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强干李夫人
梁启超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和一个红颜知己。第一位自然是他的夫人李蕙仙。这位李夫人可是大有来头。据夏晓虹教授考证，她的本名应该是“端蕙”，“蕙仙”只是她的表字。梁启超曾作《上海遇雪寄蕙仙》一诗，题下有注：“蕙仙，李夫人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1页）但是，生活中大家叫惯了“蕙仙”，“端蕙”这个本名反倒湮没在历史深处，很少有人知道了。
李端蕙的父亲李朝仪，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为官经历贯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李端蕙就出生在他治理永定河的任上。她有个叔伯哥哥叫李端棻，幼年丧父，叔父李朝仪很赏识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李端棻也处处学李朝仪的样子，立身行事都很正直，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李朝仪的“北京市长”只做了两年，光绪七年（1881年），他不幸去世，全家便回到贵州。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李端棻担任主考官。梁启超是众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之一，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十分耀眼的一颗新星。面对这样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少年才俊，李端棻马上想到了他的堂妹李端蕙。此时的李端蕙已经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发榜后，按照规矩，中举的士子都要拜见座师，李端棻事先就请了副主考王仁堪（可庄）做大媒，要把妹子许配给梁启超。据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王副主考有个女儿，也不曾婚配，他对梁启超也非常赏识，一心想把女儿嫁给梁启超，没想到却被主考大人抢了先，无奈之中，也只能做这个月老儿了。
梁启超出身寒素之家，本为一介寒士，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主考官的嘉赏，后者还主动提出结亲，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两年后，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冬的时候，梁启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婚后的梁启超与李端蕙暂住在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1号的新会新馆。这一年梁启超虚岁十九岁，新夫人大他四岁，应该不会小于二十三岁。第二年的夏天，他便和夫人李端蕙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梁家世代务农，仅靠几亩薄田度日，家境并不宽裕，新婚夫妇刚到老家时，连一间像样的新房都没有，只能借用梁姓公族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房。广东的气候炎热潮湿，初来乍到的李端蕙很不适应。但是，这位生长于官宦之家、从天子脚下嫁到中国极南一个乡村的大小姐并没抱怨，也不嫌弃，很快便适应了梁家贫寒俭朴的生活，操持起家里的日常杂务，梁家上下都对这个新媳妇交口称赞。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五年前就已仙逝，继母只比李端蕙大两岁，李端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精心侍奉，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婚后的梁启超并没在家里久住，他当时正求学于康有为，为了完成学业，婚后不久，便到万木草堂读书去了。万木草堂在广州的长兴里，离新会的茶坑村有百里之遥，交通又不很便利，所以，这对新人总是相聚的时候少，分离的时候多。随后的几年里，梁启超曾两度进京参加会试，夫妻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少了。这时的北京已然是风雨欲来，整个国家都处在危难之中。甲午一战，老大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求和，准备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白银两万万两。消息传来，群情激奋，康有为首倡公车上书，请朝廷拒绝和议；梁启超则日夜奔走，联络各省举子，聚议于北京城南的松筠庵，并连夜撰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造成了前所未有之大事件。此后的梁启超，其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不再把考取功名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以一个改革者、启蒙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全身心地投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及湖南、广东各地，开学会，办报纸，写文章，登讲坛，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大声地鼓与呼。
