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嘉
1960年代初，是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我有幸参加了“全球购棉”和“成套纺织技术援外”这两项鲜为人知的工作。
全球购棉
1960年代初，城镇居民口粮及粮食制品一律凭票限量供应。棉布供应定量一再减少，党员布票悉数上缴，全国纺织厂980万纱锭中因缺棉关停了500万，大批纺织工人无事可干，有的被精简回乡，有的暂时歇工从农，有的工资折扣加休息。这时陈云同志临难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提出了“全球购棉”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就是以有限的外汇，逐年购棉20万到30万吨，将关停的纱锭转动起来，多纺纱，多织布，克服衣的困难；更重要的，向国外恢复纺织品出口，赚取外汇，换回粮食，克服食的困难，这无疑是一举两得的英明决策。
那么，从哪里进口棉花呢？陈云同志研究了世界各产棉地区的情况，又权衡了国际利害得失后，主要选中中东（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和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两个地区，任务落实到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协办。总公司从上海纺织工业基地借调干部充实购棉组，上棉一厂秦大可和上棉十七厂的我参加，被派往中东购棉组，随副组长刘水行（组长是驻开罗使馆主管商务的彭参赞）去叙利亚。总公司副总经理王耀庭同志在安排好我们二人成行后，自己则率领拉美购棉组以贸促会名义去巴西，时在1963年11月。后来，我又受命赴巴基斯坦卡拉奇港负责巴棉发运工作。
那时正值帝国主义猖狂反华之际，他们对我国发生的经济困难幸灾乐祸，处心积虑地破坏我国的全球购棉工作。1960年12月23日，我国租用的运棉外轮在卡拉奇港起火，棉花被烧毁815包。1964年1月2日，我奉命自叙利亚调到卡拉奇港负责发运巴棉的工作。第二天，又有一艘外轮发生纵火事件，棉花被毁208包。当时我的压力很大，租用的运棉外轮还有7艘，若不及时制止纵火，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的中巴关系正转向友好发展的重要时期，周恩来总理定于2月18日访巴，而帝国主义国家则要千方百计离间中巴关系。在此关键时刻，及时粉碎纵火阴谋，不仅可以保障原棉安全离港，而且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我是现场的唯一一名中国人，面对肤色不同的外国人和无头案，初次出国、人生地疏的我真是困难重重，为此，我根据上级指示，一面要求外轮船长和巴方代理健全岗哨，做好警戒工作；一面主动到外轮水手和码头工人中间，谈家常交朋友。每天从清晨到深夜，我下到各个船舱，检查各个角落，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越来越多的外国水手帮我注意各方面的动态。1月25日，在我国租用的第四艘外轮华诺给里号上，一位海员利用休息时间，主动下舱检查，在棉舱间发现了有汽油味的纸片，立即展开搜查，在一个“岗哨”身上搜出了同样的纸片，当地警方及时赶来，外国特务很快暴露了面目。纵火隐患消除了，运棉船一艘艘地安全离港，驰回祖国各港口。待我回国后，公司表彰了我。
可是敌人不甘心于卡拉奇港的失败，他们的黑手又伸向拉美购棉区。1964年4月乘巴西政变对王耀庭等9位同志进行政治迫害，拉美购棉组遭到破坏，国际舆论强烈谴责。王耀庭等9位同志于1965年4月光荣回国，飞往上海时，已经回国的我也到机场欢迎慰问。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分别一年半，我们在东、西两个半球上为祖国外贸事业所进行的斗争都胜利了。
巴西事件发生后，拉美购棉受阻，我国另辟东非购棉区（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三国），公司命我负责，并依靠驻三国大使馆开展工作。1964年9月，我再次受命出国，1965年1月辗转抵苏丹到任。第一项任务，即赴苏丹港拟制苏丹棉交易所用成套分级棉样标本，送达国内商检局。
1965年3月，苏丹政府召开了有24国参加的大型国际棉花会议，天津外贸局副局长陈仪和我均以我国外贸部代表名义出席，与国际友人交流有两周之久，加强了对苏丹棉的了解，也有力地宣传了我国的援外工作。
成套纺织技术援外
面对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的险恶形势，从1963年12月14日起，周恩来总理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名埃及）、加纳、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等亚、非、欧14国，在开罗发表了我国政府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声明，开罗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当时因参加中东购棉组，作为唯一的援外工作人员参加了在我国开罗使馆召开的会议，有幸直接聆听周总理向中外记者宣布的声明。自开罗声明至“文革”初期的3年时间里，我国成套纺织技术援外的大、中型项目共17个，受援国有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斯里兰卡）、尼泊尔、刚果（布）、加纳、坦桑尼亚、古巴等14个国家，大多是棉纺织厂，最小的1万锭，最大的8万锭，共计50万锭。因大多数项目是开罗声明后议定的，国际友人统称为“周恩来工程”，声名远扬。这个命名来自苏丹国际棉花会议。
为了加强援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对外经济联络部（简称外经部），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分任正、副部长。设立中国纺织对外工程公司（简称工程公司），由刘抗、侯忠澎分任正、副经理，归外经部和纺织部双重领导。纺织援外工程原来由上海一家承办，项目大增后改由全国新老纺织基地一起承办。如江苏承办阿尔巴尼亚项目、河南承办缅甸项目、河北承办锡兰项目、山东承办尼泊尔项目、辽宁承办刚果（布）项目、北京承办坦桑尼亚项目（后因故移交上海）、陕西承办古巴项目等。上海作为老基地承办援外工程早，工程公司要求上海发挥主力军作用，除办好自己承担的项目外，把兄弟省、市的筹建组扶上马，做好项目间的协调配合，担负起各项目的物资采购、仓储和外运。为此，外经部、纺织部决定将上海市纺局援外办公室提为工程公司上海办事处，两个机构一套班子，简称“二办”，由原援也门组组长张志远任“二办”主任。按项目成立专家组，计棉纺织9个组，毛纺、针织各一组，加上六省援外各一组，共计17个专家组，分别负责14个国家、17个项目。“二办”下设技术、设备材料、财务和秘书4个科。为加强领导，由“二办”正副主任、各专家组组长、技术科负责人组成领导核心。
