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即位伊始,面临的局面非常复杂:一方面要安定民心,安抚后周宗室和百官,一方面还要完成其统一的夙愿。更长远的打算是开创一个国强民富的盛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巩固的基业。在政权尚未平稳的形势下,宋太祖决定了“以仁立国”的方针,他以仁义之心对待后周旧臣和地方节度使,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宋太祖在带兵的过程中就勤于读书,从书中懂得了治国治民的基本道理。他从书中接受了儒家思想中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融合到自己的治国中,实行仁政。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而言,埋头田间耕作或营利市井的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可以任意驱使。但有远见的人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能够认识到人民潜在的巨大能量。对此,中国古代先贤孟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尧、舜之得天下,因得其民;桀、纣之失天下,因失其民。”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时的大思想家荀子曾经有一句名言:君主如舟,百姓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与民的关系,也就是舟与水的关系。舟因水而行走于江河湖海,也可能因为水而倾覆沉没。另外,舟若失去了水的承载,就会变成一堆废木头。皇帝也如此,如果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也只能是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一个,根本发挥不出君主的权势和作用。三国时期的杜恕曾经说过:帝王之道,没有什么比安定民众、稳定百姓更崇高的。安民的方法在于使百姓的财富丰厚,而丰富财富的办法在于从事农业,节俭开支。在社会重心不断下移的历史进程中,民本思想的兴起和传播,可以说是古代专制社会中“民主精神”一次亢奋的大跳跃。在理论上,先后有孔子、孟子、荀子、朱熹、顾炎武等人不断丰富和强化这种民本思想;在实践中,则有平民皇帝刘邦及其子孙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后来的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不断充实这种民本思想。宋太祖的爱民政策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恤民如子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恤民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长治久安之大计,因此,他对恤民一事一直是常抓不懈。早在建隆初年,宋太祖就下诏说:经过多年战乱以后,各地原来所设的“义仓”早已废弃,当遇到灾荒而导致农业歉收时,百姓们就会因为没有储备而流离失所,政府一时间也拿不出足够多的粮食去赈济灾民。因此,从长远考虑,各州必须在所辖的各县重新设立“义仓”。从今年开始,农民向国家交纳两税,即交夏税秋粮时,每石粮食另外多交纳一斗贮藏在“义仓”中,由政府统一派人管理,预备在战乱或歉收时用以赈济饥民。过了几年,由于国家已经基本实现统一,再加上农业连年丰收。宋太祖又下诏说:“国家原先修建了很多义仓,用来救济和抚恤百姓。经过朝廷的重新调查,发现由于义仓过多,储备已经够多的了,造成百姓们重复交纳粮食,反而成了扰民之举。从现在开始,免除农民向朝廷输纳义仓粮食的负担。”乾德年间,宋太祖又下诏说:“古代懂得治理国家的贤明君主,在遇到天灾人祸之际,总要考虑减轻百姓的负担,减免租税。他们认为,如果庄稼颗粒无收,就会迫使百姓流离失所。但是从今年春天到夏天,雨天过多,许多地方发生涝灾。朕对百姓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们错过了播种的季节,应当给予优抚体恤,免除他们的税负负担,使老百姓从灾难中解脱出来。”
