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欣
1971年10月25日夜晚，从纽约市中心灯火通明的联合国总部会址，传出了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挫败了美国提案，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没有举行初次升旗仪式
1971年11月1日，清晨，纽约下起了毛毛细雨。
像玻璃房一样的联合国总部摩天大楼高耸在铅灰色的天幕中。
当地时间8点整。12名身着蓝色制服的联合国卫兵，携带131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步出联合国大厦。他们从联合国会址周围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排旗杆北端开始，依次升旗，几分钟后，走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保留的旗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2年以来，联合国总部前院那杆属于中国的旗杆上，一直挂的是台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但这面旗子，已经自1971年10月26日清晨起，从联合国永远消失了。
时隔6天之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升国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落在了两位美国黑人青年身上：威拉德·博迪，24岁；乔治·鲍德温，28岁，当他们将一面长1.2米、宽1.8米的崭新鲜艳的尼龙红旗系上旗绳，被30多位新闻摄影师和记者摄入镜头时，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与这个时刻一起，被庄严地载入世界的史册。
东河徐风吹拂。中国国旗抖落掉微小的雨滴，很快地上升到杆顶，耀人眼目地飘荡起来。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神秘地跃动在一片火红之中。
这是第一面由联合国秘书处在美国定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它标志着联合国从此结束了被美国操纵无视中国存在的荒唐历史，标志着8亿中国人的代表堂堂正正地登上了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
然而，这天没有像通常那样为新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举行初次升旗仪式。联合国的官员只把这件事当作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清晨例行的日常事务来办理。不同的是，联合国的警备当局作了周密的安排，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增派人员负责警卫中国国旗。
避而不搞初次升旗仪式的用心很快就被各国记者洞悉和理解：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作为一个从1949年10月1日起开始新的历史的主权国家，理应享有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只是，这权利被长期无理地剥夺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需要“重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应当迅速恢复中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既然联合国有些会员国在政权更迭，甚至改变国名后，都不曾影响在联大的席位，中国的代表权更迭，也应该按通常的做法行事。
于是，升旗时便没有鼓乐齐鸣，没有联合国的高级官员出场，也没有人头攒动的热烈场景。中国人其实对这一切只会表示满意——这表面的冷清告示中国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得到了尊重。
在这之前，联合国的行政官员们着实烦恼了几天。10月25日夜，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之后，措手不及的联合国秘书处没有准备好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第二天一早赶忙向美国一家制旗店定制，当天就制作好了。可是，官员们拿到旗帜后又不知挂在何处——他们不清楚，中国国旗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国旗行列中是按代表中国的“C”，还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字母“P”来占据它的位置？
131根旗杆中的一根因此空了将近一周。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国人的答复。
10月31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到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的电报：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地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头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PEOPLE’S REPUBLIC OF，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旗列自北端起的第23旗杆，飘扬在智利国旗和哥伦比亚国旗之间。在这之前，许许多多美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大代表，从来没有见过这面红旗。
又过了10天，第一个联大中国代表团迈进了总部的大门，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女）、邢松鹢、张永宽。
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1945年正式成立的联合国，是于1943年10月30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苏联、美国、英国4个国家发起成立的。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国之一。这个国际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制止侵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949年以后，究竟谁——国民党台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对这个问题，联合国大会几乎每年都要进行表决，只有1964年因美国阻挠，没有讨论任何有关提案。
