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颂
这是一段未被人们忘怀的历史，且是一段不应该被人们忘怀的历史。因为国际上帝国主义分子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将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常常把平叛当作一种口实，所以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的真相和经过，就有必要加以复述，既用以回击，也用于加深记忆。
达赖、班禅出现在首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为活佛洗尘。毛泽东数次接见。达赖在拉萨写了组诗《毛泽东颂》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西藏之后，新生的西藏焕发出蓬蓬勃勃的生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捐弃前嫌，合作共事，被西藏人民推选为人民代表，联袂来到北京，共商国是。
这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季节。北京郊外的田野已开始了收割，中南海的树木却依然碧绿，于1954年9月在怀仁堂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更是气氛热烈，和收获季节一样，回荡着欢歌笑语。受着这种气氛的感染，原本就喜悦满腔的达赖和班禅，每天脸上都挂着甜甜的笑容，在各处走动。人们一看见这两位身着桔黄色缎子袍的年轻佛王，都忍不住鼓起掌来。
这是达赖与班禅联袂首次进京。虽然在历史上，五世达赖、十三世达赖、六世班禅、九世班禅都先后来过北京，但他们都是各自前来，都不像今天的达赖和班禅能同住京城，同出席一个会议。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三位至圣至尊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能聚首京城，真是破天荒的，是异乎寻常的。达赖和班禅由此感到幸福和自豪，并从会议代表对他们的欢迎和尊重中，感受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和党中央的关怀。
党中央对达赖和班禅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得到他们被西藏选区选为人民代表，将出席首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消息后，中央就专门成立了接待组，中央统战部部长兼民委主任李维汉亲自挂帅，制定了接待方案，有关事宜直接请示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接待组下边，又成立了分别负责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安全保卫、外出参观、重大活动的小组，为两位活佛在京能生活得舒适愉快，做了大量非常细致的工作。
给两位活佛选定雅静舒适的住处，是当时令接待人员十分焦急的一件大事。那时，达赖、班禅已经上路，距离到北京的时间不足一个月了，而其住处尚未选定下来。中央对活佛住处的要求是：舒适宽敞，交通便利，环境幽雅，便于安全警卫。按此要求，在北京似乎并不很难找，因为北京确实有不少过去皇亲国戚、王爷驸马留下的深宅大院，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将领曾经住过的雅园官邸，但要真正合适，却是不容易选定的。
班禅的住处似乎要好决定一些。1951年西藏和平谈判在北京进行时，中央给班禅安排的寓所，是西郊动物园内西侧的北京市高级干部疗养院畅观楼。此楼从动物园西门进人，向北走300多米就可以看到，九世班禅来京时就在这里住过。这里曾是国民党要员的官邸，红墙绿顶，欧式风格，坐北朝南，东、西、南三面有河水环绕。楼前一座白色石桥，长约10米，狮豹和玉麒麟铜雕像守护神，分别守在桥头的两侧。楼的造型更为玲珑美观，红砖为墙，绿铁皮为瓦，主体及阁楼高低有致，白色门窗在绿荫环绕中显得格外醒目、高雅。楼内走廊宽敞，走廊尽处4根白色柱子，嵌有欧式浮雕。装有豪华吊灯和高大壁炉的两个大厅，各有百余平方米，设在走廊的两侧。大厅的两头都有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圆形小屋，可以观望屋外的美丽景色。两个大厅的北面是几间可做卧室和卫生间的房间。二楼与一楼的布局相似，三楼有几个较大的亭子间。四层则是平台，很宽阔，向东可观动物园的碧水绿荫，向西可见稻田的金色稻穗。这个雅静而又安全的畅观楼，就定为班禅的临时寓所，再做维修就可以了。
中央要求达赖的寓所要与班禅的寓所大体相当，以此为基准，工作人员在御河桥（今台基厂）找到一座日本建筑风格的小楼。这座二层小楼，灰砖红瓦，坐北朝南，建于1901年，日伪时期是日本领事馆，北平解放后改为北京市交际处。这座楼无论外形还是内部装饰都是日本风格。一层有一个50平方米左右的厅，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大会客室，可以召开中小型会议和举办舞会，还有一个60平方米左右的会客室和几间办公用房。一层东侧还有几个房间。沿雕饰华美的楼梯上了二层，又是两个大会客室和可做住房的十几个房间。楼的南侧、西侧各有一个平台，东侧有一旋转木楼梯可通一楼。三层没有房间，只是一个可以眺望风景的小阳台。该楼院内有一美丽别致的小花园，两座凉亭小巧雅致，几个小土丘长满青草绿树，一条曲径过花墙、穿假山、绕草坪，显得园内也漫长阔大起来。整个庭院清幽雅静，和班禅将要住的畅观楼旗鼓相当，相差无几，基本符合中央在接待工作中对达赖和班禅做到待遇同等、不偏不倚的要求。于是，便把达赖住处确定在这里，北京市交际处迁往他处。
尽管这座日式楼房内部装饰很好，因为要安排达赖来住，接待组还是安排人给作了精心的布置和装修。达赖、班禅的客厅、居室和经房应该是黄色的，需要大量的上等黄色绸缎，工作人员找遍了北京所有布店，最后在“瑞蚨祥”等北京有名的“三大祥”布店找到了，全部买下，可是仍不够装修。政务院接到紧急调拨黄绸缎的报告后，了解到故宫博物院还存有明清皇帝御用的存于仓库的“库缎”，便特批了一些。动用故宫里的这种十分名贵、十分稀有，捧在手上沉甸甸，触摸起来凉嗖嗖，拿在手中滑溜溜，特别细腻柔润的皇帝御用绸缎来接待达赖和班禅，可见中央对他们、对西藏的重视。
从拉萨启程的达赖于1954年7月11日动身，走康藏路；从日喀则启程的班禅于7月1日动身，走青藏路，到同年9月1日相会于西安，然后联袂前往北京，9月4日下午抵达，在火车站受到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迎接。翌日下午，朱德副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两位活佛接风洗尘。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邓小平，军委副主席贺龙，军委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副主任甘泗淇，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民委主任李维汉、副主任乌兰夫、刘格平等曾去车站迎接达赖、班禅，这次也出席了宴会。
周恩来总理首先致欢迎词，赞扬自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签订后西藏所取得的成绩，并为两位活佛的身体健康干杯。
