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所有的铺子都开始卖起了馒头，馒头价格恢复到从前。又过了一天，他把卖酒的管理官任修武叫来，问：“现在京师糯米价格没有增加，然而酒价却提高了三倍，这是为什么？”任修武吓得直冒冷汗，颤微微地说：“我负责卖酒时，想不涨价也不行。因为京师地区自从遭敌入侵以来，居住在宫外的皇族，权贵的亲属，私人酿酒的很多，都来和我们抢买卖。官酒出售得少了，不这样提价就没有办法支付酿酒用的酒钱和工匠役夫们的灯火费了。”宗汝霖说：“我替你禁私人酿酒，你把酒钱少一百文，这样你还有利可得吗？”任修武忙叩头说：“如果能这样，买酒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取得利润，也足够开销一切费用了。”宗汝霖仔细地审视了他很久，说：“我暂且把你的脑袋寄放在你的脖子上，你出去后带着你的那些人马上换下酒店的招贴，一觚只卖一百文，这样你就不必忧虑私人酿酒抢了你的生意了。”第二天，他发布命令：凡是敢私人酿造酒的，抓到以后，无论酿酒多少，全都处以斩刑。于是开封府中倒掉私酿酒，砸碎酿酒器皿的，不计其数。
几天后，酒和馒头的市价，完全恢复了原样，其它东西的价格，不用官府下令，也陆续一天天地下跌。这样一来，既没有伤害市民，还把四面八方的买卖人都招到开封府来做生意。军民欢呼，称赞宗汝霖的治理方法是神明之政。当时杜充防守北京，也治理得很好，人们号称“南宗北杜”南面有宗汝霖，北面有杜充。
借面食师傅的脑袋来推行法令，这件事听起来虽然似乎很残忍，然而在禁止私人酿酒、平定物价等一系列问题上，宗汝霖之所以能顺利地施行法令，而全不费气力，都是由于有上边的这种做法。看来，这也可以说是用来救急的权宜之计吧！当湖人冯汝弼在《祜山杂记》中提到：甲辰年大灾荒之后，当湖县城里的人，有十分之二流落在街头靠乞讨为生，拖欠政府赋税的，占全县人数的十分之九。第二年，府里的赵通判到县里来催赋税，他到县里后，让人挑选了七斤重的竹板，三寸长的拶子一种夹犯人手指的刑具，准备对欠税不交的人用重刑，县里的人十分害怕。有人就哄骗那些靠乞讨为生的人说：“赵通判从府库里领来了三千两银子，要来救济你们，为什么不去领取？”这个消息在行乞的人中间传开了，一下子就聚集起几百人，相继来见赵通判。赵通判不许他们进县衙门，他们就又号又叫，一拥而入，那些拖欠赋税的人，也跟着他们拥进衙门，他们赶走公差，砸坏刑具，喊声震天动地。赵通判十分恐慌，不知怎么才好。我和上莘等人，听说发生动乱，马上来到县衙门，赵通判见了我们才稍稍镇定了些。他邀请我们进后堂。这时，那群乱民又是打门，又是推门，想闯进后堂来，气势越来越嚣张。问他们想干什么，行乞的说：“要求救济。”欠税的说：“要求免去欠税。”赵通判想询问挑头的人的姓名，我说：“别问了，要是知道了他们的姓名，他们怕有后患，就会闹得更凶，还是顺着他们吧。”于是衙门口挂出了免缴赋税的牌子，同时又由县里准备了几百张豆饼，供应行乞的，但豆饼还没拿到衙门口，就被别人一抢而空，行乞的人大多没有能吃上。到了傍晚，我们离开了县衙门，那时，乱民们的喊叫声更大了，他们闯入了后堂。赵通判怕有其它变化，赶忙翻墙连夜逃走。从这以后，当地的百姓更加骄纵无所顾忌。过了两个月，太守郭平川把为首的几个乱民法办了。当地百姓提心吊胆，互相告诫，不敢再作乱了。假如赵通判不想施加严刑来催赋税，就不一定会导致变乱。他俩一个因严而失败，一个因严而成功。由此看来，怎么掌握宽严这一点，只有识时务者才能懂得。
智囊
选择时机，把握时机，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善于利用时机，容易取得成功，丧失时机，就会终生遗憾。审时度势，认识时务，把握机遇，是处世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人富贵，有人贫穷；有人显达，有人沉沦；有人常交好运，一帆风顺，有人厄运缠身，常陷困境。到底是什么力量？人生的命运遭遇决定于客观条件，也决定于主观因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机遇只是成功的有利条件，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主要靠选择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制定行动的计划和方法，以及根据情况变化采取应变的措施。
杨守礼在野谋政
明朝嘉靖年间，安州发生大地震，州人趁乱杀人抢夺财物，无视官府律法的存在。州官害怕暴乱扩散，竟然弃职逃逸，不知去向。
杨守礼不居官职已经二十多年，但是这次专门出面疏导暴民，并且向暴民解释朝廷律法。过了两天，暴乱仍然有增无减，杨公于是架起牛皮帐，率领家丁，会同地方知事者，在城中斩杀为首暴动的四名歹徒，并把他们的脑袋分别悬挂在四个城门上，终于平息了暴乱。
杨公虽有雄才伟略，但如果心中存有一丝死生利害的念头，以当时他身无任何官职却行官员之事，那么那股代表正义的浩然之气也就难以显现了。然而像杨公这等英雄豪杰式的做法，很难和固执不知变通的儒生谈论。
智囊
