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仔细一想，中国自己原有奴隶的言语，这不但是国货，而且还十全万应，更为适用，更值得提倡。东欧究竟还是西方文明的地方，那种奴隶的言语里隐约含着叛逆的气味，着实有赤化的嫌疑，不足为训，而中国则是完全东方文明的，奴隶的心是白得同百合一样的洁白无他，他的话是白得同私窝子的脸一样的明白而——无耻，天恩啦，栽培啦，侍政席与减膳啦，我们的总长啦，孤桐先生啦，真是说不尽，说不尽！你瞧，这叫得怎样亲热？无怪乎那边的结果是笞五百流一万里，这边赐大洋一千元。利害显著，赏罚昭彰，欲研究奴隶的言语以安身立命者，何去何从，当已不烦言而喻矣乎？
十五年六月
京城的拳头
刊一九二六年六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偶然听到一个骡车夫说，二十六年前的情形比现在还要好一点，而那时乃是庚子年。同时有些爱国家则正在呼号，大家只需慎防洋人，至于拳头向来是京城的好，（案这个故典大约出在《笑林广记》，）不妨承受些许。
查所谓国家主义是现今最时髦的东西，无论充导师的是著名“糊涂透顶”的人，总之是不会错的，但是，我疑惑，我们为什么要慎防洋人，岂不是因为怕被虐待，做奴隶么？现在我们既然受过庚子的训练，而且到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比较的并不怎么不舒服，那么做外国的奴在京兆人未必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吧。
拳头总是一样，我们不愿承受“晚娘的拳头”，但也不见得便欢迎亲娘的。这一节爱国家如不了解，所说的都是糊涂话，——如其是无心的还可以算是低能；故意的呢，那是奴才之尤了。
丙寅端午后三日，京兆岂明
铜元的咬嚼
刊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京报副刊》
署名夷今
收入《谈虎集》
今天到邮局想买几分邮票，从口袋里摸出铜元来，忽然看见一个新铸的“双枚”。新的“中华铜币”本是极常见的东西，不过文字都很模糊，这回的一个比较的特别清晰，所以引人注意，我就收进袋里带了回来。归到家里拿出来仔细赏鉴，才见背面上边横写“民国十三年”字样，中间是“双枚”二字；正面中间“中华铜币”之上却又横排着四个不认得的满洲文，下边则是一行字体粗劣的英文曰THE REPUBLIC OF CHINA。我看了这个铜元之后实在没有什么好感，忍不住要发几句牢骚。
我不懂这满洲文写在那里干什么的，不管它所表的是什么意思。倘若为表示五族共和的意思，那么应当如吴稚晖先生的旧名片一样，把蒙古文、西藏文及阿拉伯文都添上才行，——实际回族或者还多懂阿拉伯文的人，满族则我相信太傅伊克坦先生以外未必有多少人懂满文了。铜币上写这几个字有何意义，除了说模拟前清办法之外似乎找不到别的解说。这纵使不是奴性也总是惰性之表现。
写英文更是什么道理？难道民国是英人有份的，还是这种铜元要行使到英语国民中间去么？钱币的行使天然是只在本国，（中国的银钱则国内还不能彼此流通，）何以要写外国文，而且又是英文：这不是看香港的样是什么？我们如客气地为不懂汉文的外国人设法，注上一个表示价值的阿拉伯数字就尽够了。民族之存在与自由决不只靠文字上的表示，所以我并不主张只要削除钱币邮票上的英文便已争回中国之独立：中国之已为本族异族的强人的奴市在事实上已无可讳言，要争自由也须从事实去着手。我这里所要说的只是中国人头脑是怎样地糊涂，即在铜币或邮票上也历历可见。英国文人吉辛（Gissing）在笔记中曾叹英国制牛奶黄油品质渐劣即为民德堕落之征，的确不是过甚之词；中国的新铜币比朝鲜光武八年（日韩合并前六年）的铜元还要难看，岂不令人寒心？
十四年四月
双十节的感想
作于一九二七年
刊一九二八年“北新”初版本
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虎集》
本年的双十节我同一个友人往中央公园去看光社展览会，一路上遇见好几件事情，引起了一点感想，现在列记于下，不知读者中有和我同感者否？今年的双十节在北京特别郑重，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从八日起就挂旗，一直挂了三天，虽然仍旧是些肮脏破烂的五色旗，究竟也表示得郑重，比平常的国庆日热闹得多了。这颇令我喜欢。
我初来北京的这一年，正遇见张辫帅，亲眼见枪弹从头上飞过，不知道差了几个米里密达。今年呢，大家对于这个国旗知道这样尊重了，即使市民们没有诗人的热情，叫它做情人或阿嬷，总是要挂它三天了；无论是什么军阀，也声声口口叫我中华民国了。这样看来，中华民国——至少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总可以保存，我所最怕的复辟这件事不至于再会发生的了。这是我所以喜欢的原因。