从1950年到1969年，多数国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代表权，其真正的原因，是美国政府以各种手段维护它的“忠实盟友”蒋介石的利益，操纵了表决机器。
1960年以前，美国以时机不宜为理由，采取“拖延讨论”手法，阻挠联合国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1961年起，美国改变手法，一面表示“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一面又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权这样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的问题，作为需要2/3的多数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
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美国之所以有这种策略性的改变，是因为“非洲和亚洲几十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赞成北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了”，美国不得不“退而从程序问题上保卫台湾的地位”，美国认为，只要他们操纵表决机器在初次表决中凑足简单多数票，“在二次表决中就能以1/3加1票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
可是，美国对联合国内与日俱增的中小国家愈来愈感到不安，因为“时髦的第三世界主义”也侵入了一向支持美国的“拉美集团”，就连美国北约组织的盟友，也一年比一年“难以驾驭了”。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交，加剧了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的不安。美国政府一些要员已经看到，美国在中国联大代表权问题上“最后失败的结局”将“日益明显”。美国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成员的发言暗示了方针上的重大改变。10月25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说：“美国反对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他明确地说出了后来形成的“双重代表提案”的实质：“反对驱逐台湾，不反对接纳北京”——这个制造“两个中国”的主意，最初源起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1970年6月19日向尼克松总统递交的一份备忘录。罗杰斯分析，美国在联合国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罗杰斯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1970年11月20日，二十五届联大进行了表决。美国“重要问题”决议案以66票赞成，52票反对，7票弃权获得通过。对比二十四届联大的表决结果，差额减少了9票，赞成票减少了5票，而反对票却增加了4票，弃权票增加了3票，阿尔巴尼亚提案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虽然又因不足2/3的票数而再次被否决，但是自1950年以来，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国家在联合国第一次赢得了多数。对比二十四届联大的表决结果，差额小了，赞成票增加3票，而反对票却减少7票，弃权票增加4票。
1970年阿尔巴尼亚提案获得多数票，证明在联合国心理上的分水岭已形成。1971年初，日本向美国表示，美国两个提案“前景是悲观的”，他们希望同中国改善双边关系；英国和比利时预料，美国的主张将在1971年失败，英国甚至暗示他们希望同中国的关系升级，将反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则说：“北京将在1972年取得胜利。”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有这样的预感：1971年美国“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他们认为，宁可采取鲜明立场（支持台湾留在联合国）而失败，也比为了要再多拖一两年而实际上是在自己制造失败要好一些。至少，这“是一种原则的立场”，“可以避免授人以法律上的借口”。
就这样，美国在自相矛盾的心绪和内外交困的境遇中进入了1971年。
尼克松不肯在7月中旬前作出决定
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缓解危机的需要，尼克松自1970年底开始寻找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渠道，开展了被当时苏联所称的“笑脸外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
作为对美国主动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回答，毛泽东在周恩来建议下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1971年4月6日，中国报纸突出报道了美国队将前来访问的消息。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举世瞩目并震惊环球的重大事件。不同制度、不同观念的各国一流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约而同地为这个“外交杰作”而喝彩，而倾倒。
4月27日，白宫得到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1月5日信札的答复。在这封写于4月21日的信中，周恩来重申：“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恢复，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所有的军队。”为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举行两国高级负责人的会谈。为此，可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7月9日至7月11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特使秘密出访中国，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7月16日发表的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这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对美国盟友心理天平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6月1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所持的态度，他不想在7月中旬以前作出决定。显然，尼克松担心这个问题破坏北京之行的成果。
