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据说是罗马处置奴隶的刑具，把他钉在架子上，让他活活地饿死或倦死，约莫可以支撑过几天；荼毗是中世纪卫道的人对付异端的，不但当时烤得难过，随后还剩下些零星末屑，都觉得不很好。车边斤原是很爽利，是外国贵族的特权，也是中国好汉所欢迎的，但是孤零零的头像是一个西瓜，或是“柚子”，如一位友人在长沙所见，似乎不大雅观，因为一个的身体太走了样了。吞金喝盐卤呢，都不免有点妇女子气，吃鸦片烟又太有损名誉了，被人叫作烟鬼，即使生前并不曾“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怀沙自沉，前有屈大夫，后有……，倒是颇有英气的，只恐怕泡得太久，却又不为鱼鳖所亲，像治咳嗽的“胖大海”似的，殊少风趣。吊死据说是很舒服，（注意：这只是据说，真假如何我不能保证，）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便是这样死的，有一个日本文人曾经半当真半取笑地主张，大家要自尽应当都用这个方法。可是据我看来也有很大的毛病。什么书上说有缢鬼降乩题诗云，
“目如鱼眼四时开，
身若悬旌终日挂。”
（记不清了，待考；仿佛是这两句，实在太不高明，恐防是不第秀才做的。）又听说英国古时盗贼处刑，便让他挂在架上，有时风吹着骨节珊珊作响，（这些话自然也未可尽信，因为盗贼不会都是锁子骨，然而“听说”如此，我也不好一定硬反对，）虽然有点唐珊尼爵士（Lord Dunsany）小说的风味，总似乎过于怪异——过火一点。
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他实在同丈八矛嚓喇一下子是一样，不过更文明了，便是说更便利了，不必是张翼德也会使用，而且使用得那样地广和多！在身体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么简单。简单就是安乐，这比什么病都好得多了。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倘若说美中不足，便是弹子太大，掀去了一块皮肉，稍为触目，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砂似的东西，穿过去好像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美满了。我想这种发明大约不会很难很费时日，到得成功的时候，喝酸牛奶的梅契尼柯夫（Metchnikoff）医生所说的人的“死欲”一定也已发达，那么那时真可以说是“合之则双美”了。
我写这篇文章或者有点受了正冈子规的俳文《死后》的暗示，但这里边的话和意思都是我自己的。又上文所说有些是玩话，有些不是，合并声明。
十五年五月
案，所说俳文《死后》已由张凤举先生译出，登在《沉钟》第六期上。十六年八月编校时再记。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刊一九二六年三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泽泻集》
一
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
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课，到了第四院时知道因外交请愿停课，正想回家，就碰见许家鹏君受了伤逃回来，听他报告执政府卫兵枪击民众的情形，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
到了现在已是残杀后的第五日，大家切责段祺瑞、贾德耀，期望国民军的话都已说尽，且已觉得都是无用的了，这倒使我能够把心思收束一下，认定这五十多个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涉结果一定要比沪案坏得多，这在所谓国家主义流行的时代或者是当然的，所以我可以把彻底查办这句梦话抛开，单独关于这回遭难的死者说几句感想到的话。在首都大残杀的后五日，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可见我的冷静也还有一点哩。
二
我们对于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对于无论什么死者我们都应当如此，何况是无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还是我们所教过的学生。我的哀感普通是从这三点出来，熟识与否还在其外，即一是死者之惨苦与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三是遗族之哀痛与损失。这回的死者在这三点上都可以说是极量的，所以我们哀悼之意也特别重于平常的吊唁。
第二件则是惋惜。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毁坏青春并不一定是最可叹惜，只要是主者自己愿意抛弃，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东西，无论是恋爱或是自由。
我前几天在茶话《心中》里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我常常独自心里这样痴想，“倘若他们不死……”我实在几次感到对于奇迹的希望与要求，但是不幸在这个明亮的世界里我们早知道奇迹是不会出来的了。我真深切地感得不能相信奇迹的不幸来了。
三
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不幸女师大的学生有两个当场被害。一位杨女士的尸首是在医院里，所以就搬回了；刘和珍女士是在执政府门口往外逃走的时候被卫兵从后面用枪打死的，所以尸首是在执政府，而执政府不知怎地把这二三十个亲手打死的尸体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拿去，女师大的职教员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才算好容易运回校里，安放在大礼堂中。
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殓，我也去一看；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了的两个人，只余脸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刘女士是我这大半年来从宗帽胡同时代起所教的学生，所以很是面善，杨女士我是不认识的，但我见了她们两位并排睡着，不禁觉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见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岁了，好像是我的现在的两个女儿的姊姊死了似的，虽然她们没有真的姊姊。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我见职教员中有须发斑白的人此时也有老泪要流下来，虽然他的下颔骨乱动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
这是我昨天在《京副》发表的文章中之一节，但是关于刘杨二君的事我不想再写了，所以抄了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师大开追悼会，我胡乱做了一副挽联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殉难者全体追悼会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后五日
