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荆风
巴金先生的长篇小说《家》，在1931年出版时就征服了千千万万读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少有没读过《家》和他的其他作品的，就连我们这些当时的中学生少年也能如数家珍地谈论小说中的觉民、觉慧、鸣凤、梅表姐……
大约是1943年前后，抗战中的大后方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很是困苦，赣江源头那座山城有家报纸的副刊报道了巴金先生在桂林的困境，编辑还提出：如果巴金先生来了赣州，我们怎么办？
这立即在小小山城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这地方的读者几乎都没见过巴金先生，但被他的文学力量所感召，纷纷写信给报社，这个说，我有祖宅一栋颇宽敞，愿拨出几间给巴金先生居住，不收房租；那个说，我家是开米店的，愿每月无偿赠送白米两担；开杂货店的则说，油盐醋都可奉送；还有人说，我是个穷孩子，但我愿为巴金先生跑腿干粗活……
以后巴金先生虽然没有迁来赣州，但这些真诚感人的书信，他是读到了的，似乎还通过这家报纸，写过一篇感谢的短文。
五六十年过去了，这事我还难以忘怀。
但我是迟至1956年9月才见到心仪已久的巴金先生。那年我刚刚写完电影剧本《芦笙恋歌》，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著名作家陈荒煤看过剧本后，来电通知我去上海参加由他主持的有苏联专家讲课的电影剧作讲习班。开课不久，巴金先生就以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身份，在“文化俱乐部”举行午餐会招待我们。
那可能是法国富豪遗留的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宽敞、明亮，还有花园、游泳池、保龄球等设施。我们近百人进去，也不嫌挤。
那年巴金先生不过52岁，正处于盛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薄呢制服，戴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笑眯眯地用浓重的四川话与人打招呼。
人多，我想过去问候，又怕过于冒昧，恰好刚从云南访问归来、路过上海的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也来了。我们是熟人，方纪立即把我引见给巴金先生，并告诉他，我来自云南。
他用那温暖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云南好地方！早就想去，就是没有机会！”
方纪先生点头说：“云南确实是好地方，太美丽了，应该去。”他又指着我说：“他们会好好招待你，他在云南可熟了！”
我忙点头：“巴金先生，你来吧！我陪你去滇西南边疆！”
他笑得更慈祥了：“我一定来。真想去云南看看。”
方纪又补充说：“我和徐迟说，生活在云南的作家是最幸福的！”
这是真实话，他在云南就这样感叹地向我们多次说起过。他那次和诗人徐迟结伴云南行，就创作甚丰。他写出了诗集《不尽长汀滚滚来》，徐更是以诗人形象、精练的语句称赞云南是“神奇、美丽、丰富”，而成为传之甚广的名言。
巴金先生问我：“从前来过上海么？”又说：“这地方不像你们云南，没有什么好玩的！”
这时候，正式的招待会要开始了，我忙与他握手告别。他又亲切地说：“饭后，还可在园里走走。”
离开巴金先生后，我埋怨一个背着相机的熟人，“怎么不给我们照张相？”他说：“我只顾尊敬地望着他老人家，哪里会想起这事！”
我笑了：“真是高山仰止。”
第二年（1957年）就“反右”了，文艺界乱成一团，被整得落花流水，我也成网中鱼，即使巴金先生来了云南，我也陪伴不成了。
这一晃就是20年，“反右”、“文革”我被整得很惨，没想到德高望重的巴金先生也难逃厄运，“四人帮”对他下手之毒，读读他的《随想录》，就可见一斑！
1979年冬，第四次文代会和第三次作代会同时在北京举行，那是十年浩劫后，文艺界的大团圆，巴金先生来了。会议时间紧张，我们代表团驻地与他又相隔甚远，也就不能去看他。我想，当时匆匆一见，过了24年，他可能完全把我这个小青年忘了。
他在作协代表大会致闭幕词时，那洋溢着反封建专制的精神，却鲜明地令我难忘，他说：“有个旅美作家问我，还会不会出现像‘四人帮’那样的人物，我说很有可能再出现，这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再受迫害。要是我们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备，那就很难说了。”他说到“文革”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作家的一再被迫害时，语重心长地说：“这对部分作家的不合理、不公道的惩罚，我们都是点头默认过、或者举手赞成过的。我们当时不想弄清是非，不敢弄清是非。我说不出这是不是遵守了明哲保身的古训。可是作为真正的作家，是于心有愧的。我们自己终于也受到了惩罚……”
他说得这样坦率、真诚，引起了与会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次作代会选举新一届领导时，有效票数482张，他获得了最高票数475票。可见作家们对他这位人品、文品都正直高尚的作家的敬重。
1984年11月是巴金先生80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和“文革”的动乱还能活到如此高龄，真是不容易，虽然多病，还在一篇又一篇地写他那令人深思的《随想录》，这是很令人敬佩的。我和女儿鸽子在11月25日往上海发了一封贺电：“恭贺我们敬爱的作家巴老80寿辰，并祝健康长寿。”
那次给巴金先生发贺电送鲜花的人很多。我那些年和他又没有直接往来，也只是表达一点敬意而已，但没想到老人却没有忽略我们的心意，几天后托王蒙送来了一本有他签名、当年10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刚出版的《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这繁体字直排的版本国内书市买不到。我想，巴金先生手头的样书也不会多，很是珍贵，也令我感动。