宋太祖经常对臣下们说的一句颇感自豪的话就是: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朕临朝听政以来,值得称道之事就是,以忧天下为虑,以抚万民为务,以恤百姓为急。宋太祖对百姓的恩典还表现在减免租税上。五代以来,各地的财政大权均由地方节度使自行控制,他们控制赋税的征收和管理,任意决定上交中央财政的数量,并用大斗进小斗出等方法,任意苛敛百姓钱谷以中饱私囊。为整顿这种混乱局面,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监督地方赋税的收支。起初,宋太祖派出京城的常参官,在收赋纳税之时到各地府县,主管百姓交纳租税,既确保赋税收入真正流入国库,又减轻百姓“困民重敛”之负累。有一次,宋太祖在诏书中说:“百姓生存的途径在于勤劳耕作,他们认为宝贵的东西是谷物。这是先皇帝在世时曾经明示教导的。朕认为我们国家的局势已基本稳定,逐渐趋于强盛,社会安宁。老百姓的愿望是想过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永不忘记把农桑之业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现在春光明媚,正是播种的大好时节。考虑到乡村闾里之内,或许有许多游手好闲的懒惰之人,如果他们在春耕季节不勤于劳作,那么到年末,他们的吃穿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你们担任州府县官吏治理地方,职责在于转达国家的法律条令,布告百姓,一个地方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责任非常重大,所在地方百姓的生活也依赖于此。你们应该进行劝勉诱导,让大家都致力于耕作,使所有的土地都不要荒芜。用好上天赐给我们的土地,使人民存有余粮。想尽各种办法,努力劳作,把我们的粮仓堆得满满的。”利民如亲深受儒学传统熏陶的宋太祖,不仅主张利民如亲,而且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也打出利民的口号,在治理国家时提倡保护百姓的利益,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为营造一个师出有名的气氛,宋太祖就多次提出宋军是一支“伐罪吊民”之师,是为了帮助那些国家清除危害百姓的害虫,让老百姓过上安康的日子。同时,宋太祖在征伐过程中,严令将士“禁扰庶民”,意即保护百姓的财产。在治理国家时,他又多次在诏令中强调“不许与民争利”、“不可厚敛于民”、“利民在于为民开财源”、“为国择吏养民”、“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等,目的就是为老百姓营造一个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以便让他们更好地生产生活,为国家创造财富。惠民如友自古以来,安民之道,爱民之情,恤民之事,利民之行,惠民之施,保民之为,是许多真正的贤君明主梦寐以求的。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路的问话时曾说过:“能够做到五个方面的内容就可以算是在天下为仁了。恭、宽、信、敏、惠。恭敬则不侮,宽恕则得众,忠信则受人信任,机敏则会建立功业,恩惠足以使人。”有关宋太祖惠民之事,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可以为证:宋初的一年初夏,宋太祖为了处理江南军务,视察民情,带着随从来到万安。这天早上,还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但将近中午,天气骤变,电闪雷鸣,顷刻间天空被乌云覆盖,一场大雨即将到来。身处途中的太祖一行,为寻找避雨之所四处张望,终于发现远处隐约有一处民房,于是策马向房子奔去。再快的马匹也赶不上天气的变化,宋太祖一行将接近这些民房时,大雨已经瓢泼而下。太祖等人连忙避到一座瓦房门前,不料这户人家大门紧闭,连敲门声也被大雨声所淹没。随从们一见,便想用斧子劈开大门,硬闯进去,让宋太祖到屋内避雨。宋太祖认为这是扰民之举,与自己制定的政策不符,便喝止随从,让众人随他一起在屋檐下暂避。
