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祥
中国裁军政策的调整
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受到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接影响到我国安全。因此，尽管经济建设任务很重，毛主席、周总理仍然下决心组织全国力量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为维护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看到冷战中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高喊裁军的两个超级大国大肆扩充军备，我们主要是揭批他们“假裁军、真备战”，与国际裁军活动保持着一定距离，以免受到约束。1963年美、苏、英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矛头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尚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更加激起我国对军控条约的警惕。
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相当复杂，争霸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发展核武器。与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相比，新制造的核弹当量要大得多，精确度不断提高，陆、海、空运载工具可以打到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扩军备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小国家强烈要求裁军，联合国举行了三次特别联大，研讨裁军的具体措施。同时，美苏大力扩充军备，也影响了本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财力不支，而西欧和日本军备负担较小，经济迅速发展。核弹头和导弹数量过多，超出实际需要，还要费力维修。美苏之间一方面剑拔弩张，另一方面抓和平、裁军旗帜，作为“限制对方、掩护自身发展”的工具。裁军问题成为包括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涉及各国重大安全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政治斗争。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对军控和裁军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政策上作了调整，逐步参加国际多边裁军谈判和联合国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我国裁军百万和停止大气层核试验，在国际上引起积极的反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于1986年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任裁军事务大使。作为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中国代表，我常驻日内瓦，并经常去纽约出席联合国的裁军会议。
中国裁军提案在联大获一致通过
我担任裁军大使后不到半年，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第3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两个提案，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单独在联大提出重要决议草案，中心内容是要求超级大国率先裁军。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受到第三世界的普遍赞扬，在裁军领域，传统上有三个集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集团、西方集团、不结盟和中立集团。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又同各方保持平等和良好的关系。中国调整裁军政策的积极态度，受到普遍欢迎。因此，中国提案有可能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裁军涉及各国的安全和政治利益，核国家之间，核国家与非核国家和核门槛（即将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世界各地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提案的意图尚有疑虑。
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对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的两个超级大国应率先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我个人最担心的是美苏不赞成。我们在关于核裁军决议草案的序言中，肯定了美苏两国领导人1985年11月关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和准备裁减核武器500的联合声明。草案正文中“敦促美苏进一步履行其对核裁军负有的特别责任，并认真谈判，早日达成大幅度削减核武库的协议”。美苏由于欢迎中国对国际裁军事务从消极到积极的立场，对中国提案均表支持。
法国和英国在核裁军方面与中国立场相近，均赞成美苏带头裁减，同意中国提案不讲美苏以外核国家裁减的时间表，仅提及“双边（指美苏）与多边核裁军努力应相互补充和促进”。