达赖接着站起，戴上白框近视眼镜，拿着讲稿致答词。他说：“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西藏方面，我和班禅以及其他代表和工作人员，虽然来自边远的边疆，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首长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央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直接帮助下，受到了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兄弟般的欢迎和招待，沿途都很顺利。昨天到达北京的时候，更承蒙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各位首长、各人民团体和各机关代表的热烈欢迎，今天又承蒙朱副主席设宴欢迎，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尤其能晋见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一生最光荣、最感兴奋的一件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张经武将军及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的指导帮助下，使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改变了面貌，逐步走上了幸福康乐的大道。”
班禅也在宴会上致了答词。
让达赖、班禅更感幸福的时刻来了！9月11日下午3时许，他们分乘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来到中南海勤政殿，走进接见厅的休息室。这天，他们都穿着只有在盛大节日场合才穿的“礼袍”，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班禅在北京举行的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时已见过一次毛主席，达赖过去从未见过毛主席，可是当身材魁梧的毛主席走入大门时，达赖却一眼就认出这是毛主席，和班禅一样紧张而兴奋地从沙发上跳起，双手平举着雪白的哈达，躬身低头敬献给毛主席。
毛主席接过哈达，握住达赖伸过来的手说：“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久喽，很早就想等你到北京来。”达赖激动地说：“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
毛主席接受了班禅敬献的哈达，握着他的手说：“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班禅激动万分地说：“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
毛主席说：“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接着，他给两位活佛一一介绍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又大声提议：“我们今天见面是个大喜事，咱们照张相做纪念吧！”
于是，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刊登在了首都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这张照片前排站的是：李维汉、黄炎培、张澜、宋庆龄、班禅、毛泽东、刘少奇、达赖、李济深、郭沫若和陈叔通。后排站着的是其他领导人和达赖、班禅的主要随从人员。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15日下午在怀仁堂开幕。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再次亲切地会见了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达赖和班禅，并询问他们生活习惯吗？这几天参观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节目？还指着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安排不周的地方，都可以找他。他是我们大家庭的管家，是个大管家，好管家。我们大家的事情都归他管。你们有事尽管找他，他会帮助你们。”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于9月28日闭幕。在这次大会上，年仅19岁的达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不久以后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年纪只有16岁的班禅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位活佛成了我们国家最年轻的两位领导人。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中央安排达赖、班禅分赴全国各地视察，于第二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恰逢藏历木羊年。
在藏历年除夕，即1955年2月23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寓所丰泽园，分别会见了达赖和班禅，听取了他们在内地视察后的收获和体会的汇报。
藏历正月初一，即2月24日，周总理会见了达赖和班禅。当得知他们想在北京庆祝新年，并邀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及有关方面人士一道参加的想法时，周恩来异常高兴。他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也正等你们回来后，商量过节的事。党中央、国务院要向你们二位，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藏族同胞祝贺新年。”
当天下午，祝贺藏历新年活动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身着黄缎袍子的达赖、班禅，在门口迎来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因去外地视察未能前往，周总理特意向两位活佛作了说明，并转达了朱副主席的歉意。在这次庆祝会上，毛泽东致词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3月上旬，达赖、班禅准备返回西藏，分别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也分别到达赖、班禅住地为他们送行。
3月8日，毛泽东来到御河桥达赖的住地，与达赖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3月9日，毛泽东来到畅观楼，一见到班禅，就说：“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他详细询问了班禅返回西藏的准备情况，指示中央民委的汪锋、刘春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负责人计晋美，要认真负责，让活佛平安地返回故乡。
毛泽东还说：“昨天我给达赖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班禅激动地说：“毛主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一定牢记在心，认真贯彻。”
毛泽东还说：“团结了，进步了，也就会发展。”“现在我们还很穷，很落后，西藏要发展，内地要发展，全中国都要发展。”
按照计划，3月12日，达赖由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和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陪同，从武汉过三峡，入四川，然后进藏；班禅由刘春陪同到西安，经青海返回西藏。周恩来在他们离京之前，于3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盛大宴会，为两位活佛饯行。
这次来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性格较为内向的达赖来说，是他被选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以来，第一次离开雪域西藏。在北京，他认识了许多领袖人物和方方面面人士，在内地，他看到了壮美的山河和日新月异的建设，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参加了周总理饯行宴会的第二天，他突然对刘格平说，他今天想去见毛主席，请刘格平给中央汇报，安排一下。刘格平问见主席有重要事情吗？达赖说，是“去辞行”，“想再见一次毛主席”。