情诗里的浪漫与风雅
这个时期他很少回家与家人团聚，关于他们夫妻情感、生活方面的情况，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也少有记载，至今我们已经很难猜想二人感情生活的具体细节。但李端蕙毕竟出身于官宦之家，明清之际，官宦人家的女子大多受过一些教育，都有诗歌唱和的雅兴，有人说，李夫人从小便熟读古诗，有吟诗作文的才能，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被亲友们誉为才女。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她的作品流传下来，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其作品的记载。以梁启超的性情，如果有，不会不有所表示，他的《饮冰室诗话》中就记载了其他女性的诗作，何以对夫人的作品不置一词？最有可能的是，她确实没有写过。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梁启超写给她的诗词作品中，多少感受一点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浪漫和风雅。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有《上海遇雪寄蕙仙》诗一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
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
江南二月，雨雪霏霏，春寒料峭，独居逆旅，梁启超想起昔日在北京与夫人围炉夜话共度除夕的情景，描绘出一幅暖融融的夫妻生活剪影。
还有《寄内四首》：
一缕柔情不自支，西风南雁别卿时。年华锦瑟蹉跎甚，又见荼蘼花满枝。
月上帘栊院落虚，香罗帐掩旧流苏。东风昨夜无聊赖，故作轻寒逗玉橱。
三年两度客京华，纤手扶携上月槎。今日关河怨摇落，千城残照动悲笳。
萍絮池塘乳燕飞，蛮笺细展写乌丝。殷勤寄与临安去，陌上花开莫缓归。
诗中写到的离愁别绪，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有的意境，但梁启超写来，却也表达了他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这段时间里的生命状态和心情，即在慷慨激昂之外，还有低回哀婉的一面。虽然国家的危机、现实的忧患，时时在他心中激荡着不息的波澜，但这个风华年少的青年才俊，又怎能放得下家中的娇妻爱女？夜深人静之时，他也要放纵一下自己的柔情与恋情。这种哀艳如箫声的审美意韵，也表现在他写给夫人的几首词中。有一首《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写的是李端蕙归宁途中，梁启超因夫人不在身边，难以入睡，眺望窗外的苍茫暮色，梦去愁来，担心她一路上风餐露宿，舟车冷暖：
瞑烟直，织就一天愁色。栏杆外无限庭芜，付与斜阳尽狼藉，良期渺难得。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
天涯数行迹。念衾冷舟蓬，灯暗亭壁，篮舆扶下正无力。又月店鸡声，霜桥马影，催人晨起趁晚驿。夜凉怎将息。
凄寂，共今夕，共目断行云，江树南北，芳痕触处情无极。有织锦留墨，唾绒凝碧，思量无寐。又淡月，照帘隙。
另有一首《台城路·黄浦江送蕙仙归宁之黔余亦南还矣》，也写到李端蕙归宁，夫妻离别的心情：
平生未信离愁，放他片帆西去，三叠阳关，一杯浊酒，做就此番情绪。劝君莫醉，怕今夜醒来，我侬行矣。风晓月残，江浔负手向何处。
天涯知是归路，奈东劳西燕，辽绝如许，满地干戈，满天风雪，耐否客途滋味。几多心事，算只有凄凉，背人无语。待取见时，一声声诉汝。
另有一首《洞仙歌·中秋寄内》，写他在中秋夜晚，对月思人，想起去年中秋，与夫人月下畅饮，悄悄窥视夫人的醉态：
薄醒残睡，又四更天气，明月新来太无赖。记去年，今夕双影晶帘，曾见汝一点窥人微醉。
瑶台天外路，依约年华，甚到圆时越憔悴。料脂香啼曙，镜粉敲寒，算未减花底天涯滋味，待互倩素娥愬殷勤，万一梦魂儿断鸿能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以上诗词分别见1页和89页）
夫妇相敬如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仓皇出逃，东渡日本。危难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频频写信给夫人李端蕙。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梁启超说道，老师康有为已到日本，他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家人都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稍安定。听说夫人临危不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梁启超年谱长编》，166页）。一番赞扬之后，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夫人。他担心，遭此剧变，父母的心里一定很焦灼，很忧虑，他又不在身边，只能靠夫人代他尽儿子的职责，尽可能地给父母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说：“卿此时且不必归宁，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同上，167页）在这封信中，他还为妻兄李端棻因受其牵连而远配新疆表示不安和愧疚，担心此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险。
