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意见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更改。我并不说不必反抗外敌，但觉得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因为不但这是更可耻的耻辱，而且自己不改悔也就决不能抵抗得过别人。所以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没有做人的资格至于被人欺侮之可耻，再有勇气去看定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总之中国人如没有自批巴掌的勇气，一切革新都是梦想，因为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
我们不要中国人定期正式举行忏悔大会，对证古本地自怨自艾，号泣于旻天，我只希望大家伸出一只手来摸摸胸前脸上这许多疮毒和疙瘩。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好，即使也不至于变得再坏。革命是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换朝代；赤化也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扰乱杀掠。可笑日本人称汉族是革命的国民，英国人说中国要赤化了，他们对于中国事情真是一点都不懂。
近来为了雪耻问题平伯和西谛大打其架，不知你觉得怎样？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他所说的话有些和“敌报”相像，但这也不足为奇，萧伯讷罗素诸人的意见在英国看来何尝不是同华人一鼻孔出气呢？平伯现在固然难与萧罗诸公争名，但其自己谴责的精神我觉得是一样地可取的。
密思忒西替羌不久将往西藏去了，他天天等着你回来，急于将一件关系你的尊严的秘密奉告。现在我暗地里先通知了你，使你临时不至仓皇失措。其事如下：有一天我的小侄儿对我们臧否人物，他说，“那个报馆的小孩儿最可恶，他这样地（做手势介），‘喂，小贝！小贝！’……”他自己虽只有三岁半，却把你认做同僚，你的蓄养多年的胡须在他眼睛里竟是没有，这种大胆真可佩服，虽然对于你未免有点失敬。连日大雨，苦雨斋外筑起了泥堤，总算侥幸免于灌浸，那个夜半乱跳吓坏了疑古君的老虾蟆，又出来呱呱地大叫了，令我想起去年的事，那时你正坐在黄河船里哪。草草。
十四年七月二七日
致溥仪君书
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语丝》
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虎集》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里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我先要跟着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夙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一面满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疚。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是不安。
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君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问的种类的问题。据我的愚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种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
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得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哪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是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他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研究东方文化者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了。
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自手至口”的人们所能造作的，我们必定要有碗够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画几笔花，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拣煤粒，哪有工夫去做这些事。
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的中国更不容易理解。中国穷人只顾拣煤核，阔人只顾搬钞票往外国银行里存放，知识阶级（当然不是全体）则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作“应制”的诗文；实质上是可吃的便是宝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圣旨，此外都不值一看。
这也正是难怪的，大家还饿鬼似的在吞咽糟糠，哪里有工夫想到制造“嘉湖细点”，更不必说吃了不饱的茶食了。设法叫大家有饭吃诚然是亟应进行的事，一面关于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饭而且还有能赏鉴茶食的一日。
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你来了，我想你至少该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为曾做过皇帝。我决不是在说笑话。俗语云，“做了皇帝想成仙”，制造文明实在就是求仙的气氛，不过所成者是地仙，所享者是尘世清福而已，这即是希腊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现在又愿意取消帝号，足见已饱厌南面的生活，尽有想成仙的资格，我劝告你去探检那地中海的仙岛，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结果。我想你最好在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
末了我想申明一声，我当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换一句话即是主张排满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号以后，对于满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时还觉得满人比汉人更有好处，因为他较有大国民的态度，没有汉人中北方的家奴气与南方的西崽气。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话，我希望你不会打破我这个幻想罢。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这封信才写好，阅报知溥仪君已出奔日本使馆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念。他跟着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明白的汉人（有辫子的不算）是满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还有从那些人的手里得到自由的日子，这封信仍旧发表。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幸灾乐祸是无怪的，我们何必空口同他们讲理呢？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
十二月一日添书
国庆日
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子威兄：
今日是国庆日。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像国庆，除了这几张破烂的旗。国旗的颜色本来不好，市民又用杂色的布头拿来一缝，红黄蓝大都不是正色，而且无论阿猫阿狗有什么事，北京人就乱挂国旗，不成个样子，弄得愈挂国旗愈觉得难看，令人不愉快。虽然章太炎知道了或者要说这是侮蔑国旗，但我实在望了这龌龊的街市挂满了破烂的旗，不知怎的——总觉得不像什么国庆。其实，北京人如不挂旗，或者倒还像一点也未可知。这里恐怕要声明一句，我自己就是一个京兆人，或者应说京兆宛平人。
去年今日是故宫博物院开放，我记得是同你和徐君去瞻仰的。今年，听说是不开放了，而开放了历史博物馆。这倒也很妙的。历史博物馆是在午门楼上，我们平民平常是上不去的，（我想到这原来是“献俘”的地方，）这回开放拿来作十五年国庆的点缀，可以说是唯一适宜的小点缀罢。但是我终于没有去。理由呢？说不清，不过不愿意看街上五色旗下的傻脸总是其中之一。
国庆日的好处是可以放一天假，今年却不凑巧正是礼拜日，糟糕糟糕。
十，十，十五年
养猪
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持光君：
今天在燕大图书馆看见英文报说，孙传芳在九江斩决了五十名学生，又某地将十名学生判决死刑云。我不禁想起希腊悲观诗人巴拉达思（Palladas）的一首小诗来：
Pantes toi thanatoi teroumetha kai trephometha
Ites agele khoiron sphazomenon alogos.
