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宋太祖终于登上了帝位。但是创业难，守业更难。要想把自己的皇位传下去，首先就要保住皇权的地位。宋太祖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就是要收回兵权。而宋太祖集权与历史上各朝代皇帝集权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是以“兔死狐烹”和“卸磨杀驴”的形式收回权力，而是以仁德之心，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和平收权。陈桥兵变，军中将领们拥戴宋太祖为帝，他的母亲杜太后听后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为天子。”及至她被宋太祖拜于殿上，尊为太后时，却愀然而不乐。侍候太后左右的人说：“臣闻母以子贵。今太后子为天子，太后怎么不高兴呢？”杜太后说：“我闻为君难。天子置身民众之上。若治国得其道，则此位可尊。如果不能驾驭国家，则求重为匹夫也不可得啊！所以我才会忧愁。”宋太祖听母亲之言，拜于地，说：“谨受母教。”宋太祖即位以后，立了四亲之庙，追祭了祖考，尔后又举行仪式，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由于宋太祖做了皇帝，成就了大业，所以借此来评价他的家庭教养，人们都会认为宋太祖的父母功不可没。事实上，杜太后治家严而有法，所以才成就了宋太祖、赵光义这些治世英杰。宋太祖建立了新朝，国事纷繁，百废待兴，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皇帝如果当不好，并不是想再做百姓能不能做成的事，并不是会不会人头落地的事，而是有愧于民、有辱于国。在后周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宋朝，作为继五代时期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之后的新王朝，由于根底太浅，一些藩镇、朝臣还未完全宾服，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厄运。在新王朝与前朝后周旧臣之间的关系基本摆平，合作开始进行的时候，宋太祖又敏锐地察觉到，由一些前朝旧臣组成(实际上是原班人马)的新王朝与曾经拥立过他的开国功臣们之间的矛盾，是迫切需要他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使矛盾激化甚至激变，像杜太后所说的“求重为匹夫也不可得”是完全可能的。宋太祖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除了他自己的雄才大略之外，他手下的一批得力干将的辅助也至为重要。他的义社九兄弟，还有高怀德、韩令坤、王全斌、曹彬等人，在平定二李叛乱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都立过大功。除个别违犯军纪的被解职外，大部分在战后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担任镇守一方的地方节度使，替宋太祖治理地方，把握地方的军政大权。古人说：有的人只可与之共患难，不可同享福。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汉高祖刘邦都是此类人。他们在夺取王位和霸业之前，对功臣是推心置腹、亲如兄弟。可是一旦霸业成功之后，便换了一副面孔，生怕这些人把王位夺走，于是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故事。勾践的功臣范蠡被迫流亡，才算保住了性命。刘邦手下的韩信、英布和彭越却没有这种好运，先后被刘邦以各种借口逼反，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此类的君主，还有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自己去世后，这些功高盖主的昔日功臣会趁机夺权，对自己的子孙不利。所以，他们认为只有消灭这些功臣，才能避免对子孙造成威胁，才能永保江山代代相传。
刚登上帝位的宋太祖，经常微服出宫，不打招呼就造访大臣家。弄得大臣们回家后也不敢脱下官服宴客享乐。这一方面是皇帝督促臣下不可懈怠，另一方面也有监督、抽查的意味，让大臣心有警惧，不敢有非分之想。宋太祖即位时，方镇节度使们大多骄纵傲慢，所谓十兄弟即如此。有一天，太祖召集节度使们，给以弓箭宝剑，大家一人骑一匹马，一起到树林内喝酒。太祖对节度使们说：“这里没有别人，你们要做天子的，可以杀了我去做。”节度使们吓得伏地战栗，太祖再三申述这个意思，节度使们趴在地上不敢回答。太祖于是说：“你们既想让我做皇帝，就应当尽臣子的本分，今后不能骄纵不法。”节度使们连忙答应。这实际上是君臣之间的一场心理战。大臣总是费尽心机想探察君主的真实想法，而君主则想方设法考验下属对自己的忠诚。狡诈的君主常突发诡语，把臣子置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让其充分表现，自己在一旁观察，以便抓住把柄。这种方法使臣子诚惶诚恐，摸不透君主的内心想法，不知何时就要落入君主的圈套，被敲打一番。历史上为争权夺利，上演过不少惨剧。宋太祖却有一套和平式收权法，既收回了权力，君臣又相安。宋太祖在树林中慑服节度使的举动看似轻松，实际隐含极大风险，稍有差池，可能激起变乱。宋太祖对时机的选择、细节的把握及善后的处理都控制得相当精确，可谓政治和平战的高手。每一个开国皇帝，都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共同的问题是如何巩固新政权，达到长治久安。在这个大前提下，各朝各代的君主又会有诸多不同之处。如何快速而又稳妥地克服困难，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关键在于权力的合理分配与组合。宋太祖先是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把兵权、行政权、财政权和人事权全部收入手中，堵塞了五代以来权力过于分散的弊端，然后选派各级官吏依法进行管理，并伴之以监督机制，使国家机器顺利而又快速地运转起来。