在十月六日给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托付给爱妻：“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同上，167页）一周之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释不能马上接家眷来日本的原因，讲了三个理由：“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同上，168页）直到来年的春季，这件事仍不能最终确定下来。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又一次致信李端蕙，讲到曾经准备接她到日本来，“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但忽然接到康老师的书信，要他赶赴美洲动员华侨加入保皇会，所以，只好将接家眷之事再一次暂缓推迟。不过，这一次梁启超似乎并未成行。结果，到了秋天，梁启超突然接到妻子来信，说她们已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启程前往东京，来与他团聚了。十月的一天，梁宝瑛等人乘坐的客轮停靠在长崎港，在此等候多时的梁启超，终于看到李端蕙抱着女儿思顺，和父亲一起走上码头，全家人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在日本十四年，梁启超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过几次迁徙，但最终还是因华侨朋友的慷慨资助，住进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全家因此有了安居之所。此地面对大海，背靠山林，海涛与松涛齐鸣，犹如奏响了一曲雄浑的交响，梁启超爱其环境的优雅别致，称它为“双涛园”。这时，梁家的生活虽不富裕，甚至有些捉襟见肘，但却是幸福和睦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使他在颠沛流离中感受到天伦之乐的来之不易。据说，李端蕙是个比较严肃的人，甚至性情有点乖戾。她主持家政，“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9页）。梁思成在多年之后还说到母亲的严厉：“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5页）他还说到李夫人对佣人也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这样看来，这位李夫人的确很严厉。
在梁家，梁启超是一位慈父，李夫人就是一位严母，不仅佣人和孩子都很怕她，就是梁启超，似乎也要让她几分。当时外间便有“梁启超怕太太”的传言，他的学生杨鸿烈为老师开脱，找了如下一些理由：“梁夫人既是出自当时显贵家庭的小姐，下嫁穷书生，且长梁好几岁；在梁氏遭逢戊戌政变，亡命日本时，又蒙李端棻馈赠赤金二百两，得以这项资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梁氏在北京会试时，即已寓住李尚书公馆，累得这位号称学问渊雅，性情笃厚的妻兄，也因变法失败，而丢掉纱帽，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梁氏对这位显贵的知己恩人，既因李‘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而对李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因此，对李的堂妹，不能不‘相敬如宾’。”（《追忆梁启超》，287～288页）
这里所说应该都是实情。梁、李的婚姻固然很令人羡慕，但毕竟掺杂了许多感情之外的东西，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两人关系。不过，也要看到两人在性情上互补的特点。梁启超属于双鱼座，据说，这个星座的男人总能保持一种天真、忠厚的气质，性格也比较温和，很容易相处，但却需要一个能指导其言行的精明强干的生活伴侣。看上去，这很像是一种巧合，我们则不妨姑妄听之。而实际上，梁启超也确实离不开这位严谨而能干的主妇。他在夫人去世之后所作《悼启》一文中写道：
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幼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先姊早世，遗孤甥赵瑞莲、瑞时、瑞敬三人，外家诸姪李桂姝、续忠、福鬘，皆早丧母，夫人并饮食教诲之如己子，诸甥姪亦忘其无母也。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历襄助，以粗自树立。早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益之。记二十一岁时所蓄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时簪珥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辞色慷慨，超启神志为壮焉。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24～25页）