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副主任的刘格平，深知毛主席很忙，他的活动，中央有严格规定，一般很难变更，怕请示了也不行。但看到达赖态度这样恳切，不可轻易回绝，就直接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汇报和请示。
达赖为再次见到毛主席，有意取消了几个重要活动，等到中午，没有消息，吃过晚饭，中央办公厅也没有电话。晚上参加活动回来已经11点多钟了，还是没有动静。达赖觉得有点失望，认为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北京返藏，离京前不可能再见到毛主席了。他送走刘格平，回到卧室焚毕香，开始静坐诵经。不料，门卫突然闯了进来，兴奋地大声叫道：“毛主席来了！”
达赖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赶忙起身，出门迎接，只带着两个工作人员的毛主席，却于此时已经走进了客厅，拉住了达赖的手，坐在沙发上。
毛主席对达赖说：“实在对不起，让副委员长久等了。我刚接到报告，说您要来看我。我说，那怎么行？您明天就走，理当我来为您送行。这么晚了，没有影响您诵经？没有影响您休息吧？”
达赖看见穿着长长睡衣，深夜前来看望自己的毛主席，既感动，又不安，说道：“毛主席，真对不起，又打扰您了。”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正躺在床上看报，接到办公厅的报告，毛主席便立即赶来了。达赖听后，更是感到温暖和激动。他回到拉萨后，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了组诗《毛泽东颂》。深情地写道：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
像创世主大梵天
只有从无数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
像阳光普照大地……
陈毅赴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雪域里浸溢、聚积着一股分裂主义暗流。
达赖喇嘛在北京的日子，天天充满欢笑，日日裹着温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把所能给予的温暖和关怀，都慷慨无私地给予了他，把所能给予的荣誉和照顾，都热情及时地给予了他。他年纪轻轻，便成了国家的一位领导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里，他和德高望重、白发苍苍的副委员长们平起平坐，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这样高的荣誉和待遇，达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走出雪域，祖国内地名山大川、都市村镇，便以广阔的胸怀、热情的臂膀把他拥抱，让他饱览山川的壮丽、市镇的繁华和花朵的香艳，这番非比寻常的游历，应该在达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
让达赖更感到兴奋的，应该是1955年春季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由他出任主任，班禅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任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担任秘书长。一个统一团结的西藏，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西藏，正展现在达赖的眼前。熟知西藏的历史，且不歪曲西藏历史的每一个人，都会为出现这样的局面而惊喜，因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正在雪域西藏徐徐展开的，是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西藏人民对雪域的变化是十分欢迎和十分兴奋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西藏历史新纪元的到来是十分重视和全力支持的，特意组成以陈毅元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专程赴藏表示祝贺并指导工作。行前，周恩来总理对陈毅说，到了西藏要尊重达赖和班禅，尊重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勤于请教，不要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画脚。
指挥过千军万马、极富诗人气质的陈毅元帅，也把赴藏祝贺当作一生中的大事来认真对待。他能像熟悉棋盘那样毫不费神地安排千军万马，能像熟知诗词格律那样毫不费劲地敲定一场战役的作战方案，而对于赴藏，因为意义太重大，任务太光荣，他却不能像在战场上那样从容不迫、潇洒自如了。他感到自己不太熟悉民族工作，对西藏的风俗习惯也不很了解，于是找到了汪锋同志，急切地问：“北京有没有熟悉西藏情况，又懂民族政策的藏族同志？”汪锋认真思考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有一位平措汪杰同志。”陈毅一听，高兴坏了，直爽地说道：“你赶紧找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说，请平措汪杰同志来给我们当顾问。”
行期临近了，陈毅专门安排了一场大型报告会，请平措汪杰走上主席台作报告，而他本人却像小学生一样坐在台下，展开笔记本，一边听一边记，和代表团成员一样地认真，一样地聚精会神。
平措汪杰所讲的是西藏的历史、宗教和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非常具体、形象，使听众增长了许多知识。陈毅元帅听后还把平措汪杰叫来，单独讨教怎样给达赖、班禅送礼品、献哈达，给其他贵族官员、活佛、喇嘛献哈达应该注意什么？怎样接受别人献哈达和敬酒，答谢时应该如何表示？代表团中的女同志能不能和活佛、喇嘛握手，见面时应该注意什么？他还特别询问西藏上层贵族、活佛、喇嘛和普通干部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希望讲些什么话，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回答问题时还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等等。陈毅元帅自己想到的问题全都问遍了，还让平措汪杰根据这些问题写一个详细提纲。
由于准备充分，陈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西藏的活动十分顺利，每到一处都赢得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党中央的关怀化作了一阵又一阵的欢歌笑语。随团赴藏的平措汪杰，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里担任了委员和副秘书长的职务，并留在了西藏。他的这种安排，是毛泽东在北京当面征求了达赖、班禅的意见后决定的。
