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晴
1951年，我国思想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开展的对文艺作品，以及由文艺作品而牵涉到历史人物的批判。这次批判把艺术领域中正常的讨论，纳入了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的轨道，开了艺术作品讨论政治化的先河，对以后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武训其人
《武训传》反映的是清朝末年山东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武训为山东省堂邑县（今山东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人，1838年12月5日生，1896年6月5日卒，终年58岁。据史料记载，武训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因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七，又称武七。他7岁丧父，因家境贫寒，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随母沿街乞讨，后在一远房族人家中当童工，20多岁时，开始了“亦佣亦乞”的生涯，并以此为终身职业。
武训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穷苦乞丐，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他一生锲而不舍“行乞兴学”的事迹。武训本人没有上过学，一字不识。由于儿时生活的艰辛和环境的刺激，加上他当长工时因不识字而受欺负，使他产生了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读书的理想。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他通过毕生乞讨，甚至向有钱人磕头下跪、请人踢打等方式，积聚起一笔资财，然后再通过放债生息，最后积有钱万吊以上（相当于良田六七百亩的田价），先后创办了柳林镇崇贤义塾、临清御史巷义塾，并参与筹建了杨二庄义塾，而他自己则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在穷困潦倒中病亡。
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经过家乡士绅的宣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清朝末年山东地方各级政府多次向朝廷呈文，为其请奖。民国年间，各种社会力量也出自不同的目的，对武训大加褒扬。有关武训的传记、研究文章和文艺作品不断出现，在此背景下，开始了电影《武训传》的摄制准备工作。
陶行知建议将武训事迹拍成电影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年轻时曾在美国纽约电影摄影学校学习电影，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电影创作，先后执导了几十部电影。1944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建议孙瑜将武训一生艰苦兴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通过查阅资料，写了个几百字的电影故事。因他1945年去了美国，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了。1947年秋，孙瑜回国，于1948年1月完成了《武训传》的分镜头剧本。他组织了赵丹、王蓓、吴茵等知名演员，由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了拍摄。1948年11月，在电影已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后，中国电影制片厂因经济困难等原因，停止了摄制。孙瑜这时转到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工作，昆仑公司就买下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已摄制好的4张电影拷贝。
公演后好评如潮
1950年，《武训传》继续拍摄，仍由赵丹主演。孙瑜对剧本作了重大修改，将完全歌颂武训的“正剧”改为“悲剧”，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等电影艺术家对剧本提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剧本突出了武训时代人民要求文化教育的艰难，能够激励今天劳动人民更加努力地学习文化。摄制组到武训的家乡拍摄外景，于1950年底摄制完成。
1951年初，影片首先在上海、南京公映，接着在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上映。影片公映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扬、称誉的文章接踵而来，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许多文章赞扬它“是一部具有思想性的影片”，“不失为一部具有强烈刺激性和教育作用的影片”。在教育界，《武训传》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许多学校集体组织教师、学生观看，开会座谈心得体会。一些教师、学生表示要学习武训的精神，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学习文化，珍惜今天的学习机会。有的文章认为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阶级作一生一世的斗争”，武训精神是“最值得歌颂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精神”。
《武训传》的摄制工作还得到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心。早在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出席会议的孙瑜将准备摄制《武训传》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影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求孙瑜在影片主题上要站稳阶级立场，指出武训在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对他加以笼络利用，在武训的晚年，他也开始对兴办义学的作用产生了怀疑。这些意见，孙瑜在影片中都作了反映。
《武训传》摄制完成后，孙瑜曾给周恩来写信，请他审看。1951年2月21日晚，中南海放映了《武训传》，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影片。朱德称赞影片“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主要从艺术的角度给影片提了一些意见。
有人说“不足为训”
对《武训传》也有截然相反的评论。影片上映后不久，一些观众投书报刊，认为武训是个“歪曲中国人民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他为办义学而向封建阶级下跪磕头，请人踢打，这种软弱、怯懦的性格，“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富有的坚强勇敢的民族性格是完全不相称的”，武训的精神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武训“不足为训”。武训所办的义学乃是进行封建教育，他对统治阶级的所谓“反抗”，实际上“却变成了帮忙”。《武训传》歌颂了一个不值得歌颂的人物。
报刊上的笔墨官司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在报刊上进行的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讨论，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在中南海那次审看电影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专门将影片调进中南海观看，江青也看了。
