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彪
张伯驹先生是著名的收藏家、诗词家、书画家和戏剧家，笔者对其“高山仰止”久矣！远在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时，我尚是学生，虽然也忝列他的社员，但总无胆量到府上聆教。到了1980年，我已是一家通讯社的外宣记者，当时香港《镜报》为纪念创刊4周年，拟请内地著名书画家挥毫祝贺，画家我请的是王森然先生，书家我请的就是张伯驹先生。也因此，我们开始熟悉了，而且成了“忘年交”。
直到他1982年逝世之前，有两年的光景，几乎每周我都要去一趟他的北京后海住所。偶尔不在，他还要打电话问询在忙什么。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一次聊得高兴了，他用我的名字撰写了一副嵌字联：“大魁丹桂悬金榜，彪焕珠帘卷玉钩”送我。他的夫人潘素是著名的画家，还特意用家藏的宣纸为我画了一幅青绿山水。
张伯驹先生逝世20年了，现在，就记忆所及，拉杂写来，作为对他的怀念。
稀世国宝献国家
张伯驹，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98年生。幼年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系前清进士，官至直隶总督。张伯驹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时有“四公子”之称。早年仕途颇为得意。19岁考入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骑科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过提调参议。其时，正值军阀混战，国政日非，他深以军职为耻，便退出军界。北伐之后，蒋介石的实业部长吴鼎昌拉他出来做官，被他拒绝，后到其父首创的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挂了个常务董事兼总稽核之名，始进入金融界，后又到南京盐业银行任经理。
自30岁后，张伯驹以一介文人踏上艺术之路。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是出于爱好，后则以保存中国珍贵书画不使其流入国外为宗旨，而且得到了他夫人潘素的鼎力支持，变产借债，历经艰难风险，亦在所不惜。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中国传世最古之绘画——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和中国传世最古之书法——晋陆机的《平复帖》。
隋展子虔的《游春图》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是无比珍贵的稀世之宝。张伯驹谈到当时的购画经过：将房子一所（据说是李莲英曾居住过的）卖了220两黄金，还不够，夫人潘素又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首饰卖掉一部分，凑够240两才弄到手。后来张大千告诉他，原也是想买的，见好朋友已买，也就没再张口。但过了一个多月，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闻知，乘飞机专程从南京赶到北京找张伯驹，恳求转卖，说开多少价都要。未料张伯驹一口回绝，坚定地说：“我既买到手，就贵贱不再转卖，我愿自己保存！”说到这里，张伯驹出示他的著作《春游琐谈》，翻开其中的一段念道：
“余屡收宋之矩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万不计也。”
他还谈到，《平复帖》更是他心爱之宝，他因得此宝而将书斋更名“平复堂”。以4万大洋买到手。但是不久，就有一个叫白坚甫的古董掮客，为日人所雇，出口就愿以30万大洋索购，张伯驹怒目而视，斥道：“我买它是为了收藏，我不是商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伯驹怕这些珍宝被暴徒抢劫，便缝在衣被中，随身携往上海、西安。可是1941年在上海时，汉奸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欲行敲诈勒索，突然把张伯驹绑架，扬言必须拿300万（伪币）去赎，否则就要“撕票（杀人）”。绑匪通知张夫人潘素，说张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一见。得见时，张伯驹已憔悴不堪，潘素不免欷歔。可张伯驹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悄悄叮嘱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可见，他对国宝之爱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绑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了40万。又经过多方奔波借贷，张伯驹才被赎出来。谈到这里，张伯驹深深感叹道：“潘素嫁我后，我未曾给过她一分钱。卢沟桥事变，我的家境已经中落，购买书画、营救我，潘素变卖的都是她未嫁我以前她自己的财物，所以我早说过：我把我的书画给予潘素，其余财物仍属共有。”但是，当他在50年代将这些珍品献给国家之后，他却在《春游琐谈》里写道：“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那是在1956年初认购公债时，张伯驹在会上表示，愿把珍藏文物出售给国家，以所得款项购买公债。回家后同潘素商量，潘素说：“你不是说过买这批文物就是为了还珠于人民吗？哪个收藏家都知道，再贵重的珍品，在私人手中也难保存三代以上。项子（京清著名大收藏家）可谓一代大收藏家，如今他的藏品不也是散失不少吗？现在人民做主江山，这批字画该交到人民手中了。”后国家文物局曾作价20万元，但张先生与潘素又一商量，与其以文物钱买公债，不如干脆无偿捐献给国家。
