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娃儿本名何大富。出生时,见他额宽鼻隆,又白又胖,护士随口赞道:“哎呀,这娃儿好富态!”他父亲何显庭,正为给他取名大伤脑筋,顿时灵光一闪,干脆叫他何大富,盼他长大后大富大贵。
不知哪个时候开始,也不知哪个取的绰号,米市街的老老少少,都叫他“和尚娃儿”。究其含义,一是何显庭参加过一贯道,新中国成立后还被关过一阵。街上的平民百姓,终日操心油盐柴米醋,对一贯道不甚了解,以为一贯道就是道士,道士和尚差不多,父亲当过和尚,他自然就是小和尚;二来,他恰巧姓何,“何”“和”谐音,念起一样;第三,他常年都是短平头,比和尚多不了几根头发——何显庭是剃头匠,活路出在手上,儿子的头发稍稍一长,他立刻将它剪短。
和尚娃儿这个绰号,伴着何大富,从小学到初中,直至他参加工作;还从米市街传到学校,最后传到社会上。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和尚娃儿,甚至忘了他的名字。连他父亲,也跟着这样叫他。他已习惯这种称呼。要是有人叫他大名,他迟疑一下,才能反应过来,原来人家在叫他,心里,多少还有些别扭。
何显庭一九五三年结婚,第二年有了和尚娃儿。他妻子是邛崃山里来的,义学巷茶铺幺师的远房亲戚。她个子小,面黄肌瘦,好像从没吃过一顿饱饭;右脚摔伤过,走路一踮一踮的。见了两三面,何显庭迫不及待,决定结婚。他清楚自己条件,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他没有正式工作,家里也穷,守着祖上留下的剃头铺子,累死也赚不了几个钱。而且,他的长相也对不起新中国:一米六的个子;粗矮的身材,有横着发展的趋势;蒜瓣样的朝天鼻,鼻孔大得不协调,像两个黑黢黢的洞口;宽宽的脸上,眼睛小得像两条狭长的细缝,仿佛与粗黑的眉睫安错了位置。“管他的,吹了灯,女人都一样。总要对得起祖先啊!”他对自己说。
和尚娃儿七八岁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月的配给粮食,十多天就吃完了。何显庭妻子是农村的,没有城市户口,自然也没有粮票。三个人吃两个人的定量,不饿肚子才有鬼。为了不致饿死,何显庭先卖家里的四张柏木太师椅,再卖柏木衣柜——这些家具,是他爷爷手里买的。最后,找不到值钱东西可卖,他将阁楼楼板拆下来,换了一只鹅吃。那时,一个银圆大小的“高级点心”,五角钱一个;一角四分二一斤的配给大米,黑市价格要两元多。妻子受不了这种苦,听说新疆好挣钱,能吃饱饭,被山区亲戚一怂恿,偷偷地跑了,从此音信杳无。何显庭再没结婚,守着位于米市街尾部的理发铺,又当爹又当妈,拖着和尚娃儿过日子。
春去秋来,和尚娃儿长大了。开始,他个子矮小,十三四岁时,突然像雨后春笋,呼啦啦地冒了一大截;然后,又像蓦然定格的电影,任随怎么吃喝,半公分也长不上去。最后,高矮虽与父亲差不多,但与父亲的臃肿相比,他继承了母亲的单薄。他的相貌,也遗传了母亲的优点,鼻梁挺直,眼珠黑亮黑亮的,淡淡地漫着阴郁的灰雾。他怯懦胆小,生性孤僻,经常孤零零地倚着理发铺,羡慕地望着街上少年嬉戏,像一棵可怜的小草。从读书那天起,和尚娃儿的成绩就没好过,放学常被留下,补写作业或是被老师训斥。老师对他没什么好感,从他身边走过,眼也不斜一下。