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准备无区别地对各种收入征收的税，是指人头税和消费品税。对于这类型的税，无论纳税人是从其土地地租、资本利润还是劳动工资中负担，或是其他，都有所不同。
人头税
如果按照纳税人的收入或财富比例来征收人头税，那就是完全任意的了。因为一个人的财富状态，每天都会有所不同。如果没有进行调查的话，就只能凭空猜测了。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税额的评定，要看税员一时的心情好坏。这也就完全是任意和不确定的了。如果按照每个纳税人的身份来征收人头税的话，则会造成完全的不公平。因为，即使是身份相同的人，他们的富裕程度也会不一样。因此，按照上述两种方法来征收人头税，如果想要公平，就会变得不确定；如果想要达到确定而非任意，就会导致不公平。而无论税轻税重，不确定总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在税轻时，人们也许还可以容忍很大的不公平；但在税重时，任何不公平，人们都难以忍受。
威廉三世时期，英格兰曾实行过各种人头税，其中大部分都是根据纳税人身份来征收的。当时的身份等级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士族、绅士及贵族长子、末子等。并且，所有财富在300镑以上的商人，也就是小康水平的商人，都要纳税，不论300镑以上的财富大小的不同程度怎么样。因为，当时考虑的身份多于财富。其实在以前，人头税是按照推定的财富缴纳的，后来就改为按照身份缴纳了。法律家、辩护人、代诉人，以前按照收入标准缴纳人头税时，每镑需要缴纳3先令，后来就改为按照绅士的身份来纳税了。征税较轻时，即使有一定程度的不公平，也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为，人们最无法忍受的是不确定的税制。
法国推行的人头税，从本世纪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方式是：最高阶级的征税税率不变，最低阶级按照推定的财富程度各不相同。采取第一种方式征税的对象包括：宫廷的官员、高等法院的裁判官和其他官员、军队的士官等。各州的较低阶级的人民，则都是以第二种方式纳税。对于法国一般的达官显贵来说，这种税只要不过重，即使很不公平，他们也能接受；但如果州长任意评定税额的话，他们就无法接受了。然而，无论怎样，下层阶级的人民都只有默默地忍受。
英格兰的各种人头税，从来没有达到过预期的数额。不过，在经过精心策划之后，则可能达到预期的数额。相反，法国的人头税，总是能达到预期数额。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比较温和，对各阶级人民征收的人头税，征得多少就算多少；对于不能纳税、不愿纳税，或者因法律不强制其纳税的人，政府并不要求他们补偿，即使国家将蒙受损失。然而，法国政府则比较严厉，对于每个纳税区，州长都必须竭力收足一定的金额。如果某州申诉说税额太高，那么在交足本年度应当缴纳的数额后，可以在次年的税额上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扣减。为了确保收足税额，州长经常会把税额估算得大于应收数额，这样一来，那些破产或无力纳税的人未缴纳的部分，就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补充。直到1756年为止，这种额外征税的决定都是由州长做出的。1756年后，则开始由枢密院决定。很有见识的法国赋税记录者描述说，各州贵族和享有不纳税特权的人，负担的人头税比例最小。缴纳贡税的人则承担了最大部分的人头税。并且对他们征税的方式就是根据他们承担贡税的能力，决定他们每镑需缴纳的人头税数额。
对底层人民征收的人头税，其实可以说是对其劳动工资的直接征税。前面已经说了，对劳动工资直接征税有各种弊端。虽然征收人头税提供的收入有限，但是严格执行的话，也可以为国家提供一定的收入。正是因为这样，国家便牺牲掉底层人民的安定、舒适和安全，对其征收人头税。然而，对于一些大的帝国来说，从人头税中获得的只不过是公共收入的一小部分，国家可以采取其他对人民便利得多的方法获得大部分收入。
消费品税
无论人头税采取哪种征收方法，都不可能真正按照人民收入的比例征收。于是，政府就发明了消费品税。当国家不知道怎样直接按比例对人民的收入进行征税时，它就会采取间接对他们的支出征税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间接征税所征得的税额和人们的收入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对他们的支出征税，其实就是对需要购买的消费品征税。
