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层，照我们的观察，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要是果真日本的“知识中人”都同蝼蚁一样，个个觉得去为主义而牺牲“有何值得”，还不如在征夷大将军德川列帅治下过个狗苟蝇营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同中国一样早已为西方帝国主义所宰割，哪里还有力量来中国作文化侵略呢？
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于别的种种机缘，一半岂不是也由于那些维新志士，“不顾利害，甘蹈危机”，尊王倒幕，为幕府所骈诛而不悔，始得成功的么？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维新志士为不如蝼蚁，便不应该这样来批评党案，无论尊王与共产怎样不同，但其以身殉其主义的精神总是同的，不能加以歧视。
日本人自己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轻重生死，更不赞成鼓吹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训我们。
《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如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澹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澹泊的证据呢？日本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像这样明显的胡说八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幸灾乐祸，历年干涉内政，“挑剔风潮”，已经够了，现今还要进一步，替中国来维持礼教整顿风化，厉行文化侵略，这种阴险的手段实在还在英国之上。英国虽是帝国主义的魁首，却还没有来办“顺天时报”给我们看，只有日本肯这样屈尊赐教，这不能不说同文之赐了。“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呜呼，是亦汉文有罪焉欤！
十六年五月
三天
刊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
署名子严
收入《谈虎集》
在广告上见有一本学外国文的捷诀，说三天内可以成功。
我心里说道，这未免太少一点了。大抵要成就一件事，三天总还不够，除了行幻术，如指石成金，开顷刻花之类。这些奇迹据说可以在刹那中成就，但是要等候“回道人”下凡来的时候才行；这也不是三天之内可以等到的。
有一位民国的边疆大员，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节，竭力劝人学佛。他说，就是你们学什么德文法文，也都是白费工夫，只要学佛就好了，将来证果得了六神通，不论那一国文字，自然一看便懂。
但是事隔十五六年之后，我于去年冬天看见他还在北京坐着马车跑，可见他也还未得到神通。（倘有了神通，他便可以用神足力，东涌西没，或南涌北没，当然不要马车了。）于是他的用神通力学外国文的捷诀，也就没有什么把握了。
《觉悟》上面曾经登过戴季陶先生的关于学日本文的谈话（记得系引用在施存统先生的文中），他说用功三年，可以应用，要能自由读书，总非五年不可。这实在是经验所得的老实话，我愿有志学外国文的人要相信他这话才好。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勤”“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至于三天四天这些话，只可以当作笑话说说罢了。
有人问我，你这样说，岂不太令人扫兴么？三天虽然不能速成，或者可以引起一点兴趣，使他们愿意继续学下去，也是好的。你如今说破，他们未免畏难，容易退缩，岂不反有害么？我当初听了也觉得有理，但仔细一想，却又不然。那决心用三五年工夫去学习的人，听了我的话当然不会灰心，或者反有点帮助。至于想在三天之内，学成一种外国文，这件事反正是不可能的，与其以后失望，还不如及早通知他，使他可以利用这三天去做别的事，倒还有一些着落。
十年七月
天足
刊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晨报副刊》
署名子严
收入《谈虎集》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像李笠翁那样的人，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近来虽然有学者说，西妇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其害甚于缠足，但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
我时常兴高采烈地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这时候仿佛无形中她将一面藤牌，一支长矛，恭恭敬敬的递过来，我虽然不愿意受，但也没有话说，只能也恭恭敬敬的接收，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我每次出门，总要收到几副牌矛，这实在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唯有那天足的姊妹们，能够饶恕我这种荣誉，所以我说上面的一句话，表示喜悦与感激。
十年八月
“重来”
刊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晨报副刊》
署名荆生
收入《谈虎集》
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这本戏先前有人译作“群鬼”，但中国古来曾有“重来”一句话，虽然不是指僵尸，却正与原文相合，所以觉得倒是恰好的译语。
我在这里并不想来评论易卜生的那篇戏剧，或是讲古今中外的僵尸故事，虽然这都是很有趣的事。我现今所想说的，只是中国现社会上“重来”之多。