梁启超的这番话基本上概括了夫人的为人和性情，以及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她在这个家里就是主心骨，大事小情都要她拿主意。她比梁启超大四岁，这种姐弟式的婚姻总是弟弟依赖于姐姐，她也真像姐姐一样呵护这个小弟弟。所以，她的去世真叫梁启超悲痛万分，他在给北京《晨报》所写《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一文里，对于这种痛苦的情形有很形象的表达，他说：“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023页）百无聊赖中，他只能靠读宋词来排遣悲伤的情绪。第二年，夫人安葬以后，他又写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也称作《祭梁夫人文》。梁启超很看重这篇文章，他在葬礼结束后写给思顺、思成、思永、思庄的信中说：“我的祭文也算我一生好文章之一了。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篇祭文，我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虽然还有改削的余地，但大体已很好了。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你们姊弟和徽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梁启超全集》第十册，6223页）他的这篇祭文再次回顾了两人结婚以来三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最后表达了感情永远不变的愿望：“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梁启超年谱长编》，1023页）
梁启超的这种痛苦，一方面源于他对夫人的依恋，一旦失去，便感到心无所依；另一方面，或许也和他一直放不下的深深内疚有关。李夫人自1915年冬患乳腺癌，几年来，多方求治，做过两次手术，都没有根除，1924年春天再次复发，并于当年9月13日去世。一年之后，在给思顺等人的信中，他还在自责：“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际遇—梁启超家书》，145页）类似的话，也见于他的《告墓文》：
“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豀一度。”（同上，1022页）这里所说的七年前，应该是1917年，在这一年里，这对相亲相爱的夫妻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现在已很难猜测了，倒是从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梁启超对其爱妻的拳拳深情。
任劳任怨王夫人
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姓王，她没有大名，就叫来喜，王桂荃这个名字是梁启超给她取的。王夫人在梁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李夫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隐藏在幕后，在各种有关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年谱传略、日记书信中，她的名字从不被提及，只有在《梁启超年谱长编》和他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她常以“王姑娘”或“王姨”的身份出现。如果细读《梁启超年谱长编》，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梁启超的“非正常”状况，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1904年），十月七日三子思永生，同年四妹生。”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很耐人寻味。
最早向社会公开王夫人真实面貌的应该是梁思成，其后，梁启超的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在撰写《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时，专为王桂荃安排了一个章节。据梁思成介绍，王桂荃的家乡在四川广元，童年生活十分悲惨。家中只有几亩薄田，全靠父亲的辛勤耕作，一家人才能勉强度日。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说她命硬，克父母，经常虐待她。四岁那年，父亲又不幸暴病而亡，无依无靠的她，被人贩子买去，几年间就被转卖了四次，最后来到李端蕙的娘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夫人回家探亲，见她聪明伶俐又很勤快，就把她带到梁家做丫环。（《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3页）
