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就读已经两年。这年秋天，他的同学陈千秋对他说：听说南海康先生上书请求变法，没有成功，已从京城回到广州，自己去拜访他几次，康的学问有很多新奇之处，是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应该到他那里去读书。
这里提到的康南海，就是后来做了梁启超老师的康有为。
南海圣人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甡，广东南海县人。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二月初五生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的敦仁里，大梁启超十五岁。
康有为生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其祖父、父亲、伯祖、叔祖、叔父，都曾为官，并以诗礼传家。康有为素怀大志，六岁时，伯父教他作对子，出“柳成絮”，他应声答以“鱼化龙”，伯父于是赞他：“此子非池中物。”（《康南海自编年谱》，3页）由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0页）
康有为既有大志，自然就关心国家命运。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战福建水师战败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机，“以一诸生伏阕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同上，63页）。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也是他第一次为求变法上书光绪皇帝。此前，他曾写信给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请求一见，但被翁师父拒绝了。可是，他没有气馁，很快便写出了上万字的《上清帝第一书》。这次他没有直接送给翁同龢，而是希望通过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替他转呈。国子监正是翁氏负责的部门之一，盛祭酒又是个极热心的人，他把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给了翁同龢，而翁同龢却没有帮他这个忙。为什么呢？据康有为的猜测：“时翁常熟（同龢）管监（国子监），以文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马江战败实与朝廷任用清流张佩纶等人有关）。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时适冬至，翁与许应骙、李文田同侍祠天坛，许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时乡人许、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谒彼。吾谓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页）这里，康有为给第一次上书失败找到两条理由：其一，上书的时机不对，有些提法亦不合时宜，所以，翁同龢不愿递也不敢递；其二，由于他的傲慢，在京同乡对他不满，从中作梗，翁氏也不愿意因此得罪同事。当然，这些都是康有为一家之言，我们至今也没有见到对方的说法。不过，经孔祥吉先生考证，翁氏之所以未将康有为的上书交给皇上，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据新发现的翁氏光绪十四年（1888年）手书《杂记册》记载：
南海布衣康祖诒（康有为别名），拟上封事，由成均（国子监之旧称）代递，同乡京官无结，未递。其人初称布衣，继称荫监，乃康国器（？—1884年，字交修，广东南海人，清军将领，康有为叔祖。）之侄孙也。（转引自《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13页）
这里所谓无结，即无印结。而所谓印结，就是在京同乡京官为本省人士出具的身世证明或担保。康有为只是个布衣或荫监生（靠祖辈功名得到的监生资格），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是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上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国子监这条道既然走不通，盛祭酒又带着他的《上清帝第一书》去见都御史祁世长。祁世长也很赞赏他的忠义之心，答应代他递上去，并约好十一月初八日在都察院见面，御史屠梅君专门派人在那里等候他。“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市也，既衣冠将出，仆人谭柏来告，菜市口方杀人，车不能行，心为之动。私念吾上书而遇杀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岂可遂死。既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行。出及门，屠御史遣人来告云，祁公车中患鼻血，眩晕而归，须改期，遂还车。”（《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19页）看来事情真的不顺利，祁公久病，尚未康复，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屠梅君却又因“言事”被革职了。这时，恰逢光绪皇帝“归政大婚，典礼重叠”，大家都劝他先把这件事放一放，他也就在京城耽搁下来，直到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因为“久旅京师，日熟朝局，知其待亡，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其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有“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同上，21页）
于是，他九月离开北京，在游历了杭州、苏州、南京、九江、庐山、武汉之后，终于在十二月回到广州。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其勇气和胆识，还是在年轻士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他成了广州城里的“名人”。转年三月，学海堂的高才生陈千秋便来求见。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又字礼吉，号随生，南海人氏，是康有为的小老乡。此人读过很多书，熟悉历朝掌故，精通考据、典章之学。他与康有为坐而论道，讨论学术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被康氏所打动，大彻大悟，竟完全抛弃昔日所学，入于康门。他是康有为收下的第一个学生，其后，长兴里十大弟子便以他为首，他还担任了万木草堂学长。他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又奋不顾身帮助康有为办理西樵乡同人团练局之事。他对康有为表示：“吾穷天人之理已至矣，已无书可读矣，惟未尝试于事，吾等日言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试之。”（同上，22～23页）但陈千秋终因操劳过度染病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执弟子礼，陈千秋是介绍人。大约在受到康有为当头棒喝的两个月之后，陈千秋带着梁启超去见康有为。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讲到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第二天天刚亮，他带着不能自已的心情，又去见康有为，“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平生知有学自兹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许多年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回忆起这段经历：“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清代学术概论》，83页）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它让我们对康有为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有了最初的一些想象。由于陈千秋与梁启超的建议和坚持，康有为决定开馆讲学。时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地点就设在广州长兴里。梁启超还记得，那年他十九岁，“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开始时学生不多，他和陈千秋还动员了一些亲戚朋友及学海堂的同学前来就读。徐勤是来得比较早的，陆续还有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麦孟华、麦仲华、梁启勋、梁启田等人前来入学。而得名“万木草堂”却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讲堂迁到广州府学宫仰高祠之后。康有为说：“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梁启超）之力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5页）由于陈千秋、曹泰均早亡，梁启超成为事实上的康门大弟子，从此后的影响来看亦如此。他在开讲那一年写了一首七律送给十大弟子，即《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
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
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
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
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正是康有为的理想和抱负，他希望各位弟子明白，在这“大同道隐”、“群龙无首”的年代，还有他康有为肩负着继承圣统，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
“思想界之一大飓风”
大同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大同之道何以隐呢？康有为归罪于刘秀和李斯，而刘秀的罪过显然比李斯还大。李斯仅仅鼓动秦始皇烧书，而且只烧了民间的书和地方的书，中央政府的藏书和博士的藏书并没有烧。而刘秀为了让人相信他所伪造的古文经书的真实性，故意撒了个弥天大谎，谎称秦始皇将所有的经书都烧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经书，是西汉末年孔子后裔孔安国等诸人捐献出来的。这些经书都用蝌蚪文，而不用秦汉通行的篆书，所以，称之为古文。而自汉初以来所传承的，并由汉武帝、汉宣帝立为官学，置博士教授，皆用篆书行文的，就称为今文。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秀则挟王莽之力，排斥今文，确立了古文独尊的地位。由于王莽所建王朝号为“新”，所以，经古文学也称“新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刘秀，并非汉光武帝刘秀，而是指西汉经学家刘歆。刘歆是西汉大学者刘向的儿子，“刘秀”是其原名。而另一个刘秀，即汉光武帝，上台后反而废除了古文，专用今文。直到东汉的中晚期，经学大师马融、郑玄、服虔等尊习古文，经古文学才再次昌盛起来，经今文学反倒衰落了，传下来的只有今文大家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南北朝以降，经唐宋元明而至于清，几乎就是经古文学的一统天下。清代崇尚复古，考据、训诂之学大兴，“乾嘉以来，家家许（慎）、郑（玄），人人贾（逵）、马（融），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清代学术概论》，74页）。《春秋公羊传》遂成为绝学，并延续了两千年。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清代学者庄存与。他的方法区别于戴震、段玉裁的学术路径，不再纠缠于名物的训诂，而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其后，刘逢禄继续了他的事业，他将其中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的意义，逐一发明出来。接下来，就轮到龚自珍出场了。龚是段玉裁的外孙，家学渊源本在考据训诂，他却好为今文，宗法庄、刘两位前辈。而且，他还喜欢联系实际，“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同上，75页）。虽然他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他是清代第一个将经今文学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的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同上）。实际上，清代今文经学运动的复兴，康有为不是开创者，而是集大成者。传说康有为曾经拜访客舍广州的前辈今文经学家廖平，拜读了他的《今古学考》，很快便写出了自己那部影响巨大的《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承认：“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同上，77页）而章太炎更认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说，是晚清另一位经学大师戴望今文说的滥觞。
但康有为对今文的崇尚，与其说是学术热情，不如说是政治企图。即使是在学术层面，由于古文经学实际上统摄了清代的学术，所以，提倡今文经学，在学术上也有向清代正统派发起挑战的意义。又由于自龚自珍以降，主张“自改革”（“自改革”这个提法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的学者无论在朝在野，都取今文经说，为其改革现状的主张寻求依据；至康有为，更将今文经学推向极端，为其后来的政治变革张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别指出，康有为的“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同上，78页）。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学说比作“飓风”，就是看到了它所具有的摧毁正统学术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力量。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古文”经典的价值，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重估，昭示着一个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这种价值重估对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更将其比作“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如此形容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闹出的动静，倒也并不过分。很显然，如果不是他的思想之新锐，有一种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又怎能以一个荫监生之资格，领袖群伦，使陈千秋、梁启超这样的青年才俊心服口服，弃旧皈依呢？
康有为是个耽于理想甚至沉迷于幻想的人；他又是个志向远大，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他还是个执著于理想，即使失败亦不动摇的人；他更是个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常常不能被人所理解、所接受，反倒以为他有神经病、妄想症，“举国流俗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3页）。戊戌政变后陪他从上海逃亡香港的英国人戈颁，与他并无利害关系，在与他共同经历三天的海上航程后，在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也说他“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7页）。他的这种表现，固然与其性情和性格有关，却也与其求学经历以及学门径有关。
