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把历史学家吴晗于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与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海瑞罢官》“美化地主阶级”，“宣传阶级调和论”；代表地富反坏右“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鸣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
文章发表以后，最初曾在学术界引发出一场争论，但随后很快就演变成一幕对该剧作者以及支持者进行残酷迫害的文字狱，并由此而引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学家吴晗本未写过戏剧，经马连良再三相邀，吴晗碍于情面，应允一试，写出《海瑞罢官》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一些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严厉批评，他要求大家学一学明朝清官海瑞，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尤其当他观看湘剧《生死牌》时，对戏中出现的海瑞能无私无畏地为民除害的行为很是称赞，并说尽管海瑞骂皇帝骂得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一再说应该提倡海瑞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并要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海瑞，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的精神。会后，负责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找到了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约请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吴晗欣然同意，并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
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振奋。9月17日开始，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又陆续发表了《论海瑞》等五篇文章，用以宣传“海瑞精神”。尤其在《论海瑞》一文中，吴晗根据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的精神，在文章结尾加写了三段批判所谓“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评“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的话，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在此期间，全国一些地方还上演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剧。
1959年下半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约请吴晗为北京京剧团写一出海瑞戏。历史学家吴晗本未写过戏，经马连良再三催请，吴晗碍于情面，应允一试，从1959年底到1960年11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七易其稿，写成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原名《海瑞》，吴晗在剧本序言中曾有过简单的说明。关于剧名，吴晗说：“剧本原就叫《海瑞》，后来有不少朋友提出，这个剧写的只是海瑞生平一部分，这才改名《海瑞罢官》。”其具体情节，吴晗的秘书郭星华曾有过一段追述：“1960年夏，吴晗同志邀请了一些历史学家、戏剧家在市人委会议室研究讨论《海瑞》剧本，到会的有王昆仑、孙方山、老舍、魏静生、王雁、李慕良等同志。吴晗同志还要我参加，帮助他记录大家的意见。会上讨论热烈，提出的主要意见：首先是剧名太大，剧本写的只是海瑞在任江南巡抚期间的几件事，由上任到罢官这一段，剧名和戏的内容不贴切，不如改为《海瑞罢官》更切合实际；其次是剧本中海瑞令乡官退田事，在舞台上不好表现，缺乏戏剧性，不如把平冤狱作为主线，退田事作为副线；第三是剧本结尾处描写海瑞被罢官离任的场面，使人感到灰溜溜的，使戏没有达到高潮。建议去掉几场戏，让海瑞斩了徐瑛，然后交印，以罢官结束。与此同时，吴晗的夫人袁震同志告诉我说，吴晗的老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到吴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也提出应加上‘罢官’的意见。吴晗同志采纳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在1960年底彩排后，将剧名改为《海瑞罢官》。”这也就是《海瑞罢官》的由来。
剧本经北京京剧团几次彩排后，于1961年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演出。同年，剧本在《北京文艺》一月号上全文刊载。戏剧演出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誉。
应当说明的事实是：第一，吴晗写《海瑞罢官》剧本始于1959年，成于1960年。他当时写“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毫无联系；第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应马连良之邀，而马连良也是响应毛泽东关于宣传海瑞精神的号召。同时，也是因为马连良喜欢海瑞的刚直不阿和清正廉洁，喜欢演清官戏。这与后来所谓批判的“借古讽今”也毫无关系；第三，剧本只是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才加上“罢官”二字，而这些意见则完全是从艺术角度来考虑的，如硬要同彭德怀被撤职一事联系起来，说成为彭德怀翻案，纯属子虚乌有。
剧本公演后，各方面反响极为强烈。毛泽东也称赞这个戏演得好，说：“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
《海瑞罢官》宣扬了毛泽东提倡的海瑞精神。又经马连良、裘盛戎扮演正、反人物，其表演艺术精湛，丝丝入扣，引人入胜。此戏在北京公演后，立即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波澜，反响极为强烈。1961年2月26日，《北京晚报》首先发表了繁星（即廖沫沙）的文章《“史”和“戏”》。繁星对吴晗“破门而出”，作为历史学家“却来写戏”表示祝贺，并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是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真实”该不该有区别，如何区别？二是写历史书中的人物和写历史戏中的人物，如何区别又如何统一？三是写历史和写戏，都得讲究发展过程，不但情节，人物也得有发展过程，吴晗是怎样来写这两种过程的？2月28日，吴晗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回答繁星的提问。3月9日，常俊又在晚报上以《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为题著文，就繁星的提问和吴晗的回答发表意见，文章说：“海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破门而起，步入堂奥。”3月11日，方三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称赞《海瑞罢官》是一出好戏，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的一个新历史剧。17日，史优（即孟超）也在晚报上著文，就繁星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同吴晗、繁星、常俊进行讨论，并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予读者与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邓允健也著文称赞这个戏“既写了‘抚黎庶’，又写了申‘皇家法’，海瑞的面貌清晰可见。它开辟了历史研究为‘二为’服务的新途径”。
1961年3月，《北京文艺》三月号发表曲六乙的文章《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和邓允建的文章《评“海瑞罢官”》，他们除了在文章中提出讨论如何写戏，还对吴晗“破门而出”的精神表示钦佩。曲六乙说，“海”剧符合历史真实，也有必需的艺术虚构。海瑞不愿做甘草剂，不愿做乡愿，而要做医治国家的神手、神医。吴晗立意写海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而不苛求于海瑞，不着重写海瑞的缺点和不足，从剧作的角度看，应是被允许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们经过讨论，也大都认为剧中没有用今人思想强加于古人，就宣扬为民除害、敢字当头而言，这在封建帝制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
