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秉华
在反右派斗争运动前，刘开渠教授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主任是楚图南，副主任是华罗庚、费孝通、钱伟长、吴作人等。我当时是文教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开会记录、整理资料等工作，认识刘开渠，相互间并不熟悉。可是1957年6月8日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至今难以忘怀，我深深佩服刘开渠的聪敏机智，也曾多年担心害怕问题暴露，自己受处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约在此前两三天，民盟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工作正热火朝天，文教委员会奉上级批示连续召开座谈会，就科学、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反映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参加。当时，我们以为这是改进工作的需要。
刘开渠教授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并发了言，我做记录。至于他在座谈会上讲了什么内容，我记不得了。
6月8日下午，文教办公室的同志有的参加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会，有的有事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埋头整理前几天积压下来的记录。约两三点钟，刘开渠急匆匆地直奔我的办公桌前，说：“请你快把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给我！”“那怎么行？这是组织纪律问题，我不能给您！”我很自然地拒绝了他。他顿时紧张起来，说：“你看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了么？快把我的发言记录给我！不然我要犯大错误的！你纵然被查出来，也只是受点批评，我可就是大问题了！况且你不说，别人未必知道，请你帮助我！快给我！”我见他态度恳切，神色之间流露出怕出事的紧张情绪，就动了侧隐之心，感到他讲得有道理，于是抬头看了看他，就找出那次座谈会的原始记录，将他的发言裁下来交给他。这份记录还没有整理。刘开渠教授拿到后立刻转忧为喜，松了口气，一再说“谢谢！”，转身匆匆而去，却把他的担心害怕留给了我。我参加革命工作之后一直小心谨慎，没有犯过错误，现在明知故犯，怎能心安理得！我将此事隐瞒了45年后，2002年才在民盟离退休干部小组会上暴露出来，有同志笑着说：“你其实做了件好事！”“反右”运动中，不少人由于发言而被划为右派分子，长期处于痛苦、屈辱之中。
由于刘开渠向我索要发言记录时，我还未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是从原始记录裁下来的，这样就出现了无法掩盖的半页和缺页。我只好将刘发言前后的两位发言人的发言连接起来，如不对照原始记录看，真还看不出来。
据说在“反右”运动时期，刘开渠的工作单位曾派人来民盟中央查找他在民盟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没有查到。刘开渠最后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
在1967年“文革”初期，美术学院“造反派”派人到民盟调查刘开渠。民盟中央机关负责人之一的詹永泰把我叫到接待室，年轻人坐在大条桌一边，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份复写的材料。詹永泰和我坐在对面，待我坐定后，拿材料的人对我说：“你这份座谈会的记录，有刘开渠的签到，怎么没有他的发言？”我看到来人手中拿的只是复写件——整理出来的记录，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记录，会上谁发言我就记谁的。在签名纸上签的是到会的名，到会的人并不都要发言。刘开渠没有发言，我怎么记啊！”如此反复问答多次之后，詹永泰讲：“阎秉华同志是老同志，刘开渠没有发言，在发言记录中当然就没有他的发言记录。有些人出席会，并不发言。秉华同志你走吧！”我如释重负，赶快开溜，心里不由想“好危险！”“硬顶住了！”
这同时赞叹刘开渠这位雕塑大师的机智、聪敏，如果他不耐心说服我，要走发言记录，后果不难想见。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吃了苦头，而刘开渠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位遁迹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