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飞
每逢国庆佳节，都会使我回忆起国家领导人对我的关怀，尤其是我最崇敬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解放初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马连良之邀，带着家眷、跟包一行六人去香港演出，原以为在香港能赚大钱，谁知在演出问题上与马连良发生分歧，没有合作几场就分手了，以致在香港滞留了好几年，弄得我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只得向朋友们借贷过日子。那时台湾方面有人来动员我去台湾当戏曲学院院长，被我婉言谢绝，我一心想回大陆，只苦于无路费。
1952年，上海有个京剧坤角到香港，我立即打听上海领导对我滞留香港有什么看法？谁知她说：“大家认为你是包庇地主岳丈出境，你要是回去，起码得劳动改造。”这对我不啻是当头一棒，没想到带岳父来港观光，成了包庇地主出境，这下回大陆成泡影了。正在我愁眉不展，进退两难的时候，听说大陆方面派人来接马连良、张君秋回去，我有些不信，结果从报上发现马连良、张君秋已抵广州。这下我吃惊不小，难道祖国真的对我关上了大门？从此我心灰意冷，失去了回大陆的信念，加上经济窘迫，债台高筑，茫茫大地，何处是归处？我感到前途漆黑……
梅兰芳的来信给了我一线光明，信是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赴印度路过香港时托大公报转来的。梅兰芳希望我重返大陆来共振京剧。见信后，我激动万分，大陆人民没有忘掉我，梨园同事没有忘记我，他们需要我，我需要祖国。于是我积极做回国的准备，可是一大笔债务却使我无法离开香港，正在焦头烂额之际，香港大公报总经理、我的好友费彝民上门拜访来了。他一进门就说：“北京有电报来欢迎你回大陆，你看怎么样？”听到这消息，我乐得差点跳起来。“怎么样？这还用问吗？回大陆是盼望已久的事，可是债未还清，不能拍拍屁股就走呀！”我向费彝民要求，让我组个团，到东南亚三国去演出一次，偿清债务后，立即回去。费彝民笑了，要我把所有的债务报给他听，然后对我说：“借款给你的朋友我十有八九都认识，我们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一是非还不可的马上还清；二是有些人在上海有家的我们就还他一半港币、一半人民币；三是有几个我们要好的朋友，我去对他们说，几十年的朋友了，就算资助你回大陆，总共几万元，不还就算了。那些该还的钱都由政府帮你还清，不花你一分钱。”听到这里，我眼圈红了。费彝民接着说：“另外，再给你5000港币，你在香港买些冰箱、录音机等必需用的东西带回去。”我听了简直不知所措，没想到人民政府待人这么宽厚。最后，费彝民深深地看我一眼，对我说：“这都是周总理关照的，周总理还说让你在香港住些日子，三个月、五个月都可以，不一定马上回去。”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已经溢出眼圈，大颗大颗往下掉，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这样激动。
经过半年准备，我终于在1955年3月1日黎明，悄悄地离开了香港。费彝民为此作了周密的安排，不让我们在九龙上车，而在九龙过去的一个小站上车，由中国旅行社负责照顾、护送。
火车离开香港地区，驶进了深圳车站，祖国的大门。然后途经广州、武汉，直达北京，一路上受到政府和同行们的欢迎和款待，车抵北京前门时，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全体团员在车站迎接，我俩紧紧握手，甚至拥抱。我想，天底之下没有比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更令人动情的事了。
我留在北京陪梅兰芳拍电影《断桥》。回上海后，也经常随上海京剧院去北京演出，周总理经常来看我演戏。第一次在北京演出昆剧《迎象·哭象》时，总理有事没看，事后听夏衍介绍这出戏唱功特别精彩，总理就特意为我组织了一场演出，在人民大会堂，把所有的中央首长，包括毛主席和刘少奇副主席都请到了。晚会非常隆重，我唱得也特别卖力，一出《迎象·哭象》就此唱红了。
