哈佛校长，要求给思永提前放假。由于斯文·赫定一行很快就要出发，他的这番计划又没能实现，但思永回国以后，仍然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他对思顺们说：“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已经不知多快乐了。”（同上，79页）
梁思忠：政治热情得到父亲肯定
梁思忠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和梁思永都是王夫人所出，却也为李夫人所喜爱。思忠小时候很活泼，又善解人意，李夫人很喜欢他，常和他下棋、聊天。梁启超也曾写道，思顺、思庄赴加拿大以后，他觉得寂寞时，便带着思忠去听歌剧；无聊的时候，也拉思忠一起打牌。思忠那时十八九岁，很懂事，哥哥姐姐都在国外，他在家里就主动多承担一点“孝道”。1925年，李夫人的墓修好之后，正式安葬的时候，就是思忠、思达二人扶柩送李夫人上山的。1926年春夏，梁启超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做割肾手术，也是思忠一直在身边伺候，直到父亲身体好转出院。同年八月，思忠赴美留学，仍不放心父亲的身体，时时写信提醒。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同上，160页）
在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热情是最高的。到美国后，他首先选择了学习政治。梁启超得知后在信中表示：“忠忠来信叙述入学后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极为高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同上，150页）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既尊重子女的选择，又不放弃引导、教育的责任，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说心里话，这时的梁启超是很为思忠感到担忧和不安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思忠在海外也热血沸腾，竟提出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这使得梁启超在“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说，“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毕竟，这是关系到儿子终身的一件大事情。对于儿子的精神，他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然后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同上，68页）也许是基于这个理由，梁启超最初是同意儿子回国的，需要商量的只是回国以后去哪里。梁启超倾向于去白崇禧那里或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仅仅过去三个礼拜，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他坦诚地说明了发生这种变化的理由：“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同上，68～69页）梁启超对于儿子的冲动始终没有责备和埋怨，他说：“这也难怪。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同上，69页）所以，他倒有些庆幸儿子最终没有赶上这个机会。但他对于儿子所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的话，却不能接受，明确讲“这是没出息的话”！他谆谆告诫这个儿子：“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罢。”（同上，69～70页）
但他却仍然放心不下，几天后又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谈起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可以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选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原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为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同上，72页）思忠还算是很听话的，他在威斯康星读完政治学，又转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三十年代初，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梁思忠所在的炮兵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战斗中，他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结果患上腹膜炎，没能及时救治，年仅二十五岁就去世了。
梁启超其他儿女
梁家在北美的五个姐弟中，梁思庄年纪最小。她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925年和大姐思顺一起赴加拿大。当时思庄只有十六七岁，读大学不够资格，只能先读中学，一年后，才考取加拿大著名的麦吉尔大学。刚到加拿大时，梁思庄是想直接进大学的。年轻人，满怀理想，心高气盛，最不能受到挫折，梁启超便写信告诫她：“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同上，20页）听说她英文不及格，梁启超还劝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同上，23页）对于思庄的学业，梁启超也有很多考虑，他一直希望思庄将来能做他的助手，为此他建议思庄：“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同上，33～34页）
梁启超最初并不主张梁思庄到美国读书，因为已有三个儿子留学美国，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家庭“美国化”。他劝思庄留在加拿大，读一两年，然后到欧洲去。他嘱咐思庄学好法文，就是留作去法国的本钱。不过，梁思庄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坚持学习文学，直到1930年从麦吉尔大学毕业，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此后她成为著名的图书馆专家，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的教学和研究。尽管她选择图书馆学是在梁启超去世之后，但是，她的选择不能说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和推动。从家学渊源上说，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时务报》期间就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收录西书三百余种；以后数十年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图书分类、编目的研究，但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和建立中国图书馆学两大目标。梁思庄成为父亲未竟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她依托西方的现代理念，参照家学中的思想学术传统，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东方学目录”，被人誉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梁启超生前，他的另外四个子女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年纪都还很小，没能到国外留学，他们的学业都是在国内完成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梁启超来往于北京、天津之间，除了要在清华、南开等大学开课、演讲外，还担任了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社会职务，还有大量的写作计划要完成，非常紧张和繁忙。就在这个时期，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病魔缠身。但是，他并未放松对儿女的早期教育，也未忽略为儿女的学业早作安排。思达、思懿都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思懿后来还转到清华，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1927年，中国政局动荡，社会乱象丛生，梁启超决定为几个孩子聘一位专教国文的先生，让他们在家读书。不久，他又请了南开中学的教员，到家里给他们补习英文和算学。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还说：“今年偶然高兴，叫达达们在家读书，真是万幸……好在他们既得着一位这样好先生，那先生又是寒士，梦想去日本留学而不得，我的意思想明年暑假或寒假后，请那先生带着他们到东京去。达、懿两人补习一年或两年便可望考进大学，六六便正式进中学。”（同上，163页）梁启超请来的这位先生，就是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谢国桢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混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追忆梁启超》，400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1917年（应为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教思达、思懿诸弟读书。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同上，172页）真是一幅教学相长、其乐融融的图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社会不能提供安全、正常的学习环境时，梁启超能以家庭教育作为补偿，可见他对子女的教育是不肯放任自流的。梁启超在世时，梁思礼（他称之为老白鼻）尚未到读书年龄，但他给操劳、病痛中的父亲带来了许多快乐。梁启超在给梁思顺等人的信中常常提到老白鼻的可爱之处，他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际遇—梁启超家书》，126页）这里既有梁启超享受天伦之乐的美好，又能看到他教育子女的良苦用心。
造育新民
梁启超作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9页）有人会不会想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现在我们所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现他所说的做成一个人。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同上，105页）他在这里所说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其实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我们看到，梁启超教育子女，就以这三件为究竟。有人不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含有普世价值，怕是少有梁启超的慧眼和慧心。
不惑
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是十分重视的，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他说：“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同上，106页）所以，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思庄这几个大孩子，从选择专业到指导学习，再到毕业后的求职，甚至以后的生计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亲力亲为，尽量作出妥善的安排。他们毕业以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求得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梁启超希望思庄报考生物学，但思庄自己不喜欢，梁启超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追忆梁启超》，459页）他一直主张做学问要有“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是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际遇—梁启超家书》，130页）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事事“有所为”，比如读书就为了高考，高考就为了上个好大学，上大学就为了拿文凭，拿文凭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就为了挣大钱，有了钱就为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他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同上，129页）看来，梁启超寄希望于儿子的，是要他做现代中国建筑界、美术界的李、杜啊。
