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最欢迎的东西，大约无过于卖国贼，因为能够介绍他们去给异族做奴隶，其次才是自己能够作践他们奴使他们的暴君。我们翻开正史野史来看，实在年代久远了，奴隶的瘾一时难以戒绝，或者也是难怪的，——但是此后却不能再任其猖獗了。照现在这样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孙文小史》不能说绝无再版的机会。我到底不是预言家保罗，本不必写出这样的《面包歌》来警世，不过“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崇拜孙中山先生的自然还从三民五权上去着力进行，我的意见则此刻还应特别注重民族主义，拔去国民的奴气惰性，百事才能进步，否则仍然是路柳墙花，卖身度日，孙中山先生把他从满人手中救出，不久他还爬到什么国的脚下去了。“不幸而吾言中，不听则国必亡！”
十四年三月十三日
女子学院的火
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女子学院宿舍失火，焚伤学生杨立侃、廖敏二人，因救治迟误，相继毙命。该院负责者任可澄、林素园应负何种责任我并不想说，因为这件事自有直接关系的人来管，我们不妨暂且缄默；其次则稍有骨气的人自然知道怎样引责，不必等别人指斥，倘若脸皮厚的就是指斥他也没用，他反正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你说只是白费唇舌，——我疑心现在的情形正是属于后者；还有一层，自从研究系的日报周报之流借了三一八学生被残杀的事件攻击国立各校长为段章张目之后，我对于攻击任何人都取极慎重的态度，恐怕偶一不慎，有千百分之一像了若辈，岂能再保存我半分的人气，所以虽然这回任林显然无可逃责，除研究系外当无不同意，唯我尚拟不措一辞，只就别的方面略述我一二的感想。
我听了这件惨剧后首先感到的，其一是现在的文科学生缺少科学的常识。倘若杨廖二生更多知道一点酒精的性质，就不会发生这回的惨祸。这是教育家的责任，以后应当使文科学生有适当的科学知识，以便应付实际的生活，同时也要使理科学生有一点艺术的趣味。这已经是“贼出关门”的话，但总当胜于不关以至“开门揖盗”罢。
其二，我又痛切地感到现代医院制度的缺陷。女子学院的当局因为吝惜金钱，以致草菅人命，固然咎无可辞，但资本主义的医院制度也当负相当的责任。照道理讲来，医院是公益事业之一种，于人民的生死有直接关系，比别的事业尤为重要，应当由国家设立，一律平等地使国民能够享其利益，这才合理，但是现今的医院却是营业，完全是金钱的交易，无论什么危险急迫的病，如不先付下所勒索的钱来，便眼看你死下去，正如对溺在水里的人讲救命的价钱一样，晏然保存他的科学家的冷淡。本国人的大夫也够堕落了，基督教国的白种人所办的大医院或者更有过之无不及。
在现今资本主义的世界，这或者是当然的吧。像上边所想象的公益的医院除非在共产社会里才会有，而共产主义是此刻中国的厉禁，据前卫戍司令，在海甸定有好几块“德政碑”的王懋帅的二十一（？）条，要不分首从悉处死刑的，我们赶紧住口，不要再谈他了。任林都是讨赤巨头吴子玉先生的幕僚，那么在这个年头儿他们的办法一定都是很对，合于“礼义廉耻”的，要反对他恐怕也不无作乱犯上的嫌疑。讲到底，现在做一个学生，被火酒烧伤，慢慢地抬到医院去，让她自己死去，这大约倒是她的本分与定命吧？自然，这还是应该感谢的，因为她有运气，并不是死于讨赤的兵燹。
十五年十一月
《酒后主语》小引
刊一九二六年八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只看近来不知为着什么的那种执拗凶恶的厮杀，确乎有点异常，而身当其冲的民众却似乎很麻木，或者还觉得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气味。简单的一句话，大家都是变态心理的朋友。我恐怕也是痴呆症里的一个人，只是比较的轻一点，有时还要觉得略有不舒服；凭了遗传之灵，这自然是极微极微的，可是，嗟夫，岂知就是忧患之基呢？
这个年头儿，在疯狂与痴呆的同胞中间，哪里有容人表示不舒服之余地。你倘若有牢骚，只好安放在肚子里，要上来的时候，唯一的方法是用上好黄酒将他浇下去，和儿时被老祖母强迫着吞仙丹时一样。这个年头儿真怪不得人家要喝酒。但是普通的规则，喝了酒就会醉，醉了就会喜欢说话，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只要说的不犯讳，没有违碍字样，大约还不妨任其发表，总要比醒时所说的糊涂一点儿。
我想为《语丝》写点文章，终于写不成，便把这些酒后的胡思乱想录下来，暂且敷衍一下。前朝有过一种名叫“茶余客话”的书，现在就援例题曰“酒后主语”罢。
