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节度使王承业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不能很好地管理军政事，于是皇帝命令御史崔众把军队交给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崔众平时欺侮看轻王承业，有时甚至全副武装冲进王承业办公的地方，而且还开玩笑戏谑他。李光弼早就听说这些情况，一直为王承业打抱不平。后来，崔众率领部队到来，李光弼出来迎接，两军相遇，而崔众不率众回避李光弼帅旗。李光弼对崔众的这种无礼行为非常生气，又加上崔众没有马上交出军队，所以李光弼就下令把崔众拘禁了起来。不久，皇帝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到了，要提升崔众为御史中丞，使者把皇帝的诏书藏在怀中，问崔众在哪里。李光弼说：“崔众有罪，囚禁起来了。”使者就拿出皇帝的诏书给李光弼看，李光弼说：“现在我只是斩御史，如果你宣读皇帝的诏令，我就斩御史中丞，如果任命他为宰相，我也要斩宰相。”使者害怕了，他休息了一宿之后，就被李光弼派人送回来了。第二天，李光弼派军队押着崔众到碑堂下，斩了他。杀了崔众，李光弼威震全军。
有人问，张擢和崔众诚然有罪，然而已经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和御史中丞了，杀了他们将怎样对待皇帝的命令呢？实际上，军事行动讲究的是快，在战争情况下逗留在后方不回去，掌握着军队不交出来，这些按军法都是要处死的，提拔这两个人的命令，必定都是凭藉着关系、靠钻营得来的，而不象是出自天子的本意的样子。所以哥舒翰和李光弼这两位将领能够施展他们的权威，而没有人在这些事件之后议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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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和李光弼这两位将领有胆有识，刚正不阿，才能够施展他们的权威，制服奸邪。在这里，刚正不阿是一种刚强、坚毅、崇高的品格，是做人之本；阿谀逢迎则是卑下、庸俗的奸佞小人的丑行。
在生活中，有的人为了升官发财，绞尽脑汁，极尽阿谀逢迎的能事；有的人在与人交往中不亢不卑，不失人格，他们好则言好，差则言差，表现出刚正不阿的精神。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打开我的前途，而不愿求有力者的垂青。青云得意的道路是很多的，如果我用阿谀奉迎的办法换取有力者的垂青和提拔，我早该得志了，但这不是我的道路。”雨果就是凭着自己的勤奋而跻身世界大文豪的行列的。在事业上，只有像雨果这样刚直不阿“靠自己”，才能有光辉灿烂的前途。
郭沫若常与科学家们共勉的格言是“道吾恶者是吾师，道吾善者是吾友，阿谀吾者是吾贼”。如果我们能把赞扬自己优点的人作为朋友，把批评自己缺点错误的人作为老师，把讨好、献媚的人视为“贼人”，那么阿谀逢迎的人自然少了。
做人，应该做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才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受到人民的敬重；而那些阿谀逢迎的人只不过是给人以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
柴克宏以威制奸
后唐的柴克宏，有大将的才略，他奉命去救常州时，枢密李征古妒忌他，派给他的几千名士兵都很虚弱，铠甲兵器也都是朽烂、虫蛀了的。他快到常州时，李征古又派朱匡业来代替他带兵，派使者召柴克宏回去。柴克宏说：“几天之内，我即可打败敌人，你来召我回去，你一定是和敌人站在一头的坏人。”他立即命令部下斩使者之首。使者说：“这是李枢密的命令。”柴克宏说：“即使是李枢密来，我也要把他斩首。”斩了使者之后，柴克宏让部下用布幕把兵船蒙盖起来，让全副武装的战士藏躲在船中，偷袭敌营，打败了吴越军队。
朝内有奸臣，柴克宏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取代而回去了，怎么知道奸臣不会以“出师无功”作为罪名而查办他呢？他没有听从奸臣的命令，打败了敌人，保全了城池，这样，即便是妒忌者有嘴也无法施展进馋言的本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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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观念是随着国家而诞生的。战国时的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 意思就是说公正就政治清明，偏私则政治黑暗。公正廉明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政治理想，它是建立在仁爱诚信基础上的，强调作为一国之君，首先要以德服天下，这样才能处事公正，明辨是非。同时代的韩非子在《有度》中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点相似。到了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则提出了“奉公如法，则上下平”的思想。他是在描述了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后发出感叹的。宋人欧阳修在《三年无改问》中说：“尔心贵正，正则不敢私。”他是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言公的。由于历史的限制，中国古代文人未能对公正作出解释。历史上有许多刚正不阿的仁人志士。包拯、海瑞直言犯君，蔑视皇亲国戚，他们那种为民请命、不怕风险的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吕公弼、张咏威制悍吏