美、苏和法、英还主张第三世界一些大国裁减常规军备。我们考虑到各方面的平衡，同时提出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提案。
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是不结盟国家，它们是中国的好朋友，取得它们的支持，对两个决议草案在联大通过至为重要。两草案又着重反映不结盟国家的关切。在序言里有“重申联合国宪章中表示的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确信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是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意识到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和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危险”，同时指出“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最优先的地位”。关于常规裁军的提案“敦促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责任的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通过适当的论坛就常规裁军进行认真谈判，以早日对在它们各自地区、特别是在世界上武器和军队最为集中的欧洲地区，在有效国际监督下限制和逐步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文字虽然啰嗦，附加语很多，但这是联合国决议的特点，法律用语应全面和确切。
少数无核武器国家或明或暗地要求中国的核裁军提案中除敦促美苏带头裁减外，应加上其他核国家也要参加核裁军进程。在中国和日本双边磋商时，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以相当粗暴的口吻质问：为何中国提案只要美苏裁减，而不对自己提出要求，是何道理！针对这种情况，我明确地阐述：1.多年来，美、苏疯狂进行核军备竞赛，它们拥有的核武库占全世界核武器的95%以上。在当今世界能发动核战争的，只有它们两家。这是客观事实，正因为如此，才提出美苏负上特殊责任，应率先进行核裁军。同样看待和要求所有核国家，不仅不公道，而且模糊了核战争的主要危险所在。2.对美苏应承担核军备竞赛的主要责任，国际社会已有共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明确指出这一点。3.美苏两国本身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双方正率先采取行动，就裁减核武器进行谈判。4.正是在美苏的核威胁下，中国发展了完全是为了自卫的少量核武器，中国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就郑重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中国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已单方面裁军百万，将大量军工企业转为民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世界上全部核武器，将在适当时候参加核裁军进程。
听了这番理直气壮的讲话，日本驻日内瓦裁军大使出来打圆场，说他的同事冒犯了，多有得罪，希望我接受他的邀请，共进日本式午餐。
在联大第一委员会表决时（会议厅有表决机器，绿色信号灯表示赞成、红色表示反对、黄色为弃权），出现一片绿色，我提着的心才落下来，没有红色，只有印度一家弃权。随后在联大全体会议表决时，印度为避免孤立，也改投赞成票，我国的两个裁军决议草案在联大获得一致通过。
担任裁谈会主席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旨在达成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军条约或公约，它每年向联合国大会作报告。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处理问题的规则和习惯。联合国会议的决议一般是表决通过，裁军谈判则需一致同意，当时，该机构由有代表性的40个国家组成。会议主席由成员国依国家名称的英文字母顺序轮流担任，每月一换。当时每年举行6个月会议，各成员国约隔7年才有机会担任一次主席，裁谈会主席一职被公认为是艰巨而又光荣的。
1987年2月，轮到中国任主席。我任裁军大使不到一年，对裁军问题的多边正式谈判知之不多，国内只有原则指示，我国外交界前辈在这方面留下的直接经验甚少，只能靠自己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以开拓的精神钻研和摸索。
禁止核试验是各方均关心的问题。由于两个核大国、其他核国家、核门槛国家、无核国家间的利益不同，裁谈会长期未能就此开始谈判。许多无核国家对此情况很不满意，积极主张尽早成立具有谈判职能的特委会。苏联和东欧国家持灵活态度，法国本着一贯立场，表示不参加禁止核试验特委会，但不阻碍它成立。各方均呼吁中国主席加紧工作，我逐个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再向各方转达，看能否取得进展。美国代表说，任何可能导致开始谈判的特委会职权均不能接受，又不愿事先拒绝考虑其他国家的积极意见，裁军界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墨西哥大使对我讲，不结盟和中立集团已一再让步，不应拖而不决。他建议，特委会的职权应将谈判作为目标。这不一定意味着要大批开始谈判禁核试，可以理解为在几天或几周内开始谈判，也可理解为几年、几十年后开始谈判。我将此意见转告美代表，美仍不同意，认为在美苏双边核裁军谈判取得成果前，不应在多边范围内开始谈判禁止核试验。后来，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里的核门槛国家也表示对开始谈判禁核试有保留。一直拖到近2月底，仍无结果。