我们走进了中央公园的大门，我很吃了一惊，（我的朋友也说吃了一惊，虽然他的吃惊的原因与我的有点小小不同，）在出入口的中间摆了几张桌子，上边堆满了印刷品，有三位女士（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短发的）和两位先生，在那里很忙地拣集各种印刷品，递给在旁边摊着手等着的人们。人类是富于模仿性的，而且老实说，贪得的性又是谁会没有呢，所以我也走近前去伸出手来，我的朋友自然也伸着手。
等了一刻，总算各抓到一把，欣欣然地走进铁栅门，右边站着一位警察，吩咐道，“好好儿地收起来，不要丢在地上！”我只答应了一声“喳！”却不明白他吩咐的意思是在敬惜字纸呢，还是为什么。
我们既拿到了这个东西，便不去看光社，先找一家茶摊坐下，一面喝着龙井，把那些纸片细细地研究，才知道这是三四方面军团宣传部的出品，种类甚多，我最运气，得到十种，我的朋友却只有八种。我的十种可以分作三类，计双十节类四，阎锡山类五，以及告农民类一是也。
关于宣传文现在且按下不表，单讲我吃惊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并不为别的，我只觉得这几位青年似乎都是我的熟人，正如我的朋友所感到的那样，仿佛觉得这两位女士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学生。这当然未必会是真的，总之或者是坐冷板凳太久之故，有点头脑糊涂了，所以如此错觉罢，——是的，我后来坐在茶桌旁看走过的一个个的青年又觉得似乎就是在大门口的几位，于是可以见我老眼的昏迷了。
我的朋友说他初看见的时候，想到有一年有青年学生们在太和殿发给传单之事，所以吃了一惊；不过这一层我却没有感到，固然是因为我没有到太和殿去，一半也因为我较多世故，知道这是截然两件事，连联想都不想到了。老实说，这是我比我的朋友还要较为聪明的地方。
末了还是去看光社的照相展览会。在那里与好些艺术家点了头，刚看到Dr.Shen的作品的时候，偶然回过头去，却不意忽然地“隔着玻璃看见”了它！（依据严侯官《英文汉诂》，“最凡之名”Collective Noun为“罔两”属，独用单数。）
从董事会的后窗望出去，在端门的西边，甬道旁的几间小屋面前，有一群人在那里正用晚餐，大抵都穿着长衫，有的带呢帽，有的顶着瓜皮帽，而流品不齐，看去大都像是店铺的伙计，却来这个处所野餐，这也奇了！难道是趁了国庆节来“辟克尼克”的么？——非也，有本地的朋友告诉我，这乃是政府的公仆，国民的监督，上海滩上所谓包打听，而中古英文称曰Spier者是也。
喔，喔，我今天真好运气，见了好些世面，好物事，而光社展览品不与焉！原来这是这样的，下次我在马君的屋里遇到书店掌柜，就不免要神经过敏，言动要特别谨慎些也不可知，在书店掌柜们或者是有点不敬，但我实在觉得有如两颗蚕豆之不可辨别，为做明哲起见不得不尔，至于在街上走时满眼皆是此辈，尤其不敢妄谈国事等等，那更是适当的了。
日子过去了，感想也渐淡薄下去了，特别是不愉快的印象，虽然总不会淡薄到没有。但是好的一方面却比较地长久留存一点：张少帅部下的女宣传员是剪发的，宣传文是白话的，觉得很有一番新气象，北方的禁剪发禁白话的政令大约只是所谓旧派的行为，不见得能够成功，想到这里仿佛又可以乐观起来了罢？民国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回家之后，把宣传文全套研究了三日三夜，不怕宣传部列位疑心我要夺渠们的饭碗，我实在觉得不很出色，不很有力。说到这一点，倒不能不推重那日本人的北京汉文报——Notorious的《顺天时报》。大家知道《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专替本国军阀政府说话，但为日支共存共荣计，也肯为别国反动势力尽义务，充当名誉（？）宣传员，到底因为有教育有训练的缘故，这些忠义的“外臣”的工作有时竟比内臣还要切实有效。
照这几天的报纸看来，登载“某方消息”多么起劲，浦口各处据它说都已克服了，此外某处某处也都“将”占据了，这都是官报所未见的，而忠勇的《顺天时报》独能如此竭力效命，岂不殊堪嘉尚么？该报社长及主笔实在应该各赠勋五位，照洪宪朝某博士例，列为外臣，与“入籍教授”相对，未始不是熙朝盛事，只可惜衮衮诸公没有见到，未免有功高赏薄之恨罢了。我又想到宣传部招考条例，月薪是二十至七十元，那也未免太少，难怪宣传成绩不很有力，不能与该《顺天时报》相比了。
十四日附记
森鸥外博士