这里所说的消费品，要么是必需品，要么是奢侈品。必需品是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商品。按照一国的习惯，没有它，就连最底层阶级的人们也会觉得有损体面。严格地说，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必需品。因为，希腊人、罗马人没有亚麻，照样生活得很舒适。然而在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麻衬衫却是生活必需品。即使是一个短工，如果他没有穿上麻衬衫，那么他也会觉得不体面而不敢出门。因为，没有衬衫，就表明他穷到了出不了门的地步。而一般人的感觉是，只要没有做过什么大奸大恶的事，人们是不会穷成那样的。在英格兰，皮鞋也是生活必需品。哪怕是最穷的人，他们都会穿上皮鞋才出门。在苏格兰，最底层阶级的男子，视皮鞋为生活必需品，然而，对于同阶级的女子来说，皮鞋却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她们哪怕光着脚出门也不会觉得有损体面。在法国，皮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底层阶级的男女，可以穿着木屐或光脚出门。从以上可以看出，必需品不仅包括那些大自然所决定的维持生活的必要物品，还包括那些影响体面而成为必需的物品。除必需品之外的其他物品被我称之为奢侈品。之所以称为奢侈品，并不是对其的大量使用表示不满。以英国为例，啤酒、麦酒，乃至葡萄酒产国的葡萄酒，都被称成奢侈品。任何一个阶级的人，都可以完全禁止这类饮料，因为大自然并没有决定这类饮料是生活的必要物品，并且各地的习惯中，也并没有因为缺少它而有损面子。
各地的劳动需要和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决定了劳动工资的水平。因此，在劳动需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就会提高工资，劳动者就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对这些生活必需品征税，也一定会提高这些必需品的价格，使其略高于税额。因为预先支付了税额的商人，为了收回这笔款项并获得利润，必然会提高必需品的价格。于是，劳动工资必然按照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而得到提高。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类似于直接对劳动工资征税，对生活必需品征税所带来的影响是与其一样的。虽然劳动者是自己预先负担税额，但长期来看，他甚至都不需要预先支付，因为最终雇主通过提高的工资弥补了他之前的负担。如前所述，当雇主是制造业者时，他将把增加的工资和一定的利润加到了货物的价格上，于是税款最终是由消费者来负担的；当雇主是农民时，税款最终则由地主来负担。
对奢侈品征税，乃至对穷人的奢侈品征税所带来的影响，与上述截然不同。征税品价格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引起劳动工资的提高。以香烟为例，它是富人和穷人共同的奢侈品，但对它进行征税并不会导致劳动工资的提高。在英格兰，香烟税达到了原价的3倍，法国则达到了15倍，税率如此之高，然而劳动工资却并不受影响。在英格兰和荷兰，茶和砂糖是最底层人民的奢侈品；在西班牙，巧克力糖也已经是最底层人民的奢侈品。对这些奢侈品征税，和对香烟征税一样，并不会提高劳动工资的数额。不过，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对各种酒征税将会对劳动工资造成什么影响。当每桶浓啤酒征收附加税3先令时，黑麦酒价格就会上涨，但是伦敦普通工人的工资没有什么变化。例如，在征收附加税以前，他们每天的工资大约是18便士或20便士，征收附加税之后也没有提高。
这些商品的价格高涨，对底层阶级人民养家糊口的能力并没有什么影响，也就不会降低他们持家的能力。对这些高价商品征税，对于勤劳朴实的穷人来说，就犹如禁止奢侈品，他们只要节省或者不用那些奢侈品就行了。并且这种征税强制他们节省，反而还会提高他们持家的能力呢。一般来说，这些勤劳朴实的穷人既要养活大家庭，又要供给有用的劳动。当然，有些放肆的贫民，在奢侈品价格上涨以后依然不知道节省，还像以前一样使用，简直是不顾家庭的维持。这样的人，养活大家庭的能力很小。他们可能连自己的小孩都照顾不好，要么导致孩子因缺乏食物或者营养不良而死亡；要么养活了他们，却由于自己行为的不当而给孩子树立了坏的榜样，等小孩长大之后，不但不勤劳贡献社会，反而会成为社会上伤风败俗的败类。因此，穷人奢侈品价格的上涨，也许增加这种胡乱家庭的困难，降低他们持家的能力，但并不会极大地减少一国的有用人口。
如果劳动工资不随着生活必需品平均价格的上涨而相应地增加，那么不论劳动需要的情况怎么样，也不论人口的增加情况怎么样，一般情况下，穷人养家的能力都会降低，从而他们提供有用劳动的能力也会随之降低。
除了提高商品本身的价格外，奢侈品税并不会提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奢侈品税，最终都由消费者无偿地负担，不论它们是以土地地租、资本利润还是以劳动工资的形式出现。然而，由于提高了劳动工资，必需品税必然会提高所有制造品的价格，从而降低它们的销售和消费范围。必需品税，最终有一部分由地主的一部分地租来负担；另一部分由购买制造品的消费者或地主或其他人来负担，并且他们所负担的数额很大。对穷人来说，这种税的影响可以说只在一定的限度内。对那些真正生活所必需的制造品，尤其穷人是主要消费群体的制造品，例如粗制毛织物等，对其征税所导致的物品价格上升，必然会使工资提高，最后又弥补了穷人的税收负担。如果说中等以及上等阶级的人民真正明白自己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坚决反对生活必需品税和直接对劳动工资征税。因为这两者的税额，最后都由他们来负担，并且还会伴随着一个非常大的附加数额。在这些中等和上等阶级中，地主的负担最重，因为他是以双重身份来负担这种税的：一是地主身份，要牺牲一部分地租来负担；二是消费者身份，以增加购买价格的形式负担。马特·德柯尔对生活必需品税，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分析。他说，有些加到商品价格上的税，有的会被重复计算四五次之多。以皮革为例，购买者要负担的赋税就有很多种，包括：自己鞋子上皮革的税；鞋匠和制革匠鞋子上皮革税的一部分；工匠在制造期间消费的盐、肥皂和蜡烛等的消费税；制造盐、肥皂、蜡烛的人在工作期间消费皮革的消费税。