建宋之初，改革军权是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第一要务。在乱世当中，军队是实力的象征，军队的多寡与强弱决定着领导者的前途命运。但这里面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否将这支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做到令行禁止，服从指挥。否则，即使有再多的军队，军队的战斗力再强，如果不听从主帅的号令，也无济于事，弄不好还适得其反，成为负面因素。从唐朝后期开始，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就一直走下坡路。各地节度使依靠雄厚的财力，不断招募兵将，军队数量急剧上升，战斗力也比中央军强大得多。据记载，唐朝中央及内地的全部兵力曾一度仅仅为边镇节度使兵力的六分之一。这种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弱干强枝，中央不如地方，地方一旦起兵造反，亡国就是必然的了。到了五代时期，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五代为国，兴亡以兵”。南宋人范浚在其著作《香溪集》的“五代论”中说：“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后晋时期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也曾公开宣称，天子“宁有种耶”，应该由兵强马壮者来担任。后周世宗皇帝虽然有所作为，对军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整顿，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中央对地方兵权的控制仍然不够理想。作为中央军的禁军，本来是皇帝贴身的侍卫队，但五代时期由于要对抗地方军，而逐渐成为一支正规的部队，战斗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地方军。从另一个角度说，禁军又是皇帝的亲军，是嫡系中的嫡系。但五代时的后唐和后周，以及大宋王朝，又都是通过掌握禁军而夺取政权的。所以，对禁军的控制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宋太祖即位后，为保住江山社稷，对军队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禁军和地方军的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改革，主要是通过“杯酒释兵权”改造禁军和削弱地方军实力这两个措施来实现的。
宋太祖黄袍加身后新建的宋政权，是继后周出现的第六个王朝。前五个都短命。如何使宋王朝长治久安，这些问题萦绕于宋太祖心中。而内部军队的指挥权问题，更是他的心头之患。宋太祖既然是靠军团拥护夺取政权的，当上皇帝后，就不得不对这些军团的首领论功行赏。慕容延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都成为了禁军的高级将领，并领有节镇。他们虽是太祖死党，但节镇本身具有很强的离心力，有脱离中央的倾向，而且禁军首领们更直接威胁太祖皇位的安危。为此，宋太祖去找赵普商量。宋太祖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共易八姓，战争不息，生灵涂炭，是何原因？我想平息天下战火，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采用什么办法呢？”赵普回答说：“陛下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其实这些战争和动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节镇权势太重，君弱臣强而造成的。现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更好的法子，只需稍微剥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手中的钱粮，收取他们拥有的精兵良将。如果能够做到这几件事，那么天下自然就会安定太平了。”这样直言不讳地论政，连太祖都吓了一跳，立刻阻止他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明白了。这种事公开讲，无疑在向那些节度使宣告：‘快反吧，不然就来不及了。’”这正是太祖不可告人的心中事，他唯恐消息泄露。不过，在周密酝酿了半年多之后，终于付诸行动了。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春，宋太祖召来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共同聚会饮酒。酒酣之际，宋太祖打发走侍从人员，对功臣宿将们说：“如果没有你们的竭力拥戴，我决不会有今天。对于你们的功德，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怀。然而做天子也太艰难了，真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我长期以来夜里都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太祖的这番开场白后，顿感气氛不对，就问：“陛下遇到什么难事睡不好觉呢？”宋太祖平静地回答说：“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听到这番话，不觉惶恐万分，他们赶紧叩头说：“陛下怎么说起这样的话呢？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怀有异心！”宋太祖说：“不能这样看。