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敏锐政治观察力，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觉察到这场关于电影《武训传》讨论的“重要性”，决定在全党进一步开展讨论。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几篇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在编者按中，称《武训传》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5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前，经毛泽东作了重要修改，文中的主要观点和相当的篇幅，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毛泽东在社论的一开头，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社论认为“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还忧心忡忡地认为，这种歌颂“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篇社论还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作者。
代表毛泽东主要观点的《人民日报》社论给武训及《武训传》定了性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在我国思想文化界投下了一颗重型炸弹，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报刊上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的讨论，风向立即转变，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各地党委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座谈会、批判会，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人人口诛笔伐，一齐按社论的调子进行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拷贝就此停止发行，有关武训的著作停止印刷和发行，辞典中关于武训的条目重新改写，国家教育部还决定立即将所有以武训命名的学校，以及学校内以武训命名的设置，全部更改名称。《武训传》的主要创作人员孙瑜、赵丹等还为此作了检讨。
以“李进”女士为首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给武训戴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帽子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为了给批判武训提供炮弹，1951年的6月，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的堂邑等县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调查团由著名诗人袁水拍负责，成员有中央有关部门、山东省、聊城地区、有关县的宣传、文化部门的同志参加，其中有一位叫李进的女士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江青。江青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以身体不好为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名，但没有参加具体工作。1950年7月，文化部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人，江青听说后，硬是挤进去当了个委员。这次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一是她以前是个电影演员，对电影依然很有兴趣；二是山东是她的老家；三是毛泽东写了社论，她要借机在毛泽东面前表现一下。调查团在武训家乡调查了一些年轻时和武训有过接触的老人，征集了一些有关武训的历史资料。调查结束后，《人民日报》在1951年7月23日至28日，连续6天登载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对武训的身世和历史作了较详细的调查和考证，弄清了武训的一些问题。但由于调查者是带着观点去调查的，对一些不符合他们观点的材料弃之不用，对一些其他材料，又用较“左”的观点加以分析，把武训为义学买的学田作为他自己的土地；把他为办义学筹款而将银钱借出收取不太高的利息，称之为放高利贷；并根据无法核实的传闻，给武训戴上流氓的帽子。《调查记》最后认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一轻率的结论，无疑在政治上判处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死刑，对于正在激烈进行的批判运动，犹如火上浇油，为给武训和《武训传》定案，打下了并不牢靠的“失实”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中，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的需要，武训和《武训传》又一次被抬出来加以批判，并将它明与刘少奇、暗与周恩来联在一起，企图以此达到打倒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目的。更有甚者，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浪潮中，武训家乡的武家祠堂被砸，武训坟墓被掘，武训遗骨被造反派放在粪筐里游街示众，对武训的批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29年后，有人给《齐鲁学刊》写信“希望给武训平反”，多家报刊纷纷转载此消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对一大批“文革”中和“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进行清理、平反，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在此大背景下，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80年山东《齐鲁学刊》第四期，刊登了江苏无锡读者张经济的一封来信，“希望给武训平反”，提出要打破对武训评价这个“禁区”，认为武训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义学，“何罪之有”？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封信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光明日报》、《文汇报》、《大众日报》、《天津日报》等10多家报纸都对此信作了介绍，或者摘要转载。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许多读者纷纷投书报刊，要求重新评价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许多理论和史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对武训重新进行研究，充分肯定了武训的兴学活动。认为武训精神仍有现实价值，对于武训性格上软弱的局限性，不应用“左”的观点去苛求。认为电影《武训传》基本上是部好影片。同时，许多研究人员也指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本身也存在缺点和局限性，对此要作科学的分析。当然，在一片为武训和《武训传》叫好声中，也有少数同志仍持基本否定的观点。
1985年9月5日，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武训及《武训传》平反
关于这场重新讨论武训和《武训传》的活动，终于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1985年9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的成立大会。由于陶行知先生生前曾大力赞扬武训精神，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那场运动中也受到了批判，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大会的讲话中，特意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和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胡乔木这一负责任的讲话，明显是代表着今天的党中央对过去那场运动的认识和反思。
紧接着，武训家乡山东冠县人民政府写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山东省人民政府为此也向国务院作了请示。1986年5月，国务院作了批复。按照国务院的批复精神，冠县建造了武训纪念馆，修复了武训故居和武训墓，并为武训立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