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达赖喇嘛，经长途跋涉，于1955年6月回到了拉萨。他在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也立即受到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对于这些分裂主义分子，达赖是十分熟悉的，或者说，他的多数时间是在这一小撮人中间度过的。由于这些人的猖狂活动，达赖差点没有能够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就做着西藏独立的迷梦。1951年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之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就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人民会议”的名义，反对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重温“独立”旧梦。为粉碎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于1951年7月16日亲自去离中锡（锡金）边境不远的亚东，会见于1950年12月出走到这里的达赖喇嘛，促成其返回拉萨。就在此时，曾以保护达赖出走亚东之名而建立了私人卫队的阿乐群则，又策动70多位商人向亚东噶厦提出申请，要求率众隆重迎接达赖。亚东噶厦批准这帮人到拉萨远郊迎接，并把为对抗中央人民政府，而由分裂主义分子组成的所谓“人民会议”的“人民代表”，也编入了迎接达赖的仪仗队的序列，这样就使“人民代表”以合法的面貌出现而名噪一时。从此，“人民会议”开始了紧张的分裂活动。
1951年底，“人民会议”在德吉林卡开会，与会的40至50名分裂主义分子立誓请愿，宣称：“为了宗教和众生的幸福，而立志不移”，“粉身碎骨在所不计，永不反悔，我们像亲兄弟一样，生死同当，并向神宣誓，内部的事，不向外泄。”看来他们为给上层贵族夺回权力，而不惜自己的一切。
1952年3月，“人民会议”在拉萨发起了请愿活动，组成了反动武装解放大队，把中央代表驻地、外事处、银行和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都包围起来。党中央高度警惕地注视着“人民会议”的活动，但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促成达赖喇嘛解散了“人民会议”这个分裂主义组织，撤销了分裂主义头目鲁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两个司曹的职务。但在噶厦的暗中包庇下，分裂主义头目鲁康娃潜逃出境，借朝佛名义逃到印度，在噶伦堡建立了据点，策划和指挥康藏分裂势力的叛乱活动。
1953年，阿乐群则纠集钦绕旺秋等人在自己家里，密谋再组西藏人民会议”，企图使已被取缔而从未停止过非法活动的这一反动组织，重整旗鼓，再次杀将出来。
1954年7月，达赖喇嘛接到中央人民政府要他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阿乐群则等人气急败坏，竭力反对达赖去北京开会，肆无忌惮地公开宣布再组“西藏人民会议”，发动请愿以反对中央的决定。逃到境外的分裂分子夏格巴等人也于此时，宣布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企图里应外合，造成分裂和独立的声势。
1955年6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从北京回到拉萨，阿乐群则以迎接达赖为名，再次煽动请愿，给达赖呈送了“汇报与请愿书”，反对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同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这就触动了藏区封建农奴主和一些寺庙喇嘛堪布的利益和地位，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阿乐群则等人乘此之机，以“人民会议”的名义，在拉萨静坐请愿，张贴标语，无理纠缠中央驻藏代表，竭力反对民主改革。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驻藏代表责成噶厦宣布“西藏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逮捕了阿乐群则等一批分裂主义首要分子，给其嚣张气焰以沉重打击。
1956年初，分裂分子企图用武力破坏民主改革，在外国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下，在康巴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同年，达赖受邀请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大会，逃到境外的鲁康娃、夏格巴，及从美国赶回印度的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乘机把达赖滞留在噶伦堡。
1957年1月，达赖访问印度加尔各答，夏格巴进而企图用汽车把达赖劫持到美国领事馆。如此猖獗的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气愤，亲自访问印度，使尼赫鲁许诺不再支持“西藏独立”。周总理还和达赖进行了两次长谈，坚定了达赖回国的立场，使这位活佛于同年2月回到了拉萨。西藏上层分裂分子从这年开始，秘密拼凑叛乱组织于西藏各地，还截击解放军汽车，对汉族干部实行暗杀。
也是在这动荡的1957年5月，西藏噶厦分裂独立派策划、支持叛乱分子，在拉萨组成了以原“人民会议”分子为骨干的“曲细岗珠”反动组织。用汉语直译，“曲细岗珠”就是“四水六岗”，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藏族聚居区，也就是要把这些地方同西藏包括在一起，一道独立建立所谓的“大西藏国”。西藏噶厦的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和先喀·居美多吉，出席了该组织的筹备会议。这个组织一成立，分裂主义者就以给达赖献“金宝座”的名义，大规模地开展了捐献活动。到了年底，噶厦政府又对藏区的区划、机构和领导人，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变动，任命了一批分裂分子担任宗本（县长）和基巧（专员），强化了分裂主义者对藏区的控制。
1958年4月20日，由与西藏相邻几个省份的武装叛乱头目及藏军共5000余人（一说500人）窜入拉萨，与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签订了正式盟书，决定把叛乱的武装力量全部统一在“曲细岗珠”组织之内，还划分了将来叛乱时各自承担的任务。
6月15日，恩珠·公布扎西等人与两名藏籍美国特务及部分武装叛乱头目，从拉萨来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建立叛乱据点。4日，召开了成立“卫教军”会议，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头目参加，设立了司令部，成立了山司令部控制的4个机关，按地区编成36个连队，恩珠·公布扎西自任司令。“卫教军”一成立，便通过空投和陆运两种形式，从美国等国获得了武器弹药。噶厦也全力支持这一叛乱武装，下令各宗、寺庙帮助和支持“曲细岗珠”，为其筹备粮草，打开了拉康、多宗等山南地区粮库，给叛乱武装发放粮食和武器弹药。
7月4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正式接受“曲细岗珠”所献的“金宝座”，噶厦以达赖名义给藏、川、滇、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组织成员回赠了礼品。接着，这些分裂分子给达赖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所涉及的地区，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的口号。
7月21日，“卫教军”在拉萨以东80余公里处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
7月28日，阿乐群则、多吉巴桑等人盗用藏区人民的名义，向世界185个非共产党国家和地区，散发反对“中国侵略西藏”的决议书。并在美蒋特务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公开出版鼓吹“西藏独立”的《西藏镜报》。
12月18日，叛匪在拉萨以南不到100公里的贡噶，伏击了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杀伤22人。
