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天
一
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出版后，姚雪垠同志就埋头写第二卷，刚写了一半，“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了。全卷写完、修改、定稿、发排，都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完成的，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奇亦不奇，事出有因。它的成书经过是独特的，很曲折的；它与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风云相联系，不是孤立的。
1972年12月26日傍晚，我正在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的牛棚里抱草喂牛，连里干部来通知：“要你回北京去参加出版社复业准备工作，抓几部长篇小说稿子，马上收拾行李，尽快动身。”从1969年4月17日下放干校劳动改造以来，已经有三年零八个月了，自然愿意离开。两年前就分批调一些人回去筹备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复业了，现在又突然要我这个不仅被认为“一贯右倾”、“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严重”的而且政治上还有所谓严重问题的人回去，大概是作为一个编辑有用得着之处。我于1973年元月4日早晨回到了北京。
我是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的责任编辑。关于毛主席曾看过《李自成》第一卷，给予肯定，并在“文革”初期指示要保护姚雪垠一事，军代表、革委会的人都知道，看来也相信有其事，不然，1967年不会因为我交出了老姚的来信，就不再为这本书批斗我了。我考虑了很久，左右权衡，还是先抓这部稿子风险比较小一些，于是提出到武汉去一趟，经社革委领导小组批准，5月初动身。到了武汉，见了创作室负责人，交了介绍信，说明来意。回答说，研究研究，约定次日上午再谈。顺利到了姚家，彼此“大难不死”，突然重见，格外高兴！中午，梅彩大姐做了好几个河南、湖北的风味菜，一壶好酒，两人边饮边谈，叙叙别后的遭遇，不觉已到下午3点多了。
我这次到武汉，最重要的是想弄清楚毛主席1966年是怎样指示的。老姚说不清楚，因为当时“最高指示”没有向他本人传达。“文革”一开始，抄他家时，只拿走了一架打字机和已写出的一部分《李自成》第二卷的稿子，图书、资料等都没有动。后来，在一次大规模批斗省、市委负责人的集会上，造反派一再追问为什么下令工作队保护姚雪垠时，才说出来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位负责人说的呢？有的说是省委书记王任重，有的说是市委书记宋侃夫。当时搞不清楚这两位同志被弄到什么地方，而这件事搞不清楚，关系极大！政治气压那么低沉，哪一天上边追问起来，拿不出可靠的根据，就罪莫大焉！“盗用”啦，“造谣”啦，为“文艺黑线翻案”啦，什么样的大帽子都会扣到我头上来的。和老姚商量来商量去，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文革”前的市委领导干部中，只有辛甫同志在市委当组织部长。去找他，未见着，说是工作忙，我也理解要他证明此事非同小可。不过，辛甫还是叫人转了句话给我：“有这么回事。”老姚告诉我，他在1972年春节前从干校回汉口“自动留下”，是经过辛甫当面允许的。种种迹象综合起来可以判断：毛主席曾批示给予姚雪垠保护是不会假的。返京后，如实报告，并留有余地，一时不致有大风险。这样我的心踏实了一些。1975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又采取了一次冒险行动，鼓动姚雪垠给毛主席上书，主要根据之一是相信毛主席1966年的指示是真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王任重同志“解放”了，老姚写信去问，才明白究竟。兹将王任重1978年4月21日给姚雪垠的回信，抄录于下：
关于主席对你的保护，我记得经过是这样：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列席参加。主席对我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当天晚上，在“文革”办公会上，戚本禹说：你不要听他的（指主席）！姚写《李自成》，第一册还可以，但写到“闯王进京”时，一定是反动的。你看戚本禹多么主观和狂妄，他竟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我当然不会听他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宋侃夫同志，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李自成》第一卷草稿，是姚雪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到东湖农场劳动改造之前的几个月时间内一边哭一边写出来的。而后又利用工余时间，在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思考、修改的。第二卷的初稿，“文革”前只写出了一半，“文革”中，他是作为专案审查对象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又利用工余时间在一盏点煤油的马灯（比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灯略有进步）下写出来的。