诸位虽然没有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里如果出现一些贪图富贵的人，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虽然不想做皇帝……”将领们这才明白了宋太祖的真实意图，于是一边涕泣，一边叩头，说道：“我们大家愚笨，没有想到这一层上来，请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宋太祖知道时机已成熟，趁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人生短暂，那些希望富贵的人，也不过想多积点金钱，多些享受，让子孙们过上好日子。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广置良田美宅，多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我再同诸位结成儿女亲家，君臣无猜，上下相安，岂不很好？”太祖语气虽缓和，但已是最后通牒，石守信等人只得同意交出兵权。第二天，石守信等功臣宿将，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军权。宋太祖当然十分高兴，立即同意他们的请求，解除了他们率领禁兵的权力。同时给了他们优厚的安置。这次收权看似平静，其实这平静是宋太祖精心策划才得以实现的。首先，他突然袭击，一网打尽，让握有兵权的节帅来不及反应，更来不及通声气，使他们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其次，对节帅们的安置，也让他们满意，而且用通婚的方式，把他们的利益和皇室捆绑在一起，更让他们放心能保有长久的富贵。一打一拉之间，尽显手段高明。“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兵将领和一些节度使手中的兵权，但还远未达到收揽权利、巩固统治的目标，为真正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宋太祖在军事、政治、财政、司法等方面开始了收权运动，初步扭转了五代以来四分五裂、地方专权、中央虚弱的局面。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唐代以来将领兵权过大、节度使尾大不掉的难题，顺利地将兵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改革禁军
宋太祖成为皇帝得益于兵权，而他所面临的危险也恰恰在于统军将领的恃权凌主。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他的所见所闻所历，宋太祖坚定地相信，军队是左右政局的根本。于是，他收权的第一步就是改革禁军。关于政权和兵权关系，在和平年代，一般来说是政权大于兵权，而且政权可以调动兵权；而在战争年代，则往往是兵权大于政权，而且左右政权。宋太祖时期，虽说在所承后周的区域大体上是和平的，但因为要统一中国，就不免要发动战争，因而又不能说是和平年代。而在这种非和非战，既和又战的情况下，政权和兵权之间的关系就有些不正常了。特别是当时的政权和兵权都集中于皇帝，所以，政权和兵权之间就矛盾不断。当时有一位官员曾经这样评论政权和兵权：“天下有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政权分则事无统，兵权专则事必变，此等计天下者所宜审处也。”其实，在和平年代只有一个政权，而在战争年代，政权则往往是有待建立的，只有一个兵权。这个官员所说的政权和兵权的关系，只适合既有和平的区域，又要发动战争进行扩张的时代，而宋太祖时代正处于这个时代，所以这个理论就成为宋太祖治国治军的理论而加以实施。作为一个大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宋太祖能够把一切事情都和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即既要专政权，又要专兵权，融军政二权为一身，从而就拥有了能进能退、能聚能散的主动权。中国自夏朝建立就有了国家军队。商朝时已有了常备军。周朝因袭夏、商的制度，也建立了国家军队。西周以前，国家军队完全掌握在君王的手中。到了战国时期，军队的调动和指挥权也仍掌握在君王手里。《史记》载：公元前266年，秦昭王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魏无忌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的夫人，她曾多次给魏王及公子送信，请救于魏。魏王让将军晋鄙率领10万人救赵。秦王便让使者威胁魏王说：“我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赵，必移兵先击之。”意思是说，我攻打赵国，早上进攻，晚上就能拿下来，哪个诸侯敢救赵国，我一定先调动部队攻击他。听到这个消息，魏王果然害怕了，便使人让晋鄙在邺驻扎，停止救赵，只摆个样子，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然而殊有不料，魏公子却偷了魏王虎符到邺这个地方，假魏王之令，夺了晋鄙的指挥权，率军去救赵。这一史实说明战国时的军权也是由君王掌握的。宋太祖曾是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并且领兵打仗多年，他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频繁的朝代更替，一是因为皇帝昏弱，二是臣僚太强，但主要还是国家的统军将领依仗手中的军权，篡权弑主易如反掌，而使朝代频繁更替，他自己也正得益于此。枪杆子里出政权，尤其在乱世更是如此。亲自导演过兵变的宋太祖知道，除了民心之外，丢掉什么也不能丢掉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一旦失控，遭殃的首先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在当时，无论是试图称帝的、称王的、割据自政一方的，都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作资本，才能够实现和达到目的。五代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对当时政权接替的看法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宋人范浚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