王桂荃大约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依据是吴荔明曾经写道：“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1页）这样看来，她应该比梁启超小十二岁，比李夫人小十六岁。她到梁家以后，和一家人相处得都很不错，很有人缘。冯自由曾有《梁任公之情史》一文，其中讲道：“来喜深得女主宠用，在《新民丛报》时代，举家度支及锁钥概付其掌管。”（《追忆梁启超》，206页）一个丫环，掌管着全家的日常开支和钥匙，可见李夫人是非常信任她的，她在梁家的地位也是很不一般的。冯自由的父亲是日本横滨的华侨商人，与孙中山多有来往，是兴中会的早期成员，他也很小就加入了兴中会，是年纪最小的革命党。他早年曾在梁启超担任校长的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对梁启超应该比较熟悉，但因政见不同后来竟反目成仇。他这篇文章发表于1936年6月《逸经》第8期，其中对梁启超不乏揶揄、丑化和攻击，党派私见十分明显。后来他编写《革命逸史》，并未将此文收录，似乎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在文章中透露：“甲辰（1904年）某月启超忽托其友大同学校教员冯挺之携来喜至上海。友人咸为诧异，后乃知为因易地生产之故，盖来喜得孕，极为女主所不喜，故不得不遣至别处分娩。久之，梁妇怒解，始许来喜母子归横滨同居。”（同上，206页）看来，这个说法后来还是被梁家的人所接受，只是在当年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王桂荃身份和地位的明确而可靠的记载。
王桂荃成为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她为梁家所生的孩子中，有六个长大成人。孩子们称李夫人为“妈”，称王夫人为“娘”。但在李夫人生前，梁启超似乎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王夫人，他在写给梁思顺等人的家信中，常常称“王姑娘”或“王姨”。然而他又说，王夫人“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其重要性或在于她所具有的多重身份，她既是孩子们的“娘”，又是梁氏夫妇的佣人，按照传统的伦理规范，她不过是丫环收房做了“妾”。但梁家是个具有现代思想的家庭，梁启超也不是封建大家庭的老太爷，这使得王桂荃有可能成为其丈夫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伴侣。平时，她帮助李夫人料理家务；梁启超出门在外，则往往由她随行帮助料理生活。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由天津乘船潜至上海，秘密筹划和推动反袁护国战争。住下以后，他马上给思顺写信，要求王夫人来沪：“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他还特别强调：“吾今处此艰危且不便之境，家人固不容以跋涉为惮也。”过了几天，他再次写信催促，要“王姨非来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726页）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他悄悄潜入香港，准备从越南的海防潜入广西，此时王夫人已回天津，他再给思顺写信，要求“当即遣王姨来港”，并且说，“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同上，766页）。这些都表明梁启超对王夫人是非常依赖的，李夫人去世后，梁启超也身患重病，他更离不开王夫人的照顾，那些年他写给几个孩子的家书，几乎总是提到“王姨要来干涉了”，只好停笔休息。
王桂荃这个人虽然出身低微，但品性非常高尚，梁思成称她为“很不寻常的女人”。她的不寻常首先表现为坚韧、耐劳、上进，又具有包容性和同情心。通过吴荔明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3页）
梁家的每个孩子都很喜欢这个“娘”，他们对“娘”的回忆，总是充满了温馨的感情。有一次，思成因为考试成绩不如弟弟思永挨了李夫人一顿暴打，他说：“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5页）他还讲到“娘”在这个家里的不容易：“我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不行了，就偷偷告诉我爹，让他出来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同上）
遗憾的是，梁启超过世太早了，我们无缘看到他再为王夫人作一篇《悼启》或《告墓文》，以此来表达他对这个女人的感激之情。这么多年，他都找不到机会把自己深藏在心底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他一生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总有上千万了，却没有一个字是写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女人的。这对王桂荃颇有些不公。梁启超不幸去世，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王夫人的肩上。当时，除了思顺、思成之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在上学，学业尚未完成，而主要收入来源却没有了，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能够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人，真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几十年后，梁家的子孙在梁启超夫妇墓（位于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园为梁思成亲自设计）东侧稍后的位置新立了一块卧碑，并在墓碑之后栽种了一棵小松树，此碑题名即为“母亲树”，也算给了王桂荃一个应有的位置。