这次在汉口姚家书房里，我们先后谈了四个半天。主要是他向我介绍写作进展情况，他这几年对一些有关史实的新发现，由此而引起的对一些人物、事件艺术处理上的新考虑，以及对全书五卷的通盘构想。我告诉他一卷出版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读者反映极好。1964年，我只从200多封信中，摘取了很少一点编印了一份《读者情况反映》。绝大部分赞誉很高的信，既没转给他，也没有摘取，因为“艺无止境”。他笑了，点点头，表示理解我这个当编辑的苦心。一个作家和处理他书稿的编辑之间，应该有这种“默契”。老姚年长我近20岁，是前辈，我们之间真正成了“忘年之交”。他总是随时把他对于历史科学和艺术哲学方面一些新的思考、新的发现，写长信或抄寄专题材料给我。这对于我是很好的学习辅导，但他主要考虑的，是让我及时了解他对于史学与美学方面一些问题的探索，以及如何辩证地把握与处理两者关系的构想，使我在看书稿时，能更全面准确地判断、评价，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接着，我又谈了一卷还可以做些修改、补充的意见。老姚赞同。我们商定：一卷先不改，集中力量把二卷搞完，还是采取当年搞一卷时的老办法——流水作业，即他整理抄写出若干章节就寄给我，我看完，提出修改意见，再寄回去。
二
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困难，老姚原定1973年底寄完二卷全稿的计划无法实现，我只是看到《紫禁内外》这个单元，随手记下些备忘式的“读稿札记”。1974年下半年，老姚与叶圣老联系上了，写信告诉我给叶老送去两本大32开的《李自成》第一卷。叶老住东四八条，离出版社很近，叶老的长子至善和我同事20多年，在“五七”干校又同住草屋，一起当了两年“牛倌”。我常去就教于叶老，和至善聊天。叶老看完一卷，叫我去谈了半天，评价很好，也提出修改意见，包括语法修辞方面的。我立即随手记下，整理好了寄给老姚。二卷稿也是分批送给叶老的，由老姚与叶老直接通信联系交换意见。有时与《李自成》有关的一些材料，他先寄叶老看完后再转给我，记得有《关于高夫人和红娘子——给全国妇联“五七”干校的复信》，3000多字，主要是谈历史上的高夫人、红娘子和艺术上的高夫人、红娘子的同异何在？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艺术处理？1974年元月10日凌晨老姚写信告诉我：“茅公（笔者注：指茅盾）对我的工作热情支持，意颇深厚。他已进入79岁高龄，身体不十分好，我希望抓紧机会，向他请教。如今老一代人中像他那样创作经验丰富而又习惯于分析作品、深懂小说艺术的人，已经不多了。而我也是60多岁的人，精力逐年衰退，能够将重要稿子向他请教的机会也很少了。他现在很愿意看看第二卷稿子，在艺术上和人物处理上提出意见，其对我的工作十分关怀和殷殷情谊，颇为感人。你接到我这封信后，请将二卷稿子送到他那里。但请抽出其中的《紫禁内外》、《伏牛冬日》、《河治风云》三个单元。”老姚还寄来茅盾看完一卷后给他两封信的抄本。之后，茅公接连给姚写了20多封信，谈二卷，说了很多精辟的意见，粉碎“四人帮”后，大多公开发表了。
这段时间，出版社发生了两个新情况，一是新建立的“三结合”临时领导小组下令各编辑室对“文革”前的所有约稿、存稿一律采取退（作者）、转让（给别的出版社）的办法，尽快处理。他们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决定，没有当众说明，但可以看出，是认为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下约的稿子不能再用了，而不是出于对作者负责，怕一时复不了业，影响人家书稿出版。这与第二项布置联系起来看就很清楚了。二是“学上海”。听说这是当时的国务院出版局统一布置下来的。所谓学上海的经验，就是由编辑部先定题，按照上边的意图下去搜集材料，请工厂、机关、学校选调人来参加编写。这种搞法显然是荒唐的，我当然不能跟着干，自然也要挨批评，这个情况，我不能告诉老姚，不忍心给他泼冷水。从形势发展看，我预感到不妙！1974年奉命查书，按规定把“文革”前出版的书，分为三类处理：修改后可再版；售完为止；销毁，逐本填报。正巧，这一年编辑室负责人重返“五七”干校，文学书籍的处理交由我代办。我拖了半年，挨了一顿批，倒也挺值得，终于等来了出版局的一个补充通知，增加了一类：暂不处理。我拿过图书目录，两天就填报完毕，“文革”前出版的长篇小说，除《风雷》已被姚文元们“钦定”为大毒草，无法公开对抗之外，《李自成》、《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红岩》、《草原烽火》、《烈火金刚》、《太阳从东方升起》等统统列入“暂不处理”，他们要“学上海”、“出新书”，自然要“用新人”，像我这样不听话、又有辫子可抓的老编辑是要处理走的。
