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驰
建设攀钢是为改变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头戏。建设攀枝花的命令是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夏下达的，同年秋开始选择厂址，进行规划设计，集结施工力量，开始“三通一住”等建设准备工作，1965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建设。至1970年“七一”，炼铁系统建成投产，1971年、1973年，炼钢、轧钢系统相继建成，这样，攀钢基地建设一共经历了9年。在这项艰巨工程建设的前6年，我有幸一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里，周总理总是在关键时刻，对重大问题迅速作出决定，及时组织解决。特别是“文革”动乱期间，他非常注意“支左”部队的工作方向问题，一再提醒“支左”的任务就是消除打派仗，促成大联合，维护与发展安定团结，保证建设的加速进行；他一再强调要加强全体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用毛主席关于建设攀枝花的重要讲话和开展“学大庆”运动来教育、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完成建设任务。
周总理派出了专家考察组
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为了战备，要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他明确指出：“攀枝花不是有铁矿吗，为什么不建设钢铁厂？”“不建设钢铁厂，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建设攀枝花，要有紧迫感，这是和帝国主义争时间的问题。”“建不建设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你们老是不动手建设攀枝花，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没有投资吗？可把我的稿费都拿出来！”“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会上，毛主席亲自指定由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家计委和冶金部、地质部、铁道部等立即开始研究开发利用攀枝花、西昌地区（简称攀西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修通成昆铁路的问题。大约在1964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到了周总理那里。到会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同志及冶金、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的领导。这时冶金部领导已分工由我负责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工作，因此，凡总理那里召开的这类专门会议，我都参加。会上，周总理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建设攀枝花的指示，特别强调毛主席指示的“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是我们今后开展这项工作的方针。他接着说：“要尽快组织一个攀枝花建设专家考察组，到攀西地区去实地调查资源、交通、水源情况，研究配套建设冶金、煤炭、电力和各矿山、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这个以冶金部为主、各部协作配合派出的考察组，要由各专业的专家和领导组成，程子华同志任组长。要及早到现场去工作，一个半月之内完成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不迟于8月底回京汇报。”这时，周总理以炯炯有神的深邃目光环视着我们，就像一个临战前的司令员，向我们下达了战斗任务。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清楚地意识到一场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宏大工程已经拉开了序幕。
总理开会后的第四天，程子华同志便率领一支由100多位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伍开进了攀西地区。我们沿着成都一昆明公路南行，先在安宁河两岸，后至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白天，头顶炎炎烈日，跋涉高山大河，踏勘煤、铁、石灰石等矿产地及水力、林业资源，探寻水运、陆运通道，特别是要找几处可以放下一个相当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以供比较选择；晚上，大家分头整理考察资料，自由组织研讨。这样野外工作了一个多月后才回到西昌邛海招待所，集中辩论了10多天，初步提出了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厂址建议。这时已是9月初了，要赶紧回京向总理汇报。