红颜知己何小姐
何蕙珍犹如一颗耀眼而璀璨的流星，在梁启超的生命中轻轻划过，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作为梁启超的红颜知己，今天我们要了解她，以及她与梁启超的感情，似乎也只有梁启超写给妻子李端蕙的两封书信以及他的二十四首诗作可以参考。事实上，根据这些有限的文字，我们已经很难恢复历史的现场，而只能借此揣摩梁氏的此番出位，在他与妻子以及红颜知己之间，激起了怎样的感情波澜。
梁启超此次美洲之行，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岁末。在此之前，康有为创立保皇会于加拿大，他担心在日本的梁启超“渐入中山圈套”而要设法解救他，于是，“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年谱长编》，181页）。这时，美洲华侨向梁启超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赴美一游。当年的12月19日，他从日本横滨动身，12月31日抵达檀香山。此时的檀香山因时疫流行，华埠封闭，各港口禁止船只航行，他只能先在此地住了下来，发展保皇会组织，创办保皇会报纸，为庚子勤王之役筹款。总之，滞留该岛期间，他为保皇会做了不少工作。直到第二年八月，他原本要去美国的，但由于自立军起义迫在眉睫，同志们催他尽快回国，他才决定搭乘日本轮船东返。他与何蕙珍的短暂恋情就发生在滞留檀香山的这段时间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四日，梁启超给妻子李端蕙写了一封家信，详细汇报了他与何蕙珍从相识、交往，直至分手的过程。他告诉妻子，何蕙珍是当地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保皇会的会员。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儿，英文水平很高，整个檀香山的男子，没有能赶上她的，而且她有很好的学问和见识，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很有大丈夫的气概。她十六岁就被当地学校聘为教师，至今已经四年了，可见是个才女，而且不是旧时才子佳人式的才女，而是有新思想新精神的才女。梁启超继续讲他和这个才女的故事。那天，何才女的父亲在家中摆下宴席，请梁启超赴宴，座中还有当地的名人士绅，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席间，大家邀请梁启超演讲，并请何蕙珍做翻译。第二天早上，当地报纸都刊登了他的演说辞，称赞他讲得好，也称赞何蕙珍的才华。说到这里他有点洋洋自得，并说最初见到何蕙珍的时候，见她“粗头乱服如村姑”，就没往心里去，等到她入座翻译时，才大吃一惊，看她目光炯炯，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子。告别时，她和梁启超握了手，梁启超在这里特别解释说，当地的华人习惯西方的礼节，见面和分手时都以握手为礼，男女都是这样。何蕙珍握着梁启超的手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面对姑娘大胆的爱情表白，梁启超只有“唯唯而已，不知所对”。（同上，249～250页）
他说，刚到檀香山的时候，当地有一家西文报纸，受清政府驻檀香山领事的指使，时常刊登诋毁、诽谤他的文章，他不通英文，对此也无可奈何。后来发现，有人写了文章发表在西文报纸上，为他辩驳声张，却又不留姓名。他问过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作者是谁。那天晚上到何家赴宴，席间，何小姐把原稿拿出来给他看，他才知道那些文章都是何小姐所作。他因此更加感动，也更加钦佩这个女孩儿。他说，虽然这些年风云际会，心里装的都是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世界局势这样的大事，很少有儿女情长的时候，但见到何小姐以后，听她说话，看她做事，心里竟觉得时时刻刻都有这个人存在，放不下了，不知是什么道理。过了几天，梁启超送给何蕙珍一张自己的照片，何蕙珍则回报他两把折扇。
过了不久，又有朋友来试探他：“听说你要到美国去，可你不能说英语，很不方便，想没想过带个翻译同去？”梁启超说：“想是想过，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朋友笑着说：“先生如果有志于学习英语，为什么不娶一个通晓华语、会说英语的女人呢？一面学英文，一面当翻译，岂不两全其美？”梁启超说：“你是在取笑我吧，哪个不相识的大家闺秀肯和我结婚呢？而且，我是有妇之人，你难道不知道吗？”朋友不慌不忙：“我怎么敢和先生开玩笑呢？先生所言，我都清楚，我今天只想问先生一句，如果有这样一位女性，先生准备怎么办呢？”梁启超想了一想，恍然大悟，于是对这位朋友说：“你说的这个人，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非常敬重她，喜欢她，也非常思念她。尽管如此，我却不能背弃曾与同志们一起创立的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原则。况且，我如今还是个亡命之人，有人悬赏十万要我的脑袋，我的生命时常处于危险之中，家中有一个妻子，也是见面的时候少，分别的时候多，不能常常厮守在一起，怎能再拖累别人家的好女子呢？再说，我如今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行，天下的人都看在眼里，如果做出这样的事，人们岂能原谅我？请你替我向这位女子表示感谢，我一定以她敬爱我之心敬爱她，时时不忘，只能这样了。”朋友听了梁启超这番陈述，无言以对。这时，梁启超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忙对朋友说：“我想替她做个媒人你看如何？”朋友应声说道：“先生既然了解这个人，我也就不必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了，这个人的眼里难道有一个男人是让她钦佩的吗？她在数年前就已经发誓不嫁人了。请先生不必再说了。”