同学变着法子欺负他,时常闹着要脱他裤子,看他裤裆里的东西到底啥样。他们以为,和尚不能结婚,太监也不能结婚,所以和尚就是太监。一次课间,同学恶作剧,将废纸篓放在虚掩的教室门上。语文老师一推门,纸篓扣在他头上,各种垃圾,纷纷扬扬地落了一身。老师气得两眼像要喷火,厉声追问是谁干的。几个同学早已溜开,围着教室后边课桌,装模作样地讨论作业。和尚娃儿坐在第一排,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连环画。老师认定是他搞的鬼,不由分说地将他揪到办公室,罚站了整整两个小时。回家,他委屈万分,对父亲讲了这件事。何显庭无奈地叹息一声:“我们这种家庭,忍吧。惹不起,躲得起。”那年,街上几个少年划甘蔗赌输赢,他也在围观。赌博双方,一个是鲁家祠堂的令狐权,一个是三十二号的谷小亮。他们将甘蔗竖起,左手轻轻扶住,右手紧握锋利的小刀;左手离开甘蔗的刹那,右手刀锋一闪,疾速的一刀划下。两人轮着划。最后,谁划的甘蔗皮长,谁分的甘蔗多,谁就是赢家。输了的,承担买甘蔗的钱。连划几根甘蔗,令狐权都是输家,有一刀,还差点划到自己脚背。令狐权讪讪地很是恼怒。他忽然看见,和尚娃儿正咧着嘴,随着众人傻乎乎地笑。他精神一振,几步冲过去:“我说,我咋这么倒霉,原来你这个瓜娃子在侧边。滚,马上滚开!”和尚娃儿讷讷地嘟哝几句。令狐权不由分说,一耳光打去。街上的丁建设,成天跟着令狐权鬼混,也狐假虎威地冲过来打他。那一次,只有那一次,和尚娃儿感到受了天大的羞辱。与之相比,他以前受过的种种屈辱,种种欺凌,都变得无足轻重。居然,比他小一岁的令狐权也要欺负他!他捂着脸,含着热泪跑回家,提起菜刀要去拼命。何显庭死死地将他抱住,拦在门口不准他出去。他悲愤地反复念道:“我又没惹他,凭啥打我?……”这语调开始高昂,像严厉的呵斥,挑战的宣言;后来,声音越来越低,变成委屈地质问,凄伤地自语。何显庭吧着叶子烟,垂头听着,许久,凄楚地长叹一声:“我们不过是只蚂蚁,人家想踩就踩!……”
初中毕业,因是独子,和尚娃儿没支边也没下乡,留城当社青。一九七七年春,街道第三批招工,他终于参加工作,分在下莲池蔬菜店。他上班那天晚上,何显庭破例做了三四个菜,还打了半斤酒。他端起酒杯,小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老天有眼,你总算工作了。何家几代人,和尚娃儿,你是第一个端国家饭碗的啊!”他喝干酒,舔舔嘴唇,感慨万端地打量着房间,“管他的,我们有房子住,你又挣钱了,往后日子,肯定好过多了!……”
和尚娃儿心头一热,眼睛也感动地有些湿润。此刻,他才像第一次看清父亲:两鬓早已斑白,额上刻满细乱的皱痕;身子更见肥胖,弯腰时透着艰难……
“我一定好好上班。”像是安慰父亲,又像在鼓励自己,和尚娃儿发誓地说。
平平静静的,转眼,和尚娃儿工作四年多了。每天早上七点多,他出门上班,下午六点过回来;中午,他在菜店附近小学搭伙,凑合着吃顿午饭。回家后,他极难出门,经常端个小板凳,坐在理发铺门口,呆呆地望着越来越热闹的街道。天黑不久,他就上床睡觉,第二天又照旧上班,时钟般一成不变地循环。他几乎没有要好的朋友同学,更不见他与哪个姑娘接触。不出门,当然不用花钱,每月发了工资,他交八元给父亲,其他的,全存进自己存折。