在一个闷热的上午，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听取了我们考察组的汇报，国家计委、建委等有关各部和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也都在座。地质部的专家首先汇报了攀西地区的铁矿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资源情况，对有条件先开采的几个矿区作了详细介绍。当听到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的远景储量有96.6亿吨，目前已探明可供开采的工业储量达40多亿吨时，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着，程子华同志作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必须配套建设，三个项目应同时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上马的汇报。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简称攀钢）的厂址选择，我们看了十几个点，经过讨论比较，最后集中到弄弄坪、西昌、乐山三点上。对这三个点，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我个人是赞成放在弄弄坪的。总理点名要我补充汇报，我讲了以下四个问题：一、关于钢铁厂的建设规模。按丰富的煤、铁、石灰石等矿产资源，充足的水源及国家对各种钢材，特别是大型钢材的需要，最终规模不应低于年产300万吨。第一期可先按年产150万吨建设。二、厂址选择。我赞成放在弄弄坪。但按传统的设计观点，弄弄坪可作厂址的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是小了一些。这就需要我们的设计师们在厂区总图布置上多采取一些措施。三、攀钢与六盘水煤矿、成昆铁路必须同时规划建设，配套生产、通车。四、冶炼攀枝花铁矿的工艺流程需要继续进行工业性试验，原安排建设的试验厂应急速动工，所需资金2000万元请尽快拨给。总理听完考察组的汇报，满面春风地说：“我感谢考察组同志们这次下现场去辛勤工作，对攀枝花的建设，你们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和建议。我的意见如下：一、我同意攀钢、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是配套项目，应同时上马，同时列入国家计划。二、关于攀钢的厂址，我是同意放在弄弄坪的。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加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希望钢铁厂总图布置专家们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三、同意急速建设试验厂。为了早日完成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工业试验，花这笔2000万元的投资是值得的，请计委审查核拨。四、攀钢的设计规模第一期定为150万吨是可以的，产品方案和最终规模应该多大，都请冶金部研究确定。五、自力更生制造全部设备。请冶金部提出设备清单和工艺要求，一机部负责组织设计和制造，并参加安装、调整、试车，提供备件。要求两部专家们合作共事，共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件马上要办的事，就是我们同意子华同志的建议，先请四川省建委尽快派一支建筑队伍带帐篷进去，在弄弄坪厂址附近盖一批房子供现场设计人员、‘三通一住’施工队伍和攀枝花基地建设指挥部的先遣人员居住和办公。”
会后，各部委和四川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分头着手执行各自承担的任务。不久，第一批进行攀枝花基地建设的施工大军开进了这片荒芜的群山。从此，亿万年来一直沉寂着的金沙江大峡谷沸腾起来了。
李富春、邓小平同志受命来到攀枝花
1964年隆冬，北京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而地处亚热带的攀枝花则是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在这气候最宜人的日子里，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及中央各部委和川、滇两省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我们工地。他们一行20余人从昆明乘汽车北行了500余公里，赶到这里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李副总理说：“知道你们刚开始建设，还没有什么可看的，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否则他老人家要骑着毛驴来。”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李副总理接着说：“我看这样安排，今天下午到现场去看，到你们已选定的厂址、工地去，找一个矿山爬上去，登高一望，你就指点江山向我们作介绍、汇报。今天就是干这些了，晚上好好休息。”这时，他侧身看着我说：“我这次所以把有关部委和两省的头头都带了来，就是让大家都到现场看看，增加感性认识，便于研究解决你们的问题，也就是搞个现场办公嘛！”
当天下午，我们按照李富春同志的指示，请大家先去看钢铁厂的厂址弄弄坪，又到工地看望了正在施工的同志们，顺便参观了就近搭起的一片工棚；然后绕道河门口，看了发电厂厂址；由此过金沙江，到了宝鼎山煤矿，最后回到我们计划先开采的兰尖铁矿。看到工人们正在修盘山公路，我就向李、薄副总理建议：现正在修路放炮，不准行人上山，我们就在前面的山坡上给大家汇报吧。随行的采矿工程师摊开地图做了详细讲解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这时已夕阳依山，我陪大家回到了住地。看得出，大家很疲倦，但都很高兴。