1960年，我的家乡——皖东北老根据地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在给二弟一封短信中说了一句：“家乡死了这么多人，遭此浩劫。”地方干部拆查了信，上告了我。出版社党组不断地批斗了半年之后，不仅原定的副总编辑不提了，编辑室主任也撤了，行政降级，留党察看两年。1963年，领导硬要我担任陈登科长篇小说《寻父记》（出版时改名《风雷》）的编辑工作。因为该书写的是1960年前后安徽淮北农村生活，我担心万一将来发生问题，又会与我1960年的所谓错误联系起来批判，不愿接手。领导说：“你放心，不会的。这个稿子是社里的重点书。”不幸“文革”中果然被我言中了。先是有人贴出一墙大字报，标题是《江晓天勾结姚雪垠和吴晗（外审过一卷稿）利用明末农民运动，煽动农民造共产党的反》。由于老姚及时来信告知毛主席批示湖北省委保护他的情况，从而使我免遭劫难。没过几天，江青点了陈登科的名，《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安学江的长篇文章，说《风雷》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反革命大毒草，姚文元亲自加按语说“黑《风雷》炮制者们”如何如何云云，于是我就成了这“们”中人之一，而且是上通周扬、邵荃麟，下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等的中间串连人物。批斗、抄家、关押、下放“五七”干校后还继续审查了两年多，几乎被“吐故”（指取消党籍）。这时，我又在考虑写信建议老姚上书毛主席，江青、姚文元如发现，就是一场致命的政治灾难。所以，我倒不怕被处理走，而是想要走，留下非挨整不可，而且会再来一次“新老账一起算”。使我焦急无着的是《李自成》二卷稿子怎么办？对老姚怎么交代？正在这时，8月12日老姚来信了，信中说：“第二卷稿子已回到我手中。茅公在春天收这部稿子看了两遍，随时做了札记，然后加以整理，对每个单元，写出他的意见，陆续寄来……中青复业问题有何新消息？按目前形势，特别是毛主席对《创业》批示之后，出版事业会逐渐活跃起来，半年内可能有新的发展。形势看来对中青的前途是有利的。倘有新的消息，请即来信告我。”这是他和我两年来的通信中，第一次表示了对“中青”复业的急切心情。他说：“《李》的工程浩大，而我已是老年。倘若得不到领导理解，给予支持，这工作很难顺利进行。当然，倘若中青能够复业，出版有指望，许多话就好说了。”这段话给了我一个启发：“领导理解，给予支持”，“复业有望”，只有下定决心：建议作者给毛主席上书。
我反反复复考虑了一个多月，从各方面分析的结果看，想毛主席有可能批示。第一，他老人家“文革”前看过并称赞过《李自成》第一卷。这消息最初是1965年由中央团校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一位同志传出来的，当时我正在辽宁锦县农村参加社教工作队。1966年5月回到北京，“文革”就开始了，未及核实，这位同志就去世了。“文革”初期，毛主席又说过话，保过姚雪垠，虽然无法找到当时在场的人具体了解核实，但看来是有其事。第二，除了老姚信中说到的关于《创业》的批示之外，我还听说，毛主席在一次和韦国清同志谈话中，有关文艺工作讲了五条，批评于会泳之流的文化部是“大行帮”，说诗歌、小说少，百花齐放没有了，等等。说明毛主席对“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局面不满，在过问，要改变。第三，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工业交通部门已开始整顿，文艺方面迟早也要整顿。《李自成》是历史题材，姚雪垠是老作家，政治上又曾有过所谓“辫子”，如毛主席能批示出他的书，别的许多老作家也就好办了。这个缺口一打开，影响可大了，以至使文艺战线“复活”起来。冒险之处是必然触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们，他们凭手中的权力，一追查，很容易弄清楚来龙去脉的。我所在的青年出版社，又是在团中央筹备组负责人谢静宜管辖下，其后果是不坐牢也得“流放”。还有老姚一家老小十几口，怎么办？而最关键是能不能把信送到毛主席面前，主席能见到信，就很可能批复。有了“尚方宝剑”，大家就不致有大风险了。于是，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抓紧这个时机，给老姚写了封短信，建议他直接给毛主席写信。