12月19日，叛匪又在贡噶以东不足40公里的扎朗，突然对解放军值勤小分队发起攻击，杀害解放军第十八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杀伤13人。
1959年1月，叛匪血腥洗劫昌都西南约200公里的扎木（现波密）中心县委之后，又围攻泽当中共山南工委77天，围攻丁青县委90余天。在叛乱中，这些匪徒不仅截断公路，洗劫道班，炸毁桥梁，伏击车辆，袭击兵站，而且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杀戮无辜，破坏寺庙，连寺庙内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要夺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和其管家叛乱后，捣毁佛像，焚毁经书，还把寺内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山南凯松溪长全村仅有50户人家，“卫教军”杀进村庄之后，洗劫了每户家庭，奸污了全村妇女，从10岁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无一逃脱叛匪的蹂躏。
与此同时，在西藏噶厦反动分子的指令下，青海、四川等藏区的叛乱武装开始聚集，向拉萨移动，西藏当地的叛乱分子和旧藏军主力，也化装起来，秘密地往拉萨潜入。
一场厮杀，一场决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明察秋毫，在文件上批示：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总参谋部叮嘱部队：尽量用轻武器，少用炮，不得毁坏寺庙。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叛乱区域性和作战的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简称“黄指”；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简称“丁指”；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总参谋部为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的作战，特别是各指挥部的边缘地区或接合部的协同作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诸多重大事项，特给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委以指挥和协调的重任。
1958年年底以来，西藏叛乱匪徒围攻基层政府，伏击解放军，残杀无辜藏族同胞，反动面目愈来愈暴露。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及时不断地把情况报告给中央，这些材料摆在了中央决策层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以超人的魄力，字字千钧地写道：“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很快就接到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立即进行研究，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这一特点，中央确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处于指挥中枢的王尚荣副总参谋长，指令执行轰炸任务的空军，投弹尽量投到叛军阵地的边缘或无人的地方，主要能起到威慑作用即可。他代表总参谋部，叮嘱各平叛部队，要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
根据中央的决策和总参谋部的指示，解放军驻藏部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一直努力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军区参谋长李觉通过阿沛·阿旺晋美和绕噶厦，给噶厦传达军区的意图：“如果叛乱继续下去，解放军就要反击。”但噶厦不听劝告，反而使叛乱活动更为加剧。在此情况下，解放军在黑河以东的那曲比如以北，被迫实施反击，一举歼灭匪徒200余人，活捉300余人。
情况是太明了不过的了，即噶厦不仅在暗中策划、支持叛乱，而且噶厦官员本身也在准备公开叛乱。尽管如此，张国华等西藏工委和军区领导人还是持续不断地找噶厦上层人物谈话，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负起平息叛乱的责任，并严正表明，若一定要叛乱，中央就一定要用武装平息叛乱。
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分别召开了统战工作座谈会。谭冠三面对噶厦政府二品官以上的官员和夫人，奉劝他们不要搞叛乱，但这些人中的不少人不听劝说，有意回避会议主题而言他。谭冠三有点生气，“啪”地一拍桌子，大声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听我劝，你们要搞叛乱的话，我们不怕！”
在张经武召开的座谈会上，情况也是这样。他讲了共产党的立场和政策，讲了应该坚决反对叛乱的理由，而到会的噶厦官员就是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叛乱。张经武火了，气愤地说道：“我就给你们明说了，我听说你们要搞叛乱，谁有胆量就站起来，当着我说一说你搞叛乱的原因和理由。”会场上仍是一片鸦静，无人站出来说话。张经武再也忍不住了，猛拍一下膝盖站起来，说道：“有胆量就站起来嘛。我告诉你们，谁如果真要发动叛乱，我在这里宣布，我24小时以内将其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散会！”
张国华召开的座谈会，情况也同样如此。
1959年2月7日，即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藏族传统风俗的“破九”，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中央驻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应邀前往出席。达赖喇嘛在自己的卧室里会见了他们，并说道：“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安排一下。”
郭、邓当即应允下来。郭锡兰对达赖说：“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
达赖笑着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
当时噶伦们全都在场，一听达赖要去军区，提议还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最好不要去。但达赖坚持要去，郭锡兰和邓少东只好把此事通知噶厦的全体噶伦及主要官员。
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十分重视达赖的这次观看演出，认为是团结达赖的一次重要机会。3月1日，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为确定演出时间和地点，亲自面见达赖。达赖提出时间大体确定在藏历二月初一至初三，即公历3月10日、11日或13日，并说：“具体安排，你们可以和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
3月5日，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梁洪为商量演出时间，又会见了洛桑仁增，还把一份邀请陪同人员的名单交给了他。
3天后，洛桑仁增通过电话通知统战部，转达达赖的意见，说达赖决定于藏历二月初一即公历3月10日观看演出，地点定在军区礼堂。
接此通知后，西藏工委和军区立即开会研究了接待计划，由统战部于3月9日将此计划转交给噶章·洛桑仁增。并立即通知文工团认真排练节目，统战部还给有关方面发放了请帖。