美苏加紧外空军备竞赛，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积极在西方与不结盟国家之间进行调解。不结盟集团协调员埃及大使表示，如不能谈判，也不应仅停留在一般讨论上，并提出特委会的职权应增加研究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措施”。美国坚决反对这个提法，法国大使作为西方集团的协调员，表示虽然西方集团大部分成员都赞成尽快成立特委会，但为了照顾美国，不便接受不结盟的意见。他建议采取“主席声明”方式，使特委会职权有“研究措施”的内容。正当争执不下的时候，不结盟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国家反对向西方让步，另一部分认为要现实。我反复在不结盟和西方国家间磋商，希望他们继续作出努力。在双方条件逐渐接近时，我以主席名义提出自己关于成立特委会的主席文件，在措词上尽量照顾各方。2月底，关于外空议题的特委会终于成立，许多国家大使都认为这是个重要突破。
一些国家外长有时到日内瓦裁谈会发表政策性演说，这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任主席期间，法国外长来会上讲话举行午宴，招待40国大使，法国裁军大使非常重视这项活动，要求我代表裁谈会致词。当时中、法两国关于裁军问题的立场相近，法大使与我个人的工作关系很好，但法外长讲话中对国际裁军问题表态强硬，令许多国家代表难以接受。我的致词不仅要照顾中、法关系，且要考虑到主席身份和多数国家的看法，经反复斟酌和查看历史材料，我在法外长午宴上代表裁谈会用法语即席致词，没有评论法国对现实裁军问题的立场，而是指出法国是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保存国，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非战公约”的思想，后来演变成联合国宪章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说明法国对国际和平、安全和裁军的贡献。事后，法方对我致词一再表示感谢，其他国家大使也认为我讲得得体。
裁军谈判会议有个传统，各成员国大使都要宴请会议主席。1987年2月，我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个月出席各种宴请约20次，而出席宴请者总是同一批人。为了活跃气氛，我每次都引用不同的中国成语，结合裁军谈判，进行发挥。例如，磋商遇到困难，我引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当各方对某个特委会的职权接近达成协议时，我讲需要加把劲，以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要有人出来“画龙点睛”。墨西哥大使举行午宴，我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将美苏比作裁军方面的两座大山，但不点名，不少国家大使在其宴请上纷起效仿，相继摘引他们理解或临时查找的中国成语，有时并不确切，但都是善意的，形成一阵“中国成语热”。
核查问题
在军控和裁军领域，早期缔结的一些条约没有核查条款，使条约的执行发生困难，影响了条约的有效性。随着苏美裁减核武器条约中核查条款的具体化，日内瓦裁谈会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均非常重视核查条款。
通过测定和分析地震波的产生、传播和波形频谱性来检测、识别和定位地下爆炸的方法，是地下核爆炸的主要监测手段之一。准确测定震源的地理位置、深度和爆炸时间，是核爆地震监测的重要目标。区分核爆和天然地震是地震监测的核心问题。地下核爆产生地震波的机理与天然地震是不同的，因此，区分、识别是可能的，但小当量的核爆则难于识别，区分工业化学爆炸和核爆则更为困难。
我担任裁军大使期间，除研究地震监测与核试验问题外，还讨论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如何核查的一些重要原则问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强调军控条约的有效性为由，声称必须有严格的核查手段，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则担心核查时国家主权会受到侵犯，裁军大使们曾集中研究：1.尊重主权与有效核查的矛盾：一派认为，国家主权至为重要，国际核查应在不侵犯主权的情况下进行，军控和裁军涉及国家安全，与邮政、电信、贸易等方面的监控不同，非常敏感，需慎重处理。另一派主张，一个国家让出部分主权，换取其他国家同样的部分让步，是签订国际条约的必然途径，军控条约不能例外。2.核查的入侵程度：有多种核查手段，如例行定期核查、遥控核查、现场核查等。西方国家主张核查要严，称化学武器不像核武器，设备和原料均容易取得，难以区别民用化学产品和化学武器，容易改变外形进行隐藏，但威力很大，被称作“穷人的原子弹”。因此，突击核查是必要的，一有举报，核查专家必须立即赶到现场，有关国家应保证配合，对需核查的地点均予开放。3.执行理事会：某些西方大国最初主张，一旦有国家举报某国有违约情况（秘密研制、生产、储存、运输化学武器等），立即派人核查。经辩论，此议难以实施。有人主张，可成立化武公约执行理事会，迅速“过滤”举报后开始核查，理事会如何组成和运转？怎样具有合理代表性？是长期争议的问题。4.核查专家名单：成立由职业核查专家组成的“技术秘书处”，拟定一个备用的专家名单，要经各缔约国认定。
在我担任裁军大使的任期内，上述问题均未解决，几年后，冷战结束，在新的国际气候下，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取得积极的成果。
视察销毁中程导弹
1988年8月，我与常驻日内瓦的几十位裁军大使一道，应苏联政府之邀，去视察中程导弹（下面简称“中导”）的销毁，时间只有两天，却是一次很不平凡的经历。
1970年代后期，苏美先后在欧洲部署中导，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使东西两大集团在欧洲中部的对抗有可能一触即发。1987年，两个超级大国签署了《中导条约》，1988年6月生效。自1988年7月起，两国分批销毁中程导弹，至1991年5月底全部完成，美国共销毁832枚，苏联共销毁1846枚。