总理还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每次吃饭总理总要请我喝三杯茅台酒。有一次夏衍部长也在场，席间谈起总理如何帮助我回大陆的事：原来当初总理要中南局的同志去香港接马连良、张君秋和我三个人回来，后来只看到马连良、张君秋回北京没看到我，就问为什么俞振飞不回来？有人告诉他俞振飞带了一个恶霸地主丈人去香港，不敢回来。总理听说后，亲自挂电话给上海市委，要上海调查一下俞振飞老丈人黄谱蘅是不是恶霸地主。调查证明黄谱蘅属开明地主，总理就发电报给费彝民希望我回来……听夏衍讲完这故事后，我心里又激起了一阵浪花，举起酒杯，祝敬爱的周总理长命百岁。
陈毅副总理对我、对昆曲也十分关心和支持。1956年1月，我与周信芳、李玉茹、张美娟等到北京去演出，这是我回来后第二次为毛主席演出，节目有周信芳、金素雯的《打渔杀家》，张美娟的《盗仙草》，我和李玉茹的《断桥》，还有两位青年演员的《小放牛》。演出休息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后台来看望大家。陈副总理问我多大年纪，我说50多岁，他大为惊讶，说台上看起来只有30多岁，又问我工资多少，我说140多元。陈毅听后叫了起来：“什么！只有140多元？太不像话，文化部有人在吗？”他马上把夏衍叫了过来，要他立即解决我的工资问题，而且一再说：“这不对头么，为什么俞振飞的工资只有140多元？”工资问题在夏衍部长的帮助下，很快就解决了，由上海京剧院每个月另给600元。但这不对头的低工资我到了以后才弄明白，是受了潘汉年事件的牵连。1948年底，和马连良、张君秋在香港演出，潘汉年、夏衍当时都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上海即将解放，他们要回大陆准备接管，但没有路费，有人建议俞（振飞）、马（连良）、张（君秋）三位演出三场，不拿包银，路费就有了。我们心甘情愿地出资相助，但从此与潘汉年有了“牵连”。1955年我到北京后，听说潘汉年住在某饭店，特地去拜访他。其实那时他已经被审查，我哪里知道。从北京拍完《断桥》回到上海，分配到上海市戏曲学校。在香港时，费彝民就对我说过回沪后要担任戏校校长，大概是审查潘汉年时对我也要审查一下吧，报到后只让我当一般教师，我倒也无所谓，我想首先应该解决住处，就到处找房子，看中的一套房子房钱要90多元，我妻子黄蔓耘不知我能拿多少工资，不敢要。我听说马连良回来后工资2000元一月，心想我比他少些，这90多元一月的房租总还付得起吧！谁知第一次领工资只拿到140多元，我们夫妻俩都傻了眼，这日子怎么过？从此，又只得变卖东西，借债度日。黄蔓耘为此常和我争吵，心情抑郁。陈毅同志帮助我解决工资后，蔓耘非常高兴，她说：“共产党到底重用你了！”可惜不久，她就死于肺癌，离我而去。
陈毅同志又是使昆曲走向世界的功臣。1958年，政府要派一个艺术团体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国际艺术节，组成中国戏曲歌舞团。歌舞方面人才由北京派；戏曲演员，也就是京昆演员，总理意见由上海派。当时陈毅同志就提出：出国节目老是武戏《三岔口》、《闹天宫》等，不敢带文戏，生怕人家看不懂；而外国人在国内怎么演，出国也怎么演。这次我们就让俞振飞、言慧珠带昆剧出去，让外国人欣赏一下我国最古老的戏曲艺术。就这样，这个京剧班子里增加了我们三位昆曲演员，第三位是朱传茗，他是又当演员，又吹笛子。我们带了两出昆剧，剧目是《百花赠剑》、《惊变·埋玉》。从1958年4月19日离开北京，至10月24日回到北京，历时半年，除参加法国巴黎国际艺术节外，还在西欧7个国家的24个城市作巡回演出，共演出102场，观众达9万人次。这是昆曲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巡回演出，虽然只作为中国戏曲歌舞团演出的一部分节目，但已为昆曲独立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如今，每当上海昆剧团出国访问演出，我都会想起敬爱的陈毅同志，感谢他支持昆曲的魄力与热情。
耄耋之年，容易怀旧，我深深怀念在我人生道路指引我方向，给我以鼓励和支持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记得1980年4月，党和政府为我举行了“艺术生活60年”纪念活动，曾赋诗一首，今录于此，藉表感激之心并以自勉：
一生喜在百花中，八十衰年头未童。
劫后犹能承雨露，人前偶或抚丝桐。
光风霁月湖山曙，美景良辰海宇同。
老兴婆娑心激荡，长征愿唱大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