康有为自言：“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慧能）、邱长春（丘处机）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页）这一年他十二岁。另有一事也能看出他的狂妄。那时，在朱九江门下求学，九江先生非常赞赏韩愈的文章，他取来读而学之，颇不以为然，对先生说：“若如昌黎（韩愈）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先生“乃笑责其狂”。（同上，9.10页）这两段话都出自他的“自编年谱”，虽有自得之色，却也刻画出此人性格中“狂”的一面。不过，自从师事朱九江，入礼山草堂，他终其一生都对朱先生非常崇敬。他说：“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同上，11页）朱九江名次琦，字子襄，是广东大儒，“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为近，而德器过之”（同上，7页）。这里，涑水即司马光，东莱指吕祖谦，他们都是宋朝的大学者；而顾炎武（亭林）和王夫之（船山）则是明清易代时期的大学者。在他看来，比学问，九江先生不输于他们，比德行，甚至还超过他们。所以他说：“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同上，8页）说起来，朱九江先生使他这位学生所领悟的，首先还是对陆（九渊）王（守仁）心学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对其主观战斗精神的重新发现。清代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也称朱子之学，舍程朱而推崇陆王，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九江先生晚年将自己的著述全部付之一炬，此举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巨大遗憾，也留下了诱人猜想的谜团。我想，除了“无益于后来之中国”的借口，真正原因恐怕还是不想惹事吧。
康有为确实抓住了九江学术的核心价值：“先生（康有为）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师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1页）这段话是梁启超说的，康有为也讲到一件事，恰好做了梁说的注脚。他说自己在九江门下读书时，“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这真是康有为的自画像、自供状，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康有为“狂妄”、不切实际，但也必须承认，他的狂妄自大，首先来自其真实的内心体验。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静坐冥想，专意养心，又怎能“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0～11页）而康有为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他在政治上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实行，其人却已被淘汰出局。如果康有为的理想最终变成了现实，我们这个惯以“胜者王侯败者贼”评判历史的民族，又将如何面对和评价他呢？
知师莫如弟子
梁启超看康有为是看得最准的，知其所长，亦知其所短。他知道，老师的《新学伪经考》并非无懈可击，就学术而言，有些结论以及推导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当初作这部书，他与陈千秋都参与了，其间“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清代学术概论》，78页）。康有为从来都是这样，不承认自己有错，错了也要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就像梁启超所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同上）这是梁启超1922年说过的话，此时康梁都已近晚年，康氏虽然健在，但听几句学生的真心话，似已无大碍。
其实，历史退回到二十年前，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里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87～88页）然而，作为学生，他又不能不为自己的老师作一番辩护：“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同上，88页）他告诉我们：“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先于群动，如长庚之出，先于群星，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同上，87页）
这里的所谓先时人物，是梁启超的许多创造性发明之一。他把能够影响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的人物，分为应时之人与先时之人。前者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后者为“造时势之英雄”。（同上，58页）在梁启超的眼里，康有为就是一位“造时势之英雄”。他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意大利人，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今译卡米洛·奔索·迪·加富尔，意大利政治家）也，无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与前两者并称“日本维新三杰”）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其未出现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同上，59页）他指出：“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但是，“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其余则为枝节问题，不必吹毛求疵。这样来看康有为，则“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议供人摭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同上）梁启超终其一生，与康有为发生过多次冲突，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政治选择方面的，有时甚至关系到人之大节，但他仍然能够从大处着眼，肯定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性贡献，是十分难得的，由此也能看出梁启超为人的真诚坦荡。
万木森森一草堂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之前，并不是个无知无识的少年。他十五岁中举，正是踌躇满志，渴望大展鸿图的时候。而且，作为学海堂的高才生，他“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梁启超）一人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22页）。为什么康有为的一席话就把他征服了呢？康有为的思想、学识自有其魅力，而在梁启超这方面，他的思想、学识也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在家乡，他的学业以八股、帖括之学为主，自然也读了一些经史方面的书籍，并从祖父、父亲那里接受了感时忧国、修身正心的教育。而与王阳明齐名的明代儒学大师陈献章也是广东新会人士，他的思想、学术在家乡传播很广，渗透很深，少年梁启超生活于其中，潜移默化中，陆王那一套修养功夫早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到广州后，眼界大开，先拜吕拔湖先生为师，不久，又转到陈梅坪先生门下。二位先生都有一定的汉学根柢，他们将梁启超的学问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不到十五岁的梁启超入学海堂读书。这是一所著名书院，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于道光五年（1825年）创办于广州城北之粤秀山，并以经史训诂为办学宗旨。梁启超说，到了这里，他才决定“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同上）。那么，这个让梁启超如此着迷的“训诂词章之学”是个什么学呢？简而言之，就是考据学，因其“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所以又称“汉学”。起初是为了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喜欢谈论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其后却发展到为学术而学术，为读经而读经，实际上是退回书斋，不问世事，放弃儒家社会关怀的传统及信仰。这在当时成为学术风气的主流，也是清代学术的正统派，阮元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处地位，处处维护正统派的学术地位，但他主张调和汉宋，已不像段、王那样绝对和纯粹。（《清代学术概论》，5页）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天，梁启超参加了北京的会试。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远行，虽然榜上无名，但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在南归途中，经过上海，梁启超买了一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这本书向他展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崭新世界，一种富强民主的新型国家。而当时中国的情形，则让他们这些关注国家命运的青年士子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他隐隐感觉到书斋里的训诂词章与这个时代有很大的隔膜，无法提供救国救世的思想武器。他需要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思想启迪和冲击。康有为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在刘逢禄、龚自珍、魏源、戴望、廖平等今文经学的基础上，“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慎）、郑（玄），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同上，6页）
当时，康有为这一套推向极端的今文经学理论，是很有点鼓动性、战斗性、批判性的。它既是批判的理论，又是理论的批判，它满足了人们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政治诉求；对忧国忧民的青年士子来说，尤其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在国家积贫积弱，列强瓜分愈急，士民之气大衰的时候，有点血性的年轻人，谁不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炯远、锐利的思想，以及卓绝超拔的胆气和热诚？康有为的感召力恰恰表现在这里，“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梁启超）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2页）
这是梁启超离开万木草堂数年后，经历了戊戌、庚子事变之后写下的一段回忆。讲学之初，康有为作过一部《长兴学记》，以此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其渊源，恰如康氏所说：“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3页）康有为自十八岁游学于九江门下，“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1页）。可以说，康氏贯彻于万木草堂的教育理念，来自朱九江先生的礼山草堂，“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同上，62页）而康氏“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同上，第66页），这是他们一脉相承的地方。数年后，梁启超受聘于湖南时务学堂，也强调立志、养心、修身、读书，强调精神、道德、气质、人格的养成。他不仅重新刻印刊行了《长兴学记》，而且仿照此书作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我们只需将二者作一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由此及彼的传承关系，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同上，65页）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既是对先生的赞赏，也是对自己的肯定。他甚至认为：“至其重精神，贵德育，善察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则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师其意也。”（同上，66页）事实上，我们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也不难看出其影响的痕迹和二者的关联。
1927年，康有为七十寿辰，梁启超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其中还讲到当年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读书时的情景，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无限深情。他记得，那时的万木草堂，学生不满二十人，年纪多在十五六岁至十八九岁之间，弱冠以上的只有二三人，都是天真烂漫、昂扬向上的青年。大家相亲相爱像兄弟一样，先生则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学堂里的藏书多达数万卷，都是先生从家中拿出来供学生们阅读的。那时，学堂还置办了很多乐器，是准备习礼用的，有钟、鼓、琴、竽之类。先生每天过午升座讲课，主要讲古今学术源流，每一讲都历时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下课后，同学们各个欢喜踊跃，都以为很有收获。晚上，先生会约见学生，有时三四人，也有单独约见的。“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越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还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于戏！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28页）这样的学生生活真是令人难忘，以至三十年后梁启超想起来仍然津津乐道。这一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论语》中所记载的经典场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译注》，119页）戊戌前后同为维新阵营重要人物的张元济曾有诗赞曰：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36页）
甲午会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梁启超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写道：“自此次出万木草堂之后，未尝再入住，学生生活可以谓之止于是岁。”（《梁启超年谱长编》，36页）这是梁启超第四次参加会试。此前，他已参加过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八年（1892年）及二十年（1894年）的会试，都未考中，这一次他本不抱希望，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同上，33页）