又过了四五天，何蕙珍的老师请梁启超赴宴，仍然请何蕙珍作陪。他们在席间谈了很久，梁启超不敢对她说起朋友提亲一事，她便也不说，而且丝毫没有扭捏做作、郁郁寡欢之态，只是大谈中国女学不发达是中国落后的第一个病根，并且谈到应当如何整顿小学校的办法，以便教育儿童。她还谈到要创造切音新字，自称要以完成这两件大事为己任。她是基督徒，谈话中还劝梁启超加入基督教。她说起来滔滔不绝，长篇大套，几乎使梁启超穷于应付。梁启超观察她的神色，觉得她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女子，梁启超说，他也几乎忘记她是个女子了。梁启超告诉她，自己有个女儿，如果他日有机缘，一定让她做何的妹妹和学生。何蕙珍也不推辞。她对梁启超说，听说他的夫人曾经担任上海女子学校的校长，才学一定和他一样，不知今生有没有缘分和夫人见上一面。先生如果给家里写信，一定代她向夫人问好。此时的梁启超“但称惭愧而已”（同上，251页）。临别，何蕙珍又对梁启超说，多少年来，她都以不懂华文为遗憾，时常想找一个有学问的人做老师，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她现在虽然做个小学校的老师，但并非她的志向。她准备前往美国的大学去求学，学成之后回国效力。先生他日维新成功，不要忘记她，如果要创办女子学堂，给她发一电报，她一定前来。她的心里只有先生。说罢这番话，他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梁启超继续写道，回到寓所之后，他“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同上）。既然睡不着，他索性起身，提笔给妻子写信，诉说自己的心事与烦恼。这封信写得很长，也写得十分坦白。读过这封信，我们相信，他对何蕙珍是有想法的，虽然他对朋友说了一大篇理由，但也确实动过娶妾的念头。他甚至有把握地说，如果他提出结婚的话，何小姐是不会在乎名分的。他在信中还以蕙仙比蕙珍，委婉地流露出这种意愿，他说：“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同上，252页）但他又有种种顾虑，经过反复考虑、权衡，理智终于战胜了情感。这里所谓理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己所提倡的一夫一妻的社会理念；二是自己的特殊身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目前国内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更重要的一点是担心妻子不能同意。所以才有“蕙珍磊磊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恼”的欲擒故纵。这其实只是借口，是说给妻子李端蕙听的。他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既担心妻子不能接受何蕙珍，又怕她因此而产生误会，影响夫妻感情。在作了种种解释之后，他还是将“蕙珍赠我两扇”如数上缴，请夫人代为珍藏，并恳求她：“卿亦视为新得一妹子之纪念物，何如？”（同上）
我们很难了解李端蕙读罢此信之后的内心活动，但梁启超在收到妻子六月十二日复信之后，于六月三十日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透露，李端蕙告诉他，在接到他的前一封信后，曾准备将此事通报给他的父亲。所以，梁启超上来就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同上）为什么大惊呢？因为梁的行为很可能破坏他们夫妻的关系，这是梁启超最为担心的。因此，他把曾经应付朋友的话，又拿来对妻子说了一遍。他要妻子相信，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没有时间再想何蕙珍，对她，也是“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他说这些，无非是让李端蕙放心，他绝没有要娶何蕙珍的意思。他的这段经历，“亦发乎情，止乎礼而已”。（同上，253～254页）对于这段情案，后人有从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述的，认为梁启超在行动上还不能突破封建婚姻的藩篱，还受到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约束。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我们不能忽略梁启超与李端蕙这对夫妻的具体情况。李端蕙不愿意梁启超纳妾，是很有可能的。三年之后，王桂荃怀了梁启超的孩子，也要躲到上海去生产，目的就是让李端蕙平息一下怒气。李端蕙后来可以接受王桂荃，很重要的还是王桂荃在梁家的特殊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