第二天，李、薄两位副总理在工地召开了现场会议，讨论的中心是如何保证“快、好、省”地建成这个工业基地。大家发言踊跃，对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最后，李副总理作了总结：一是将四川省会理、盐边两县各一个区和云南省永仁、华坪两县各一个区划出来，成立“攀枝花特区”，属四川省直辖，对外称渡口市（现为攀枝花市，下同），设中共攀枝花特区党委。二是成立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基地的全部工程建设。总指挥部下按专业设冶金、煤炭、电力、交通、建材、市政各分指挥部，分别组织其所属工程公司及加工厂进行施工。三是设攀枝花基地政治部，各分指挥部设政治处，开展“学大庆”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加强全体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四是请国家计委考虑，攀枝花基地建设作为一个综合项目，单列计划。原属各部的单项建设一律合并为基地建设总项，建设资金和所需建设材料由国家直拨。建议物资部在基地设办事处及仓库，经常存三四万吨钢材供随时调用。五是已商请四川、云南两省负责生活物资供应。全市所需粮食，由四川省供应；所需糖、茶、油、盐等副食品及小百货由云南省调给；猪肉及大路菜由四川、云南两省共同提供。六是基于战备要求，渡口市的全部建设在施工次序上，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争取生产性建设早完成、早投产，生活设施先用临时建筑，如干打垒、工棚，过渡几年后，再建设永久性办公室和正规宿舍。对这样一个方针，职工同志们可能有意见，要事先作些说明和解释。
这次“现场会议”一直开到夜半才散。次日午饭后，李富春副总理一行便动身回京了。
1965年是攀枝花建设历史上工作最困难、任务最繁重的一年，也是为大规模建设打基础的一年。上半年，各级建设施工的指挥管理部门和由市到区的市政领导机关都已组建起来，干部也基本配齐，可以按新的指挥系统正常运转起来。所有已经开进工地的施工力量都无条件地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打响了“三通一住”的第一仗，为陆续到来的十万建设大军准备好必需的施工和生活条件。从下半年起，各工地对所承担的建设项目相继开始了大规模施工。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受中央委托，带领国家计委、建委、各有关部委的一把手到西南检查三线建设工作，第一站就来到了攀枝花。邓小平同志不先去招待所，一定要先上铁矿山，俯瞰全区。我们陪他一直登上兰尖铁矿的最高峰，此时上山公路已修通，可直达山顶。站立山头，滔滔大江，巍巍群山，尽收眼底。我们就势摊开地形图，向邓小平同志简要汇报了钢铁联合企业及煤炭、电力、水泥、铁矿、石灰石等厂矿的厂址和建设安排，并特别介绍了江南岸距此15公里的仁和区正在成为副食品生产基地（种植蔬菜、水果、养鱼、制糖等）。邓小平同志高兴地说：“今天在山上面对一比一的天然大地图，听了你们的说明，我们就不必再到各厂址、工地去看了。明天坐下来专门听你们汇报攀钢的设计规划和建设安排，还要听听你们在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天，在新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面对攀枝花基地建设模型（大沙盘），我们向大家作了汇报，并提出了希望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同意你们汇报的攀钢建设设计方案，批准所选定的弄弄坪厂址，你们就可据此进行施工设计。其他各厂矿的设计也不必送北京审批，我们授权由你们建设总指挥在现场审批。在三线建设项目中，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而且何时供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大运量，三家都要制订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上次李副总理来视察时，已提出由物资部在渡口市设办事处和仓库，存一批钢材以便随时供应，这是个好办法，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告物资部催办。为缓解你们运力的不足，总理已商请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5省市各派出一支300辆卡车的车队帮助攀钢运输物资，可是车队至今未到。也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催他们即派车队先运物资部的钢材到渡口，他们应急速派人到北京联系这项任务。”
李富春、邓小平同志相继来渡口检查工作，对攀枝花基地建设作了重要指示，解决了基地统一领导、分头施工的建设体制，基地建设作为一个综合项目由国家单列计划，设计下放审批，投资和建设材料由国家直拨，生活物资两省承担一系列重大问题，使攀枝花基地建设以更大的规模更加顺利地展开了。
总理指示：促进联合，维护安定团结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动乱席卷全国。特别是四川，当时是全国闹夺权、搞武斗最厉害的地区。可是地处四川省西南角的攀枝花基地，直到1966年冬季还没有受到这些影响，生产和建设照常进行。在这一年的10月以前，彭真、贺龙、彭德怀、郭沫若、姚依林等领导同志先后来工地视察，一致肯定了这里的生产建设形势。当时之所以能保住“四川已乱，攀枝花未乱”的安定局面，主要是由于这里的职工都是从各大工厂成建制调来的，老工人占很大比例，素质本来就是好的。进基地后，又不断对他们进行革命责任感教育（先学习毛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和艰苦创业教育（一进入基地就投入“学大庆”运动），使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进一步提高，一般的歪门邪道影响不了他们。