而在噶厦那一边，从2月7日郭锡兰、邓少东同意达赖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那天起，分裂独立派就认为这是煽动武装叛乱难得的火种，便秘密地活动起来。3月9日，达赖喇嘛将自己于3月10日看文工团演出的事通告给全体噶伦，极不寻常地说道：“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待。”阿沛·阿旺晋美听到这话，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可能会出事，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噶厦官员一般都应该到罗布林卡，然后跟随达赖出行。
果然不出所料，噶厦分裂独立分子于3月9日夜间，便派人到藏民中煽动说，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逼迫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请愿，要求达赖不要去看演出。
3月10日清晨，西藏噶厦警察代本俊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荷枪实弹，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吆喝，胡说“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欺骗和强迫每家每户都去人到罗布林卡，阻挡达赖不要去军区观看演出。忠厚虔诚的藏民听到这样的谣言，莫不受到极大的冲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罗布林卡奔去。看到此番景象，分裂独立分子更起劲了，叫喊道：“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样，又骗来更多的人，把罗布林卡围了个水泄不通。
12时左右，昌都堪穷（仅次于堪布职务的僧官）、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早上穿着袈裟晋见了达赖之后，在拉萨听见谣言在流传，便换上普通藏袍，戴着口罩，去罗布林卡想看个究竟。不料刚走到罗布林卡门口，一个分裂主义骨干发现了他，便高叫：“共产党的特务来了！”于是，石块雨点般砸来，闹事的暴徒举着刀也凶猛地砍来，帕巴拉·索朗降措被当场打死。接着，分裂主义者把他的尸体系在马尾巴上，拖着游街两公里多，1000多名叛乱分子结队跟在马后游行示威，高叫“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的口号，并张贴反动标语，打砸机关、商店的门窗，捣毁交通指挥亭，殴打值勤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西藏军区副司令、卸任的噶伦桑颇·才旺仁增路过闹事地点，刚下汽车，就被暴徒们打倒在地，警卫员迅速把他救上汽车，才免遭毒手。
在此之后，叛乱分子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在大喇嘛绒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厦政府三噶伦之一的索康、主管财政官员夏格巴的煽动下，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开始了。
下午3时左右，噶厦的索康、柳霞、夏苏三个噶伦来到军区，见到军区政委、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张经武赴京开会），谎称他们不知达赖要来军区看演出，三大寺堪布、达赖近侍机构及僧俗官员反对达赖来军区，而造成了混乱事态，使噶厦无法控制。
谭冠三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要下令保护达赖的安全，严惩凶手，抚恤、慰问死伤者。”
但索康等仍不听劝告，从军区回到罗布林卡后，立即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有100多人参加。这个会议决定：“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为西藏人民站起来与共产党中央分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并决定由索康·旺清格来、噶章·洛桑仁增、雪若巴、洛珠格桑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在自治区筹委会机关工作的藏族官员从11日起，不许前去上班；抽调哲蚌寺、色拉寺喇嘛各15人担任罗布林卡警卫；调康区叛乱分子进驻罗布林卡担任达赖警卫。并决定在拉萨张贴“独立”布告，以“西藏僧俗人民”名义，声称“西藏是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今天起，我们西藏怎样独立自主，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当天黄昏，叛乱集团命令三大寺1400多名喇嘛和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向市区集中，以加强达赖警卫为名，派部分武装进入罗布林卡，把达赖包围起来。
当晚6时，叛乱集团派出12名“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支持、保护西藏独立。印度总领事蔡伯尔接见了他们，要求有一个书面文件为凭。叛乱集团立即写出了一个书面求援报告，交给了该总领事馆。
当时，中央驻藏代表、工委书记张经武，军区司令员、工委第一副书记张国华，均在北京。谭冠三便以自己的名义于叛乱当天给达赖写了一封信：“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军区）。”并嘱其“保重”。
3月11日，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再次举行“人民会议”，决定：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对18至60岁的男子全部登记，能参加作战的一律参战；三大寺立刻组织“先锋队”；在自治区筹委会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于3月11日前进行悔过登记，否则要给予严惩。当夜，噶厦派人到工布、彭波、山南、江孜、曲水等地传达命令，要各地迅速组织武装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也在这天，中央发出《关于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的指示，要求西藏工委和军区作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若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解放军总参谋部也于这天给军区发来指示电：“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2日，叛乱集团在布达拉宫前召开“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推举噶伦索康、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土登降秋，孜本雪若巴、孜本凯墨巴5人为人民会议代表，调整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部组织，任命拉鲁·次旺多吉为总司令。也在这天，西藏工委和军区收到中央转发的毛泽东主席关于对西藏叛乱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3月13日，设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总部下令全藏叛乱，要求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自带武器、弹药、食物来拉萨，不得迟缓，贪生惜命者，必受严惩。据此，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对18至60岁的男人进行了登记。噶厦从布达拉宫军械库中取出机枪30挺、火炮12门，运到罗布林卡。