谈到这里，夫人潘素从里屋捧出一精美纸筒，从中抽出一张纸向我展示，原来是1956年7月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红印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下边还有当时文化部长沈雁冰的亲笔签名。
我细看，这里仅提到5件的名字，便询问另外3件是什么。张老有河南口音，怕我听不清楚，于是拿过毛笔写在了另一张纸上，有：宋吴琚杂书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和元俞和楷书。同时，张先生又补写了两件：隋展子虔《游春图》和唐李白《上阳台帖》。进一步说，前者送给了故宫博物院，后者献给了毛泽东主席，据说后来毛泽东也转送给了故宫博物院。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对张伯驹先生有肃然起敬之感：如不是此公之慧眼，以倾囊收藏，假若当年落入掮客、日本人或官僚之手，说不定今日早杳杳而不知流入何方了。
知公者陈总也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伯驹曾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积极投身于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因与傅作义及其顾问侯少白、军长邓宝珊友善，对1949年的北平和谈成功曾助有一臂之力。
解放后，张伯驹先生更积极致力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曾任燕京大学艺术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1957年，陈毅看了中国书法研究社在北海举办的明清和现代书展后，特请张伯驹面叙，极力称赞张为保护国家文物所作出的贡献，并说：“你们的展览我看过了，很丰富，很珍贵。你的词我也看到了，很有北宋风度。”陈毅的直爽、诚恳、蔼然可亲，大大激发了张伯驹为祖国贡献后半生的积极性。但是，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
当时，宋振庭任吉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经过陈毅从中周旋，1961年，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决定聘潘素去教授国画，张伯驹亦随同前往。行前，张伯驹致陈毅一函云：“五七年一见，觉公如冬日可亲，至今耿耿难忘。现受聘将会吉林，拟趋谒辞行。”不久陈毅派车接去中南海相见，问及去向，张说：“去吉林艺专，夫人教国画，我可以教书法诗词。”陈毅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又问及右派事，张说：“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给国家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陈毅听了很受感动，激动地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你一生所珍藏的最珍贵的文物都献给了国家，你还会反党吗？我们的干部不是全对呀！我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还写信给吉林省委，让他们好好照顾你们两位老人。”
当时，吉林省博物馆没有正馆长，张伯驹便被任命为第一副馆长并兼副研究员。为了感谢陈老总的关照，在回京度假的第一个春节，张伯驹给陈带来了四瓶鹿茸酒和两盒人参糖。陈毅收到后，约酒叙，并要代邀陪客数人。张伯驹邀请了中央文史馆馆员陈云诰、黄娄生，吉林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恽宝惠、吉林省艺专音乐教师李廷松。席间还有齐燕铭作陪。可是万没料到，这竟是与知己者陈老总的最后一次晤面，张老每每思之，深感痛哉！
张伯驹曾笑说：我7岁入私塾，9岁能作诗，自幼有神童之称；而且记忆力惊人，朝夕诵读，过目不忘。他说过一个故事，一次到朋友家去，信手翻书，过了很长时间，再和那朋友聊起来，随口就能背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主人却早已不记得了。他先后与傅增湘、郭则沄、关庚麟等结成蛰园诗社、庚寅词社。因他文思敏捷，掌故谙熟，每每比赛，总列冠军。朋友称赞他的风格旷达自然，纤细与拙重俱备，有纳兰之风。汇集成册者有《氍毹纪梦诗》、《洪宪纪事诗注》和《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国对联话》，以及《丛碧词》、《诗钟分咏》、《春游词》、《秋碧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等等，不愧为诗词大家。于是生活中，每有所感，便以诗词抒之，但是在“四害”横行的“文革”中，他却遭殃了。