10月7日，老姚回信说：“你建议写那封信，很重要，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将慎重考虑如何措词，如何能确实达到他老人家面前。不宜匆忙从事，亦不可使外人知道。”我给他出这个主意，没有告诉妻子，他的这封回信，也没有让第二个人知道，匆匆看后就藏在一本旧书里。他来信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将来万一‘中青’不能复业，《李》转移到别处出版，问题不会太大，但今天暂不考虑，明年春天决定。希望你不要泄气。许多老作家信任你，这是你的成功，应引为欣慰。出版界中，有这样情况的并无多人。”老姚为什么要给我打气呢？是劝我不要走。何路主持的《中国文学》需要老编辑。何路大姐我了解，我去她家说我再在中青待下去是要挨整的。她说，你就到《中国文学》来，外文局上边属耿飙同志管，倒是个“避风港”。就这么说定了。我曾在信中把这个想法透露给老姚，但没有具体说到哪里去。
不久，收到老姚10月20日来信：“关于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我先向一位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去了一封信，将我打算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要点告诉他，问他能不能替我转到主席面前。他很快回了信，说我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很好，他负责替我转到主席面前。”关于出版问题，老姚解释道：他原想只请求主席批交出版局处理，这样，出版局会找“中青”联系。这位转信的负责同志建议他“写明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免得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清楚。”因为当时“中青”没有复业，不能出书。他犹豫数日，再三考虑，最后是这么写的：“请主席将《李自成》的出版问题，批交中央主管部门处理，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再次向我解释说：“交别家出版，既不是我的心愿，也于中青的影响不好。但这事容易处理……”他给主席的信是10月19日发出的，“因目前结果不知，关于我给主席写信的事，不必对第二人谈。将来如蒙主席批示，只说我是直接由邮局寄给主席一信，不能谈另有渠道。”老姚说的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是宋一平同志，那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一平同志任武汉市委书记期间，曾对姚写《李自成》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一平把姚给毛主席的信交给胡乔木，后由邓小平同志当面交到毛主席手里。这“渠道”当时是绝对保密的。
三
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51年创业起，25年过去了；我25岁到这里，如今50岁了，整整25个春秋年华都在这里度过，然而历经坎坷，最后被迫离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一次去办公室清理清理书稿、笔记本之类东西，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东西，电话铃响了，我去接，原来是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丁磐石打来的，他告诉我说：“王冶秋同志刚才在邀请五省区煤矿掘进队长座谈会上，讲到保护文物时说，有位写历史小说的老作家给毛主席写信，主席指示：给他提供方便条件，让他写完。看来这位老作家是指姚雪垠。”磐石和我是老熟人，又是近邻，他知道我与姚、《李自成》的关系，所以一听这消息，立即跑出会场给我打了这个电话。愿望果然实现了，而且这么快，真使人太高兴了！我放下电话，没有转身，就拨号码找长途台，要武汉市委宣传部的电话，找文艺处处长丁力同志。不到一个小时，电话接通了，我把这消息告诉丁力，请他马上派人通知老姚，赶快给我回电话。下午3点多，老姚的电话来了，从声音里听得出，他非常高兴，很激动，一再要我无论如何到武汉去一趟，许多事等我去一起商量。接完电话，才想起中午饭还没有吃，走出办公室，见一位从“中青”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的同志，急急忙忙走进大门，说是有重要事情来找“革筹组”的领导。晚饭后，王维玲到我家说，张春桥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了出版局石西民，指定把《李自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午来的那位同志就是来要《李自成》一卷书和二卷稿子的。问我怎么办？接着先后又来了好几位同志，希望我去武汉。第二天，从“革筹组”的头头到许多共事多年的熟人，一再要求我去找姚雪垠，能拿回《李自成》稿子，出版社马上就能复业，大家也就有个待处了。这个机会丧失了，复业遥遥无期，不少老编辑就可能按“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处理。他们都不知道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怎么写的，只是相信只有我去武汉找姚雪垠能把稿子拿回来。我心里清楚，也有把握，但不大愿意这个时候去。“中青”与“人文”作为兄弟出版社，20多年来还没有发生过争抢稿子的事。如今我将调离，更不能办这种得罪人的事了。我所以建议老姚给毛主席写信，主要是为能让他把《李自成》五卷写完，能出版，为了党的社会主义文学出版事业，当然也想借此解决“中青”的复业问题。如今上边已批交“人文”就算了。我能做、应该做的，只是作为朋友，出出主意，参谋参谋，支持老姚把二卷改得更好些。有几位共事多年的老同志一句话打动了我：“老江，你有了去处，不用愁了，可‘中青’复不了业，我们怎么办？”晚上，10点半，王维玲把第二天去武汉的飞机票送来了，放下机票只说一句话就走了：“明早7点半，车已派好，我来送你去机场。”不容我再说什么了。