吕公弼是吕夷简的儿子，他治理成都时，在处理政事上提倡宽政，但别人却嫌他缺少威严和决断。一次，他属下的一个士兵犯了法，应当受杖刑，那士兵顶撞着拒不接受杖刑，他说：“我宁愿你们用剑把我刺死。”吕公弼对他说：“对你用杖刑，这是国法规定的，用剑斩首，这是你自己请求的。现在先用杖刑，然后再斩首。”这件事使得军府肃然起来，谁也不敢放肆了。
张咏在崇阳时，有一个小吏从官府的仓库中出来，张咏看到他的鬓发下藏着一个铜钱，追问他以后，才知道是府库中的钱。张咏命令对他用杖刑，那小吏勃然大怒说：“一个小钱哪里值得一提，竟然要对我用刑吗？你也只能对我施杖刑，总不能砍了我的脑袋吧。”张咏提笔判决说，一天一个钱，一千天一千个钱，这就好比用绳子锯木头，日久天长木头也会断，又好比滴水能穿石。”写完后，亲自提着剑走下台阶斩了那小吏的脑袋，同时向州府禀报了此事，弹劾自己。崇阳人久久传诵着这件事。
张咏任益州知州时，有个小吏得罪了张咏，张咏在他的脖子上戴上了木枷。小吏不服，生气地说：“这木枷你戴上容易，摘下就难了。”张咏说：“要摘下又有什么困难呢？”说完就斩了小吏的头，木枷也就随之落下来了。其它小吏都吓得心惊胆战。
如果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断，强横的小人们何所不至？袁了凡说：“宋代对州县一级官员管得很松，他们办事常常都不按一定的规矩，在法律规定之外杀人。所以，不好的官吏有时就可以肆意作坏事，但才智出众的杰出人物，也往往能凭借这一点实现他们的治国的志向。现在州县一级官吏的权力逐渐削弱了，只有在执行答刑十下到执行杖刑百下这个范围内，才能独立判决。刑罚涉及到劳役一年以上的时候，就必须申报上级，等待审批。这样，一件案子来来回回地作申报审批，往往就要用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公文案卷就越来越多，而监狱中长期关押着等待审判的人就多了起来。”子犹说：“现在是从雕琢辞句的文人中选取官员，这样做怎么能不减少地方官员的权力呢？从中我越发感到汉朝的管理制度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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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蕴含的小可变大和大可以质变深刻警示，却不容忽视。这样的因小失大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大与小的逆反。即把大的说成小的，把小的说成大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把扫屋、小恶、小善等小事看得极其重大。于细微处见精神。一件细小的事情，一个细微的举动，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品质。营造一种舒心舒适的生态，事关我们的生活品位，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善恶在一念之间。小是相对的，但善与恶却是绝对的。再小的恶也是恶，再小的善也是善，不会影响人们的评判。人格与尊严总在一念之间得到体现。很多时候，善是一种循环，恶也是一种循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为我们所不齿。在自己看来微不足道的对他人利益的侵犯，也许将在我们身上留下擦不去的污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永远的忠告。
从点滴做起。一次关灯，一句善语，一次让座，一个微笑，都是对公共利益的贡献，都是对生态营建的贡献。小小的善举，举手之劳，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很多，却能换来谅解、和睦、友谊与一夜的安眠。为社会做点事，为他人做点事，为自己做点事。美好生活就在你我的点滴中创造。
黄盖整治惰官，况钟巧裁狡吏
黄盖曾经做过石城县县令。石城县的下属官吏们特别难驾驭。黄盖到任后，安排了两个属下官员协助自己，这两个人分头主管各曹事务，黄盖下今说：“我这个当县令的没什么文德，只是凭借自着武功得到的官职，对于文官的公务我不熟悉。现在外来的敌人还没有平定，军务比较繁忙，县里的一切公文案卷，全部都交给这两个下属官员帮助我处理，他们替我约束管理各部门，纠正和处分有错误的人和事。如果他们两人中谁做了欺骗不法的事，我也最终不会把鞭抽杖打之类的刑罚加在他们头上。”命令下达后，开始时下级官吏们都感到畏惧，各自恭谨地奉行自己的职务。时间久了以后，下级官吏们认为黄盖不管公文案卷，于是就懒怠、放肆起来。黄盖暗中调查到了这一点，并查清了这两个帮他处理政务的下属各自所做的几件违法事。于是就召集所有官员，就几件违法事来追究两个下属官员，那两人叩头向黄盖道歉。黄盖说：“我早已有过话了，最终不把鞭抽杖打加在你们头上，我不敢欺骗你们。”说完以后，竟然把这两个人杀了。许多属官吓得两腿发抖，整个县从此就变得政治清平起来。