其实，就在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国务卿真的制定了一个双重代表权方案。但是不久就清楚了，这个方案的通过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最重要的一个现实就是：当时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决心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会投票“驱逐台湾，接纳北京”。再说，这个方案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坚决拒绝接受它。所以，就使这个方案获得多数赞成票越来越困难了。
尼克松感到伤脑筋，早在春天，他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美国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二十六届联大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但是尼克松说：“按我的个性，我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他决心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以维护盟友关系。
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一篇长篇发言中公开撤回了美国对审议中国代表权的反对态度，表示他们支持“两个中国”的想法。按尼克松的说法，就是“台湾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的会员资格”。
到了9月，美国迫于世界潮流的压力，又从这一立场退却，建议“安理会的中国席位属于北京”，而台湾仍保留会员席位。他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个能吸引大多数国家的妥协办法。
但是，这次美国又低估了其他国家在新潮流中独立选择行动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
周恩来说，中国还可以再等
在7月，基辛格访华期间，他曾告诉周恩来，美国打算在联大采取什么立场。周恩来肯定地说，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只要一谈起这个问题，他总是斩钉截铁）。但是，周恩来说，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时间很长了，中国还可以再等。
8月5日，周恩来接见詹姆斯·赖斯顿时，曾把美国提出的联大那个妥协的建议客气地放置一旁，他笑笑，简洁地说，这个建议是自相矛盾的。接着8月6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又用一种非常婉转的态度拒绝了美国的这个建议。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中国不会照这个方案接受它在联大的席位，他说：“我们可以在联合国外面再等一年、两年，或者不管多长时间。”中国并不急于重返这个不尊重她主权的联合国。
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意见，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正式公开了美国在联合国二十六届会议上制造“两个中国”的主张。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绝对不能容忍”，于8月20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声明》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声明》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这是“利用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的蛮横做法，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不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重申这一不可动摇的严正立场，使美国总统在中国代表权上玩的外交游戏又增加了风险。
美国和台湾的不样预兆
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9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二如期开幕。22日，美国和日本抛出两项提案：一为“驱蒋”系“重要问题”案，需2/3多数票通过；二为“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享有安理会席位，同时台湾也留在联合国内。可是，美、日的“重要问题”提案在一片反对声中被挫败了。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在议程上把阿尔巴尼亚提案摆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案的前面。所以，阿尔巴尼亚提案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获得通过。而这个“多数”，已经在上届联大就成为事实。所以，在“双重代表权”案还来不及表决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为挽回败局，美国和日本代表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奔走，施加压力，游说拉票，据当时西方报刊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罗杰斯和布什在联合国内外跟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贿赂或威胁；美国某些参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日本也加派要员，加强代表团的拉票活动。