大雨下个不停,徽州一带民居的屋檐十分窄小,加上风大雨急,根本遮不住这狂风骤雨。不一会儿,宋太祖一行人便全部成了“落汤鸡”。好不容易雨过天晴,宋太祖等人正准备离去,恰巧房主要外出。房主看到门外的这场阵势,猜出其中一身黄衣的便是当今圣上,他看到众人皆已浑身湿透,吓得双膝发软,顿时跪在水中连称“死罪”。宋太祖并未怪他,很宽厚地扶他起来,并问他:“徽州的屋檐为什么造得如此狭窄?”户主答道:“这是祖上沿袭下来的,历来都是如此。若修得宽大,那要费很多工料和花费。”宋太祖听后,叹了口气说道:“虽说祖上的旧制不可随意更改,但你们可以在屋檐下面再修一个宽大一点的屋檐,以利过往行人躲风避雨。至于花钱的事,我现在送你10两银子。其他人家仿做的,可由官府拨给财物。”说完便让随从把10两银子如数送给户主。户主千恩万谢后立即照办,在房屋的门窗上方,另外加装了一道宽大的屋檐。其他人家,虽未收到官府拨给的钱物,但得到了减免赋税充当修缮费用的回报,他们很快地仿效第一家,在各自家中的住房上修建了一层宽大的屋檐。至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徽州民居重檐结构的特色并没有随着宋朝的灭亡而消逝,这种建筑风格一直保留到现在,成为宋代建筑物的真实写照,也成为众多游人和建筑学界观览的重要景观。在宋太祖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仅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而且有系统的安民治国主张。保民如己,护民如命,把安民之道视为保护自身生命的一部分。宋太祖曾说:“朕自登基治国以来,尽心尽力抚恤百姓,保护黎民,虽然没能够达到无为之治的太平盛世,恢复到上古三皇五帝所教导的水平,但又怎敢容忍各种说不上名堂的赋税强加到百姓身上呢?从现在开始,忠州等地,伪蜀国的苛捐杂税全部废除。”对待那些残疾无靠之人,宋太祖也是充满慈爱之心。一天,宋太祖与赵普谈到这个话题时,太祖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赵普等人因此赞道:“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宋太祖以仁立国首先体现在留下了周世宗的孩子。孔子曰:“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宋太祖的皇位是从后周抢来的,这决不是光彩的事,史书中也极力为他遮掩。但后周那些皇族后妃和一班旧臣却是活证据,难免心怀怨望,如何处理他们呢?宋太祖采取了宽宏的手段,以安抚为主,不行杀戮。据《随手杂录》记载:太祖初入宫中,见宫嫔抱着一个小男孩,问是何人,宫女回答说是周世宗的儿子。当时范质(后周宰相)与赵普、潘美等人跟在身边,太祖环顾问赵普等人:该怎么处置这个小孩。赵普等人说:“杀了他。”潘美与另一将领在后面却不做声。太祖问他的意见,潘美说:“我与陛下都曾在周世宗为帝时面北称臣,侍奉世宗。规劝您杀了这个小孩,即辜负了世宗;劝陛下不杀他,则陛下一定会怀疑我。”宋太祖说:“送给你做侄子吧,世宗的儿子不能做你的儿子。”于是,这个孩子就成为潘美的侄子,名字叫做潘惟吉,后来官至刺史。不杀将来可能为父报仇、争夺皇位的周世宗之子,充分体现了宋太祖的仁厚之心与宽广胸怀。不仅如此,宋太祖黄袍加身时的约法三章中规定:不得惊扰和伤害周太后、少帝及家人。此后宋太祖所立誓碑中说: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之罪,只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准连坐支属;子孙须谨遵此誓,有违犯者,天必殛之。宋太祖以仁立国还体现在不伤害城中百姓。太祖率陈桥之兵返回京城时,因约法三章,故城中百姓没有受到兵变之苦。原来,百姓闻知兵变后,如惊弓之鸟,唯恐乱军杀烧抢掠。但见到入城的军队秋毫无犯,才把悬在嗓子眼的心放回肚中,对太祖的好感徒增不少。只有少数市井无赖,以为这次兵变与以往的兵变无异,便想浑水摸鱼,趁乱劫掠,但事与愿违,被巡逻士兵捉住,成为刀下鬼。京城的秩序很快稳定下来,安定民心的计划初步得以实现。