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灯下记
日本与中国
刊一九二八年二月“北新”初版本
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虎集》
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
我们中国除了把他当作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还当特别注意，因为他有许多地方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从实利这一点说来，日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现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种研究。
日本与中国交通最早，有许多中国的古文化——五代以前的文化的遗迹留存在那里，是我们最好的参考。明了的例如日本汉字的音读里可以考见中国汉唐南北古音的变迁，很有益于文字学之研究，在朝鲜语里也有同样用处，不过尚少有人注意。
据前年田边尚雄氏介绍，唐代乐器尚存在正仓院，所传音乐虽经过日本化，大抵足以考见唐乐的概略。中国戏剧源流尚未查明，王国维氏虽著有《宋元戏曲史》，只是历史的考据，没有具体的叙述，所以元代及以前的演剧情形终于不能了然。日本戏曲发达过程大旨与中国不甚相远，唯现行旧剧自歌舞伎演化而来，其出自“杂剧”的本流则因特别的政治及宗教关系，至某一时期而中止变化，至今垂五百年仍保守其当时的技艺；这种“能乐”在日本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在中国看来更是有意味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妨推测这是元曲以前的演剧，在中国久已消灭，却还保存在海外。虽然因为当时盛行的佛教思想以及固有的艺术性的缘故多少使它成为国民的文学，但这日本近古的“能”与“狂言”（悲剧与喜剧）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戏剧的兄弟，我们能够从这里边看出许多相同的面影，正如今人凭了罗马作品得以想见希腊散佚的喜剧的情形，是极可感谢的事。
以上是从旧的方面讲，再来看新的，如日本新文学，也足以供我们不少的帮助。日本旧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后半是宋代式的，到了现代又受到欧洲的影响，这个情形正与现代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新文学发达的历史也和中国仿佛，所以不同者只是动手得早，进步得快。
因此，我们翻看明治文学史，不禁恍然若失，如见一幅幅的推背图，预示中国将来三十年的文坛的运势。白话文，译书体文，新诗，文艺思想的流派，小说与通俗小说，新旧剧的混合与划分，种种过去的史迹，都是在我们眼前滚来滚去的火热的问题，——不过，新旧名流绅士捧着一只甲寅跳着玩那政治的文艺复古运动，却是没有，这乃是我们汉族特有的好把戏。我想我们如能把日本过去四十年的文学变迁的大略翻阅一遍，于我们了解许多问题上定有许多好处；我并不是说中国新文学的发达要看日本的样，我只是照事实说，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与日本一样，到了现今刚才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年）左右的样子，虽然我们自己以为中华民国的新文学已经是到了黄金时代了。日本替我们保存好些古代的文化，又替我们去试验新兴的文化，都足以资我们的利用，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阘茸堕落也就应该更深深地感到了。
中国与日本并不是什么同种同文，但是因为文化交通的缘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学些，（虽然我又觉得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
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与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
中国人论理应当要好一点，但事实上还没有证明，这未必是中国人无此能力，我想大抵是还有别的原因。