但到了1967年初，受“上海夺权”的影响，北京和成都的红卫兵大批开进了建设中的基地，扬言要“坚决粉碎这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堡垒”，“先打倒领导层的走资派才能发动群众”。他们的来头看来不小，能量也很大，很会“组织、发动群众”。不久，基地内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出现，抓走资派，戴高帽游行，大、小会批斗，非刑折磨、拷打……把在成都、重庆一切斗走资派的恶劣手法都搬来“推广运用”，很快就把这里的“文革”动乱引向高潮。当时，在他们眼里，我是这里最大的走资派，首当其冲地被拉下马来，关在一间干打垒小屋里施行“群众专政”。排好日程，让我头戴高帽，肩挂黑牌，轮流到全市各个区、工厂、工地、林场游行，大、小会批斗。直到他们认为已经把我批倒斗臭了，就把我押送到一个小煤井里监督劳动。由于无休止的摧残折磨，得不到起码的营养，精神极度困惑，长期失眠，不到三个月，我就患了急性视神经萎缩症，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降至0.3。与此同时，我们的副总指挥李非平同志在挨批斗时突发心脏病，昏倒在主席台上，送医院抢救，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押回北京管制。各个分指挥部及工地、矿山的领导也很快被批判斗争，受尽折磨，整个基地的生产指挥系统濒于瘫痪。所幸这时负责渡口市支左任务的铁道兵第五师，进驻攀枝花工业基地，遵照总理的指示开展工作，情况才逐渐好转。
1967年7月1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就在这天下午，铁五师政治部主任拿着一张长途电话记录找到我：“中央李富春同志来电话，要我们立即送你去北京，并指示一定保护你的安全。师首长已决定由师作战科张科长陪你去。为了摆脱造反派的堵截，安排在今晚8时动身，明早8时前赶到昆明，搭当天的航班飞北京。看你意见如何？”我在囚禁中接到李富春同志电话，真是分外欣喜，当然同意按铁五师首长的安排执行。
我和陪同的张科长于7月20日下午如期飞到北京。到家后，我留张一起吃饭并安排他休息，可他严肃地向我敬了个礼说：“我要先去李富春同志办公室报到，取得送你到京的‘收条’，然后去铁道兵招待所吃饭、休息。希望我们很快在渡口再见。”这位张科长认真负责的精神十分感人，直到今天，印象还很深刻。
第二天，我去中南海见李富春同志，当时还在周总理处帮助工作的谷牧、秋里同志也在座。李富春同志先打量了我一番，说：“看来把你整得不轻，骨瘦如柴，眼睛也搞坏了，要抓紧治。你们那里的情况和你个人的遭遇我们都清楚，你就不用多讲了。总理要我告诉你三句话：冶金部的造反派等着揪你，逼你对部里的问题表态，你什么话都不能讲；你当前的任务是快去上海住院治病；渡口的事不用你操心，什么时候要你回去到时就会通知你，着急也没有用。”
果然，我一回到家，冶金部的造反派、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就一批批地来打我的“威风”，端正我的“态度”，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逼我答复……形势非常严峻。我想尽一切办法买到机票飞抵上海。当时，上海市红得发紫的“革命领导干部”马天水，不屑于会见我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就在李富春同志的介绍信上批了几个字，叫人带我去华东医院办了住院手续。谁知这一住就到了第二年春节。桃源虽好，终非久居之地，总理给我的这个“住院任务”何时才能完成呢？还是总理说的：你着急也没用！
直到1968年2月底的一天，在李富春同志身边工作的谢北一同志忽然打来电话，说是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叫他找我，先问我身体如何，眼病治得怎样，能否回去工作，要我即刻回北京一趟，研究派我回攀枝花的问题。我高兴得跳起来，当即告诉谢北一同志：“代我向总理和富春同志致意，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我身体还好，眼睛疗效不显著，左眼是不行了，右眼恢复到0.5，戴镜可勉强看书写字，我认为可以工作，明天就办出院手续，争取后天飞回北京。”
北京的形势较7个月前我离开时更加混乱、严峻。为了不惊动部里的造反派们，我没敢向冶金部要车（当时我还是冶金部副部长），便步行来到中南海西南门，先在传达室和李富春同志办公室联系，接电话的是贺光辉同志，他非常热情地说：“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已安排由秋里同志和你谈。”到了秋里那里，他从堆满电报、信件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我打招呼：渡口形势发展很好，各派“造反”，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支左的铁五师来电还说，渡口市30万军民欢迎你回去领导建设攀枝花。成都军区也给中央来电说：渡口形势趋向安定团结，全市广大职工要求早日复工建设。总理要我们研究，渡口的形势发展是否还有反复？回去组织全面复工的时机是否成熟？还有，曾被他们糊里糊涂地“打倒”了，现在又派回去重新领导，要给一个什么名义才能保证指挥建设的权威。希望我现在还是住在家里，安心吃药治病，由总理直接和我联系。
到了3月底，渡口市各工地、车间陆续复工，总理认为是时候了，要抓紧恢复与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大抓生产、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一天晚上，总理把我叫去。当时他正忙着批阅电报，看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决定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革命和建设工作。具体说就是继续发展安定团结，加强组织领导，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同时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对市革委会及基地的生产、建设起核心领导作用。经与成都军区研究并请示中央决定，任命你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和攀枝花基地建设总指挥。现在，成都军区正在锦江宾馆召集渡口市各建设指挥部、企业、市政府各局负责人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组织成立市革委会的有关问题。他们来电请你参加。最好你明天就能动身。”