但是，这次会试却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而且，就发生在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身上。考试之后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第八名，梁启超又一次落榜了。于是，社会上便有流言传了出来。一种说法是，副考官李文田欣赏梁启超的卷子，欲拔之而额已满，于是约了另一位副考官唐景崇，去见正考官徐桐，请求给这个考生一个名额。徐桐是有名的守旧之人，他认为，这张卷子对经义的解释不合规矩，多异说，不同意把名额给他。唐景崇提出从他这里撤掉一份卷子，把他补上。徐桐开始同意了，“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
（《国闻备乘》，24页）
梁启超是否因此而痛恨科举，我不敢说，但他很有可能是替老师受过。另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讲的：徐桐作为正考官，预先给其他考官打了预防针，他说，粤省卷子中有才气的一定是康有为，不要录取。恰好遇到梁启超的卷子，以为就是康有为的，遂弃置一旁。按照惯例，榜单的前五名要最后填写，这时，整个榜单都已写好，只有前五名未填，徐桐很有些得意，因为没有看到康有为的名字。翁同龢也是考官之一，他笑着对徐桐说，还有五个名字未填，你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康有为呢？等到把前五名填写完毕，康有为果然就在里面。徐桐因此气得面红耳赤，回家后对门房说，康有为如果来拜见，不要让他进门。
当然，这只是个小插曲，但也能看出当时康有为在官场及士人中的声誉和人缘。由于他自视很高，性格孤傲，又好为人师，固执己见，很多人对他少有好感，或敬而远之。他的思想过于超前，曲高和寡，也使得世俗之人与维护正统的守旧人士很难接受他。翁同龢甲午年（1894年）五月初二日的日记这样写道：“看康长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郑玄）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6页）如果说，以翁同龢后来对康有为的态度，都感到“惊诧不已”的话，那么，那些以维护经学正统为己任的人有更加激烈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一年的七月，就有了余联沅弹劾康有为一事。这份奏章后被收入《翼教丛编》，误为安维峻所上。其中讲道：
再查有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海内，腾其簧鼓，扇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伏思孔子之圣为生民所未有，六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汉儒表章，宋儒注释，而经学愈以昌明。我朝圣圣相承，重道尊经，列之学官，垂为功令，一时名臣硕辅、耆学巨儒，无不讲明而切究之。况六经训词深厚，道理完醇，刘歆之文章具在《汉书》，非但不能窃取，而实无一语近似。康祖诒乃逞其狂吠，僭号长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皆以其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等诸梼杌、浑敦之族。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如此人者，岂可容于圣明之世？若不及早遏炽焰而障狂澜，恐其说一行，为害伊于胡底，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苏舆集》，32页）
这一番言辞，用梁启超的话说，“语甚辣”。当日，光绪皇帝就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
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畔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40页）
光绪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显然已经同意了余联沅的处置方案。当时，康有为因为脚伤，先回广东去了，只有梁启超还留在北京。他得知这件事以后，认为事情非常严重，马上四处活动。他写给夏曾佑的信，提到他在京中活动的情形：
昨日嘉兴致花农一电。今日小湘乡致合肥一电。惟闻花农监临，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当耳。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允致电（待此间自行电去），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梁启超年谱长编》，32页）
此信写得颇有些诡秘，信中提到的“嘉兴”，即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花农”则是广东学政徐琪的字；“小湘乡”指曾广钧，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孙；“合肥”即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兄长。按照信中的说法，梁启超已经通过沈曾植和曾重伯分别向徐琪和李瀚章疏通，但他担心分量不够，还想通过张謇，请翁同龢出面，再给李瀚章发一封电报，为康有为求情。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故又称通州君，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梁启超写信给夏曾佑的目的，也是怕自己面子不够，希望他能再加一把火。
杨天石先生曾提到梁启超有一通未收入《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信函，是写给康有为的，其中讲到他的意见更加详尽和具体，他说：
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同学咸言进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即驳奏，觅人亦不易易，非肝胆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为力！且政府向无交情，曲折更数人乃始达之，未有能尽心者也。顷欲俟杨副宪出关商之，惟太迟耳！原奏语甚辣，若有人从而谋蘖，亦可招大祸，故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黄昏时候，纵为无道，亦只若嬴秦之于六艺耳，何足芥蒂，但在粤稍窒耳！（《晚清史事》，71页）
梁启超此时已成康有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他的活动能力、交友能力，以及良好的人脉，此后还将为康有为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且，他的眼光、见识，也比其他弟子来得深且远，看问题和做事情都比较周全，很少年轻人的冲动和冒失。在这件事上，他不同意直接将《新学伪经考》进呈给光绪皇帝，请他裁决，因为皇帝已明确表态，不可能再收回；他也反对请人写“驳奏”，首先，肯做此事的人不易得，因为有危险，不是肝胆相交的朋友必不肯出力，其次，即使有人肯写，辗转递交也要大费周折。所以，梁启超再三考虑，还是觉得只有疏通上层关系，才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稳落地，转危为安。他劝老师不必太在意一副书版，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先行毁之。
此后的事态发展，几乎都在梁启超的预料之中。由于多方疏通，李瀚章终于决定了结此案。他将此案交给电白县知县李滋然查复。李滋然字命三，四川长寿人，是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时的高才生，他对康有为深表同情，在签复时尽力为康开脱，一一否认了余联沅对康的指控。李瀚章的奏折基本上采纳了李滋然的意见，为康有为说了很多好话，除了对谕旨中已有的将该书“自行销毁”表示赞同外，对原折“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一句，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拟请毋庸置议”的意见。
此事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来，尤其是在曹泰与陈千秋先后去世之后，康有为更加倚重梁启超。
康梁与公车上书
这一年，中日开战，起因是高丽（今朝鲜半岛）内乱，中日两国先后出兵，势成骑虎，而国内舆论此时还不把小小的日本放在眼里。士大夫中的清流，以翁同龢为代表，都主张与日本开战；而李鸿章则寄希望于俄国的支持和援助，以为可以凭借俄国对付日本。他在军事上既不作准备，外交上又不能让步，最终只剩下“打”这一条路。七月初一日两国宣战，八月十八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决战，强大的中国海军败于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接着就是陆军更甚于海军的大溃败，乃至大溃逃。而李鸿章所希望的俄国支持和援助完全是子虚乌有。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并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这时，恰逢各省举子云集于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来参加国家会考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都将是未来这个国家各方面的人才。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之后还要割地赔款，他们能不气不急吗？能不群情激愤想要救国吗？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在他们这些人中间。这时，如果有人说，我们应该上书阻止政府与日本签订合约，并以变法图存来号召民众，再战日本，救中国于将亡，人们会怎么样呢？我想，这个人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拥护。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所谓乱世出英雄，国难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会。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是这样写的：“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阕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市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康有为能够抓住“公车上书”的机会，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并非偶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有光绪十四年（1888年）
“上皇帝书”的基础，毕竟那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康有为因此一举成名，在众多举子中是赫赫有名的人，有一定的号召力；二是他有梁启超这样一个“笔端常带感情”的弟子，很富于鼓动性。这两条成就了他。人们历来都把康梁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康有为也常常以此自居，其《自编年谱》就是这样记述的：“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此后，梁启超也在其《三十自述》中记下了类似的回忆：“乙未（1895年）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
康梁关于此事的自述有时不大靠得住。康有为在这里说，梁启超先鼓动了粤、湘（楚）两省的举子于三月二十八日上书。茅海建查阅了军机处相关档册，据他的考证，根据档册的记录，梁启超等广东举子八十人向都察院递交条陈，是在四月初六，同一天，还有文俊铎等湖南举人生员五十七人，谭绍棠等湖南举人二十一人，以及奉天、四川、江西等地举子向都察院递交了条陈。难道梁启超们在三月二十八日还有一次上书不成？根据记载，广东举人确实还有一次联名上书，但不是三月二十八日，而是四月初七。这一次人比较多，列名者有二百八十九人，领衔的是陈景华，梁启超列名第二百八十四位。
另一件事也有些可疑，康说：“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康有为是否真的“先知消息”，目前已很难考察，孔祥吉找到文廷式的记述，与康的记述有所不同。文廷式说：“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转引自《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42页）按照他的说法，由于他“录之遍示同人”，才使更多的人看到了《马关条约》的具体条款，大家的怒火才被点燃，于是才有御史、宗室贝勒、将军、上书房与南书房的翰林、内阁、总署以及各部司员们的上书，反对和议。如果考虑到康有为与文廷式当时走得很近，也就不排除他从文廷式那里得到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最有可能的顺序是，最初的上书者或以在朝官员为主，但由于康梁的积极鼓动，很快就蔓延到各省举子之中，从而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上书活动。据茅海建统计，在四月初的短短几天里，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上书31次，加入人数为1555人次，公车参加由官员领衔的上书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可见参与者之广泛。在这里，康梁既是最积极的鼓动者，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近年来，颇有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康梁并非“公车上书”的唯一发动者和领导者，而且，“公车上书”也没有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壮阔”。一句话，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运动本身。这些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是，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而且，在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幕后操纵他们。说白了，他们只是所谓“帝党”的一杆枪，由他们出面，鼓动学潮，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即所谓“公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篡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丑态”；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做法同时也可能遮蔽了另外一些真相。康梁也许不是“公车上书”的直接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个运动也许具有某种自发的性质，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和上述所谓高层的幕后操纵又是自相矛盾的。二者必居其一。其实，一些过来人在其记述中倒往往将康梁称作“运动主持”。（《世载堂杂忆》，94页）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有这种印象呢？只能说康梁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处于领头的地位，站在时代浪潮的潮头上。