被称作“台湾席位保卫战”的这场战斗，很快就出现了颓势：凡是罗杰斯和布什几周前能收罗到的支持票，在陆续消失。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墨西哥都在10月初加入了以秘鲁、古巴和智利为首的“亲北京拉丁美洲集团”。大多数西欧国家，其中许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一向就反对美国的决议案。亚洲人、大多数阿拉伯人和不少非洲人也是如此。于是，争取的对象就集中在还没有明确态度的拉美国家中了。
有趣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每天发布两次近似战争公报的关于选票形势进展的新闻。后来，官员们又把记者召集在一起，抱怨他们撰写的关于将要背叛美国立场的那些文章“是在暗中破坏整个战略”。
这时，美国代表中的恐慌感表现出来了。他们看出了新闻的影响：当一位不受约束的代表，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美国已经失去这样那样多选票时，“他可能大受报纸的影响，建议他的政府见风使舵”。
接下去，截至10月6日，巴拿马这一票丢失了，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很可能步其后尘。阿尔及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这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积极的竞争者——每天都在获得新的赞成票，10月18日开始的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专题辩论，使美国的颓势更加明朗化了。10月20日基辛格为代号“波罗二号”的行动再次抵达北京。无论是他还是尼克松，当时都没有很快意识到，这次行动与联大辩论恰好同时，将对美国“战略”产生什么干扰。罗杰斯对他们的提醒，没有发生效用。
不发达国家击败了美国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从北京机场起飞后，他就收到了纽约的电传稿，告诉他美国在联合国保卫台湾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其实上飞机前，周恩来就已经得知表决结果，他心情极其愉快，轻松地用英语向他道别。周恩来后来告诉基辛格，他当时不想向他讲，以免使他难为情。
他记起驶往机场的途中，乔冠华曾问他：“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估计明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就能进去了”。
当时，乔冠华仰起脸来，豪爽地哈哈大笑，说了一句：“我看不见得吧？”看来，乔是知道表决结果的。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基辛格在访问期间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本届会议取胜。他指出，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问题比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更重要。
基辛格10月26日回到白宫时那里早已激荡不安了。美国政府内的矛盾公开化，一些人把表决结果归罪于他的北京之行。
表决是在辩论一周之后提早进行的。
在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但被大会拒绝了。接着“重要问题”案又被否决，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以外，美国所有的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有些，是故意以“上厕所”为由躲开表态的。当电子计票牌显示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一直持续了两分钟之久，与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
这时，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布什又走上讲台，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23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驱蒋”的一节。在代表的反对声中，经过大会主席马利克的裁决，布什又遭到挫败。
接着提付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共同社驻纽约记者报道这之后的情况，先用了这样一句导语：“在联大会场上出现这样的沸腾，将成为联合国的历史。”
“‘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各种语言的欢呼声在会场内四起。”“赞成中国的代表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向会场四周欢呼，会场充满了兴奋的龙卷风，主席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
“中国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总会过半数的祝福，被赋予了挥动大手进入国际社会的权利。”
这家通讯社将赞成中国的国家统称为“中国派”，认为“中国派的魅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单纯，明快，以理取胜。对于在地理上、政治上与中国问题缘远的国家来说，阿尔巴尼亚的理是容易接受的”。
美联社记者注意到：“美国大使布什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取下他的耳机，扔在桌子上”。在表决结束后，布什发表谈话，于这一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是，连他也不能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同一天，美国记者问罗杰斯：“国务卿先生，在你看来为什么们输了？”他答：“票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笑声）”他很明白，当美国正戏剧化地与中国和解时，不随美国投票的国家就不再怕受到惩罚了。
台湾：寒天饮冷水
在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之前，眼见大势已去，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随即领着手下的人沮丧地离开了会场。台湾的常驻代表刘锴脸色苍白，神情黯淡，使布什看了动感情。布什离开自己的坐席，在刘锴走出大厅之前赶上他，着他的肩，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刘锴则谴责联合国出卖了台湾。在刘锴看来，“美国没有尽最大努力帮助台湾”。
午夜前，周书楷匆忙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了一番怒气冲冲的话。他说，会场刚才的表现“使人想起几年前北京的红卫兵”，好像是置身马戏场内”；说安理会由于“让一名凶手坐在法官席上而为自己签署了一张死刑执行状”，说把事情搞成这个局面的人“必须对历史和后代作出的判断负责”。