宋太祖以仁立国还体现在不伤害后周旧臣。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陈桥兵变之后,后周的旧臣们纷纷自危,担心自己性命不保。而宋太祖不伤旧臣的做法不但让他们免去了性命之忧,而且还让他们感受到了仁厚的君王气度。对后周的旧臣,宋太祖采用笼络的手法,稳定朝中百官,使他们甘心为赵宋王朝效力。宋太祖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和对前朝皇恩的怀念,但他对这种心情没有硬性压制,或用杀戮政策恐吓,而是用温和的宽容政策,让他们逐渐接纳新朝。他对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不但没有杀害,反而继续让他们担任很高的官职,以示优礼。这样,减少了改朝换代所带来的震荡。当时城中有实力的后周旧臣,只有副都指挥使韩通。韩通当时掌握京城侍卫司,手中有数万精兵。当他听到兵变的消息后,立即回府,准备召集部众平叛,没想到碰上了宋太祖的亲信王彦升。王彦升劝阻韩通无效后,只好将他杀死,消除了一场不必要的战斗。从这一点来看,王彦升无疑立了大功,为宋太祖称帝扫清了障碍,应该受到重赏。但宋太祖为了大局,深思熟虑之后却给王彦升定了个枉杀之罪,并下令将王彦升斩首示众,以正军纪。虽然经众将苦谏,王彦升免去一死,却最终没有得到重用。而对反对他的韩通,太祖却追封他为中书令,并以礼厚葬。对王彦升而言,有功却受罚,似乎不公,但有约法三章在前,王彦升对此也无可厚非。对韩通而言,身死而得厚葬,其门人、部下虽对太祖微有怨言,但也不得不佩服太祖的仁义之心和驭众之术。对反对自己的旧臣,宋太祖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周世宗原先的幕府中有一文人王著,尤喜饮酒。宋立国之后,被太祖录为翰林学士,仍然嗜酒如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且不顾场合大声喧闹。一次,太祖在宫中招群臣宴饮,王著又在酒醉后喧闹。太祖因他曾与自己同朝为官,又是读书人,故对他十分客气,命令左右将其搀扶回去。但王著死活不肯回去,反而走近屏风,掩袖放声大哭。左右只好采取强制手段,将其拖回家中。第二天,有大臣上奏揭发王著说:“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周世宗。”这句话,如果换了另外一个皇帝,王著早就没命了。但宋太祖听后,却宽容地说:“王著乃一酒徒。同在世宗幕府时,我很了解他的情况。况且一介书生哭周世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宋太祖以仁立国也体现在慰问地方节度使。对京师以外的各地节度使,太祖分派使节前往慰问,希望他们顺应潮流,恭顺地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并许以他们各种功名利禄。除了拥有重兵且忠于后周的李筠、李重进外,各地节度使大多表示顺服,接受太祖的领导。对二李,太祖也是仁字当头,先礼后兵,并采取分化瓦解之策,各个击破,在短时间内迅速平定了叛乱,避免了战火的蔓延。登基以后,宋太祖充满自信地面对臣民,他经常外出考察民情,并不害怕敌人的暗杀与谋害。伟人大多有一种自信的精神,这是强者的风范,信心的表现。在他们看来,自己就是天下至强,天下之事舍我其谁,这种自信也就是所谓王者之气,矫揉造作者是装不像的。宋太祖刚登帝位后,经常微服出访。一次,赵普劝他要小心,因为天下还不太平。宋太祖说:“帝王之兴,必有天助。想当初,周世宗见到将领中的方面大耳者都格杀勿论,而我终日侍候在他的身边,反而没有遭遇不测。如果命中注定应该当天子,别人也夺不去。”从此,太祖微服出行的次数更加频繁了。遇到劝谏者,他就对其说:“有天命的人,可以代替我做天子,我不禁止他。”言辞之中流露出得意和自信之情。
还有一次,也是宋太祖当皇帝不久,第一次乘坐皇帝车出宫,经过大溪桥时,一支箭飞来射在仪仗的黄盖伞上,禁军侍卫吓得发愣。太祖却敞开胸襟,笑着说:“让你射,让你射。”回到皇宫后,左右亲随力请搜捕射箭的人,太祖不准。后来也没发生什么事。宋太祖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自己深信,也让臣下相信他当皇帝是天之助,不是谁用阴谋暗算就能夺去的。如果他整日躲在宫中,杯弓蛇影,胡乱猜疑,自己都没有安全感,谁还敢把前途寄托在他的政权上。初登皇位,宋太祖以“仁”为先,他不杀世宗之子,安抚臣民,面对臣民时表现出绝对的自信。宋太祖的以仁治国的策略得到了臣民的认同,他顺利地确立了皇权的地位,实现了由后周到大宋的权力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