总之，康梁在那场运动中并没有置身事外。在各省举子纷纷上书的当口，康有为以一昼两夜的时间撰写了后来被称为《公车上书》的《上清帝第二书》，并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誊抄，在各省举子间传阅。四月初六、初七两日，各省举子陆续来到城南的松筠庵，有记“千二百人”的，有记“千三百人”的，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说此前只是各省举子单独行动的话，那么，这次将是各省举子的一次联合行动，“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其实，何止“国朝所无”，中国有史以来怕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东汉的太学生闹学潮，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规模。而康梁正是这次联合行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遗憾的是，这次联合行动的目的，即联名上书并没有实现，其原因或许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是“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孔祥吉查阅《宫中杂档》，发现了《马关条约》用宝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九日”（《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44页），也就是说，都察院是否代呈举子们的上书，与《马关条约》是否用宝并没有关系，而且，都察院也不会因为“既已用宝”，就拒收举子们的上书。那么，《公车上书》最终没有递交都察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康有为说：“闽人编修黄□曾者，孙（毓汶）之心腹也，初六七连日大集，初七夕，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康有为原准备初十日呈递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放弃，一方面有流言恐吓，一方面条约既已用宝，无可挽回，人心因此涣散，无从收拾了。这里提到的“闽人编修黄□曾者”，据孔祥吉考证，即翰林院编修黄曾源，他与孙毓汶等权贵私交很深，专与维新党人作对，是康梁的一个老冤家。
新政与《上清帝第三书》
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像狂飙一样横扫北京上空，但很快就归于沉寂。各省的举子们陆续回原籍去了，王公大臣们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京城又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这样写道：“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追忆康有为》，293页）好在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大臣如翁同龢在经历了甲午战败、乙未求和、公车上书等一系列大变动后，已经认识到改革、变法的迫切性。四月十六日，即中日烟台交换和约的第三天，光绪皇帝发下朱谕一道，说：
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割，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荣，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84～85页）
光绪皇帝的朱谕在京城流传，康梁一定看到了。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是时降朱谕，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难言之隐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1页）这可能就是康有为撰写《上清帝第三书》的原因之一。四月二十八日朝考结束后，他考虑到前一次上书并未递上去，于是，将前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并调整、增加了论述改革的内容，特别指出应改革科举，兴办教育，并提议设立“议郎”。台湾学者黄彰健不相信康有为在上书中敢写“选议郎”这样“触犯时忌”的“语句”，但经孔祥吉的考证，发现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的进呈原本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73页）
这桩公案虽已了结，但近年又有人提出，康有为对于西方议会制度并非真的了解，“议郎”更像皇帝的咨询机构，而非民主参政。但这已经不是对于事实的考察，而近乎价值评判了。而且，这种评判带有非历史的性质。当时，对康有为来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他还不懂什么是议会民主；或者他有了一些了解，却还不能对皇上说。在这种场合他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难得了。朝内高官，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孙毓汶，恐怕都说不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一次都察院没有将康有为的上书弃置一旁，在他将上书递交都察院的五天后，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长篇条陈，就以原折的方式进呈于光绪皇帝面前。光绪阅后，马上发回另行抄录。五月十五日抄就，当天就将此折递呈慈禧太后，五月十九日发下交军机处封存。由此可见，光绪对此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并不多见。
此后不久，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颁布了自强谕旨，其中讲道：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迭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同上，72页）
根据光绪皇帝的谕旨，军机处在向各省寄发上谕的同时，还“缮寄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其中就有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这里不妨推想，光绪皇帝此时急于变法，一方面固然有外侮内忧的刺激，另一方面也由于康有为等发于忠愤的激励。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2页）朝廷罢了孙毓汶、徐用仪的官，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时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但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之后还是有一点失望的，这时他在写给夏曾佑和汪康年的信中一再表示：
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翁同龢）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但能借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少有补耳。（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页）
顷因此间颇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顿，苦被相留，是以迟迟。（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页）
此间大人先生（康有为）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何，似此戋戋，本不足劳我辈之经画，特未离其类，栋折将压，奈何奈何！（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40页）
此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细微差别，梁启超此时还有一点观望心态，不太相信光绪和翁同龢能够成事。果然，孙毓汶和徐用仪等被罢斥，惹恼了西太后，她不仅革去了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不让他与光绪单独见面，而且，将光绪皇帝信任的文廷式、汪鸣銮、长麟等人也一并罢官。于是，这次变法的动议也就终止了，大人先生的兴亡之志自然也就束之高阁了。
筹办《万国公报》及强学会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皇上这边的新政既然没了指望，他们打算自己干。他们都是文人，要干，也只能干文人所能做的事。什么事呢？一是办报，二是办学会。梁启超五月二十九日致信夏曾佑的时候，已经提到要在北京开设一家报馆。五月间他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也提到要开报馆，还提到要开学会。《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于这一年的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创刊，双日刊。关于此刊，李提摩太记之甚详：
这四十五期是最初三个月的全套刊物。1895年8月17日创刊，隔天出版。这是中国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刊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完全相同，后来经我建议更改，以免两相混淆。（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14～115页）
刊名是康有为离开北京后改的，改名后不久，报纸就停刊了。康有为捐助了每期二两白银的办报经费，而出力最多的则是梁启超，这也是他办报生涯的开始。“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他后来回忆那时的情形说，“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梁启超年谱长编》，41页）都中人那时只有看邸钞的习惯，梁启超他们只能将自己的报纸夹在邸钞中，请人送到各官宅和王府中去。这便是后来康有为所说的：“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3页）可见，康有为此时还对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抱有一线希望，这与他锲而不舍地一再上书清朝皇帝的做法是一致的。
不久，北京强学会也办了起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实际上，强学会在七月还只是个雏形，或者说影子，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叙述此事甚详：
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次亮（陈炽）谓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新学伪经考》）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辨，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三举，不成。然沈子培（沈曾植）刑部、陈次亮户部皆力赞此举。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袁世凯）、杨叔峤（杨锐）、丁淑衡（丁立钧）及沈子培、沈子封（沈曾桐）兄弟、张巽之（张孝谦）、陈□□，即席约定，各倡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张为人故反复，而是时高阳（李鸿藻）当国，张为其得意门生，故沈子培举之，欲使其勿散坏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4.35页）
但直到八月末康有为出京，强学会仍未真正开办起来。八月二十七日梁启超致信夏曾佑还说：“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故淹留于此，将以俟之。”（《梁启超年谱长编》，42页）汪康年的堂兄汪大燮与梁启超同被委任为强学会报纸的主笔，他在八月二十九日致信汪康年时也说：“京中同志有强学会，事当可成，或且与之委蛇而已。”（《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12页）
大约到了十月初，事情才有了一些眉目。汪大燮十月初三日、初八日曾两次致信汪康年，说他将于本月十一日移居强学书局，与梁启超一起编译《万国公报》，即后来改名为《中外纪闻》的强学会机关报。他还告诉汪康年，强学会“原以陈次亮炽、丁淑衡、沈子培、张巽之四人为总董，而张巽之意见重，气焰大，群恐因此坏事，现大致皆张主持，未能十分周妥。此勿为外人道，只可将来修补。报章则兄与梁卓如（梁启超）为主笔，有卓如之勇，甚妙甚妙”。（同上，716页）然而，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大燮再致信汪康年时已非常悲观，他说：“此间事大糟，一人为恶，和者亦半……近日冗碌已极，无一如意事，无非拂意事，乏味之至。”（同上，719页）这里所说“一人为恶”，不知是否就是前面所言“气焰大”的张巽之。
强学会的内部矛盾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由于入会者人数众多，身份复杂，各种政治势力混杂其间，很不容易形成一致意见，其间还发生了拒绝李鸿章三千金捐款之事。唐德刚认为，康有为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而据吴铁樵写给汪康年的信来看，应该是陈炽的意见。康有为曾讲到当时的情形：
强学会之创，京朝诸公，欲合天下之力，通上下之气，讲经新之治。自七月创办以来，朝士云集。军机、总署、御史、翰林、各曹来会者至百数，几与外国议会等。翁、孙两师傅咸主之，翁师傅拨机器一副，孙师傅租房子，楚督张香帅（张之洞）首捐五千，直督王夔帅（王文韶）、江督刘岘帅（刘坤一）咸捐五千，宋祝帅（李鸿章）及各将帅莫不入会助千数，李合肥（李瀚章）亦捐千数。经费已巨万。粤中戴少怀学士、黎璧侯学使、曾刚甫（习经）、何梅村、周芹生各主政咸在局中，御史达官能言事者数千（十）人，诚嘉会也。此会日大，朝议一变，中国变政自强，殆由于此。闻会中有某官者，甚专愎，会中诸公共恶之。本月上旬会中分一新局在琉璃厂，将某官二三人分出局外，不与之谋，某人怒而相攻，故有言官奏劾之事。（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43页注3）
这些大人物济济一堂，争吵是很难避免的，只是这种争吵往往显得很无聊，有的是意气之争，有的则是为了私利。康有为就很不喜欢这种争执，他在《自编年谱》中记述，曾当面对丁淑衡、张巽之提出批评：“然而丁、张龂龂挑剔，张更藉以渔利，以开局于琉璃厂，张欲托之为书店之状。吾面折以‘今日此举，以义倡天下之士，若以义始而以利终，何以见天下乎？’张语塞，然而举座不欢。”（《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5页）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梁启超志同道合的吴樵也很看不惯强学会的这种风气，十一月十二日他受邀参加强学会议事，回来后致信汪康年：“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略坐即去，以无可与言者。伯棠（一作伯唐，汪大燮）、卓如（梁启超）均枉过，与谈甚恰。伯棠、卓如甚好。卓如以与诸人所论不合，拟辞职矣。惟此间会事大非吾辈在鄂时意料所及。中国事大抵如此，不必诧也。初名强学会，后改强学局，近更名京都官书局，大可噱也。想伯棠已有言，不赘述。与会者官气重而本领低，私意多而急公鲜，议论乱而本旨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60～461页）后面这句话道出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三个月后，强学会已被封禁，他致信汪康年再次说到强学会的情况：“是时丁（淑衡）、熊（余波）、张（巽之）诸人为政，有欲开书坊者，有云宜专卖国朝掌故书者，有云宜卖局版经书者。间数日一聚，聚辄议论纷纷而罢，然已为彼党侧目。”（同上，472页）