事情终于结束了。周书楷自称对此感到舒了一口气。他说：“这是卸下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包袱。它是21年来一直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大磨石。”
周书楷这番话也许有几分是实情。香港亲蒋的《新闻天地》曾披露：“每年到此时际，台湾的代表就要展开一番追、逐、守、盯的本领，一些游移不定的友邦则施展推、拖、躲、赖的功夫。今天情况就更糟了……”
年年如此，岂不太累？！
第二天台湾各报社论愤怒地咒骂了联合国，并要求台湾居民“在逆境中保持镇静”。局势随之开始动荡。
中国第一个赴联大代表团
联大表决前，外交部大多数同志只是估计中国或者美国一方以微弱多数取胜，也就是多几票少几票的问题，并未想到26日投票结果，赞成中国的票数竟超过了2/3。这不仅出乎中国意料之外，也出乎美国意料之外。就是说，没有思想准备。10月26日外交部在得到消息讨论去不去时，毛主席在电话问询中做了明确指示，大意是：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毛主席把恢复联大席位看做是中国1971年的两大胜利之一（另一个是林彪倒台）。组团工作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经毛主席亲自审定。乔冠华任团长，是毛主席点的将。中国在联大的第一篇发言稿，是乔冠华历时数夜赶写出来，送毛主席、周总理最后审定的。
10月28日，周恩来与《朝日新闻》后藤基夫会见。这是周总理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后首次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临事而惧”，就是说，中国人要以体现信心的谦虚开始工作，慎重又慎重，不能粗心大意。
外电纷纷猜测，这就是周恩来叮嘱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切记的工作态度和风格。
11月9日，代表团从首都机场登机离京，受到4000多人欢送。当时锣鼓喧天，花海一片，场面非常热烈。乔冠华团长一直咧着嘴笑，不断地向大家挥手，显得潇洒豪迈。最不寻常的是总理亲自到机场送行。一位国家总理来送副部级的团长，这是破格的。代表团先走了高梁等6人先遣组。9号这天又有正、副团长和代表加上翻译、秘书、司机、记者共约50人登机离京。总理非常郑重地和他们每一个人握手，握得很用劲，这也是破例的，说明总理是十分重视这次远行的。代表团每人为此都感到国家的重任在肩。后来，法新社在报道中说“今天的场面带有一种家庭的气氛”。
联合国好像来了外星人
当时，外电对中国这个团一路上的行踪举动十分注意，报道得很具体。正如后来智利代表在欢迎词中说的那样，外国人想知道中国人穿什么，吃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梦，神秘得不得了，好像中国团来自月球和火星，“是素不相识或神话般的人物”。
高梁率领先遣人员从肯尼迪机场下飞机以后，密集地拥上一大批的警察和记者，搞得他们不知所措。记者甚至注意到他们“露出不自然的笑”，后来，又一直有人追踪他们，几点几分，由谁陪着到哪儿去了，连向人询问怎么付小费，付的是什么样的钞票，都详细作了报道。他们觉得这些“和蔼的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一开始表情显得“拘谨”，以致拒绝“资产阶级报纸”的采访。
还有更有趣的，代表团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在这里与加拿大使馆来的黄华副团长会合。在奥利机场下机后，代表团换乘大型客车去旅馆，法国一些记者坐着小车跟着追，头伸出车篷，顶着寒风，抢拍照片。但他们搞不清谁是团长，谁是代表或工作人员，因为中国人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样式也一样。第二天报纸说“中国代表团途经巴黎”，一看照片，都哈哈大笑。原来把代表团的厨师错当成“大使”了！还有，所有的报纸都错把“中山服”说成“毛泽东服”了。可见，外国人对中国人十分陌生！
11月11日，代表团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纽约市和机场出动15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因为事先听说有很多华侨要来机场欢迎，美国说安全问题没办法负责。他们把华侨拦在离候机室较远的地方。经过交涉，代表团的车子在华侨旁绕行而走，就有了向他们招手的机会。令人感动的是，这里面有很多老太太、老头是自己带着干粮，早晨四五点钟就从老远赶来的，想见祖国故乡亲人的心情十分迫切。自然，也有少数是反对共产党的。去机场的除了一些国家的代表，还有近400名记者。那天的消息，美联社报道得最详尽，连乔冠华围什么颜色的围巾都报道了。
微笑着飞过大西洋
乔冠华团长在机场的简短讲话，当时国内轰动一时，在美国也反响很大。特别是美国人和华侨都注意到了两句话：“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人第一次听中国人这么说。联合国中其他国家很注意中国将“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这本来在中国外交部和国内都是一些普通的话，但外国人不了解。他们认为这个讲话是“积极的态度”，“温和的调子”，反应比较好。
代表团住进罗斯福饭店，向管理处租下整个第14层楼，共有72个房间，下午晚些时候，几个看门人把一面美国国旗与事先定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起挂了出去。站在对面约有100人观看。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大陆人原本是一大块空白，所以，中国人不论走到哪条街，都有人好奇地看着，甚至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牵着孩子的爸爸，叫他们签个名，“以留给儿子将来做纪念”。在代表团那层住房的电梯两旁，美籍中国人为他们摆好了十几个花篮，全是鲜花，像一垛矮矮的花墙，十分漂亮。
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联合国官员的表示显得很微妙。在机场，是派纽约市的代表来接的，算是招呼了一下。由于美国没有正式承认中国政府，他们精心策划了“偶然”的见面。比如，美国代表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出发，哪条路是乔冠华和黄华的必经之道，他就坐在联合国的走廊上，装着打电话的样子，等着。乔与黄二人经过那里，礼宾官就介绍说：“这是中国代表团。”于是就握手，记者拍照，表明美国欢迎了中国。这张照片，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得很广泛。这样做，正符合尼克松的意图。美国驻联大大使布什，在恢复中国权利问题上把话说绝了，搞得很被动。他现在想补救一下，欢迎中国团，但处在他那个地位却很难办，就想了一个办法，以东道主的身份表示欢迎。他用这个办法表示，他本来是不赞成驱蒋的，但蒋走了，他们“也欢迎大陆中国”。