大意云，我们都被看管，被喂养着，像是一群猪，给死神随意地宰杀。不过，死神是异物，人不能奈何他。人把人当猪看待，却是令人骇然，虽然古时曾有“人彘”的典故。草草，不宣。
十五年十月七日
包子税
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中央公园的长美轩是滇黔菜馆，所以他的火腿是据说颇好的，但是我没有吃过，只有用火腿末屑所做的包子却是吃过，而且还觉得还好，还不贵，因为只要两分钱一个。今天我因无事，又踱进公园里去，顺便在长美轩买了五个包子，计大洋一角，可是阿唷，伙计硬要我再拿出四个铜子来，说这是叫什么四种特税，凡是看戏、嫖妓、上馆子、住客店，都要值十抽一，所以我应该被捐洋壹分。
我说我并不看戏嫖妓，只是吃几个包子罢了，为什么也要上税呢？
他说这不管，捐是一定要捐的。我没法只能付了他四个铜元，其实又多吃亏了四厘。我问这税是什么用的呢？他也说不上来，说大约是为讨赤吧，不过他也不能担保。
我坐在柏林下的板椅上，一面吃着包子，心里纳罕，这个年头儿连一个包子都不容易吃，逃不了税。但是转念一想，这如真是用在讨赤，我们京兆公民也是应该乐输的。因为赤祸如何是洪水猛兽，白福如何是天堂乐土，京兆公民是最能知道的也。
十五年十月
孙中山先生
刊一九二五年三月《语丝》
署名开明
收入《谈虎集》
孙中山先生终于故去了。料想社会上照例来盖棺论定，一定毁誉纷起，一时难得要领。我们于孙中山先生无恩无怨，既非此党亦非彼系的人，说几句话或者较为公平确实，所以我来写这几行质朴无华的纪念文字。
我不把孙中山先生当作神人，所以我承认他也有些缺点，——就是希腊的神人也有许多缺点，且正因此而令人感到亲近。我们不必苦心去想替他辩解，反正辩解无用，不辩解也无妨，因为我们要整个地去看出他的伟大来，不用枝枝节节地计较。武者小路实笃在诗集《杂三百六十五》中有一首小诗道：
“一棵大树，
要全部的去看他，
别去单找那虫蛀的叶！
呔，小子！”
我们也应当这样地看。我们看孙中山先生第一感到的是他四十年来的革命事业。我们不必去细翻他的传记，繁征博引地来加以颂赞，只这中华民国四字便是最大的证据与纪念：只要这民国一日不倒，他的荣誉便一日存在，凡是民国的人民也就没有一人会忘记他。正确地说，中华民国的下二字现在还未实现，所做到的单是上二字，——辛亥时所谓“光复旧物”，虽然段芝泉先生打倒复辟却又放溥仪到大连去，于中国有什么后患尚不可知。
我未曾见过孙中山先生一面，但始终是个民族主义者，因此觉得即使他于三民五权等别的政治上面没有主张及成就，即此从中国人的脑袋瓜儿上拔下猪尾巴来的一件事也就尽够我们的感激与尊重了，我上边说无恩无怨，其实也有语病，因为我们无一不受到光复之恩，事业固然要多人去实做才能成功，而多人之中非有一人号召主持则事也无成，孙中山先生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的这样的一个人。
孙中山先生年纪也不小了，重要事业的一部分也已完成了，此刻死去，正如别人所说可以算是“心安而理得”了；还有未完成的工作自应由后死者负担去继续进行，本来不能专靠着他老人家，要他活一百二十岁来替后生们谋幸福生活。
不过仔细思想，有不能不为孙中山先生悲者，便是再老实地说，中国连民族革命也还实在没有完成。不必说溥仪在逃与遗老谋叛，就是多数国民也何尝不北望倾心，私祝松花江之妖鱼为“小皇”而来！
孙中山先生在欢迎声中来，在哀悼声中死于中国的首都北京，可谓备受全国之尊崇，但“夷考其实”则商会反对欢迎而建议复尊号，市人以“孙文”为乱党一如清朝时，甚至知识阶级亦在言论界上吐露敌视之意，于题目及语气间寄其祈望速死的微旨。
呜呼，此是何等世界！昔者耶稣欲图精神的革命，卒为犹太人强迫罗马总督磔之于十字架上，孙中山先生以革命而受群众的仇恨，在习于为奴的中国民族中或者也是当然的吧。孙中山先生不以革命死于清朝或洪宪政府之手，而得安然寿终于北京之一室，在爱惜先生者未尝不以为大幸，但由另一方面看来却又不能不为先生感到无限的悲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