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上了一折，弹劾强学会，当日下发的谕旨，即“着都察院查明封禁”。对此，康有为认为：“时报（《万国公报》）大行，然守旧者疑谤亦渐起。当时莫知报之由来，有以为出自德国者，有以为出自总理衙门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馆，则群知必吾所为矣。张（巽之）既怀嫌，乃因报之有谣言，从而扇之。于是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沈曾植）、陈次亮（陈炽）皆来告，促即行，乃留卓如（梁启超）办事，而以八月二十九日出京……廿四日，同会诸子公饯，唱戏，极盛会也。是日，合肥（李瀚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同会诸子摈之，议论纷纭。杨崇伊参劾之衅始于此。张孝谦又邀褚成博、张仲炘入会，二人台中最气焰纵横者，盖会事甫盛而衰败，即萌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5～36页）事实上，徐桐、褚成博都未就《万国公报》上弹劾的奏章，而杨崇伊是否因为与李鸿章的姻亲关系就上奏章弹劾强学会，也很难说。吴铁樵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京会闻发难于卓如之文，渠有《学会末议》一篇，甚好，脱稿后曾以示樵（吴铁樵），不知局中谁人献好，闻于政府（闻系常熟），遂嗾杨崇伊参之。而杨与合肥之子为儿女亲，因此亦可报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63页）这里面应该也有猜测的成分，而梁启超的文章哪些地方犯忌呢？吴铁樵在另一封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内有易相之意”，而杨崇伊为了迎合李鸿章和孙家鼐，想“借此以兴大狱”，所以，“以聚党入奏”。（同上，472页）
师生初现分歧
实际上，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吴铁樵，他们的猜测都只能作为弹劾者的借口，杨崇伊的真实动机深深地隐藏在奏章的背后，后人已很难考证了。总之，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强学会”运动最终竟失败了，它的失败对康有为来说是一次大顿挫，在其后的两年里，他退出京城这个国家政治的中心，回到广东、广西，继续讲学、著书的事业。而梁启超经过这一番实际的历练，思想日渐成熟，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不能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权力者自上而下施给雨露，而应该寄希望于自下而上地凝聚力量。他后来到上海办《时务报》，到湖南执教于时务学堂，都是将目光投向地方，投向民间的一种尝试。而这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康有为在学术方面的分歧。
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康的《新学伪经考》引起他的怀疑：“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清代学术概论》，84页）虽然这是梁启超数十年后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我们从他留下的大量著述中还是可以了解他所说的这种分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梁启超接下来具体讲到他的学术主张：
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同上）
说起来，康梁的这种分歧还是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之内，和康有为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多少矛盾，梁启超自己也说，他“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同上，83页），但又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或许正是日后他与康有为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分道扬镳的出发点。梁启超思想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是受到了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以及严复等人的影响。比如夏曾佑就曾认为，作为今文学派开端的董仲舒，不仅不是弘扬孔教的有功之臣，甚至还是孔教衰亡的罪人，因为董仲舒承袭了中国君主专制祸首荀况的学说。而谭嗣同批荀学则走得更远，也更加激烈。
我们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说穿了，就是谁为儒学正统之争—也就是说，看谁的解释更符合儒学的本意。然而，从汉末到清末，两千年来，主要是古文经学居于统治地位。清末今文经学复兴，至康有为，除了争儒学的正统，恢复孔子的真精神，更重要的是从《春秋公羊传》中引申出一套社会发展进步和改革的理论。康有为宣称，孔子是一位热心制度改革的“圣王”或“素王”，但终其一生，不为时人所用，只能通过著《春秋》来实现其理想。梁启超在《读春秋界说》中开宗明义地讲道：“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笔耳，何以谓为天子之事？盖以春秋者，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此其事皆天子所当有事者也，独惜周道衰废，王者不能自举其职，而天地之公理，终不可无人以发明之也，故孔子发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5页）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若春秋者，则孔子经世之大法，立教之微言，皆在焉。故孟子述孔子功德，以作春秋为第一大事，以之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并称，而太史公之赞孔子，亦以作春秋为第一大业。”（同上，57页）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主要有两本书，一本《新学伪经考》，一本《孔子改制考》。前者无论在官员中，还是在学者中，都引起过广泛的争议甚至麻烦。翁同龢是客气的，称他为“说经家一野狐”；不客气的，如叶德辉，则直接称他为“言伪而辨之少正卯”；学者朱一新文绉绉地说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御史余联沅索性要以“离经叛道”治他的罪，并“恭候圣裁”。这些梁启超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他也很清楚，老师的那一套，是有勉强生硬、牵强附会之处的，尤其是谶纬迷信之术，更是今文经学与生俱来的短处，所以他对“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也不能接受，“后遂置不复道”。（《清代学术概论》，84页）不仅如此，他还以康有为的思想为中介，修正、发展了康的学说，而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清末“经世”传统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为他对荀学的贬抑，以及对孟学的推崇和发挥。
从梁启超所作《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以及《论支那宗教改革》等文章中，最能看出他的这种思想。他推崇孟子，诋毁荀子，其原因在于：“汉兴，诸经皆传自荀卿，其功最高不可诬。然所传微言大义不及孟子。孟子专提孔门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为心，实孔学之正派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7页）他认为，孟子能得孔学的正派真传，秘密就在于六经中他最重视《春秋》，《春秋》给了他接通孔子的灵感。“盖凡言经世者，未有不学春秋者也。故必知孟子所言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同上，18页）但是，“二千年以来，无有知尊孟子者。自昌黎倡之，宋贤和之，孟学似光大矣，然于孟子经世大义，无一能言者，其所持论，无一不与孟子相反，实则摭荀学吐弃之余而已”，所谓“皆从荀学中之一派讨生活矣”。（同上，21页）这便是他所言“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清代学术概论》，84页）。他进一步认为，不仅汉学，即便是使“孟学似光大矣”的宋贤，虽然他们对于孟子的“不动心”也很重视，也很强调义理和修身的重要性，但让梁启超感到痛心的，是他们没有将修身与更广泛的社会和国家责任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孔子是主张兼济天下，而反对独善其身的。他说：
孔子之立教行道，亦为救民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其意正如佛说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也。故佛法以慈悲为第一义。孔教以仁慈为第一义，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故孔子为救民故，乃日日屈身，以干谒当时诸侯卿相，欲藉手以变革弊政，进斯民于文明幸福也。而孔子则所谓行菩萨行也。然则学孔子者，当学其舍身弃名以救天下明矣。而自宋以后，儒者以束身寡过谨小慎微为宗旨，遂至流为乡愿一派，坐视国家之危亡，生民之疾苦，而不以动其心；见有忧国者，则谓为好事，谓为横议，相与排挤之。此支那千年以来最恶陋之习。此种见识，深入于人人之脑中，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此支那致亡之由也。若能知孔子在当时，为好事之人，为横议之人，而非谨守绳尺，束身寡过之人，则全国之风气，必当一变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59～60页）
他这里所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康有为立孔教的主张，他认为，这种责任感正是孔子以及孟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两千年来被儒家丢弃的东西。对此负有最大责任的，他以为是荀子。他指出荀子的四大问题：
一、尊君权。其徒李斯传其宗旨，行之于秦，为定法制，自汉以后，君相因而损益之，二千年所行，实秦制也。此为荀子政治之派。
二、排异说。荀子有非十二子篇，专以攘斥异说为事，汉初传经之儒，皆出荀子，故袭用其法，日以门户水火为事。
三、谨礼仪。荀子之学，不讲大义，而惟以礼仪为重，束身寡过，拘牵小节，自宋以后，儒者皆蹈袭之。
四、重考据。荀子之学，专以名物、制度、训诂为重，汉兴，群经皆其所传，龂龂考据，寝成马融郑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为荀子学问之派。（同上，57页）
他的这番话告诉我们，政治上的专制，谨守礼法，修身养性的要求，以及学术上的给出路政策—一条逃避现实的自适之路，正是造成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懦弱无气、人格猥琐的四大原因。由此发展，梁启超走到了批判传统王权的一个临界点上。此时已非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说群序》中，他已经提出了初步的有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思想，即所谓“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页）这种思想至湖南时务学堂时期，便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以至于湖南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指责他“来湘主讲，专以民权、平等、无父无君之说，为立教宗旨，论其罪状，何殊叛逆”，并且骂他“肆行无惮，显悖伦常，丧心病狂，莫此为甚”。（《苏舆集》，177页）在政治上，他也走得很远，在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信中，他甚至由兴民权、兴绅权、兴办学会，进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引起陈宝箴的惊恐。随后，梁启超只好以养病为由，离开湖南，回到上海。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此时的康有为不接受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及其对封建皇权的否定。事实上，梁启超前往湖南任教之前，与同人商讨教学宗旨，主张采取急进法，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有为是默许的，“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梁启超年谱长编》，88页）。数年后他致信赵曰生，也说道：“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氏揽政，至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会得民主以救之。”（同上，94页）梁启超当时作《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及长篇论文《变法通议》，都在宣扬老师的这种主张。直到戊戌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约谈之前，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以及为陈其璋草拟的奏章，还在喋喋不休地表达兴民权、开议院的救国方针。也许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民主、议会政治的内涵和性质，但是，他们从自身的传统出发，已经认识到国家命运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而是全体国民的责任。
保国会的夭折
康有为这次入京，是在戊戌前一年的十月中旬，大约十五日前后从上海启程。就在此前一周，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七日这天，发生了德国天主教传教士韩理、能方济二人在山东曹州府钜野县张家庄为大刀会所杀的事件。二十日，德国远东舰队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侵占青岛炮台，清军则未加抵抗而后撤。当时驻守胶州湾的清朝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电告其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其中说道：“元欲战，恐开兵衅，欲退，恐干职守，再四思维，暂将队伍拔出青岛附近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扼要据守。”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清朝将领的复杂心态。