尤其有两首《金缕曲》，分别是批判江青、林彪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另外，吉林省博物馆有一鉴定古代书画组，由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负责收购，张伯驹召集有关人员审定。于是张伯驹建议借每周一会之机，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均可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应该说，这是个意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的小聚会，后来还邀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朋友参加，名之曰“春游社”，集书名称《春游社琐谈》。但是，在“文革”中却被诬为“全国性的反党集团”，张伯驹就成了“吉林春游社反党集团”的头子。
两顶大帽子，扣在了张伯驹的头上，其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得知陈毅元帅亦遭批斗，还立即致函慰问：“我公功在国家，尚且被辱，我何足道！所指我之罪名，皆是莫须有之事，只可一笑置之。”
最后隔离审查8个月，给张伯驹作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1969年被迫退职，送往舒兰农村插队。山沟沟里见来了两位毫无劳动能力的耄耋老人，坚决拒收，便只好返回北京。在那个年代，像他们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返回北京，一无户口，二无粮食，三无工作，四无住所，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伯驹先生每谈及此，总是眼圈泛红，泪光闪闪。
这时，张伯驹闻讯陈毅已有病住院，但病情严重不能见客。后来陈毅的两个儿子同时结婚，潘素作画，张伯驹题诗以赠。陈毅看到后，置于病床枕边，时常观看，并询问张伯驹的情况，嘱孩子多去看望。又对夫人张茜说：“他是我的好朋友，要请周总理予以照顾！”谁知不久，噩耗传来，陈毅元帅不幸逝世。张伯驹悲痛万分，挥泪写挽联挂于灵堂之上。联云：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其时，张伯驹这副用泪与情写下的挽联被有意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可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一眼就看见这副用鸟篆体书写的挽联，走了过去，低声吟诵，连连称好，问陈毅夫人张茜：张伯驹来了没有？张茜告诉毛主席，张伯驹是陈毅生前好友，但今天的追悼会却不允许他参加。毛泽东又从张茜口中得知张伯驹老夫妻从吉林回北京后很狼狈，住房、户口、工作都无法解决。主席感叹了一声，转身请周恩来总理关照此事。过后，张伯驹终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时在1972年1月21日，离陈毅元帅追悼会后仅仅11天。
之后，为纪念陈毅，由夫人潘素取其曾在北戴河观海意境，画青绿山水《海思图》，张伯驹题悼诗四首以奠。现录其中两首以窥雄浑悲壮、情见于词之一斑：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
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
东南余壁垒，忍过亚夫营。
怕听雍门曲，西州事可悲。
霜筠怜故剑，露薤泣灵旗。
国续褒忠录，人寻堕泪碑。
音容图画里，剩寄海天思。
京剧“余派”得真传
张伯驹表弟李克非系笔者之友，1982年张先生仙逝时，他撰的挽联曾博得众口称赞，联云：
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千古传绝唱；
看近岁丛碧山房，群贤同观平复帖，附士衡骥尾，无愧万世留墨香。
下联写的是张伯驹得晋陆机《平复帖》收藏，乃文化界佳话；上联写的是张伯驹是京剧“名票”，而且曾拜“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为师，这是他一生中之最得意事。具体指的是1937年春，张伯驹40岁生日，其师余叔岩倡议以演剧为欢。正巧这年又值家乡河南发生旱灾，伯驹表叔（克非令尊）李鸣钟将军亦倡议以演戏募捐赈灾，于是同时并举出演于北平隆福寺之福全馆。
那天，开场为郭春山演《回营打围》，次为程继先、钱宝森演《临江会》。当时因梅兰芳赴沪，而请其高足魏连芳演《女起解》，接下来是王凤卿、鲍吉祥之《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之《英雄会》，于连泉、王福山之《丑荣归》、《小上坟》，皆极一时名伶荟萃之盛。但最令人瞩目的却是大轴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稷》，因为其中的主角诸葛亮乃由“名票”张伯驹饰演。如果说张伯驹是“红花”的话，那些“绿叶”却都是当时梨园的显赫名伶。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雪饰司马前，钱宝森饰张部等。每谈到这里时，张伯驹老先生眉飞色舞，笑逐颜开，很是有点洋洋得意的神情。他还拿出一张收藏的当年的报纸，大幅照片上，四角是名伶们饰演的王平、马谡、赵云、马岱，正中却写着“名票张伯驹君”饰演的“诸葛孔明”。而且标题是“伟大的空城计”，两侧还有“此曲只应天上有”和“人间那得几回闻”的诗句。张伯驹说：“一时轰动九城，传为美谈。与名伶同台，一般人固不敢当，而我自知不如，却胆大超人。故友人章士钊曾与我开玩笑，作打油诗曰：‘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而我也感怀赋诗：‘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更有趣者，当年谭鑫培曾陪余叔岩演过王平，而今余叔岩又陪我演王平，是巧合乎，亦或缘分乎？”
