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岩
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出现了轩然大波，东欧国家也引起了思想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事件”爆发。此后不久，发生在中国很小范围内的一次偶然事件，却被无限上纲，称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以至于毛泽东后来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辟有一章“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提到了这次事件。
当时的报刊是这样评论该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肯定不会答应，富有阶级斗争经验的广大党员群众，一举镇压了这批反革命分子。
1957年4月，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青年女教师李穗，在给初一（4）班上课时，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她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全校1001名应届毕业生，今年能升入高中的指标只有50个，要发奋学习啊，不然到时耽误一生，后悔莫及！”本来是恨铁不成钢，但却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索。下课后，该班学生纷纷向初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传达这一内容。听说此事后，全校9个毕业班顿时都像炸开了锅，学生们走出教室，拥向操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要求校长当面回答。当时校长不在学校。学生们怒火难平，马上写出标语并走上街头，要求教育局做答复。教育局有关领导没有做出明确答复，学生们又拥到县政府门口，要求县长回话，听说县长不在，又朝县委大院拥去。口号声、怒吼声引来更多人旁观并加入游行队伍。
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扩大，生活资料供应被计划卡得很死，出现很多缺口和不足，群众意见不断滋长。有少数人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当年靠农民闹革命才打下的江山，进城之后制订的政策却限制农民，造成了今天的城乡差别。虽然这些言论过于偏激，但实际生活中农民受歧视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着。就学校招生来说，城市招生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而当时湖北省95％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以下的地区只给了5％的招生指标。该政策下达后，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永无跳出“农门”之日，只能在田埂上守一辈子。
4月13日上午，又有几百名学生列队来到县政府，要求澄清事实。县主管领导指出，招生指标县里无权更改，要更改只能经过专区和省里。学生代表于是拉住县长韩茂林，要他一同去省里反映情况，韩茂林无奈，只好同往。当学生们押着县长走出大门时，被一些县政府干部截了下来。在扭打中县政府调来警察，扣留了几名学生，这引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开始向县政府院里扔砖头，并且高呼口号：“反对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担心学生把事闹大不好收拾，就带着部分教师，一面劝阻学生，一面通知学生家长来校帮助做工作。得知学生被扣押后，王建国立即赶到县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学生，由他带回去教育，防止事态扩大，但却遭到县政府的拒绝，王建国不得已只好离开。不料又聚集了几百名学生，当时就把县政府大院的围墙推倒了。这时，县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几个工厂，要工人前来保卫县政府。几百名工人赶来后，事态得到控制，扣押的学生得以释放，其他学生自动散去了。学生们刚一回校，就被赶来的家长接走，风波也就此平息。
本来已风平浪静，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人把这起事件政治化了。县长韩茂林在向孝感地委和政府做汇报时，称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很快，地委和行署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了调查团，进驻汉阳县一中。按照已定好的调子，由调查团寻找幕后指挥，也就是这场“政治暴乱”的幕后策划人，发动了一场人人自危、个个难保的揭发斗争。调查团责令师生人人写交代，个个写检讨，企图按图索骥，找出“反革命分子”的罪证。
很快，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要求释放学生的副校长王建国身上，有关人员用“阶级分析论”一分析，觉得王建国应该是策划暴乱的“反革命头子”。王建国当年32岁，解放初从湖北革大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任一中副校长，家庭出身富农，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清乡团”。他本人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因家庭问题未获批准。就凭这些情况，要置他于死地毫无疑问。当时县一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建勋是个土改干部，被教师们认作是不懂教育的外行，教师们任何事都主动向王副校长请示。这让韩建勋大为不快，他提供了王建国的大量所谓“问题”，并开展了批判王建国并肃清其影响的斗争。此外，还牵连到一大批平日与王建国有往来的人。
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平时有爱眨眼的习惯，在批斗王建国的会上也一个劲儿眨眼，韩建勋立刻向调查团汇报“此人向王建国使眼色传递消息”，将其隔离审查。调查团不仅大抓“同伙”，还要搜出“后台”，他们无限上纲上线，觉得越闹越大才好，才越有成绩，非要搞出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不可。
民盟成员杨焕尧曾来过汉阳一中，联系发展民盟成员的事，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团兴奋不已。他们马上将其与当时民盟中央刚刚揪出的大右派硬挂上钩，并且又与湖北省民盟主委马哲民（已被打成右派）也挂上了钩。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县里，一条完整的“反革命黑线”显示出来了。
经过这番“苦战”，一起“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政治暴乱”就被人为地捏造出来了：汉阳县一中发生的学生闹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罕见的反革命事件，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精心策划的地方性夺权斗争的表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这3人立即被判处死刑。胡平轩、邹振钜、胡斌等9位教师和1名学生分别被判处2至15年徒刑；“散布谣言”的李穗等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定为“坏分子”，11名教师和10名县直机关干部受到各类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和团籍。这样，这起人为制造的“中国匈牙利事件”，以40多人的生命和青春时光丧失为代价而告终。调查团也满载而归。
在真相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紧接着又来了一连串歌功颂德式的大宣传。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报纸和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汉阳县一中的这起“匈牙利事件”以破产而告终。台湾的国民党宣传机器也大肆配合，他们称王建国等人是“反共义士”，甚至还为他们开了追悼会。后来美国青年代表团、匈牙利访华代表团、路透社记者也都慕名而至，争先访问汉阳县一中。而那些假案制造者当然早就编好了说明词，吹嘘自己的“辉煌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势不可当，发生在汉阳县一中的这起事件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幸存的受害者胡斌、赵迪生先后就此事向党中央上书89封，尽陈冤情及事实真相。女教师李穗也四下奔走，长年呼吁解决历史冤案。在时任湖北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张思卿同志的主持下，此案的重审报告上报给了中央，冤案终于得以昭雪。1985年1月，湖北省委报请中央批准为当年汉阳一中事件彻底平反，压在胡斌等人头上将近30年的这顶沉重帽子才被摘了下来。虽然他们的青春年华已逝，但多年苦难毕竟熬到了头，重获自由的他们可以高兴得流泪了！而当年无端被判死刑的王建国等3人，只能是永远含恨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