3月14日，噶厦在布达拉宫下边召开妇女会议，组织数百妇女到印度、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请愿，要求支持、保护“西藏独立”。
3月15日，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又接待了300多名妇女的请愿。
3月16日，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反动组织“西藏幸福事业会”领导人夏格巴发去密电，说西藏独立国于3月10日（藏历二月初一）已经成立，请向大家宣布，并让其于3月18日到锡金首府刚渡听电话。
也在此日，噶伦柳霞、堪仲土登降秋等从布达拉宫金库，取出1块大金砖，50枚象牌金币，1个金钟，2个金螃蟹，11267盾印度卢比，作为叛乱之用。也在此时，罗布林卡的叛乱分子突然开枪，向处于罗布林卡、药王山、布达拉宫交通咽喉部位的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连续射击。
3月17日，叛乱武装从罗布林卡北侧继续向青藏公路运输站射击，并向运输站油库和碉堡发射了30多发炮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该站的经济警察曾惠山未经请示，操起六○炮向叛匪发射了两发炮弹，落在了罗布林卡北围墙以北200至300米的地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此大做文章，掩护达赖于晚上10时许逃离拉萨。随同达赖出逃的有索康、柳霞、夏苏3个噶伦，达赖经师林仓、副经师赤江，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副官长帕拉，达赖的母亲、姐姐及姐夫、一代本彭措扎西（黄国桢），二代本扎西白惹，四代本多卡色，以及家属和担任警卫的200多名藏军，总共600余人。
达赖是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出逃山南的。当时，解放军已对拉萨形成合围之势，只要党中央下令拦截外逃人员就休想逃出拉萨半步。但因有中央于3月12日转来毛泽东3月11日在武昌写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的电报，电报明确指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所以，我军明明看到达赖外逃，也未加拦截。李觉当时担任西藏军区参谋长，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1959年3月17日，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应该说，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对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是仁至义尽的，可是这帮人还是走上了叛国的道路，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残杀无辜，最后又向国外逃窜。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平息武装叛乱。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各地叛匪。但对达赖还留有使其回心转意的余地……
达赖虽然已于3月17日夜逃出拉萨，但留在拉萨的上层反动集团接连几天也不公开公布这一出走消息，企图在政治上继续迷惑人民解放军和西藏人民。
3月18日，叛乱分子又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的“人民会议”，由新任叛乱武装司令堪穷达热，在会上宣读达赖于3月17日签署的给叛乱武装各司令的一份执照，要求“僧俗人民和各地官员应接受各武装司令共同的指挥”。与此同时，拉萨街头还有叛乱分子在张贴布告，威吓藏族干部、工人、教师和学生，不得到汉人机关、企事业单位上班和学习。
3月19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了达赖逃走和对当前问题处理的意见，还把拉萨武装叛乱情况向班禅额尔德尼作了通报。班禅于当天回电，对武装叛乱表示谴责，并说：“请工委注意反动分子突然地、全面地武装叛乱。在日喀则，堪厅和分工委、人民解放军一贯是团结的，有密切联系的。我已指示堪厅，现在更应继续和分工委、解放军加强团结，密切合作，做好准备，确保日喀则市区安全，共同粉碎和镇压武装叛乱。”
3月20日，拉萨武装叛乱分子发起了全面进攻。清晨3点45分，他们首先向守卫在罗布林卡之南拉萨河巴渡口的解放军的一个连猛烈射击，接着向驻在市内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发起攻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数百名叛匪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发起猛攻，由80名职工组成的民兵连连续打退了他们的三次冲锋。小昭寺的1000余名叛匪进攻建筑工程处，一度曾攻入院内，最终还是被民兵排击退。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气象处、贸易公司、邮电局、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10多个单位，都受到了叛乱武装的猖狂进攻，形势十分紧急。
面对如此形势，谭冠三于凌晨5时在军区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后，决定为防止敌人继续向山南转移，使用现有机动兵力，于10时向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并随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早在3月12日，中央转达毛泽东关于西藏叛乱问题和对达赖外逃不要阻拦指示的同时，还决定调遣一三四师及其他配属部队急速在青海格尔木集结，并命令在北京治病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立即赶到格尔木，率一三四师等部队从藏北入藏，进行大迂回合围拉萨。3月20日这天，中央收到谭冠三从拉萨发去的报告后，仅几个钟头，就于9点30分发来回电，明确指示：“拉萨打响，达赖逃走，对解决西藏问题不是坏事。目前作战方针应是：尽力设法控制要点，阻止敌人向北向南逃走的通路，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内，勿使其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根据这一电示，张国华在进军途中向西藏军区转达了中央的作战意图，要求部队想办法把敌人吸引住，为全歼敌人创造条件。
就在这时，西藏军区大院被叛匪团团包围住了，军区大功率电台又发生故障，信号既发不出，也收不到，与张国华与中央军委都无法联系，让坐镇指挥的谭冠三颇感为难。不反击，情况过分危急，实行反击，又兵力较弱，援军尚在千里之外，而且若是击，是否有违于中央意图？但情况已不容犹豫了，谭冠三作出断，下令实行反击！
反击战斗十分激烈，一批叛军被击毙了，又一批叛军拥上来，打得难分难解，胜负难分。恰在此时，军区电台修好了，收到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的电报，说敌我力量悬殊，要依托战壕、掩体死守，不要主动出击，要等待援军解围。接到此电，谭冠三唯恐打乱中央的部署，给解决西藏问题带来困难，但事已至此，不能收兵，只能寄希望于反击成功。
训练有素的解放军，人人勇敢、个个英豪，面对乌合之众的叛匪，英勇出击、步步前进，人的素质优势超过了敌人数量上的优势。冲进军区大院的敌人被打退了，各个战区也是捷报频传，谭冠三这才真正松了口气。他一面指挥部队乘胜前进，一面给军委回电陈述决定反击的缘由，检讨思考问题的不周，请求给予处分。中央很快复电，对反击的做法予以肯定，因反击取得了成果，决定不予处分。
在收到中央军委复电的时候，反击部队已对拉萨制高点药王山发起攻击，只用了1个小时就占领了该山，市区内的敌人与罗布林卡的联系被切断，敌人统一指挥的系统被打乱了。到下午6时30分，叛军指挥中心罗布林卡也被解放军占领了。