6月23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马连良《从海瑞谈到“清官”戏》一文。文章就封建社会的官员进行了分析，说封建社会的官，给皇帝办事就很难为老百姓“分忧”、“服务”，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也要看到，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封建社会的官员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专制帝王或其他封建官僚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而有的时候这些封建官员对老百姓又不是绝对不能理解或者同情。因此，有的官员也可能做出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来。这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所谓的清官。当谈到戏剧里表扬“清官”时，文章指出：“很可能有微言大义存焉，是在教育当时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就在文艺界、史学界评论海剧的同时，毛泽东召见了马连良并留他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也称赞这个戏写得好，并说“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
一时间，文艺界、史学界春风拂面，活跃异常，以历史剧创作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在全国各报刊纷纷展开，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戏曲、电影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电影《燎原》、《怒潮》，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等等，纷纷同广大读者和观众见面。学术界也广泛开展了诸如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与教育问题等等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以及讨论的热烈程度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毛泽东接受了康生关于该剧的要害是罢官的观点，张春桥密谋策划、姚文元执笔炮制了一篇批判文章
正当社会各界人士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加赞扬的时候，1962年3月下旬，自封是毛泽东“哨兵”的江青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观看了这出戏，看完之后她一口咬定该剧有政治问题，应该停止演出。同时，她还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但遭到拒绝。
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汇演期间，江青始终未能忘记批判《海瑞罢官》，但又遭到拒绝。与此同时，江青还和康生勾结在一起寻找机会劝说毛泽东批评海剧。这一年，当康生向毛泽东诬告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的问题有关时，毛泽东开始并未理会，但后来经江青和康生一再鼓噪，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毛泽东接受了康生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观点之后，随即批示应作为批判的30多个“文学艺术资料”之一，但在北京并无反应。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在北京是攻不开《海瑞罢官》的。”
1965年初，江青前往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同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密谋策划批判海剧，并确定由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张春桥频繁来往于京沪之间，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从中牵线搭桥。在江青的指使下，姚文元不惜一切地篡改史实，歪曲剧本，他们一口咬定剧本主题是“退田”，是和当时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年8月底，他们定下初稿。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十稿由姚文元署名，终于在上海《文艺报》上抛出。在整个炮制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具有阴谋诡计的特征。当时，姚文元数易其稿，每一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其他文艺作品中，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处。正如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所自供的：“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戏汇演之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要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儿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这段话，充分反映出他们炮制这篇杀人的“评论文章”其过程有很深的诡秘程度。在这篇评论文章中，姚文元公然把学术性问题往政治上拉，其主要内容是这样认为的：（一）海剧中的海瑞是吴晗主观臆造的假海瑞，其反历史手法是别有用心的；（二）剧中写“退田”，是煽动五类分子反攻倒算；（三）写海瑞为民平冤，其真正用意是为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冤叫屈，煽动翻案；（四）吴晗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是倡导和平演变；（五）“海瑞的大丈夫精神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用以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论是：《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姚文元的评论文章发表后，朝野震惊，人们愤愤不平。在不长的时间内，上海的《文汇报》就收到众多来信。从这些来信来稿中明显看出，广大读者主要从两个方面驳斥了姚文元：其一，吴晗“臆造”一个“假海瑞”，宣扬“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说法，不能成立。读者认为，剧本描写海瑞所干的几件重要事情，都实有其事，剧中有些情节的处理属于艺术加工，不是像姚文元说的是“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更不能说成是“歪曲、臆造”。吴晗对海瑞的评价是比较正确的，他“对待历史剧的观点，也是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观点”。姚文元没有用一分为二、毛泽东思想评论历史人物，而全部否定历史人物的作用，这才真正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其二，《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不是影射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读者指出：《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主要是教育观众向海瑞的明辨是非、不徇私情、反对贪污、反对坏人坏事、不向困难低头的优良作风学习，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惩前毖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硬扯在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硬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是把学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了。这种逻辑是荒谬绝顶的，是对吴晗的污蔑、造谣中伤。很多学者对姚文元的文章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抵制。著名学者胡愈之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痛心地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周谷城教授则直接怒斥姚文元“陷人于罪”。元史学家翁独健严辞指责姚文元的文章“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
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毛泽东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但由于江青、张春桥的挑拨，毛泽东最后指责了这个提纲
在全国各报刊和广大学者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极大愤慨和抵制的同时，北京各报刊对姚文元的文章并未予以理睬。相反，评论界还以“不要锄掉这朵花”、“海剧应该肯定”、“姚文元的结论过了头”等等为题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另外，针对姚文元文章中的诬陷，吴晗自己也愤愤不平地说：“姚文元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他还对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说：“真要评价海瑞可以争鸣”；“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说我政治上反党，我想不通”。