老子，可以说是达到了天下为公的最高境界了。天地是多么伟大，养育人民却不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子孙，成就万物却不占为己有，万物都受到他的恩泽，得到他的好处，然而却没有谁知道这些从哪里来。在因果循环不断更替，因而无法说清这是你的，那是我的。从天地至公的观点来看，确实如此。不管这个人在世时是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但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的天地中。
现实生活中，来去匆匆的人们，为了名利，不顾辛劳，不择手段，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整日为名所累，为利所惑，有着无数的迷惑和茫然。如果从天地至公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又何苦呢？
苏不韦含辛茹苦报父仇
东汉人苏不韦，父亲苏谦曾经做过司隶校尉。后来李皓怀着个人的私愤把苏谦判了死刑。当时仅仅十八岁的苏不韦，把父亲的灵枢运回家乡，浅浅地埋在地上，没有正式下葬。他仰天长叹说：“伍子胥算什么人！”接着他又把母亲隐匿在武都山里，自己改名换姓，把全部家财用来招募刺客勇士，在众山陵之间迎候李皓，准备半路拦截他，但没有遇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李皓升迁为大司农，掌握国家财政大权。当时堆积军用秣草的右校刍廥在大司农官署的北墙下，苏不韦同他的堂兄弟，暗中潜入堆积袜草的房中，夜里挖地洞，白天躲藏起来，这样持续干了一个月时间，终于把地洞打到了李皓的卧室。
一天，李皓上厕所出去了，苏不韦兄弟们从李皓的床下出来，只好杀了他的妾和小儿子，留下了一张纸条就走了。李皓回屋后大惊失色，从此就在卧室内设置了屏障，用木板铺地，在木板上睡觉，而且一个晚上要换好几个地方。苏不韦知道李皓已有防备，便日夜兼程驱马前往魏郡，挖了李皓父亲李阜的坟，取出头来祭拜自己的父亲苏谦。之后，又把李阜的头拿到集市上去示众。还写上“李皓父亲的头”几个字。李皓听说这些情况以后，心如刀绞，又不敢说，心里十分气愤，没过多久，便吐血而死。苏不韦这才发丧，重新埋葬了父亲。
郭林父评论说：“楚国的伍子胥能够被强大的吴国所用，还要凭借吴王阖闾的威力，这样才能报楚国的杀父之仇；而苏不韦从力量上看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建立的功绩却比一个小诸候国的国君还大，苏不韦同伍子胥相比，远远超过了伍子胥。”子犹说：“李皓不约束自己的私愤，结果蒙受的耻辱波及到父亲的遗骨，老婆孩子被杀，自己也气愤而亡，被天下人笑话，可以称得上是大愚。然而李皓能凭着私愤杀了苏谦，却竟然不能凭着官法来惩治苏不韦，这又是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为侠士们善于隐藏自己。即使像秦始皇有这么大威力的人，也在波浪沙遭到张良的袭击，何况其它人呢？只是张良行事神秘，所以他行刺未遂而逃走后，秦王不能得知他的形貌。而这位苏不韦行刺后又留下字迹，写明是自己干的，没有人像他这样，不仅超过伍子胥，而且也超过了张良。东汉时代崇尚气节忠义，或许有人怜爱他的志气节操而在暗中庇护他，从而使他能够不被人发现，也未可知。总的来说，一个人要是忍受着痛苦，不报仇誓不罢休，把生死置之度外。苏不韦真是一个豪杰之士啊！
楚悼王死时，王后的亲属及大臣制造内乱，攻击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前，遭到伏击，但是刺杀吴起的那伙人用箭射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楚悼王下葬以后，楚肃王登上王位，派令尹把作乱的人全都杀了。结果因为这件事，被灭绝宗族的达七十多家。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大夫和苏秦争宠，派人杀苏秦，没有刺死，只是刺伤了苏秦，刺客便逃跑了。齐王搜捕不到刺客，苏奏临死前就对齐王说：“我要是死了，您把我的尸体分成碎块抛到街上，并说：‘苏秦在齐国造反’。要是照这样做，那么杀我的刺客就一定能找到了。”后来齐王按苏秦的话做了，刺杀苏奏的刺客果然出来邀功，齐王乘机把他捉住杀了。象吴起和苏秦，能以自己的死来达到报仇的目的，他们的智慧就更值得称赞。
智囊
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视礼教和孝道的社会，因此父亲被冤枉死后，儿子不惜一切代价誓报父仇的故事连绵不断，这便使得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陷入十分尴尬和为难的境地。因为如果要提倡孝道，子报父仇者，应当大张旗鼓地予以旌表；但是如此一来一往的互相仇杀，而不加以惩罚，势必会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但是，古今中外，有多少功成名就的杰出者，莫不是通过几番艰苦奋斗，才得以走向成功的殿堂。如果要探究其背后深层次的动因，保家为国、出人头地、报答亲情、济世拯民、报仇雪耻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