新中国的女子
刊一九二六年四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泽泻集》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发生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明观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记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支那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那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钦佩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支那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
《北京周报》社长藤原君也在社说中说及，有同样的意见：
“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其时他就想到支那的兴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以前有一位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支那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时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支那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想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支那机运的一点消息。”
我们读佩弦君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看见他说：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
把这个与杨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难的事实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日本记者的感想是确实的，并不全是由于异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其实这现象也是当然的，从种种的方面看来，女子对于革命事业的觉悟与进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热烈坚定，因为她们历来所身受的迫压也更大而且更久。波兰俄国以及朝鲜的革命史上女子占着多大的位置，大家大抵是知道的，中国虽是后进，也自然不能独异。我并不想抹杀男子，以为他们不配负救国之责，但他们之不十分有生气，不十分从容而坚忍，那是无可讳言的。我也并不如日本记者那样以为女子之力即足以救中国，但我确信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有革命思想的男子容易为母妻所羁留，有革命思想的女子不特可以自己去救国，还可以成为革命家之妻，革命家之母。这就是她们的力量之所在。
男女的思想行为的变化与性择很有关系，不过现在都是以男性为主，将来如由女性来作“风雅的盟主”（Elegantiae Arbiter），不但两性问题可以协和，一切也都好了。（斯妥布思女士的主张也即是其中之一部分。）现在不谈别的，只说关于中国革命的事，我们的盟主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这断然不是躲在书斋里读《甲寅》的聪明小姐喽，却也未必一定是男装从军的木兰一流人物。我在这里忽然想起波兰的一首诗来，这诗载在勃阑特思（Georg Brandes）所著《十九世纪波兰文学论》中，是有名的复仇诗人密子克微支（Adam Mickiewicz）所作，题名“与波兰的母亲”，是表示诗人理想中的国民之母的，我们且看他是怎样说法。大意云：
“赶快带你的儿子到冷僻的洞窟里，教他睡在芦苇上，呼吸潮湿秽恶的空气，与毒虫同卧一处。在那里，他将学会怎样使他的愤怒潜伏，使他的思想叵测，沉默地毒死他的言语，卑屈的使他的形状像那蝮蛇。我们的救主在做小孩的时候，在拿撒勒游戏，拿了十字架，后来他就在这上面救了世界。波兰的母亲呵！倘若我是你，我将拿他的未来运命的玩具给他游戏。早点给他链条锁在手上，叫他习惯推那犯人的污秽的小车，使他见了刽子手的刀斧不会失色，见了绞索不会红脸。因为他并不如古时武士将往耶路撒冷充十字军，插他的旗在那被征服的城上，也不像三色旗下的兵士将去耕自由之田地，沃以自己的鲜血。不，无名的奸细将告发了他，他当在伪誓的法官前辩护他自己，他的战场是地下的囚室，不可抗的敌人就是他的裁判官。绞架的枯木即为他的墓标，几个女人的眼泪，不久就干了，以及国人的夜间的长谈，是他死后的唯一的荣誉与纪念。”
这是波兰的贤母，但是良妻应当怎样呢？据同一诗人在《格拉支那》（“”）一篇中所说，她可以违背了丈夫的命令，牺牲了性命身家领地，毫无顾惜，只要能保存祖国的光荣，与敌人以损害。啊，波兰的复仇诗人们，密子克微支与斯洛伐支奇，你们的火焰似的热情是永不会消灭的，在这世界上还有迫压与残暴的时候。你们理想中的女子或者诚然不免有点过激，但在波兰恐怕非如此不可，而且或者非如此波兰也不会保存以至中兴。
中国现在情形似乎比波兰要好一点，（不过我也不能担保，照这样“整顿学风”下去，就快到那地步了，）因为如勃阑特思的《波兰印象记》第二卷所说，“政府禁止在学校里教女子读波兰文，但教裁缝是许可的，所以她们在石板上各画一幅胸带的图，以防军警来查，她们在桌上摆着裁缝材料，书籍放在下面，”中国总算还让她们读书。因此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女子还不至于希望她们成为波兰式的贤母良妻，只希望她能引导我们激刺我们，并不是专去报复，是教我们怎样正当地去爱与死。
我不知道中国的新妇女或旧妇女的爱情是猛烈还是冷淡，但我觉得中国男子大抵对于恋爱与生死没有大的了解与修养，可见女性影响之薄弱无用。生在此刻中国的女子不但当以大胆与从容的态度处理自己的恋爱与死，还应以同样的态度来引导——不，我简直就说引诱或蛊惑男子去走同一的道路，而且使恋爱与死互相完成。这应当怎么做，她们自己会知道，我们不能说，我只能表示这样一个希望罢了。至于弹琴作画吟诗刺绣的小姐们，本来也是好的，不过那是天下太平时代的装饰品，正如一个霁红花瓶，我决不想敲破他，不过不是像现在中国这样的破落人家所该得起的，所以我不想颂扬。大约在二十年前，刘申叔先生正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候，我曾做了三首偶成的诗，寄给他发表，现在还没有忘记，转录在这里，算作有诗为证罢。
为欲求新生，辛苦此奔走，
学得调羹汤，归来作新妇。
不读宛委书，但织鸳鸯锦，
织锦长一丈，春华此中尽。
出门怀大愿，竟事不一映，
款款坠庸轨，芳徽永断绝。
民国十五年大残杀之月末日，在北京书为被杀伤的诸女士纪念。
碰伤
刊一九二一年六月《晨报》
署名子严
收入《泽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