11月26日，彭真明确表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的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再次表示：“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市委，不畏压力，敢于坚持真理，为保护吴晗作了一些政治准备，如在提吴晗名字时都要加上同志二字，等等。
由于北京的报纸近20天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江青、康生等人一口咬定北京报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进而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广为分发，并通令全国报刊转载姚文，致使北京市委面临更加巨大的压力。迫于形势，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30日，《人民日报》也全文给予了转载。但这两报在转载前均加有彭真和周恩来审定的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展开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人民日报》的按语更是强调：讨论是学术问题，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照彭真的布置，为了减轻震动，《光明日报》于12月2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其在按语中也强调：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充分讨论，以便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
然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毕竟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斗争，面对由学术问题发展到政治问题的错误倾向，为了制止当时在学术批判中日渐膨胀的“左”倾思潮，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人。会议在彭真主持下，着重讨论了当时学术批判中的问题。彭真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也没有联系。还强调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当时康生对彭真的发言并未表示不同意见。会议讨论结果，由许立群、姚溱整理起草了一份《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对开展学术批判的形势、任务、方针、队伍、标准以及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等重要原则问题都作了阐述。《提纲》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意见都阐述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在批判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提纲》还强调，在报刊上点名批判，要慎重、要经过领导机关批准。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五人小组的汇报，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并决定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2月8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这样一来，从表面看，学术批判的形势似乎有所缓解，但实际上矛盾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由于江青、张春桥等人按照预谋将“蛇”引出洞，然后进行政治讨伐，因而，他们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地进行挑拨、告状。3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并开始指责《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颠倒了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还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批判彭真，并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会批准。这个《通知》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通过，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五一六通知》。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期“左”的烙印，但它的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的性质、批判运动的方针和要求加以明确，对“左”的做法加以限制，不赞成将原属于学术讨论范围内的问题变为严重的无限上纲的政治批判。
一个《纪要》孕育着一场冤案；毛泽东认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
《二月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发向全国后，一时间，学术批判空气上升，政治批判浊流被抑制。
然而，批判《海瑞罢官》毕竟已经大大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江青、姚文元等人的真正用意也不在于学术讨论与学术批判。同时，毛泽东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的谈话中，也曾这样表示过：姚文元的文章……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反映出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要比人们的想象严重得多。从而为江青、张春桥等人寻衅加压、扩大事端、搞所谓“文艺黑线”的大斗争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二月提纲》的发出，无疑又加剧了上海张春桥一伙同北京彭真以及中央部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张春桥意识到：《二月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许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被压下了。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江青也在加紧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这一《纪要》确切地说是江青看到北京各方面抵制批判《海瑞罢官》后，从1966年1月下旬寻求与林彪“合作”开始进行炮制的。江青认为，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篇《纪要》中，江青一面炫耀、抬高自己，吹捧林彪，一面诬陷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认为：“建国17年，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从某种意义上说，《纪要》也进一步反映了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在此情况下，一场冤案的形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6年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的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的这番话不啻于将《海瑞罢官》与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并且，还在于要“决心揭开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盖子”。于是，一场政治风暴铺天盖地，首先冲击了北京市委，彭真被打倒，邓拓、李琪先后被迫害致死。6月7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被迫停刊、改组。从此，一场政治运动席卷北京，遍及全国。
吴晗自然也在劫难逃。他在被揪斗、毒打后，投入监狱，惨遭折磨，最后冤死狱中。他的夫人袁震和女儿也未能幸免。随即，正像江青扬言的那样：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啊！于是，《海瑞罢官》的主要演员马连良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他的家人也横遭株连，受尽磨难。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也含冤去世。总之，凡是与《海瑞罢官》有关或说过公道话以及著文参与讨论者均遭迫害，无一幸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与之受到株连的人也恢复了名誉。正如吴晗临终前所说：“相信事实总会有一天大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