康有为恰逢此时到达北京，这件事再次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到，国家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而朝廷仍然“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01页）。于是，他出于义愤以及对国家存亡的担忧，很快便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并交工部代奏。与他前四次上书一样，没有人肯出援手，好像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任何人都无关。康有为亦颇感失望，他打点行装，准备离开北京，回广东老家去。没想到，就在行李已经上车这个当口，翁同龢忽然在当天散值后来到宣南的南海会馆拜会他，并希望他能留下来。恰好第二天，十一月十九日，就有了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上奏，保举康有为赴西洋参加“弭兵会”。光绪皇帝当天发给总理衙门的交片谕旨，要求他们“酌核办理”。虽然他们事后否决了派康有为参加“弭兵会”一事，但此事还是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不久便有了正月初三日被总理衙门约见的事，康有为的人生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那天，接见康有为的有五位大臣，分别是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和荣禄。翁同龢与张荫桓都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接见时的情景。综合各方面的记述可知，在大约两三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谈到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官制，设“制度局”及新政的各种机构，还有诸如练民兵、开铁路、开矿山、办邮政、筹款、借债等具体问题。这次会见对朝政的影响也许要在数月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当时显然给予康有为很大的鼓舞。他在第五天就将新的上书呈递给总理衙门。这份名为“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呈”的奏折，又称《上清帝第六书》，被总理衙门拖了整整四十天，直到二月十九日，才“恭呈御览”。如此拖沓，可见其工作效率之差，却也使人猜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康有为及其政见仍持有异见和保留。但光绪皇帝在收到总理衙门代奏的《上清帝第六书》后，却当即发布谕旨，要求“王大臣妥议具奏”。康有为不等王大臣们“妥议”出个结果，第二天，便又将条陈一件递到总理衙门，并附有一本他编译的《俄彼德变政记》，请总理衙门代奏。就在总理衙门犹豫商议期间，康有为于一周后又递上了一件新的条陈。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将康有为两次呈递的条陈及所递《俄彼德变政记》一书一并“进呈御览”，请“皇上圣鉴”。至二十日，康有为再次将条陈两件及新书《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种，送到总理衙门。这次，总理衙门没有耽搁，二十三日便以单折代奏的方式进呈给光绪皇帝。这种工作效率的提高或许反映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发生了兴趣，说不定他真的要求总理衙门，见到康有为的条陈及时上奏，不得拖延。当天，光绪皇帝就将康有为的条陈和所进图书，一并呈送慈禧，“恭呈慈览”。（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21～335页）
这时，梁启超也于三月初一日由上海赶赴北京。虽然他此次进京的直接目的是参加戊戌年科举考试，但也不排除康有为在意气风发之时，期待他的得意门生能助一臂之力。当时，梁启超大病未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专程陪护，万里北来，梁启超曾说：“幼博（康广仁）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遂居京师，而及于难。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同上，359页注1）
梁启超进京不久，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保国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地点就在粤东新馆的戏院内，当天与会者登记名录的共有一百二十七人，而实际人数应该比这个要多。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当日还拟定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从所拟的条款来看，保国会应该是个内部机构相当严密的政治组织，康梁或许也有这样的设想或愿望，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茶话会，而且，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它就是个茶话会。戊戌政变发生后，《申报》曾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其中写道：“京友来函云：本年春间，逆首康有为及其党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京师广东新馆开会……公车到者甚多，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戊戌变法》四，418页）这是一篇为列名保国会者开脱的文章，其中不乏道听途说的传闻，或出于想象，比如谭嗣同，当时还在湖南，不大可能列名出席会议—但关于参与者心态的描写却有一定的真实性。
仅隔数日，闰三月一日，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演说，就讲到这次来京的一些感触：“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27页）在他看来，这种情形比甲午乙未（1894-1895）时的情形已经有所进步，那时，“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同上）。但他仍对士大夫的逃避责任、放任自流、坐以待毙、没心没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对于在座的听众来说，他的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或许“未尝告人以保国也”；或许告之以保国，来者仍抱着看客的心态；其潜台词还有，如果告之以保国，也许就不来参加了。很少有人把保国当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要求自己，他们“皆饱食以待升转，终日无所事。既不读书，又不办事，堂堂岁月，无法消遣，乃相率自沈于看花、饮酒、诗钟、射覆、弹棋、六博、徵歌、选舞，以为度日之计”；年轻举子们的情形又如何呢？当时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有八千人，然而，“其无可消遣之情态，视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则皆能为忧瓜分，惧为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说，则曰，今日事无可为，正我辈醇酒妇人之时也”。（同上，29页）这里所描述的，应该不是梁启超的夸张，但不知在座的听众有何感想。商务印书馆元老李宣龚多年后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坦言：“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梁启超年谱长编》，112页）这种蒙昧的看客心态，在当时怕是很普遍的，所以，他很赞赏康梁那时敢于冒险犯难的革新精神，他说：“然当时辇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诸公乃敢冒犯严谴，成此异举，实在不能不钦佩。”（同上）汪大燮并没有参加保国会的活动，他在当年四月十四日致信汪康年时也谈到当时的传闻和议论：“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张元济）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斯固然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783页）
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说法。看得出来，他们这时所作，主要还是宣传鼓动，以危言耸听之词，促使听众觉悟，明白国家的处境，激发大家责己救国的热情。但即使如此，亦不能为顽固守旧的学者、官僚所接受。最先跳出来攻击保国会的，是一个叫孙灏的年轻人，他写了一篇《驳保国会议》，逐条批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将康梁与孙文视为同类，说他们“叛逆之心，昭然呈露”；又说他们“与地方大光棍无异”，比喻为哥老会放票，称之为“大逆不道”。（《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69页）前引《申报》文章也曾提到：“仁和孙孝廉（孙灏）会试下第未归，愤其目无君上，逐条驳斥，付之梨枣，京外散分数千分。”（《戊戌变法》四，第419页）他的这篇文章甚至引起了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和梁鼎芬的重视，两湖书院讲习陈庆年在《戊戌己亥见闻录》四月十八日记述：“下晚南皮（张之洞）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又四月二十一日记述：“诣节庵（梁鼎芬），见浙江孙灏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93页）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已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不过，保国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至闰三月十二日潘庆澜出奏弹劾，总共只存在了十六天，期间也只有两三次活动，但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高度紧张。先是御史潘庆澜上《请饬查禁保国会由》，请求皇帝下旨，命“顺天府、五城一体查禁”。光绪皇帝没有对他的奏章作任何批示，当日呈送给慈禧的折片，也没有潘的这一件，康有为说：“虑西后见之，特抽出此片。”（《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6页）看来不是说谎。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即闰三月十三日，御史李盛铎又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光绪皇帝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李盛铎最初是支持康有为的，并有经费资助。但这时听到风声，有人要弹劾康有为，便赶忙跑出来划清界限。《戊戌履霜录》中写道：“戊戌三月，开保国会于粤东馆，京僚集者四百余人……御史李盛铎，初与有为倡议开会，既入康党，又依附荣禄，闻潘庆澜欲参倡会诸人，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疏留中勿问。”（《戊戌履霜录》卷二，4页）但事情还没有完，闰三月二十七日，又有御史黄桂鋆上了《禁止莠言以肃纲纪折》，他不仅指责李鸿章、张荫桓“糊涂”，而且指出：“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觉迷要录》卷一，54页）
黄的奏折再次被光绪皇帝“冷处理”，似乎传达出一种信息，即光绪皇帝在心里是接受康梁的，至少对他们抱有某种期待。这对康梁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在潘庆澜的奏折被光绪皇帝留中之后的第三天，梁启超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同夏曾佑谈起这件事：“京中卧病，办保国会，昨十二日为潘庆澜所劾。今上神明，谓：‘会能保国，岂不大佳’，遂尔留中，吾华之兴废有自乎。付章程请将其事刊之于报，虽西人闻之亦必惊为创事，非如强学之封禁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10页）我们不必追究光绪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也不必追究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这句话的，总之，虽然有人弹劾，但由于光绪皇帝的刻意保护，并没有治他们的罪，他们反而大张旗鼓地在《国闻报》上为保国会大肆张扬一番。四月初六日，《国闻报》发表《开保国会书后》一文，对围攻保国会的现象进行了形象化的讨伐：
强盗入室，大火烧门，有壮者荷戈持锣，大声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恶强盗，不救大火，而反仇是荷戈持锣之人，骂之詈之，攻之讦之，缚之扶之，组织而锻炼之，甚且诬罔以为荷戈欲窃，持锣放火也。言者既多，虽向号开新之人，以开民智救国难为事者，亦且惊惑于众论，或疑其无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虚论而无实事，或疑其不必骇众而贵名，或以为不必骜愚而饰智，亦复冷讥而薄诮之。或有救国心殷，实以为宜者，亦复畏于众论，退缩却行，缄口媕默，但不加谤而已，亦不敢稍置一词。（同上，113页）
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局面，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很多人仇视他们，以为他们搅了自己的宁静；朋友也不理解他们，甚至误解他们，而理解他们的，也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但他们并没有退缩。
戊戌维新废八股
四月初，梁启超动员留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百余人，连署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70页）
可以想象梁启超当时的狼狈。废除八股，就等于砸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生路，当然要找你拼命。不过，被称为“第二次公车上书”的这次行动，像乙未年（1895年）那次一样，最终仍受阻于都察院和总理衙门这样的官僚机构。而不同之处在于，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根据慈禧的旨意，下达了明定国是的谕旨，百日维新由此拉开了大幕。而在背后促成这件事的，正是康有为。他为杨深秀、徐致靖代拟的两道奏折，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两天后，徐致靖又上奏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于是有了光绪皇帝当天明发上谕：康有为、张元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
这给了他们新的机会，可以当面了解光绪皇帝对改革的态度。据梁启超讲：“至康有为、张元济召见，皆力陈其害，康至谓辽台之割，二百兆之偿，琉球、安南、缅甸之弃，轮船、铁路、矿物、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皇上喟然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康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能废之乎？’上曰：‘可也。’于是康退朝告宋伯鲁使抗疏再言之。康亦自上一书，疏既上，上命军机大臣立拟此旨，刚毅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上曰：‘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诏遂下。”（《戊戌变法》二，25页）
这里提到的“诏遂下”，即五月初五日光绪皇帝诏谕内阁“废八股”，其中讲道：“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竟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同上，24页）其实，对维新党人来说，废除八股一直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且，按照梁启超的想法，要废除的又何止八股，还应该包括整个科举制度。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就有过集资以买通言官，请其上奏折，呼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计划。在此期间，他曾作《变法通议》一文，陆续发表于《时务报》。在这篇长文中，他开宗明义地讲道：“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页）历史地看，中国的改革、变法，不是从康梁开始的。如果从洪亮吉上书批评嘉庆皇帝的“新政”，希望他能兑现其“咸与维新”的许诺，而被充军新疆算起，至此已经近百年了。其间则有龚自珍“自改革”的主张，以及包世臣、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曾纪泽等一系列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这条路上的探索。直到康梁，推动持续近百年的帝国“自改革”思潮达到高峰，他们不仅结束了“自改革”的“维新旧梦”，而且开拓出一条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宪政代替君主专制的改革思路，在体制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持续近百年的“自改革”没有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变化，也非事实，但这种变化的确是非常有限的。包括所谓“同光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班官僚大佬的讲求洋务，推行新政，积三十年，开了一些矿，办了一些厂，修了一些路，买了一些船，说不上真正的船坚炮利，却也可以炫耀于一时。但一场中法马尾海战，一场中日黄海海战，就让中国花钱买来的“船坚炮利”毁于一旦，灰飞烟灭。尤其是甲午战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款，弃朝鲜，甚至丧失了帝国的“龙兴之地”辽东，随后又有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占旅顺、大连，英国要求威海卫、香港九龙以及长江流域，法国要求广州湾、两广和云南，意大利要求浙江的三门湾。这一系列瓜分之举，迫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三十余年的洋务、新政，不能救中国于万一？梁启超说：“此前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同上，8页）也就是说，洋务派的新政，对晚清政府这艘破船来说，只起到了打补丁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治初年（1864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宣称，三十年后，日本将兴起，中国将衰弱。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日本人游学欧洲，热衷于讨论学术，讲求官制，回到日本后认真实行；中国人游欧洲，只是打听哪家的船、炮更好，更便宜，好买回去用。这两个国家一强一弱的原因，就在这里。