19号中午，我一走下飞机，就看到老姚站在出口处旁边，感到有点奇怪，因为电话里并没有肯定我要来，就问：“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快就坐飞机来？”他笑而不答，伸手拉过我，介绍一位同志，说：“这位是市文化局管文艺的副局长吕西凡同志。”怎么回事呀！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吕问我：“你认识韦君宜同志吗？”我说：“当然认识了。”“她是不是和你同乘这架飞机？”“没见到。”他似乎不相信，一直等到40多位乘客全下完，还是没有韦君宜，才对我说：“请上车，宾馆已安排好了，你们住在一处，有事好商量。”看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先给武汉市文化局发了电报，结果没有买到飞机票。我当即声明道：“我是作为老姚的朋友来的。因为我曾经是《李自成》一卷稿的责任编辑，这两年又看过二卷全部稿子，有些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信中没法详谈。现在，毛主席批示下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希望尽快把二卷稿子改好出书，我更有责任来一趟，和老姚商量一下二卷稿修改问题，谢谢你们的安排，我就不到宾馆住了。”老姚心领神会，说了一句：“老江住我家。”我说：“那当然了。”话刚落音，丁力坐着车子赶到，他显然也是来迎接韦君宜的。我和老姚一起，向吕西凡告辞，坐上丁力的车子走了。君宜同志亲自来武汉，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也没有料到。她今天不到，明天就会来的。君宜同志是“人文”的主要负责人，我1951年初调到团中央出版委员会工作时，她是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青年》总编辑，是我的上司。她亲自来，更增加了我处理问题的难度。不见面，有失对老上级的敬重，见面，又无法谈。我既不能代表“中青”答应将《李自成》给“人文”出版，也不能说一定要给“中青”出版。出路只有一条：作者的态度。关键在于“中青”能不能马上复业？我说服老姚表示愿给“中青”继续出版，是不成问题的。他致毛主席的信虽然说了“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话，但一再说明：“《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负责同志虽然表示愿将《李自成》继续出完，但该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就是说，他是因为“中青”复业无期才考虑到给“人文”的，而“中青”能否马上批准复业，唯一的特殊理由是为了编辑出版《李自成》，因为已经有了毛主席的批示。两者互为因果，处理起来很棘手。我思量权衡了半天，又反复琢磨了老姚致毛主席信的全文，吃晚饭前对老姚说：“你写两封信给我带着，一封信给张春桥，一封写给石西民同志，把‘中青’与你的关系，你是什么情况下才考虑给‘人文’的，细说清楚。我明天就回去，如果很短时间解决不了‘中青’的复业问题，二卷只好给‘人文’出。这样，咱俩都好交代，‘中青’不会怪我；‘人文’也对你满意。”
老姚不大相信拖了几年的“中青”复业问题能够在几天内解决。我说：有可能，有希望。张（春桥）、姚（文元）们对文艺出版控制很严。《李自成》惊动了毛主席，其影响远不止是一本书的问题，他们不会撒手。但出版局，他们控制得还没有像上海那么严，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负责人严文井、韦君宜都是文艺界的老人。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管的，我估计会批准“中青”尽快复业的。老姚认为我这分析有道理，但劝我不要这么急着走，等韦君宜来了，他和韦谈过之后再走。我不能使老朋友为难，答应等一天，后天走，请丁力帮助买飞机票。这样商定过后，老姚打开笔砚，写好两封信交给我。我接过信说：“先带着，也可能用不着，等你去北京，原封不动归还。”第二天上午，老姚随吕局长等去火车站接韦君宜同志，我在他家和梅彩大姐聊家常。中午吃饭时，老姚回来告诉我，他向韦说了给毛主席写信的实情，他与“中青”多年的关系，“中青”马上要复业等等，谈得有点僵。丁力等也劝我与君宜同志见面谈谈。我不出面，全靠作者表态坚持给“中青”出版，确有碍难之处。