我们先反问一声，怎样的不是“重来”？据民俗上的学说，死人腐烂或成蜡者都非是。但这是指真僵尸而言，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
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至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
我们死鬼的祖先不明白男女结婚的意义，以为他们是专为父母或圣贤而结的，所以一切都应该适合他们的意思，当事的两人却一点都不能干涉。到了现在至少那些青年总当明白了，结婚纯是当事人的事情，此外一切闲人都不配插嘴，不但没有非难的权利，就是颂扬也大可不必。
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很平常的一件结婚，却大惊小怪地发出许多正人心挽颓风的话，看了如听我的祖父三十年前的教训，真是出于“意表之外”，虽然说“青年原是老头子的儿子”，但毕竟差了一代，应有多少变化，现在却是老头子自己“夺舍”又来的样子了。
古人之重礼教，或者还有别的理由，但最大的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这只要考察野蛮民族的实例可以明白。道学家的品行多是不纯洁的，也是极好的例证。现代青年一毫都没有性教育，其陷入旧道学家的窠臼本也不足怪，但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不幸罢了。因为极端的禁欲主义即是变态的放纵，而拥护传统道德也就同时保守其中的不道德，所以说神圣之恋爱者即表示其耽恋于视为不洁的性欲，非难解约再婚的人也就决不反对蓄妾买婢，我相信这决不是过分刻毒的话。
人间最大的诅咒是肖子顺孙四个字。现代的中国正被压在这个诅咒之下。
十二年六月
浪漫的生活
刊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
署名荆生
收入《谈虎集》
我从前总以为中国人所过的生活是干燥无味的单调的生活，现在才觉得自己是错了。中国人的生活决不单调，实在是异常浪漫的；这回见了铜元票的风潮才忽然想到，虽然我见过不少这样的风潮，但在今天方才豁然贯通，如有神助。
历史学者房龙说，迦勒底人兼用十进和十二进计算法，可惜我们现在除计算时刻外都只用十进法了。中国人大家和他很表同情，似乎极不愿意用十进法，因为十进正是非常单调的算法，但是没有从迦勒底（虽然有西洋学者说中国人是从迦勒底迁来的）学来十二进法，所以他们独自发明一至九进法，自由应用。
譬如日常收付，一元值十角，一角值十分，一分值一枚，日日如此，有什么趣味？现在改为一元值十一角一分，一角值九分，一分值一枚七八九……，而票面十枚又值八七六以至廿枚，于是算起账来十角等于九角，五十枚等于二十枚，把世界上最单调的数字都变成奇幻的东西，真是非有极度强大的浪漫性不能有这样成绩，而且因了这些单调的数字之浪漫化，大家奔走呼号挨挤争闹，生活上又增加许多变化与趣味，这是何等繁复的生活！对于这样生活还要称之曰单调，那么世上哪里还有不单调的生活呢？
其次，我要顺便说及，见了这回铜元票的风潮以及中南等票的挤兑，我又得到一个极大的安心，这便是觉得八月十五以后的大劫是不会来的了，倘若真是要来，那么大家只要混过这三四天便了，还要铜元和现洋何用；现在那样的挤兑，可知是兑了来预备节前节后慢慢地享用的。或者他们兑了出来去买纸锭焚化存库，那也是可忧的现象，目下却不听说纸货涨价，可见大家都没有过了节长辞之意，我们也就可以暂且安心。宗教大同会里餐矢的先生们的预言或者也有什么价值吧，只是“天听是我民听”，所以我就推想八月十五以后未必会有什么空前的大什么，要有也总不过是承前的铜元票风潮罢了。
十二年九月
代快邮
刊一九二五年八月《语丝》
署名凯明
收入《谈虎集》
万羽兄：
这回爱国运动可以说是盛大极了，连你也挂了白文小章跑得那么远往那个地方去。我说“连你”，意思是说你平常比较的冷静，并不是说你非爱国专家，不配去干这宗大事，这一点要请你原谅。但是你到了那里，恐怕不大能够找出几个志士——自然，揭贴，讲演，劝捐，查货，敲破人家买去的洋灯罩，（当然是因为仇货，）这些都会有的，然而城内的士商代表一定还是那副脸嘴罢？他们不谈钱水，就谈稚老鹤老，或者仍旧拿头来比屁股，至于在三伏中还戴着尖顶纱秋，那还是可恶的末节了。在这种家伙队里，你能够得到什么结果？所以我怕你这回的努力至少有一半是白费的了。
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谱牒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
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预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角色，衣服与看客。
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孙中山未必是崇祯转生来报仇，我觉得现在各色人中倒有不少是几社复社，高杰、左良玉、李自成、吴三桂诸人的后身。阿尔文夫人看见她的儿子同他父亲一样地在那里同使女调笑，叫道“僵尸！”我们看了近来的情状怎能不发同样的恐怖与惊骇？佛教我是不懂的，但这“业”——种性之可怕，我也痛切地感到。即使说是自然的因果，用不着怎么诧异，灰心，然而也总不见得可以叹许，乐观：你对高山说希望中国会好起来，我不能赞同你，虽然也承认你的热诚与好意。
其实我何尝不希望中国会好起来？不过看不见好起来的征候，所以还不能希望罢了。好起来的征候第一是有勇气。古人云，“知耻近乎勇。”中国人现在就不知耻。我们大讲其国耻，但是限于“一致对外”，这便是卑鄙无耻的办法。三年前在某校讲演，关于国耻我有这样几句话：
“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中国女子的缠足，中国人之吸鸦片，买卖人口，都是真正的国耻，比被外国欺侮还要可耻。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中国人，即使用了俾斯麦毛奇这些人才的力量，凭了强力解决了一切的国耻问题，收回了租界失地以至所谓藩属，这都不能算作光荣，中国人之没有做人的资格的羞耻依然存在。固然，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国民，无论如何崇拜强权，到底能否强起来，还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