实际上，梁启超此时所看到的这个国家的现状，和龚自珍当时所描绘的“衰世”景象，没有什么两样。在龚自珍的眼里，那时可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他于是大为感叹，“则非但尟（鲜）君子也，抑小人甚尟（鲜）”。在那个时代，不但没有真君子，即便真小人，也很难找到。有才干的人，却可能受到更多的没有才干的人的束缚、督责，乃至于伤害（戮之）。而且这种伤害“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所伤害的，也非身体，“戮其心”而已，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把你变成一个“不动心”的冷血动物。（《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76～77页）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饮冰室合·文集》之一，15页）民愚的结果，则士、农、工、商、兵，都没有可用的人才。搞洋务的人，主张多用洋人。固然，洋人比中国人守法、明达、负责任，做事容易成功，但中国谈论变法自强，也有几十年了，仍然依赖洋人，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为什么各个方面都缺少人才呢？其原因就在于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培养奴才。那时所谓教育，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一切都要围着科举这个指挥棒转。结果便使得读书人除了帖括、制艺、诗赋、楷法之外，一概不知。好一点的，搞一搞训诂、考据，就以为是学术了，其实和“经世致用”的传统离得很远，只能是“豪杰与议论之士必少而于驯治天下也甚易”，读书之人都变成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其独裁专制自然容易。所以梁启超说：“故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同上）这样的人，就是中了举人进士，点了状元翰林，担任了督抚将军，又能如何呢？怕也难有什么作为。即使其中有几个通人志士，“或笺注校勘，效忠于许（慎）郑（玄），或束身自爱，归命于程朱，然于古人之微言大义，所谓诵诗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者，盖寡能留意。”（同上，18页）至于农、工、商、兵，其教育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问题也许不在科举本身，而在于国家只用八股取士，考试题目皆出自“四书五经”，答案也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就把读书人都赶到了读无用之书这条路上。而且，这条路越走越窄，“今之所以进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韵之诗”（同上，25页）而已，甚至自清道光开始，朝廷竟堕落到以楷法取士（梁启超云：常科以八股楷法取士，但使能作八股，能作工楷，虽一书不读，亦可入翰林）的地步，无论是打算有所作为，还是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只能将精力浪费在这些无用之学上。既然是“学而优则仕”，而所谓优，又仅仅指八股文如何，诗作得如何，乃至楷书如何，势必将很多有抱负、有个性、肯在“经世致用”上下功夫的人才拒之门外。这种制度，自身既不能造就人才，对社会上所谓没有出身的人才又根本排斥。像很多“海归”，国家花了很多钱，送他们出国留学，其中未尝无才，国家也未尝不需要他们的才，但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没能赚得一个“出身”，便得不到国家重用，“束之高阁，听其自穷自达”，有人为了糊口，只好去洋行当买办，或到工厂做技师，“豪杰之士，安得不短气；有志之徒，安得不裹足”。（《维新旧梦录》，27页）很显然，中国要自强，要改革，要进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大批卓绝务实、不尚空谈、眼界开放、思想锐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已经不能指望旧的教育体制和官制。为将来计，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废除八股试帖、科举考试开始，进而改革已有的官制。这是打破固有的体制循环的第一步。于是，梁启超拟了《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21页）。虽然他的奏折未能上达，但四月十三日，杨深秀再上一书，请求废除八股；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也上了《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五月初四日，更有康有为、徐致靖二人分别上书，请废八股。这一系列的条陈、奏折，终于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决心，不顾守旧枢臣的阻挠，于五月初五日下旨废除了乡会试的八股而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又下旨废除了生童岁科各试的八股而改试策论。这是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梁启超说：“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戊戌变法》二，25页）
虽然光绪皇帝颁发了谕旨，康梁似乎有了“尚方宝剑”，但实际上，由于他们的地位不高，人微言轻，任何一项改革的措施，都很难一蹴而就。而八股取士又非一般的小事，它关系到教育、文化、官制、政治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一开始礼部就不积极，处处设阻。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亦如丧考妣，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加以反对。在这之前，四月二十五日，即徐致靖上书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五人的当天，便有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奏，参劾湖南巡抚陈宝箴及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只是被光绪皇帝压了下来，置之不理。但朝中的守旧之人并未就此罢休，五月初二日，宋伯鲁、杨深秀联名上书参劾礼部尚书、总署大臣许应骙，称他为“新政之壅蔽”，光绪皇帝阅二人所上之折，便有罢黜许的想法，经刚毅代为求情，才改为让他“明白回奏”。（《戊戌百日志》，62页）近来有人欲为许应骙辩护，不认为他有“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同上）的举动，但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曾这样记载：“许公，迎合守旧者也，系康之座师，因其上书主持变法，深恶痛绝，常言已逐绝于门墙之外。近以交礼部议定特科章程，许犹力持八股诗赋，百计阻挠新政，以分畛域门户。皇上怒之，未敢发之，闻系康属宋劾之，旨仅令其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而刚（毅）已代许申诉于太后之前。”（《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14页）苏继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对变法的原委应有所了解。于是，五月二十日，满洲正黄旗人、御史文悌上书，参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等，为许应骙打抱不平。该折长达五千言，指称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之前参劾许应骙，是结党营私的行为，并痛诋康有为的学术为人主张行事，其中特别讲到一点：“至康广仁所言罢制艺不必待下科，小试尤宜速改策论，而宋伯鲁又适有此奏。是许应骙谓其联络台谏，诚不为诬。”（《戊戌百日志》，139页）光绪皇帝读了文悌的奏折是否“大怒”不得而知，但他当日即下诏斥责文悌受人唆使，结党攻讦，不胜御史之任，命回原衙门行走。
如果说，黄均隆、许应骙、文悌辈还只是迂回于康有为之人，并未针对废除八股而出手的话，那么，五月二十九日浙江学政陈学棻的上奏，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直接反对废八股、改策论的奏章。他指出，废除八股，造成了“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使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和，势必酿成不测之祸。盖改试之成就人才挽回气运者，关系诚大而远，而浮言之变乱黑白摇惑人心者，祸患实隐而浓也”（《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473页）。据说，光绪皇帝二十九日收到陈学棻的折片，第二天去了颐和园，因陈学棻为侍郎，处理他一定要经过慈禧。直到六月初一日光绪皇帝才明发上谕：“陈学棻着来京供职，浙江学政着唐景崇去。”（同上）此后，虽然不再有人直接上书反对废除八股，但守旧官僚与维新党人的斗争却贯穿于百日维新的始终。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政变发生，有人即批评康有为犯了急性病，证据之一便是急于废除八股，以为不顺人情，招致太多人的怨恨。
京师大学堂与上海译书局
戊戌变法经历了一百零三天。说起戊戌变法，人们总是“康梁”并称，实际上，在此期间，活跃于前台的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参与的具体事务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只有在幕后才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做得比较多的，是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替别人撰写奏折或其他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设置最早来自当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的建议，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二日上了请推广学校的奏折，但最后不了了之，并没进入总署的议事日程。过了不到两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鹏运再次上书，要求开设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当天便明发上谕：“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需开办。其详细章程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同上，512～513页）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一直没有按照光绪皇帝的要求“妥筹具奏”。现在有学者欲为他们开脱，说他们那时很忙，一无空暇，但不能否认，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此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直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再次提起此事：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肆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戊戌百日志》，2页）
这一次，总理衙门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发电报给清朝驻日公使裕庚，即后来取悦于慈禧的德龄公主的父亲，请他速将日本东京大学堂章程译出，抄送总署。本来，翁同龢负责起草大学堂章程，但四天之后，翁同龢突然被罢免，此事又拖了下来。五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再发谕旨给内阁，要求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迅速议奏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毋再迟延”（同上，79页）。这时，光绪皇帝的口气已变得相当严厉，于是，总理衙门急忙在五月十四日上了《奏复遵议大学堂折》，其中附呈的《大学堂章程》，就是梁启超起草的。匆忙之间他们想到了梁启超，而梁启超亦不辱使命，不必等裕庚从日本寄材料回来，他平日的积累足以应付此事。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讲到这件事的原委：
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另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27页）
就在同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梁启超，并让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一书，谕旨称：“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戊戌百日志》，109页）一直以来，民间就有一种说法，以为梁氏没有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依据便是王照晚年的一次回忆，他说：“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不快而罢。”（《梁启超年谱长编》，127页）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本不足采信，但却影响到很多人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从梁启超被召见之前的蛛丝马迹来看，对于如何任用他，光绪皇帝是作过认真考虑的。五月初十日，总理大臣奕劻等上《遵议开馆译书折》，奉旨议奏御史杨深秀、李盛铎四月十三日开馆译书之请，其中谈到译书局事务是否应特派大臣管理，或由大臣兼办，而译书一事，“全在经理得人，不系官职之大小”，接着便推荐了梁启超其人：
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戊戌百日志》，91页）