英国主要对以下四种商品征收生活必需品税，它们是盐、皮革、肥皂和蜡烛。
在世界上，征税最普遍且征税历史最古老的对象就是盐。在罗马时期，人们就开始对盐征税了。现在的欧洲各地，都推行着盐税。由于每个人每年消费的盐非常少，并且这些少量的盐可以现用现买，因此，即使盐税很重，人们并没有什么感觉。例如，在英格兰，盐税是每蒲式耳盐缴纳3先令4便士，相当于原价的3倍。其他各国的盐税有的则更高。皮革，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必需品；亚麻布流行之后，肥皂也是一种必需品了。蜡烛，在冬夜较长的国家可以说是各行各业的必备品。在英国，皮革税和肥皂税，都是每磅缴纳35便士，皮革税相当于原价的8%或10%，肥皂税相当于原价的20%或25%；蜡烛税则是每磅缴纳1便士，相当于原价的14%或15%。虽然这些税与盐税相比较轻，但其实也是非常重的。对这四种商品真正的必需品征收这样的重税，必然会增加穷人们的负担，从而会提高他们的劳动工资。
在英国这种冬季非常寒冷的国家，燃料不仅有烹调食物之用，而且对于在户内工作的劳动者来说，也是这个季节的必需品。在所有的燃料中，煤是最廉价的。一方面由于燃料价格对劳动价格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产煤区的煤价很低廉，于是，英国主要的制造业都在产煤区周围。另外，有些制造业，诸如玻璃、铁及其他金属工业，对煤的需求也很大。如果说奖励金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那么奖励从产煤富饶的地方运煤到产煤很贫乏的地方这种事业，就是更合理不过了。然而事实是，煤价低廉的地方可以免税消费；煤价昂贵的地方，却反而要负担重税。立法机构不但不奖励上述那种合理的事业，反而对沿海岸运输的煤按每吨征收3先令3便士的税，相当于多数煤出矿价格60%以上。不过，对于陆运或内河航运的煤，则一律免税。
虽然这类税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劳动价格，但对政府来说，它提供了一大笔收入，采取其他方式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收入。因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会继续征收这类税。与此相反，谷物出口奖励金在实际耕作情况下，也会提高必需品价格，发生上述的不良后果。但它对政府来说，根本无利可图，反而还要负担一大笔费用。在丰收的年份，对外国谷物进口征收重税，实际上就相当于禁止进口。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法律都是绝对禁止活牲畜和盐腌食品的进口的。但目前由于这些物品匮乏，这条法律对爱尔兰和英国殖民地的产品则暂时停止适用。和必需品税一样，上述这些规定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并且更严重的是它们对政府收入毫无贡献。其实，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相信这些规定的确没有意义，就可以废止它们继续施行了。
其他很多国家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都要高于英国。生活必需品税在很多国家的范围很广，甚至包括磨坊研磨的麦粉和粗粉、火炉上烘烤的面包。根据他人的推测，因为这种税，荷兰市场上面包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在农村，有其他的税可以代替一部分这种税的缴纳。例如，根据每年每个人消费的面包种类来征税，对于小麦面包的消费，每人需要纳税3盾15斯泰弗，相当于6先令95便士。正是由于这种税和其他类似的税，荷兰的劳动价格大幅度提高了，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几乎衰落了。同类的税，在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流行，例如米兰公国、热那亚各州、摩登那公国、帕马、普拉逊蒂阿、瓜斯塔拉各公国，乃至教皇的领地，都有这种税，只是相对较轻而已。西西罗曾说，“哪怕是最荒谬绝伦的事，有时也会有一些哲学家去做”。例如法国曾经有一位稍有名望的作者，就提议改革国家财政，将大部分其他税由这种破坏性最大的必需品税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