1985年3月，我在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期间，驻会的《解放军报》记者告诉我，巴金先生来北京参加政协六届第三次会议了，1983年、1984年的两次会议，他在病中没有与会，这次来北京很是难得……他又说：这次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部队代表只有两名作家，刘白羽和你。刘白羽因病请假没有来参会，你作为部队作家代表应该去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这正合我的心意。我请他去打听巴老的住地。
他去联系了后，回来说，巴金先生由于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这次不想见客，也不接受记者采访，所以全国政协会议不愿把巴金先生住地告诉他。
他又说：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协应该知道吧？
我只好打电话给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唐达成。达成爽快地告诉我，巴老住在北京饭店新楼8层8042房。但他又特意补充，巴老这次是由他女儿李小林陪着，活动安排全由小林做主，你要先和小林商量，不然娘子军会挡驾的……
说完，他又风趣地补了一句：你在昆明的活动不是也常由你家鸽子安排吗？
我大笑。好女儿都是这样关心爸爸。巴老已是81岁的高龄，更要尽力护持。
于是，我在3月31日上午打电话给李小林。这位把《收获》办得很出色的副主编很客气地说：“欢迎！不过张光年同志刚来，正在向爸爸汇报工作，你能不能10时半以后来？”她还说：“去年接到你和鸽子给我爸爸的生日贺电，很高兴。我们请王蒙同志带了一本《随想录》的《病中集》给你，收到了吗？”
我说：“早收到了，谢谢！”
我们住的京西宾馆与北京饭店都在十里长安街上，虽然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只要不堵车，车行还是迅速的。11时李小林送走了光年同志，就出来接我们。
她还是那样客气，一再说对不起；但我想到巴老与光年同志长谈后，还要见我们，会不会太累了？却有些不安了。
虽然和小林是第一次见面，她对我们还是颇了解，我们沿着长廊走过去时，她说：我知道你和我叔叔李济生很熟悉，你家鸽子好吗？在写什么……
走到8042房前时，巴老已拄着拐杖在客厅门口等候。这使我深为不安忙疾步上前问候。与1956年在上海相比，饱受折磨的他，满头银发，衰老多了，但精神很好，仍然是那样慈祥谦和的笑容，似乎还是那身朴素的藏青色中山装……
他亲切地把我领到客厅正中的长沙发前坐下，自己却坐在旁边一张罩着淡黄色布的椅子上。我怎敢僭越，忙请他居中坐，他说：“我要坐硬椅子。”
我也就挪到他旁边的小沙发上，挨得近些好说话。
他微笑地听着我对他的问候，高兴地轻轻点头，还说：“你这些年写得多，也写得不错……”
打倒“四人帮”后的那几年，我虽然出了七八本书，都没敢给巴老寄过。我想，他年岁大，又多病，还忙于写作、翻译，怎么可能去看我那些还处于练兵状态的作品？但有一件事，却是与他作为主编的《收获》有关。1979年我的长篇小说《鹿衔草》在出版前，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送一份清样给《收获》。编辑部看了，认为不错，准备发表，并由副主编肖岱通知了我。在这期间，他们另一部准备发表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的作者李克异在忙着修改小说时，猝死于案头，为了安慰生者与死者，他们想提前发表《历史的回声》，但那部作品较长，要刊登两至三期，而我的《鹿衔草》又即将出版，往后推移不得，他们颇为难，肖岱来信问我怎么办？我回信说：李克异是我的好朋友，他死了，我很悲痛，怎能与他争版面？我可以把稿件抽回，让给李克异发表。肖岱又来信感谢……
我猜想，这事可能汇报给了作为主编的巴老吧！
我为高龄的巴老思想仍然这样敏锐且写得这样多这样好而感佩，他却仍然是那样谦逊：“我年岁大了，身体不好，仍然锻炼着写……”
一代文学大师还用“锻炼”一词来叙说自己，真令我感动。
我问他：对这几年的军事文学有什么看法？
巴老坦率地说：近年看的少。但最近评奖，一些好作品都是部队的。不错。
谈到部队，巴老又充满了感情地说：1952年抗美援朝时，我去了朝鲜，对部队很怀念。
我们都知道巴老那次也是一身戎装上前线的，和战士一样，一件棉大衣半垫半盖睡在坑道里，从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特写。那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更是在部队里广为传诵。
听我这样说，巴老又微微笑了：那段生活是很感动人的。
谈起创作时，我说了一些自己的困惑：极“左”横行多年，我虽然一再受迫害，但在文学观念上也受了那些框框套套的影响，如今丢起来还是很吃力……
巴老沉静地说：不要受那些影响，作家还是要独立思考。
谈到创作自由，巴老说：其实作家们已在这样做了，只是不明显。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当然这是需要勇气……
我想起了他说的那句话：“勇猛的闯将将会打破任何精神的枷锁，冲破一切的禁区。”“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看看巴老这一生的文学创作，哪一部不是勇猛地向旧势力恶势力挑战，《家》、《春》、《秋》、《寒夜》和他大量的小说散文是这样，近几年的《随想录》更是如此！
我真想和他多聊聊，但临近中午了，不好再逗留，只好告别。
巴老又扶着拐杖站起来，要送我到客厅门口，我劝也劝不住，只好以军人礼节，肃然地向他立正敬礼告别！
小林又客气地把我送到电梯口上。巴老这次来北京，很少见客，我很感谢她为我们看望巴老特意开了“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