刊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
署名仲密
加入《谈龙集》
据日本新闻的报道，森鸥外博士于本月十日去世了，这实在是东亚文坛的一件极可惋惜的事。
森鸥外（Moli Ogai）名林太郎，生于一八六〇年，毕业医科大学，留学德国，专研究卫生学，归后进医学博士，后又授文学博士，任军医总监及东京博物馆长，今年七月十日以肾脏病卒，年六十三岁。
在日本近三十年的文学界上，森氏留下极大的功绩，与坪内逍遥博士并称。他在新文学初兴的时候共著许多精密的介绍翻译，到后来自然主义兴起，风靡一时，他以超然的态度，独立著作，自成一家，但一方面翻译欧洲大陆的作品仍不稍懈，最著名者有丹麦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德国歌德的《浮士德》《歌德传》及《浮士德考》等，此外《一幕物》《现代小品》《十人十话》与《蛙》等亦均有名。著作则有戏剧《我的一幕物》，小说集《涓滴》（后改题“还魂录”）、《走马灯与分身》《高濑舟》，长篇《青年》及《雁》，传记故事《天保物语》《山房札记》等数十种。
《涓滴》在一九一〇年出版，其中有《杯》及《游戏》二篇最可注意，因为他著作的态度与风格在这里边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拿着火山的熔岩色的陶杯的第八个少女，不愿借用别人的雕着“自然”二字的银杯，说道，“我的杯并不大，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杯饮水，”这即是他的小影。
《游戏》里的木村，对于万事总存着游戏的心情，无论作什么事，都是一种游戏，但这乃是理智的人的透明的虚无的思想，与常人的以生活为消遣者不同，虽当时颇遭文坛上正统派的嘲弄，但是既系现代人的一种心情，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这种态度与夏目漱石的所谓低徊趣味可以相比，两家文章的清淡而腴润，也正是一样的超绝，不过森氏的思想保守的分子更少，如在《沉默之塔》一篇里可以看出。这篇原来登在生田长江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上，当作序文，有汉译，收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
《走马灯与分身》（1913年）系两部合成，《走马灯》凡八篇，记人世的情状，《分身》六篇，写自己的经验，觉得最有兴趣。读《妄想》《食堂》与《田乐豆腐》诸篇，主人公的性情面目，宛然如在目前，这种描写的手法正是极不易及。《高濑舟》（1918年）的内容，大半与《走马灯》相类，但其中有《鱼玄机》《寒山拾得》诸作，采用古代的材料，编成新的故事，已经是《山房札记》的先声了。《山房札记》（1919年）一类的书，以事实的考证为重，所以称他为传记故事，《鱼玄机》等却是小说。现代作这一体小说的人也颇不少，唯芥川龙之介做得最多也最好，文章又颇有与森相似的地方，所以被称作第二的森鸥外，然而做《分身》一类的人却是现在没有了。
森氏的著作中间，有一篇不曾编入集里的小说，最使我注意的，是那九十四页的短篇“ ”（《性的生活》）。这一篇作品系登在文艺杂志《昴》（）一卷七号（一八九九年七月）上，这杂志本是森鸥外与谢野宽和晶子木下杢太郎诸人组织，由石川啄木编辑的。但是这一号才发行出去，内务部即认定《性的生活》是坏乱风俗的文章，立刻禁止发卖，将他没收了。所以后来小说集里没有这篇，而且在外边流传的也颇稀少，在禁止的一年后，我听发行的书店里的人说，有人想要搜求，已经非出六倍的价不可了。
《性的生活》是《分身》一类的作品，金井君自叙六岁至二十一岁的性的知识的经验，欲作儿子的性的教育的资料，由我看来实在是一部极严肃的，文学而兼有教育意义的书，也非森氏不能写的。但是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的严肃的作品，却被官吏用警眼断定是坏乱风俗而禁止了。原文的末节云，
“他读完原稿之后，心想将这个发表出去么？这很为难罢。有些事情，大家都做着，却都不说的。而且自己也挂名在为谨慎所支配住的教育界里，这很为难罢。那么无意中给儿子去读，也可以么？如给他去读，那也未必有什么不可以给他读的事情。但是读了之后，儿子的心理现出来的效果如何，却是不能预先测知的。倘若读了这个的儿子，成为他的父亲一般，那么怎样？这是幸呢，还是不幸呢？兑美尔（Dehmel）的诗里曾说，‘不要服从他，不要服从他！’也不愿给儿子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