何显庭开始担忧了:“这娃儿,快二十八岁了,该成家了吧!”他四处托人给儿子介绍对象。谈到家庭条件时,何显庭谦恭而满足地微笑着,“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歹,是城市户口,房子是自家私房。我有手艺,能挣几个钱。和尚娃儿呢,也有正式工作,端的铁饭碗。”不久,事情终于有了眉目。一个熟人告诉他,自己同事的表妹,远郊石板滩的,十九岁的黄花闺女,就这两天上来相亲,叫他好好准备。晚上,何显庭兴奋而得意地宣布这个喜讯。他以为,儿子定会欣喜得手脚无措。哪知,还没听完,和尚娃儿就闷闷不乐地说:“乡坝头的,我不找,也不想耍朋友。”“我费了好多心血,才托人介绍到,总要见面吧?人家来理发,我几次不收钱,人家抹不开情面,才答应帮忙。”何显庭很不高兴。拗不过父亲,和尚娃儿勉强同意星期天见面。
相亲那天,何显庭特地关门停业,把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拎着铝锅,专程去红星路口回民食堂,排队买了三份清炖牛肉,每份四角,花了一元二。回民食堂专卖清真菜,蒸炒炖拌样样都好。特别吸引人的,是这色美汤鲜的清炖牛肉。三份牛肉虽不多,却可免费要大半锅原汤。回家,混着切成小块的萝卜一煮,再撒点细碎的葱花,既美味可口,也摆得上桌面。他还做了一个回锅肉,一个青笋肉片,炒了一盘鸡蛋。他叫和尚娃儿换上新买的蓝卡其中山服,监督他把手多洗几遍。天天抱菜拿菜,和尚娃儿十个指甲缝里,总藏着黑黑的污垢。
快中午时候,介绍人带着人来了。姑娘顶多一米五左右,人不胖,乳房却鼓鼓的,像藏着两个小南瓜;脸上颧骨突出,双颊瘦削,犹如晒蔫的茄子;左眼向上斜,右唇向下歪,笑的时候,比哭还难看。和尚娃儿挑眼一看,更是一万个不情愿。他呆呆地坐着,介绍人问一句,他答一句。姑娘内内外外地打量几眼,也不说话。大家尴尬地坐着。
何显庭忙上忙下,摆好方桌,放上碗筷,端出牛肉汤等,殷勤地招呼客人吃饭。吃饭时候,他不停地称赞牛肉汤好吃,还心疼地说,花了一元二,大半天才能挣回来。
饭刚吃完,姑娘把筷子一放,阴沉着脸说有事,要赶回去,起身就走。介绍人慌忙追出去。十多分钟后,介绍人蔫头蔫脑地进来。
“咋说?”何显庭急切地问。
“有啥说的?”介绍人不满的一瞪他,“人家说,人长得像猴子,又穷又寒酸,连石板滩的农民都不如。乡坝头再没钱,相亲都要杀鸡烹鱼,还要给女方见面礼,少说,也得一二十元。你倒好,端锅牛肉萝卜汤就打发了。”
和尚娃儿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冲进里间。
何显庭颓然软在椅子上,沮丧地望着桌上的残汤剩菜。
第一次相亲,就这么毫无悬念地失败了。何显庭不甘心,张罗着还要给儿子介绍。他在心里发狠,多花点钱,无论怎样也要成功。他特别开导和尚娃儿:不要去挑脸蛋身材,上了床,公主也同丫鬟差不多;最要紧的,是要有后代,何家香火最重要。和尚娃儿坚决阻拦他,说自己不想结婚。就是要结婚,也等有钱了再说。
“钱?……”何显庭茫然地叹着气,不由一阵烦闷。这一两年,大一点的理发店,纷纷改名为美发厅,店堂设施也越变越高档,越来越吸引人。他的铺子,除了一些老顾客,几乎没人上门,生意一天比一天冷落,有时,一天只挣四五角钱。这样下去,养活自己都困难,咋可能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