1965年4月，我第二次出国购棉后回到市纺局援外办，把周总理关于援外“八项原则”声明的有关情况和许多国家主持纺织行业的上层人士盛赞“周恩来工程”的情况等向援外办作了汇报和介绍，同仁们感到鼓舞。领导认为我有一定的援外经验，命我筹建“二办”技术科，任该科负责人，参加上述核心会议，至1968年7月任职3年余。当时正值开罗声明后纷纷立项，就总结上海纺织援外经验，向全国介绍，欢迎兄弟省、市来沪交流，务使少走弯路。各援外工程上马后，在施工中常常发生技术难题。例如援越南河内纺织厂清棉机堵车，考虑该项目规模大，国际影响重，又在对方首都，我悉心研究设计蓝图，向纺织部反映了滤尘设计存在的问题，受到重视，遂组成以上海市纺局局长鲁纪华为组长的调查组赴越，经现场核实后改进设计，解决了其中的技术难题。
经济价值和政治影响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发生了缺粮内忧，国际上发生了帝国主义领演的反华大合唱外忧。为战胜这些困难，党中央提请陈云同志主持，会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和李先念等组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俗称五人领导小组，作出了全球购棉和成套纺织技术援外的两项决策。
为克服缺粮的困难，陈云同志明察因缺棉而关停了的500万纱锭可以利用，制定全球购棉和出口纺织品换取粮食进口的方案。实施后，出口纺织品创汇3亿美元的低谷提高到1965年的9.6亿美元，净增6.6亿美元，这还未把服装出口创汇包括在内，扣除购外棉周转资金，可逐年购置进口粮食1000万吨以上，缓解了全国的粮食供应困难。如上海人的主食为大米，但当时大量进口的是加拿大面粉和澳大利亚小麦，故一日三餐统改面食，迄今仍记忆犹新。而每年1000万吨的巨额进口粮，是在战胜帝国主义对我全球购棉不择手段的破坏而取得的，斗争的焦点，形式上为“棉”，实质上为“粮”。
瓦解帝国主义煽动的反华大合唱，周总理明鉴务必把受帝国主义妖言蒙蔽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过来，采用成套纺织技术援助是良策。中央狠抓开罗声明前后开辟的17个成套项目，一个个建成投产，加上20年无息贷款，使亚、非、拉国家感受到中国政府无私援助的诚意；中国专家坦诚传授技术，无私地忘我劳动，使受援国人民切身体会到中国人民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特别重要的，是成千援外队伍，远涉重洋，分赴各受援国，深入各援建工地，既传授技术，又宣传政治，成为沟通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桥梁。一个项目，不仅争取一个受援国，而是影响一个地区，整个“周恩来工程”争取的国家更多。反华大合唱被瓦解，帝国主义扼杀新中国的图谋很快宣告失败。
在国际关系中，沟通殊为重要。我两次出国，先后到过10来个国家，对此体会较深。那时，我有机会阅读到成百份外文报刊，见到第三世界也有连篇累牍的反华文章，这是由于我国的闭关自守给帝国主义国家钻了空子，所以我对中央扩大援外的决策深表赞同。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援外战略的成功十分不满，千方百计地离间受援国与我国的关系，致印尼和加纳先后发生反华政变，两国的反华势力先后推翻了苏加诺政府和恩克鲁玛政府并驱逐我援助专家组，搞垮我援助工程。我是援印尼项目的负责工程师，却被迫撤销了四个援建的棉纺厂。在加纳，我援建专家和技术科派出的英语翻译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我对此愤恨殊深！可是，亚、非、拉国家的觉醒和心向中国的形势已不可逆转。
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央财经五人领导小组，运筹帷幄，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他们审时度势，抓起了纺织原料和对外援助两项关键性调整。一改新中国成立后纺织工业所用原料一贯实行由国产棉自给自足的政策，纠正纱锭关停，用以出口纺织品换取巨额粮食进口解急而安定天下，是关键性调整；而大举援助亚、非、拉国家的纺织成套设备，不再限于近邻和社会主义国家，暂时压缩一下国内纺织工业的扩展，改变国际上的被困局面，也是关键性调整。若没有这两项关键性调整，国民经济的高涨就不会那么快地于1965年到来！
1980年11月至12月，邓力群同志在中央党校作《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时，特意提到：“1962年搞调整的时候，根据周总理、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的意见，起草了一个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反映出陈云同志关于商业工作的观点，就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出发，从整个建设方针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商业应该怎么办。当时的情况是，经过了几年的‘大跃进’，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我们所能负担的程度，因此就不得不用多发票子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陈云同志说，为了稳定市场，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要下决心进口一部分粮食，还说要下决心进口一些棉花，织成布，一部分供应国内，一部分出口，赚取外汇，来购买粮食。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陈云同志在1961年先后提出来的……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同购买力的增长速度，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平衡，从而把生产和流通互相衔接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原理的具体运用和通俗表达。”这是从经济理论的层面上对全球购棉和技术援外工作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