这里所说梁启超在上海集资设立的译书局，即大同译书局，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此折建议改为官督商办，每月拨给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光绪皇帝当天给军机大臣下了谕旨：
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如何筹款兴办之处，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一并筹议具奏。（同上，92页）
五月十三日，总理大臣奕劻等又上了《举人梁启超遵旨查看片》，算是对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五日上谕，要求总理衙门查看广东举人梁启超的一次回应。片文中说：
该举人梁启超，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前在上海筹设译书局，已具规模，业经臣衙门奏请拨给经费，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责成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奉旨允准在案。该举人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拟恳恩施酌予京秩，以资观感。并可否特赐召对之处，出自圣裁。（同上，98页）
看得出来，这班总理大臣、军机大臣，对于梁启超，要比对康有为心平气和得多，评价也还比较客观，不像湖南守旧绅士、若干年后死于暴动农民之手的叶德辉，动辄便说：“夫康有为乱民也，梁启超诐士（诡辩之人）也……逞一己之私心，侮圣人之制作，其为人心学术之害，何可胜言。”（《苏舆集》，112页）他们看到了梁启超在学术上兼顾中西的特点，其为人亦不像老师康有为那样张扬、独断、固执己见，做事也很稳重，踏踏实实，有一点少年老成。所以，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再上《请京师编译局并归举人梁启超主持片》，建议将京师编译局和上海译书官局都交给梁启超办理，片文指出：
臣等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堪胜此任，奏准在案，今京局似可与上海联为一气，仍责成该举人办理，由该举人随时自行来往京沪，主持其事，所有细章，皆令该举人妥议，由臣衙门核定施行。至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功课书为主，其中国经史等书，亦当撮其菁华，编成中学功课书，颁之行省，所关最为重大，编纂尤贵得人。梁启超学有本原，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教授生徒，颇著成效，若使之办理此事，听其自行分纂，必能胜任愉快。至京局用款，视上海总局较省，应请每月拨款一千两，由户部在筹拨大学堂常年经费项下，一并筹措，实为妥便。（《戊戌百日志》，105页）
应当说，总署的建议和光绪核定最后的决定，对梁启超来说，不仅是殊荣，而且是人尽其才。这当然与王照等人坐直升机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但梁启超本人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奢望，自从有了这个职务，他每日按时到衙门上班。他在《戊戌政变记》里简要提到了对召见的看法：
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23页）
梁启超未必提前预见到了光绪皇帝会召见他，他甚至不会想到总署的大佬们曾建议皇上召见他。很有可能，这几位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看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拟好了洋洋八十余条的《大学堂章程》，救了他们的急，对他也有些刮目相看，并给他一点回报，但也仅此而已。他对于今后能做什么事，并没有把握。所以，五月十七日，即皇上召见他的第三天，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他颇有些感慨：“见当不远，至慰。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26页）实际情况亦如梁启超所言，皇上是个明白人，但朝中的这些大臣却“不足为助耳”。六月二十九日，梁启超上所拟《译书局章程十条》，请孙家鼐代奏。光绪皇帝当日给内阁的上谕说：“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着依议行。”（《戊戌百日志》，292页）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光绪增加到二万两，每月经费原定一千，也增加到三千。由此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对京师大学堂的重视和期待。七月初十日，梁启超再次通过孙家鼐代奏，请求在上海设立翻译学堂，承认学生出身，并对书籍、报纸实行免税。光绪皇帝当日又下谕旨，准梁启超所请，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
谨案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非皇上之圣明刚决，采择新法，岂能许之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39页）
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然而，梁启超在完成这件创举之后，实际上已无事可做。由于孙家鼐被派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事，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戊戌百日志》，108～109页）。这样一来，孙家鼐便把持了大学堂的财权和人事权，很快，他在五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就大学堂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名单，其中包括总教习、分教习，以及官书局提调等。尽管进入这个名单中的人，有请托者，也有不学无术、对时务一无所知者，让这些人来办学，京师大学堂很难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重镇，但直到今天，有人还是庆幸，此中绝无一人为康党。不知当时人们是否像防瘟疫一样防康党，但孙家鼐在当天所上的另一份奏折中，确实明确提出了删除康有为书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的要求，光绪皇帝的谕旨也很有意思：“着孙家鼐传知康有为遵照。”（同上，203页）孙家鼐还奏称，译书局编纂各书，宜进呈钦定，再行颁发，并将悖谬之书，严行禁止。光绪皇帝同意按照他的办法去做。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大家都不做事。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直到百日维新结束，京师大学堂没有任何作为。当然，此中绝无一人为康党，唯一的例外，即还有一个梁启超，他所拟章程虽如光绪皇帝所言“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同上，108页），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又举步维艰。他知道，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与其滞留京城，不如回到南方去教书。可惜，康有为始终看不到这一点。他以为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便可以大刀阔斧地实现其变法主张，在这方面，他确实低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他的弟弟康广仁后来死于戊戌之难，他一直劝说康有为在废除八股的目标实现之后，离开北京，但康有为始终不为所动，竟拖延到政变的前一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京城。康广仁在给何易一的信中说：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国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为证，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已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梁启超年谱长编》，122～123页）
虽然至今仍有人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其中说到康有为这个人的性格及思想理念，不能说毫无根据，讲到梁启超和康广仁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除了信中提到的李端棻奏荐康有为出使日本之外，孙家鼐亦奏请康有为出京督办官报。孙的目的是想让康有为走人，对康来说，却也不失为一个离开北京的机会。先是宋伯鲁上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他的原意是想赶走汪康年，让梁启超继续主持《时务报》，改变其唯张之洞是听的局面。没想到，光绪皇帝却将此事交孙家鼐议复，孙家鼐恰好借机请康有为出京。所以，他在奏折中索性拒绝了宋伯鲁以梁启超督办《时务报》的请求，说他“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而康有为却没有具体事做，“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而光绪皇帝果然圣裁“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戊戌百日志》，230～231页）不过，无论如何给了康有为一个离开北京的机会，而且不失面子。
但他最终决定不走，并于六、七月间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改革冲击波，给人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他坚信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继续为宋伯鲁、杨深秀等人撰写奏章，还让梁启超为李端棻多次撰写奏章。而且，自己也多次上奏，七月十四日前，就上了《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七月二十日后，又上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宋伯鲁、杨深秀、李端棻等人的奏章，也都与开懋勤殿、开议会、开制度局有关。光绪皇帝在此期间也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广开言路，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二是裁汰冗员，涉及京城内外、上上下下、中央地方的各个方面，非常广泛；三是罢黜礼部六堂官；四是擢用四章京。这些举动都给守旧的众官僚以口实，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弹，张之洞上《劝学篇》，奕劻、孙家鼐驳回李端棻的奏折，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都显示出守旧派的不甘心。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之后，到慈禧那里哭诉，告光绪皇帝的状，也是告康有为的状。他们看得很清楚，只有慈禧才能使改革的快车停下来。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又并非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斗不过慈禧这一条原因。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她要的只是变法的领导权，如果光绪将变法的领导权让给慈禧，未必会发生后来的惨剧。言外之意是光绪受了康有为的蛊惑，康有篡逆的野心，想杀慈禧，导致了慈禧的反击。这种看法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
历史地看，戊戌变法的失败，首先是帝后两党力量的消长，西太后不肯放弃已有的权力；其二，康有为的学说触犯了一大批传统文人的底线，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很难被以卫道自任的士大夫所接受、所认可，而他设孔教、自称“素王”，更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包括他们的朋友或同路人，也拒绝接受康的这一套主张。湖南守旧士绅对康梁的攻击是最激烈的，其中有学术性的一面，即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但说到底，还是新旧思想之争，政治取向之争。戊戌前后，康梁曾受到来自对立双方的攻击、诋毁、批评和质疑，保守的、守旧的士绅攻击他们颠覆传统孔教、封建道统、君主制度，甚至满清政权，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革命派以及维新派内部的一些人，则质疑和批评其保教、保皇，乃至指责其野心、狂妄、自封教主云云。这些诋毁、攻击、批评、质疑乃至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人物总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离不开时代的社会历史处境。这样来看康梁，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思想、抱负、胆识和勇气，在那个时代是很少有的，是领先的，许多批评他们的人，未必能与他们比肩。梁启超说过：“以先生（康有为）之多识淹博，非不能曲学阿世，以博欢迎于一时，但以为不抉开此自由思想之藩篱，则中国终不可得救。所以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70页）呜呼！当今之知识界、学术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能说没有，但即使有，也不会很多。
当然，第三，他们废除八股、裁汰冗员，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很多人的心理恐慌，也就制造了范围广大的反对派。梁启超说：“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转引自《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70页）这种事非有大勇气、大担当的人不肯做、不能做，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他可以不恐不惧，独领风骚，但其终于不免于失败，原因也在这里。他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和现实条件，单独冒进，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不失败的。当然，他的行为也为未来的青年开辟了道路，梁启超对此看得很清楚，却也无能为力。在戊戌政变发生前，他基本上是作为康有为的影子存在的，而且把传播康氏学说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期间他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在阐发康氏的思想。其间或有一些疑问和疏离，主要是由于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影响，但无关大局，主要方面仍为康有为所主宰，他的社交大致也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八月初七日，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张之洞致电孙家鼐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625页注2）其意似乎就在于提醒有关方面，在抓捕康有为的同时，不要放走了梁启超。而他所说的“为害尤烈”，恰恰是指梁启超为传播康有为的思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可以这样说，没有梁启超的言必称康，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传播得这样广泛。他们之间出现裂痕乃至分手，则要等到新世纪到来之后，中国的命运面临新的危险和可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