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
我常常在想，我们国家能有今天这样繁荣，并逐步走向富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毛泽东主席几次接见我的情景，常在脑海浮现，现将这久远的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对主席的深切怀念。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害怕—怀疑—信任的漫长历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帮助下，这种认识过程逐步得到缩短。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在浙江大学任数学教授，国民党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等谣言，在知识界产生过一些影响。我起初对于共产党是一无所知的，再加上这些谣传，说实在的对共产党心里有点害怕。1947年10月，国民党分子杀害了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引起广大师生的震惊，我在收到特务恐吓信之后，仍与竺可桢校长一起参加于子三的丧礼；1948年，浙大有5名进步学生被投入监狱，我的学生谷超豪，把学生会的策略悄悄地告诉我，希望凭我的声誉营救那些被捕学生。我利用国民党口头谈和的机会，在保释书上签字画押，把几位进步学生救了出来。他们出狱后，有的加入游击队，有的投奔解放区。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之所以能这样做，并不是对共产党有所认识，只不过出于一种正义感而已。
到了1949年3月，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企图将我和其他著名学者、教授带到台湾去。这时，我在周围朋友的帮助下，才开始认识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拒绝了他们要带我的子女去台湾的劝告。随着杭州的解放，我对共产党不再感到害怕，但是对能否领导经济建设，特别是能否领导教育、科学，疑多于信。杭州刚解放那一天，我问过谷超豪，共产党来了又会怎样呢？我每个月能不能领到3担米的薪水呢？谷超豪笑着告诉我说：“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你的收入绝不止3担米。”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谷超豪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我是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
杭州解放不久，浙江省军管会主席谭震林派了一位处长来探望我，与我谈心里话，介绍党的政策，了解我的家庭生活情况，并特地派保卫人员送我们5位科学工作者去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筹备会。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亲自打开葡萄酒，给会议代表斟上。共产党如此“礼贤下士”，使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充溢心中。
1954年，我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此时，全场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一会儿，话筒里传来毛主席那浑厚、亲切的湖南口音：“同志们万岁！”我听后无比激动。我这个在旧社会教了近20年书的教书匠，今天也能在大会上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啊！毛主席在会上说，党的统一战线是一个伟大的法宝，统战工作意义重大，一定要尽力做好。我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可以说是在那次会上开始的，而且一直牢记心中。
1956年1月9日晚，大约7时半，我（已在上海复旦大学工作）接到电话通知，赶到坐落在南京西路的上海展览馆（当时叫“中苏友好大厦”）大厅，陈毅市长带我去见毛泽东主席，有生以来第一次握住主席那巨大、厚实的手，使我非常感动。
在会见之前，我曾参加一次外事访问活动。那是1955年12月，作为一个代表团的团员，我参加了由郭沫若副总理任团长的科学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当时中日尚未建交，访问活动进行得非常艰巨，原先拟乘飞机回国，后来因故改乘轮船迂回曲折回到上海。这个代表团共9人，回来时已是年底31日了。除了冯德培和我，其他7位都到杭州去，在那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月初，毛主席来到上海，提起要补行接见我们两人。
那天晚上，在陈毅市长介绍之后，毛主席就伸出大手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听到毛主席这样重视数学，看重数学工作者，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毛主席接见后，我们在一个圆桌旁就座。当时周谷城先生坐在我旁边，更靠近毛主席。毛主席和周先生用湖南乡音交谈着。
“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毛主席问周先生。多年前，毛主席和周谷老在长沙一起游泳，周谷老就站在毛主席身边，有人给他们拍了张照片。
接着，毛主席兴趣很浓，讲了近一小时的话。他边说话边抽烟，我有心数了一下，大约抽了三四根香烟。同桌的还有著名医学教授黄家驷先生。他劝毛主席少抽点香烟。毛主席风趣地说：“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之后，服务员上酒上菜忙个不停。这时我才注意到罗瑞卿、陈伯达也同桌就座。许多同志纷纷向毛主席敬酒。毛主席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而出：“这是水嘛！”原来，当时的工作人员担心主席喝酒太多，会影响身体，悄悄地将酒换成白开水，没想到被毛主席道破了。
在毛主席身边聆听教导，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到十分亲切。那天毛主席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毫无拘束，这对我的教育意义实在太大了。虽然接见时间不太长，但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极大，明确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也在各种风浪中起到了辨别是非、永远跟党走的作用。
一只硕大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每当想起毛主席的那次接见，我就有一股用不完的劲。此后几年间，我加快步伐，向微分几何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的专著《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相继出版。1956年，我又参加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长达半年之久。我从自己的经历中领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我逐步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终于在1959年3月，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下定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那是1961年五一节前夕，我在上海有幸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次范围较小，只有周谷城、谈家桢、周信芳等人。
一见到谈先生，毛主席就问他：“你还搞不搞摩尔根遗传学？”谈先生说：“不搞了。”毛主席认真地说：“搞嘛！为什么不搞啊？”
原来，在“双百”方针制订之前，由于受苏联的影响，错误地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把基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捏造”，是“反动的”，而把苏联人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从而压制和禁止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有一阵子，大学里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后来，毛主席亲自制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1957年3月的一次接见中，进一步扫除了遗传学研究工作中的障碍。
就在这次接见之前，上海市委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领导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继续发展遗传学，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主席听了很高兴，频频点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毛主席的支持，对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接见，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毛主席胸怀宽广，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分开来对待，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学术讨论的开展。虽然这里讲的是遗传学，但对其他科学的研究，“双百”方针当然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主席在上海的两次接见，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当时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我也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始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正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文革”中，我虽然和许多专家、学者一样受到严重迫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想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情景，就来了勇气，不为“四人帮”所屈服。
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了解到与我同样遭遇的8位学者、教授的情况，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解放”了我们，其中有翦伯赞、冯友兰、周谷城、谈家桢、刘大杰等，毛主席一时记不起我的名字，说还有一个搞数学的，周总理马上接着说：“叫苏步青。”“对，苏步青，七斗八斗，没有命了。”毛主席一句话传到上海，当时我还在宝山县罗店镇“劳动改造”。一个工宣队的头头来说：“苏步青，毛主席解放你了！”
翌日，我便从被关押的楼房回到家里，我心里很明白，“四人帮”迫害我，毛主席救了我的生命。余生之年，一定要为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用，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在工作上，我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使复旦走上正轨；在思想行动上，我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用正确的思想严格要求自己，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数学和科研工作。
在毛主席多次接见中，我受到教育最深的一点，是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学习，逐步把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化在行动之中。
我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我在旧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受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新中国，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要经过尖锐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共产党员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胸怀，要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这些是在争取加入共产党的过程中，以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逐渐树立起来的。“文革”期间，我有幸与工人相处3年之久，在江南造船厂进行船体放样的革新中获得成功，科研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件事也引发我把数学科学运用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之中，计算几何成功的应用就是一例。
在我退居二线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指引我前进。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激励下，我觉得应把自己的余力为教育事业服务。之后我三次主动要求为上海市中学数学教师举办培训班，教导他们用高等数学的观点，去对待初等数学，以便在教学中达到高屋建瓴的效果。那时我已经83岁了。近几年来，精力比以往更差，但我仍关心大中学生的健康成长，有时跟大学生座谈理想，有时与中学生通信，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之所以不肯做享清福的“爷爷”，是由于心中树立起一个观念：只要一息尚存，就得为国家、为人民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