苏方很重视此次国际视察，安排裁军大使们乘专机从日内瓦直飞莫斯科，然后分乘若干辆匈牙利制造的大轿车，向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方向驶去。
车队在雨中开进基地大门，周围有铁丝网，我正估量基地的纵深，车已开到一片辽阔的草地上。位于中央的帐篷硕大无比，里面排着阶梯式长木椅，是专为各国裁军大使准备的。我们穿上主人提供的军用雨衣，听取情况介绍。一名高级军官讲了销毁中导的重要意义，苏联政府的诚意和分批销毁的措施。根据条约规定，苏美双方专家均到对方现场核查销毁情况，苏联还特意邀请国际裁军界视察。极目望去，从草地遥远处，有一队卡车驶来，我逐渐看清车上载的那些庞然大物便是令人丧胆、可毁掉现代化欧洲的中程导弹。军车停到距帐篷几公里外，苏军官请我们先过去看完整的中程导弹，返回帐篷等候，然后再去视察被销毁的情况。
这时，一支小车队驶近载有中程导弹的大卡车。据说，是美国军事专家根据《中导条约》的规定进行正式检查，而裁军大使们的视察（实际上是参观）乃苏联单方面的特殊安排。不久，美车队离去，我紧张等候着关键的时刻，此刻，雨愈下愈大，烟雨迷茫中，我专心向前方瞭望，只听一连串巨响，一团团浓烟冲向高空，扩散开来，中程导弹不见了，美国核查人员又迅速过去，仔细查看后离开。
在苏联军官陪同下，我们这支国际队伍冒雨前往销毁现场，令人惊异的是，从帐篷到导弹置放处，一米见方，几公分厚的黑色胶板在泥地上铺成几公里长的走廊。我走到胶板尽头，只见曾凝聚着巨额资金和高科技的现代化尖端武器已化为灰烬，苏联军官称，今天只是销毁了第一批，今后还要继续进行，约需3年完成。
我们观看了10多分钟后返回帐篷。身着军用雨衣的大使们上淋雨，下踩泥，顾不上整理外交仪容，兴奋地议论起来。
此行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苏联导弹部队的威力，举世公认。
推动核不扩散组织与“莎士比亚先生”
1980年，我不再担任裁军大使职务。1993年后，我参加了“推动核不扩散组织”，成为这个半官方组织的核心组成员。
由美、英和苏联发起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订，在以后的20多年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加入了这一条约。但对条约本身及条约的实施，各国之间一直存在重大分歧。有核武器国家和若干无核国家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重要作用，而许多无核国家，特别是几个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核门槛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南非、以色列、巴西、阿根廷）则认为此条约不公正。他们说，条约反对“横向扩散”（不允许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却不限制有核武器国家“竖向扩散”（继续制造核武器）。该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25年后，要召开缔约国大会，以决定条约是无限期延长，还是仅延长一段时间。
1987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欧、日本团体资助的“推动核不扩散组织”正式成立，“帮助外交官、学术界、工业界和新闻媒介更好地了解核武器不扩散的性质和原因”，实际上以“客观、公正”的面目出现，酝酿和推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总部设在英国的南安普顿大学。
该组织在南亚、南部非洲、南美等地区相继举行国际研讨会，重点利用每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郊区一些会议中心召开吹风会，邀请常驻纽约和出席联大的各国大使或主管外交官出席。核不扩散涉及各国的重大安全利益，又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许多中、小国家难以了解详情，该组织利用自己掌握的财力和舆论资源为1995年缔约国大会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原对《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持批评态度，后来调整了政策，并于1992年正式加入。与西方大国没有许多争论，但更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立场：1.有核武器国家应承诺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障；2.应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南安普顿是英国一个重要港口，核心组成员一次开会后，参观了一艘英国旧军舰，并在舰上晚餐。在整天严肃议论国际安全问题后，大家都想轻松一下，西方成员讲民间故事，俄国前裁军大使说政治笑话，我用英语即席朗诵了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一段，该剧戏中有戏，其中仙王一段独白较为有名。我用17世纪的英文朗诵莎翁原著，竟然将核心组全体成员“镇住”了，他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一个中国人抑扬顿挫地朗诵英国名著。我告诉他们，这是1948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北平导演的英文剧，我作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学生，参加了演出。
次日，核心组成员先后乘会议秘书处预订的出租车离开，中午时分，我在会议楼门口等候，一位英国出租车司机走来，称我为“莎士比亚先生”，我听了一愣，忙讲“我姓范”。谁知，老司机坚持叫我“莎士比亚先生”，因他听一位比我早走的澳大利亚女专家讲，有个中国大使朗诵莎翁名著，非常敬佩，老司机还讲，现在不少英国人已不懂莎士比亚了，要感谢中国外交官精彩的表演。
我没想到，自己大学时学的古英文，在外交活动中竟然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