明朝人况钟，从小吏提拔为郎官，是由于杨士奇、杨溥、杨荣的推荐，作了苏州知州。皇帝召他到朝堂，赐给他皇帝自己签署的文书，授予他不待上奏、自行处置事务的权力。他刚到苏州，管事人拿着公事案卷来上呈，他不同下吏对事情处理得是否得当，便判个“可以”。这样，下吏们便藐视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接着衙门中发生的弊病、漏洞就越来越多。通判赵忱千方百计地欺凌况钟，他也只是嗯嗯而已。一个月以后，有一天况钟命令手下人准备好香烛，把掌管礼仪的礼生也叫来，所属官员全都聚集起来。这时，况钟才提到：有一封皇帝的诏书没有来得及向大家宣布，今天就来宣布这道诏谕。当官员们听到诏书中有“所属官员如做不法之事，况钟有权自己直接捉拿审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全都震惊了。宣读诏书的礼仪结束后，况钟升堂，召来了州府中掌管文书的小吏，宣布说：“某天有一件事你们欺骗了我，偷了财物多少，对吗？某天你们又这样做了，对吗？”
那些掌管文书的小吏们都十分惊慌，被况钟的才智所慑服。况钟说：“我忍受不了烦琐的审判手续。”说完以后，他就命令一个小吏脱光了衣服，让四个有气力的衙役把他抬起来扔到空中，掉下来便摔死了，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很快就摔死了六个小吏，并且命令把尸体放在集市上示众。这件事使全城上下恐惧万分，苏州地方的人民从此改变了恶习，面目为之一新。
黄盖是一个武夫，况钟是一个小吏，然而他们有这样的作为，可以使那些口齿伶俐的文人，和矜持威严的大官们感到羞愧。王晋溪说：“掌权的人，要能够识别有真才实学的人并且任用他。考中进士的不一定都比中举人的强，考中举人的也不一定就比秀才强，而且在进士、举人、秀才之外，未必就没有奇才或者独特本领的人，一定要用政事去实地考察他们的能力，然后才能发现真正的人才。比如，黄福就是凭着每年从各府、州、县学中选拔人才的岁贡制度，挑出来做官的，杨士奇是凭着儒士的身份做官的，胡俨是凭着举人身份做官的，这些人都是杰出的名臣。明代建立初年，冯坚凭着典史的身份做到都御史，王兴宗凭着直厅的身份一直升为布政使。我们只能根据官职的需要，选择适当的人才，而不能为了安排人而去设官职，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巨大作用。
况钟担任太守期间，太守府发生火灾，公文案卷都烧掉了。造成这场火灾的是一个小吏。大火扑灭以后，况钟坐在现场，面对一堆瓦砾，喊来了小吏，痛打了他一百杖，喝令他马上回屋去。之后，况钟便迅速起草奏疏，把罪责全部归在自己身上，而没有归咎和牵连那个小吏。开始，引起火灾的小吏认为自己罪当判死刑，但况钟叹了口气说：“这本来是太守的责任，一个小吏哪里能够担当呢？”况钟的奏疏呈给皇帝后，皇帝判定扣除况钟的部分俸禄。况钟能够为小吏开脱，表现得如此宽大，所以他实施权威时，大家并不怨恨他。假如让现在的人处在这种境地中，即便是自己的罪过，还想推给自己的底下人，更何况替别人受过呢！况钟的品德如此高尚，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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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的黄盖不仅是一个难得的武将，而且也是一个有谋的文官，他以治军的铁腕整顿下属的腐败作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冲锋陷阵是其特长，而治理政务则是其短。为了扬长避短，他运用了兵法中“兵不厌诈”的办法。联想到赤壁之战中的苦肉计，他可算是兵不厌诈这一战术思想的大师。
况钟不同于一般官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只有铁腕的手段，同时，还有体恤下属的慈悲心肠。一场火灾的肇事者是一个小吏，况钟只对他给予“痛杖一百，喝令归舍“的处分。然后，况钟上一封奏折，把全部责任自己承担下来，一位封建官吏，能如此代人受过，自遣自责。不令人可敬可佩吗？
宗汝霖平稳物价
北宋末年，金兵侵犯京师，大宋皇帝南迁，敌人撤退后，朝廷任命宗汝霖主管京师开封。宗汝霖刚到开封时，当时开封府物价飞涨，怨声载道，京师衙门里的官员对此十分担忧。宗汝霖对部下说：“城里人大多把吃饭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只要把吃饭问题解决了，就不必担心其它不紧急的东西的物价不平稳了。因此，这件事容易处理。”
他秘密派人去询问米、麦的价格。与先前开封府未经战乱时相比，价格没有增加多少。于是让厨房招集遭战乱的难民，让他们仿照市场上卖的馒头的大小来做馒头。他又取了一斛糯米，让监军派奴仆按市场上卖的酒那样酿酒，然后各自估算出它们的成本价，一结算，馒头每个六文钱，酒每觚七十文就够了。他再派人出去调查市场价格，原来馒头每个二十文，酒每觚二百文。于是，他先把作坊做面食的师傅叫来，问他说：“我从当举人时就来到京师，现在已有三十五年了。馒头价格一向每个七文钱，而现在卖到二十文，这是为什么？难道麦子的价格成倍地上涨了吗？”做面食的师傅说：“自从京师经受战乱以后，粮食价格起落，当初并没有固定的价格，因此馒头的价格也就涨上去了。现在是按当时的价格沿袭下来的。”宗公立即拿出军厨房所做馒头给他看，并告诉他：“这些馒头同你卖的份量一样重，而按目前市场上麦子价格计算，每个成本不超过六文钱，如果卖八文，还有两文钱的利润。我将下令每个馒头只许卖八文钱，谁敢擅自提价，就处以斩刑。而且我要从你开始来行使我的法令了。”于是，马上斩了这个做面食的师傅，并拿他的脑袋在市场上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