梁启超一生都在做“新民”的梦。但是，新一国之民实在太难了，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一生，谁又能说新了多少？扫天下不成，则不妨退扫一室，梁启超对于把自己的子女造就成为新人，还是蛮有信心的。所以，他一定不会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们在学业上的成功，他说道：“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页）他戏称现在的学校都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同上），并且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学校，还是欧美的学校，都患有同样的毛病，区别只在深浅不同而已。也就是说，“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智识的增加”，反而将更为重要的“修养人格，锻炼身体”忽略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5页）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大大地超过了前者，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所以他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然而，疗救精神饥荒的方法在哪里呢？梁启超挥手一指，在东方—中国与印度，他说：“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12页）有人或许会觉得，梁启超这里所说，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其实不然，就他当时所看到的中国教育状况而言，“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6页），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在这种传统崩溃、新学未立的精神文化危机中，梁启超寄希望于东方的学问道德，或能转变世风，建设新的文化。梁启超的回答是：“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7页）这正是梁启超超过同时代许多人的地方，他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是领风气之先的。但他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传统，而且相信，即使在今天，传统的克己求仁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完全立足于这一点。他要求孩子从小就要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书，梁思成被车撞伤，住院治疗，梁启超还安慰他“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这都是希望传统的道德伦理能给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忧
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确立美满的人生观。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2页）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乐，才真是会打算盘哩。”（同上，71页）他有时也现身说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同上，59页）他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也就是“三达德”中的第二德。至今还有许多人很看不起这一条，以为中国落后就是因为信了孔孟之道，所谓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欺骗老百姓的精神鸦片。这么说并没有错，但是，道理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却是梁启超所讲的人格磨炼。他说，什么叫做“仁”呢？孔子有个解释，“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梁启超更进了一步，他把“仁”解释为“普遍人格之实现”。他还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由此可见，“仁”还有人格磨炼的意思在里面。过去的士大夫喜欢讲“内圣外王”，听起来很玄，其实，“外王”讲的是建功立业，且不管它；“内圣”讲的却是自我修养，人格实现，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仁者不忧”。然而，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梁启超认为：“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地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6～108页）梁启超的这种教育成果如何呢？思永有一次对梁启超说：“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际遇—梁启超家书》，257页）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家教不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勤俭寡欲、吃苦耐劳，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总之是要磨炼自己的人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健全的人。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提到：“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同上，46页）他对孩子们说：“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同上，47页）这些都是他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和要求，因此，只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是不够的，还要“勇者不惧”。
不惧
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勇者不惧”呢？他认为需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件叫做心地光明，恰如俗语所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他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页）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曾经两次公开表示与老师康有为的分歧。第一次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在海外掀起的“尊孔保教”运动；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梁启超助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他先为段祺瑞起草了《讨张勋复辟通电》，意犹未尽，又于次日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这样。袁氏在戊戌政变中有告密之嫌，六君子因此被杀，康、梁也因此流亡海外十几年，可谓势不两立的仇人。但辛亥革命以后，从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梁启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然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梁启超则抱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发起“讨袁护国”运动。
诸如此类，给外人一种“善变”、“屡变”的印象。同盟会干才、辛亥革命元勋，自号石叟的谭人凤就说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石叟牌词》，2页）。对此，梁启超从不辩驳，他的学生有个说法：“盖梁本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但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追忆梁启超》，54页）
在这件事上，郑振铎说得最为透彻，他自问：“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恐怕没有，于是他说：“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同上，87页）在他看来，梁启超“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同上，88～89页）这是梁启超始终不变的，也是他一直教育儿女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随便别人怎样看你，随便遭遇怎样的环境，“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际遇—梁启超家书》，50页）
第二件，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他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诱惑，而人又极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如果真的让“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了。他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故意在吓唬谁，而是真的相信，“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所以，他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以此教育孩子，他曾多次与思顺谈到：“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17页）
民国之后，有几年梁启超是在政府做过官的，也曾有过薪俸，但观其一生，主要还是靠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对思顺说，“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但也不会发大财。他当然有发财的机会，“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同上，215～216页）为什么不欲呢？自然是不肯贬损自己，使自己没了尊严。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诸君：“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为一个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常常以此教育孩子。很显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的浇灌，终于结出了硕果，九个子女人人成才，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