晚上，我到丁力家，说明我不便与韦君宜见面的原因，并请他转告辛甫部长和省委宣传部长，《李自成》的出版问题涉及中央两家出版社，如要省、市委宣传部领导判定，也为难，我以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回北京，由两家出版社领导和出版局负责同志一起协商。丁赞同。这样我就决定第二天（11月20日）乘飞机返京。一清早，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林非副处长冒雨来姚家送我。因为武汉至北京无直航班，中转不预售票。车子开到汉口民航售票处，因雨阻，没有去北京的飞机。只好回姚家，请林副处长代订晚上由武昌开到北京的火车票。老姚把第二次与君宜并有市委宣传部领导在场交谈的情况告诉我。老姚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陈述了他的《李自成》第一卷是在1961年、1962年、1963年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热情支持才出版的，此后即使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有关编辑人员也没有与他中断联系；他是在“中青”复业无期，《李自成》全书工程浩大，自己又年逾花甲，不得已才在致毛主席的信中提出“批交出版总局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在，“中青”处于困难之中，又很快要复业，稿子不给他们，道义上也说不过去。省、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听了老姚这番话之后，表示赞赏，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下午，君宜同志要到姚家来谈，我到武昌紫阳路215号看黄碧野去了。傍晚回来，老姚对我说，韦坚持一条：“中青”还没有复业，怎么能谈书稿出版问题。她还要找省委主要负责人去谈。梅彩大姐虽提前为我做好了晚饭，我也没顾上吃，林非同志拿着车票来送我乘6点开往北京的火车走了。
四
21日下午3点多到北京站，王维玲来接我一起赶到团中央汇报。领导小组负责人听后，同意立即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中青”复业。5点多回到家，由我口授，他记录整理，写了份申请复业报告，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由“中青”出版，二卷全部稿子，“中青”已看过，与姚一直保持联系，对他的全书创作意图和写作情况熟悉了解，作者本人也愿意继续与“中青”合作下去。关于复业后的领导归属问题，提了三个方案：1.鉴于团中央领导机构没有正式成立，复业后归国务院出版局领导；2.由出版局与团中央筹备组共同领导；3.由团中央筹备组领导。我提出这三个方案，意在试探一下，如能批归出版总局领导，以后工作上活动的余地可大一些，所以明知不大可能还是作为第一方案。谈完了，王维玲就拿着稿子赶到出版社去。次日，报送团中央转党中央，不到三天就批复下来了。我看了复印件，是姚文元先批的，他在第一、二两方案上划了×，勾出第三方案，写了“同意”二字。接着张春桥批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还有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从此，停止工作整整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恢复业务了。我对王维玲说，马上把这个消息电告姚雪垠、武汉市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不仅支持姚的写作，也很关心“中青”的复业。这时，韦君宜同志还在武汉没有回来。
从我离开武汉到12月10日，老姚接连给我来了五封信，告诉我两条消息，一是湖北开了次老作家座谈会，“省里领导同志在会上说，老作家名字多年不见报了，要赶快见报，尤其是《李自成》第二卷要赶快在省市文艺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一部分。”二是“徐迟原由上边决定退休，现忽调回省创作室。”这是毛主席批示老姚的信之后，在湖北引起的良好反应，随着消息传开去，还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引起连锁反应。
1975年12月20日下午，老姚到北京，他的老朋友臧克家、王亚平、方殷也到火车站迎接。住在“中青”幸福村一号楼宿舍，在我的宿舍紧隔壁，又都是三层，稿件传递、小事商量，站在阳台上招呼一声就行了。他到后就向出版社提出，要我回来继续帮助他搞完二卷的修改定稿工作。好在我还没有去《中国文学》报到，一说就成。我这个编辑不再代表出版社（当然出了什么事还是逃不了责任的），是作为借调回来帮助老姚修改二卷稿的。他们这时开始有两个人看稿子，一个是编辑室的负责人，我则成了老姚的“帮办”，这也是奇特的情况之一。