当时，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和中国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机场上是派捷克代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欢迎的。开会时，中国就座的位子离苏联很近，他们的团长马立克过来和乔冠华握了手，这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苏联是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反对我们恢复联大席位。所以，他们的做法比较困难，心情想来也比较复杂。
联合国工作机构的官员对中国代表团抱有很大期望，都希望中国多发挥一些作用。对此，乔冠华在拜会联大主席马利克时说得十分坦率：“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还没有齐全，联合国当前的状况也还不十分熟悉，所以也许不能立即像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正是周总理要代表团采取的“审慎立场”。一些外国记者评述说，听了“使人有点感动”。
中国人在联合国的“咖啡馆外交”曾引起“第三世界”不少中小国家的好评。有一天，黄华邀唐明照同去宽敞的北休息室饮茶，被非洲一位政治顾问看到说：“中国人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第三世界’在联合国聚会的地方！”一位拉丁美洲的代表说：“这是中国人的个人外交。”他们觉得到这里来饮茶的中国人态度十分随和，平易近人，很便于交谈。不发达的中小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是诚恳的，好像中国去了联合国，他们就有了依靠，拉美希望中国支持他们的领海权，非洲希望中国支持他们非殖民化，亚非拉又共同希望搞无核区，希望发展贸易。联合国每个委员会都希望中国派人去，只要去了人，坐在那里不讲话都行。这种情况，代表团离开北京之前没有想到。
“中国就座属于她的席位”
新华社11月15日自联合国发回一个电文，介绍中国代表团11月15日出席联大二十六届全体会议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就座时，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指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原定上午结束的会，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一直开到下午，“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欢迎词”，“历时约6个小时”。这在联合国是不多见的情况。
那天，乔冠华团长就座的座位同国民党台湾人一样，按字母顺序在智利和哥伦比亚之间，桌子上挂着写有“中国”的牌子，乔十分专注地通过助听麦克风倾听发言。他就席前有几分钟忙于从座位上站起来回应围过来握手的各国代表和摄影记者。有一次，他在座席上潇洒豪放地大笑。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抢拍下这张照片，后来，在摄影展览中得了金奖。乔冠华的形象，当时代表着新中国人的整体，各国记者对他的笑颜都作了描述。
《人民日报》当年刊登那天的全部发言，情绪最热烈的是23个提案国成员，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中小国家，好像就是自己国家的喜事一样。美国代表的发言措词很客气，却是上午全部发言最短的之一，只有一分半钟；日本则更短，只有123个字。苏联也讲了一段话。大家表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恢复，联合国进入了现实主义的时代，具有了普遍性，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
法国当时与中国十分友好，它的代表在发言中说，中国恢复联大席位“不仅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真空”，而且为联合国组织“获得新的动力打开了道路”。中国“就座了属于她的席位”，“必将对联合国有利，也对她自己有利”。他对这件事的意义和作用说得比较恰如其分，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评价却非常之高，他说：“我们欢迎这个十分伟大的国家和这个国家十分伟大的人民，这样做是合适的。”法国的祝贺中，“既有友谊，也有希望”。
布隆迪代表称“这件事的严肃性质，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今后，“对于世界舆论来说，中国突然变成了一出戏的主要演员之一”，“中国的立场和意图将引起许多估计，这些估计，不是激烈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满怀信心的和表示赞扬的，但无论如何，决不是漠不关心的”。
赞比亚、坦桑尼亚、赤道几内亚、马里和刚果等国的代表，对美国报刊指责他们25日的欢乐表现义正词严地进行驳斥。美国记者的宣传没有使他们担忧，谁也无权限制他们表达欢乐的方式。从今以后，不论是军事大国或经济大国，都再也不能指望压服这个组织和随心所欲地施加影响。他们的发言告诉全体代表：中小国家也敢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骂尼克松了。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的讲坛。他沉着地取下眼镜，用中文很慢地宣读着一篇2600字的发言。会场鸦雀无声地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在屏气凝神地倾听。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几天来坚持“微笑路线”的中国人，并不处处“温和”，他以“国际讲台上非常少有的坦率和诚实”，表明了北京将来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的轮廓。他的直言不讳使一些人受到震惊，另一些人感到气恼。
共同社记者称乔的演说“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反响将波及全世界。由于乔冠华用了同样长的时间来谴责美国和苏联，第二天，美国报纸上出现了一幅漫画：布什和马立克（苏联代表）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桌前，乔冠华将一碗米饭倒在他俩头上。十几年后，布什将这个情节写进了他的自传《瞻望未来》。这本书在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时译成了中文。但一些读者不大明白，布什录下这个情节究竟为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