张伯驹又说：“我不但同余叔岩演《失·空·斩》，还同梅兰芳演过《（虫八）蜡庙》呢！梅饰褚彪，我饰黄天霸。我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发起成立过国剧学会。别的不敢说，京剧音韵他们还是要问于我的，我曾著有《京剧音韵》一书。”
说起向余叔岩学戏来，张老更是滔滔不绝。
余叔岩出身于梨园世家，其祖父余三胜，工老生；其父余紫云，工旦角，为清末“同光十三绝”之一。余叔岩自幼受家庭熏陶，7岁便开始登台，以童伶获“小小余三胜”之誉。时“同光十三绝”之一的名伶大王谭鑫培正红，艺名“小叫天”，有“满城争说叫天子”之赞语，另有“无腔不宗谭”之说，故余决心学谭。但谭向不收弟子，所以无得拜师，便每有谭演出必去看，且偷记工尺、腔词及做派等，并经常向谭之司鼓、检场、配角、龙套等请益。为表示矢志向谭学习，将书斋更名“范秀轩”，因谭号“英秀”，取其以英秀为师表耳。
余叔岩既聪明勤奋，悟性又好，如谭鑫培之云遮月嗓，学之极像，故愈唱愈红。后传至谭鑫培耳，听后，果觉不错，便将余叫到家中，称赞说：“你学我也算学到家了，明儿我捧捧你，陪你唱一出《失·空·斩》，你来诸葛亮，我来王平。”不久，果然与余叔岩合演了一出《失·空·斩》，这也算谭鑫培对余叔岩最大的恩赐了。
张伯驹结识余叔岩是由袁世凯公子袁寒云的引荐。原来张家与袁家籍贯皆河南项城，系表亲关系。张之父张镇芳乃袁寒云之五舅，张称袁为表兄。时张伯驹任其父创办的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稽核，平素雅好余戏如醉如痴，结识余后，经常请余到自己的“丛碧山房”做客，余在盐业银行有存款，因此也经常请张到“范秀轩”说戏。除京戏外，二人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亦多有共同爱好，因此促膝谈心，关系非同一般。
余叔岩深知学艺之不易，故轻易不收徒。后偶收亦寥寥可数，仅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等数人而已。且教戏极保守，就连能继承其衣钵卓有成就之女名伶孟小冬，据说也仅给她说了“三出半”，即《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和《红鬃烈马》中《武家坡》一折，但对张伯驹却是青眼有加，这也是张伯驹值得骄傲之处。
张伯驹正式从余学戏时已31岁，他说：“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常常是宾客满座。余嗜烟土，12点过后，他要过足烟瘾，到子时才开始说戏，常夤夜三时归家，如是者十年光景！所以我敢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绝不为妄语！”
张伯驹曾有诗记载此事：“归来已是晓钟敲，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
我问：“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
张老把他写的《氍毹纪梦诗》让我看，从中我了解到，余叔岩先后授他戏共计有41出。另外还有一些人物唱腔和片断。当我明白了这些之后，张老才告诉我：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叔岩曾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是以未传。由此看来，当年余叔岩对张伯驹不但传授倾尽心力，而且对其身体亦备极爱护。
张伯驹还向我谈到些具体的授戏情况：他向余叔岩学第一出《奇冤报》时，正值余应天津大剧院有演出，余主动提出偕伯驹同往，一路上说着《奇冤报》反调。待天津观摩毕，又一同返京，即排练身段，穿上厚底靴，走台步，滚桌子；同时学的还有《战樊城》，为了使张伯驹学得精到，余叔岩特意演出此二剧于开明戏院。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演一出。友人有不知此中奥妙者，劝其改演他戏，余叔岩不答应，仍坚持第一日演《战樊城》，第二日演《奇冤报》。说到这里，张伯驹感叹道：“专为予看，甚可感也。”
余叔岩素患溺血病，自隆福寺福全馆陪伯驹演出后，病情加剧。先经法国医院诊为膀胱瘤，进行割治，结果半年后又复发，又经协和医院割治，后于小腹通一皮管作溺。1942年重阳后，张伯驹45岁时，日军侵华正值疯狂，社会极度混乱，拟将所藏国宝《平复帖》和《游春图》等随身匿藏奔赴西安。行前一日晚，往视叔岩，见状，知病已不能愈，很可能此为生离死别之最后一面。他只好强作笑容，作寻常语以慰藉，不言离京事，唯恐说出彼此难免恸哭一场。但伯驹最后还是抑制不住，泪要夺眶而出，便只好转身佯装去厕所而拭之。转来后，又闲聊两小时方怅然离去。
次年三月，张伯驹在西安陇海铁路局观戏，偶遇上海《戏剧月刊》主编张古愚，云翌日即回上海，便托其带致陈鹤孙一信，信大致内容为：予料叔岩兄之病凶多吉少，不能久长，兹拟好挽联一副，如其去世，务望代书送至灵前为感。联云：“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欢传李峤；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两个月后，张伯驹接陈鹤孙信，言余叔岩已于5月19日故去，已将挽联书好送至灵前，张伯驹由是而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