本来，《李自成》二卷稿已经磨了几年，茅盾、叶圣老看过后，老姚根据他们所提的修改意见，或已顺手作了修改，或已考虑好，所以他这次来京后的工作量不是很大，进展速度快，花了三四个月时间，第二遍修改就完了。不料，那位负责人居然说“二卷稿中百分之四十几的篇幅是写帝王将相的，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认为“紫禁城内外”这个单元，却是二卷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老姚对他们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数落了一顿。但这期间，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进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闹得很凶，为了谨慎，我们又从头至尾反复斟酌，把有可能被抓辫子的地方，处理得更周密些。终于在1976年春发排到印刷厂。
1976年7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殃及北京城，连降大雨，闹得家家户户无处栖身。老姚一家就在宿舍楼前的杨树林里，用尼龙绳子扯起一大块塑料布，避雨躲难。幸亏他的二儿子从开封来看望他老两口。雨停天晴，烈日当头，地面空气湿度大，老姚在透明塑料布下，穿着背心，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仔细地逐字逐句校阅70万字稿子的排校清样，真如他说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抓今天”，分秒必争地干。地震的预报持续许久，许多年老体弱或腿脚不灵便的北京人，纷纷投奔外地亲友家避难去了。我劝他：“反正书一时出不了，你和梅彩回武汉去吧！”他一听，很激动，对我说：“我不回，绝不回，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不能离开，我要和北京人一起，共患难。”我知道他的刚强性格，但在这无法抗拒的天灾面前，他夫妻又毕竟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危险性自然比一般人要大，可他竟这么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我的相劝，又使我从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老姚给毛主席写信的事受到了牵连。因为信是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写的，又是由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们借以做手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联系到不久前传出的所谓“毛主席只批示让他写完，没有说要让他出书”的说法，和老姚那么抓紧时间，拼命赶，在闹地震当中看完校样，几个月过去，何时出书竟杳无音讯等种种迹象，都明显地使人感到异常。有一次，老姚没有先在阳台上传话打招呼，匆匆跑到我家来，气呼呼地告诉我说：听说《李自成》二卷的校样在工厂放着不动，赶着去排印出版社新发的“走资派还在走”的稿子去了。又说起了出版社通过武汉市委宣传部，强迫他修改关于写宫廷生活、帝王将相的章节，他说：“我给他们写了六七千字的抗议信，你看看留的底稿。”《李自成》二卷稿，因为一直拒绝出版社的意见，坚持不修改；出版社就压着校样，不签字付印。老姚就让我留下，按原计划对一卷进行修订工作。对卢象升这个人物性格中的忠君思想，用浓墨重彩加以进一步的描写、刻画，增强其悲剧色彩。
这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我正在办从外文局《中国文学》调到新成立的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手续。便利用这段空闲，协助他写出了两万多字的长篇序言。到1977年7月，他的《李自成》二卷出版了，一卷的修订本也印出来了，我也到文化部去报到上班了。不久，文化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为我1960年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原级别待遇；老姚的错划右派也彻底平反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专门委托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看望他，并转达小平同志的话，说：“《李自成》第一卷写得很精彩，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有独到之处，也是难得的。”算是为老姚与我的合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近20年几经政治上的大风大浪，患难与共中建立起友谊更加深厚，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