我一到成都就先拜访了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他一见面就说，总理要求我保证你这次回渡口能真正行使领导职权；还要我派解放军护送进渡口的汽车，保证不再被“红卫兵”阻截。我都向总理作了保证。第二天，我就前往锦江宾馆出席军区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一致通过：4月15日以前在渡口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提前建成毛主席最关心的攀枝花钢铁基地而努力奋斗。
总理要求：提前出铁，带动全局
1968年6月，渡口市革委会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集中讨论解决以下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加深对市革委会的中心工作是“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革命形势，促进攀枝花工业基地尽快建成”的认识，并按此检查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二是周总理要我们于1970年“七一”提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意义重大。就是说炼铁系统的全部工程必须于1970年一季度完成，宝鼎煤矿及其洗煤厂、兰尖铁矿及其选矿厂也必须于1970年一季度末建成，并开始提供炼焦所需精煤和炼铁所需精矿；发电厂、水源则必须按生产需要供电、供水；二季度起安排基地各厂、各车间进行一次设备大检修、试车和全系统的负荷试车、试炉，这样才能确保“七一”前出铁。要求各分指挥部进一步具体布置，确保完成。三是动员全市广大群众开展“确保‘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简称“保铁献礼”）运动，把全市的生产建设推向高潮。
早在1964年秋，周总理就指示，攀钢的建设和生产由冶金部总负责。将来工厂建成组织生产，就要由鞍钢保攀钢，要从鞍钢成套调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攀钢，这项任务要早给鞍钢打招呼。为此，1966年夏，我受冶金部之命去鞍钢，向正在那里的老部长王鹤寿汇报，请鞍钢作好准备。记得王鹤寿同志当时曾说：“我们一定要保证攀钢这朵花开得大大的！”现在已到具体落实这项任务的时候了，可正值全国“文革”动乱，不知鞍钢情况如何。我当即叫通了北京的电话，直接向李富春同志请示：如何落实周总理确定的由“鞍钢保攀钢生产”，需由鞍钢成套调6500名职工进渡口的问题。李富春同志明确地告诉我：“鞍钢正处‘文革’高潮，形势混乱，目前已由三十九军接管。你必须拿我的介绍信亲自去鞍山，找三十九军军长张峰同志洽谈，请他执行总理的指示。当前形势莫测，你要快去找张峰！”听罢李副总理的紧急指示，我立刻把渡口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决定的事交由第一副主任顾秀同志去组织落实，自己马上动身飞北京、下鞍山了。
在鞍钢，我见到了三十九军军长张峰同志，他看了李富春同志的亲笔信（信上转达了总理的指示）后连声说：“坚决按领导的指示办。”他叫来三十九军副政委、政治部副主任、鞍钢的人事处长和劳资处长等4人，一起听我传达周总理和李副总理的指示，攀钢要对鞍钢成套配备干部和技工的要求以及按各厂投产先后次序分批进入渡口的计划作安排，并要求这次调职工到攀钢，一律不带家属。家属仍留原厂，享受与在厂职工家属同样的照顾。张军长当时指定他们在座的4位以副政委为首，遵照两位总理的指示和我提出的要求，负责确定全部调出干部、工人的名单，安排分批调入渡口市。第二天下午，我就去张军长处辞行，把成套调配职工给攀钢一事完全拜托他了。他一再说要亲自过问、督促，保证把这件“鞍钢保攀钢生产”的大事办好。结果证明，鞍钢确实如期调给了攀钢一大批优秀干部和技术工人，不仅保证了当时工厂建成投产，而且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是发展攀钢生产的骨干。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已被提为各厂、矿、车间的领导了。
周总理领导攀枝花基地工程建设，首先抓住“提前出铁”这一中心环节，这必将带动攀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70%提前完成；而且他提出“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动员口号，这在“文革”时期是最容易发动广大群众为完成这一政治任务而献身的口号。就是有个别存心捣乱的也不敢胡作非为，只能乖乖地跟随广大群众前进。由此，我们充分体会到周总理“抓纲带目”的工作方法和发动群众的领导艺术的魅力。我们总指挥部和各分指挥部兢兢业业地执行总理的指示，对所承担的建设任务作了具体安排，积极组织施工，严格检查质量，就地解决问题；同时抓紧建筑器材和生活资料的运输，安排好职工的伙食和休息，以确保“保铁献礼”这一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
到了1970年4月下旬，炼铁系统及煤矿、铁矿石、灰石矿、电力、供水等工程已告完成，接着就开始按工厂、车间进行调整、试车和炼焦厂投产。从6月中旬起，有关各厂按计划向炼铁厂提供焦炭、烧结矿及石灰石等炼铁原料，高炉于6月26日点火。由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已经多次试验，炼铁厂技工已能熟练掌握，故从6月28日起顺利出铁，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目标。
1970年7月1日，由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委会主持，在西昌和渡口分别召开纪念“七一”、成昆铁路通车、攀枝花出铁庆祝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四川、贵州、云南省都派代表出席祝贺并在现场参观了高炉出铁的壮观情景，目睹了满载攀枝花生铁的火车徐徐开出渡口市，奔赴祖国各地。攀枝花基地的全体职工和渡口市的广大军民，在攀枝花建设的第一战役顺利告捷，完成了提前出铁的光荣任务后，乘胜前进，向着第二战役的目标——于1971年提前出钢奋勇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