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飞回拉萨，在拟定具体作战计划的同时，本着政治攻势在先的精神，西藏军区在20日这天发出布告。布告说：“查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图谋叛乱，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他们纠集和纵容叛匪，窜扰各地，破坏交通，劫掠商旅，奸淫烧杀，残害人民。中央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严惩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不但不负责平息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助长叛匪气焰。及至今年3月10日，西藏多数噶伦与上层反动集团，更进一步与叛匪结成一体，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于3月19日的夜间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讨平叛逆，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军本着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来归者，一律不咎既往；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
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基本上得到粉碎。3月2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由驻藏解放军解除藏军武装的命令。于是，解放军逐个歼灭了盘踞在恩珠伦宅、朗加多吉宅、木鹿寺、小昭寺等据点里的叛军。22日，经政治攻势，大昭寺和布达拉宫里的叛军举白旗投降。23日，拉萨市的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
为了不给叛军以喘息的机会，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给平叛前线的解放军传达了中央军委新的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作战部队要严格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平叛后还须实施分区清剿，彻底肃清残余的叛乱分子，并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力争“平息一地，巩固一地”。这样就使达赖和其上层反动集团，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达赖自3月17日夜从罗布林卡渡拉萨河逃到山南之后，虽然沿途都有叛乱武装接应，但一路总是惊慌不安，风声鹤唳，有草木皆兵之感。3月26日，他们逃抵山南地区隆子宗，29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决定以隆子宗县为临时首府，妄想以雅鲁藏布江为屏障，背靠印度，逐渐赢得国际承认，以求得西藏独立。但铲平了拉萨武装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很快打败了山南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将达赖集团长期抵抗的企图打个粉碎，达赖只得于3月2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逃到印度，开始了流亡之路。
4月8日，驻藏大军分东、中、西三路，飞渡雅鲁藏布江，对山南地区叛军展开扫荡，前后10天，横扫千里，荡平了叛匪老巢，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线，切断了叛匪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通道。
1959年底，西藏境内的山南、纳木湖、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匪，基本被剿灭。到1960年夏天，西藏全境平叛工作基本结束，西藏封建农奴制被彻底推翻，摆脱了封建枷锁的西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而此时的达赖，还在流亡。他于1959年4月18日抵达印度提斯浦尔，当日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达赖的声明”，胡说什么“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
接着，达赖及其集团就聚集在印度穆索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此会见了达赖。在这里，达赖成立了“流亡政府”，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不久，他又把其流亡大本营，由穆索里迁到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康拉县的达兰萨拉镇。
1960年9月，达赖在达兰萨拉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宣告了“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的成立，还宣布达赖喇嘛为其“国家元首”。
尽管达赖分裂祖国，残害西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他还是坚持教育、劝告的原则，一直保留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希望他能迷途知返，痛改前非，回到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然而，逃出雪域、浪迹在印度陌生土地上的达赖喇嘛，在境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沉浸在“西藏独立”的长梦之中。旧时西藏噶厦内部的争斗和其父不明不白死去的情景，在他眼前淡漠了。新中国欢迎他走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台的热烈景象，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重视、热情接待和寄予的殷切希望，他统统地忘记了。驻藏解放军对他的尊重、照顾和宽容，他全都不去回想了。他忘记了祖国，忘记了西藏的前途，忘记了西藏人民。他变得更为自私、更为偏执，也更为狂妄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为他保留了5年。5年中他没有回来，也没有反应，而是在分裂道路上越滑越远。据此，国务院于1964年12月17日召开的第151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决定》在历数其发动武装叛乱、逃到国外、成立流亡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侵略我国，并组织和训练逃到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等罪行后，写道：“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地方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达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也按法定程序予以撤除。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达赖就是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