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它，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碍，虽然超绝感情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
中日间外交关系我们姑且不说，在别的方面他给我们不愉快的印象也已太多了。日本人来到中国的多是浪人与支那通。他们全不了解中国，只皮相的观察一点旧社会的情形，学会吟诗步韵，打躬作揖，叉麻雀打茶围等技艺，便以为完全知道中国了，其实他不过传染了些中国恶习，平空添了个坏中国人罢了。
别一种人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他是到殖民地来做主人翁，来对土人发挥祖传的武士道的，于是把在本国社会里不能施展的野性尽量发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尽多这样乱暴的人物，别处可想而知。
两三年前木村庄八君来游中国时，曾对我说，日本殖民于辽东及各地，结果是搬运许多内地人来到中国，养成他们为肆无忌惮的，无道德无信义的东西，不复更适宜于本国社会，如不是自己被淘汰，便是把社会毁坏；所以日本努力移植，实乃每年牺牲许多人民，为日本计是极有害的事，至于放这许多坏人在中国，其为害于中国更不待言了。这一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件，损人而未必利己的是在中国各处设立妖言惑众汉字新闻，如北京的《顺天时报》等。凡关于日本的事件他要宣传辩解，或者还是情有可原，但就是中国的事他也要颠倒黑白，如溥仪出宫事件，章士钊事件，《顺天时报》也发表许多暴论，——虽然中国的士流也发表同样的议论，而且更有利用此等报纸者，尤为丧心病狂。
总之日本的汉字新闻的主张无一不与我辈正相反，我们觉得于中国有利的事他们无不反对，而有害于中国者则鼓吹不遗余力，据普通的看法日本是中国的世仇，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当然的也未可知，（所奇者是中国当局与士流多与他们有同一的意见，）我们不怪他这样地想，只是在我们眼前拿汉文来写给我们看，那是我们所不可忍的，日本如真是对于中国有万分之一的好意，我觉得像《顺天时报》那样的报纸便应第一着自动地废止。
我并不想提倡中日国民亲善及同样的好听话，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彼此能够略相理解，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注意于日本文化的缘故，我觉得中日两方面均非有一种觉悟与改悔不可。照现在这样下去，国内周游着支那通与浪人，眼前飘飐着《顺天时报》，我怕为东方学术计是不大好的，因为那时大家对于日本只有两种态度：不是亲日的奴厮便是排日的走卒，其间更没有容许第三的取研究态度的独立派存在的余地。
民国十四年十月三日
求雨
刊一九二七年六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北京军民长官率领众和尚求雨，各报均有记载，《顺天时报》还附有官绅排班长跪的照相，不知意思是美是刺，但总令我联想起日前该报的卫道特刊即春丁祭孔的照片来，觉得中日两国的帝制思想的浓厚了。
宗教的情绪或者是永远的，但宗教的形式是社会时代的产物，是有变化的。上古时代只有家长是全权的人，那时的宗教也只是法术，他自己便是术士，控制自然以保障生存都是他的事，其中重要的一件也就是“致雨”。
帝制成立，致雨的职务归于酋长，（因为他原是术士变的，）再转而属于祭师，宗教代法术而兴起，致雨不复全凭“感应术”的原则去擂鼓撒水以象征雷雨，或用令牌符咒强制执行，却跪下去叩头如捣蒜，请求玄穹高上帝开恩，于是由自力的致雨一变而为完全他力的“求雨”了。当初是家长的观点，觉得自然或其鬼（Daimones）都是同他平等的，他有力量可以指挥抵御他们；后来的观点乃是臣民奴隶的，鬼神是皇帝的老子，不然也是他的伯叔兄弟，总之都非以主子论不可。
帝制在有些地方还存在，有些地方已经废去了，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这种主奴关系的宗教观念十分坚固地存着，日本不必说了，在中国大多数也还相信天帝的摄理与跪拜的效力，——中华民国对于天庭还严谨地遵守帝制。（有些青年在名片上印一小制字，那是别一问题，只是小疏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