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记忆
浮梁最早进入我记忆是来自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长安歌女，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本来就让人心疼。商人便不知珍惜，把楚楚可怜的妻子抛在江州，独自去浮梁贩茶求利。因为同情琵琶女，我恨上了浮梁。又因为恨，我记住了浮梁，也记住了浮梁茶叶。后来才知道，浮梁茶叶还在其次。浮梁“一瓷二茶”，瓷远胜于茶，是“世界瓷都之源”。
浮梁与古鄡阳、都昌都同出自春秋时楚国的番邑，也就是今天的赣东北全境，属楚头吴尾，延袤千里。《史记》记载：“楚昭王十二年，吴取番，楚恐，去郢徙鄀。秦为番县，吴芮为番令，称番君是也。”楚国因吴国攻取了番邑，不得不由郢迁都于鄀，由此可见，番邑战略地位之重要。
浮梁县虽同出番邑，却比古鄡阳晚近千年，比都昌县也要晚120年。《浮梁县志》载：“晋初属扬州，元康元年割扬、荆州十郡置江州，鄱阳郡隶之。陶侃擒江东寇于昌南，遂改昌南为新平镇，隶江州。”
唐武德四年（621年），从鄱阳东界析新平镇置新平县，新平镇属之。唐开元四年（716年），改新平县为新昌县，县治设在昌江与其支流东河交汇处的南城里。天宝元年（742年），更名为浮梁县。《唐书·地理志》说：“本新平也。”《郡县释名》又说：“以溪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也。故曰：浮梁。”
说到陶侃，又让我想起古鄡阳。陶侃便是古鄡阳人，六岁丧父，母亲是中国三大贤母之陶母。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西晋门阀政治把持的天下，贫苦无助的陶母无以为儿子谋取前程，只得靠截发延宾、锉荐喂马，感动了孝廉范逵，为陶侃谋得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陶侃不负厚望，平张昌，破陈敏，击杜弢，灭苏峻，一生东征西讨，成为晋室中流砥柱，封长沙公，剑履上殿，都督江汉八州军事，自南陵到白帝数千里，路不拾遗。晚年上表逊位，挂印封金，薨于樊溪，诏赠大司马，谥号桓。陶侃被誉为晋室第一纯臣，迄今陶桓公祠仍遍布江南。晋尚书梅陶称，桓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陶侃擒江东寇指的是，后将军郭默擅杀江州刺史刘胤，宰相王导以郭默难制，任命他为江州刺史。陶侃闻讯写信给王导：“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割宰相，便为宰相乎？”愤然出兵剿灭了郭默。传说陶侃灭郭默的最后一战便是在昌南镇，因此才有改昌南为新平之说。或许是天意，陶侃无意间为鄡阳遗民留下了一块生存空间。
浮梁县位于黄山、怀玉山余脉，东邻休宁、婺源，西毗鄱阳，南接乐平，北连祁门、东至。浮梁的地形地貌就像一句民谣：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浮梁人还是习惯称新平为昌南。昌南镇位于昌江东南，四面环山。周围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山上又盛产松柴，是烧瓷的最好燃料。昌江可运送物资，溪流上可安装水碓粉碎瓷土，河水又可淘洗瓷土。昌南人建窑烧瓷就像古鄡阳人田里种稻，园里种菜。嘉庆十九年（1814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曾在浮梁县衙做过四年幕僚的南昌人龚铽，往来于浮梁县衙与景德镇之间，耳闻目染，将烧窑制瓷的种种快乐和艰辛书写成诗，四年得诗百余首，后泛舟江淮，多有散失。过了七年，又陆续从友人处找回了一些旧稿，编成了一本诗集《景德镇陶歌》。
《景德镇陶歌》都是七言四句，均为无题诗。陶歌无题，却真实记录了景德镇一段瓷业史。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
滩过鹅颈是官庄，
沿岸人家不种桑；
手搏砂泥烧匣钵，
笑他盆子满桑郎。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东汉晚期，新平镇制瓷就有一定规模。至南陈时，陶瓷已闻名遐迩。在这段历史里，浮梁记忆中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赵慨。赵慨，河北滏阳人，生于公元304年。根据其出生年月推算，适逢八王之乱，北方战火不断。赵慨少年衣冠南渡，在东晋谋得一官半职，先后在福建、浙江为官。赵慨性如烈火，不愿趋炎附势，官职一贬再贬，最后来到江西。江西也不是避风港，赵慨渐渐萌生了归隐的念头。一日，赵慨心中愤懑，想寄情于山水，不觉来到浮梁地面。但见重峦叠嶂，云山雾罩，溪流环绕，心里烦恼尽失。再往前行，又见沿河水车、水碓日夜轰鸣，山村火光烛天，瓷窑鳞次栉比，男女老少不知有桑蚕，皆捏泥做坯烧瓷，其乐融融。赵慨在浙江为官时，曾终日混迹于越窑，熟知越窑青瓷烧造技术，一时手痒，也捏起泥巴来。这一捏，把山里人惊呆了，都放下手里的活，看赵慨做坯，对赵慨奉若神人。这一捏，赵慨也乐不思蜀，最终下定了隐居的决心。赵慨卒于何年已无从考究，但他对新平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平人奉为“师主”“佑陶之神”。
仅从明人詹珊作的《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祜陶庙碑记》便可见其历史地位：
吾浮景德镇宜陶，取以上供。宋赋之民，元掌之郡刺史，而收以权官。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洪熙间，少监张善始祀祜陶之神。建庙厂内，日师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朋，常仕晋朝。道通仙秘，法济生灵。故秩封万石，爵视侯王，以其神异足以显赫今古也。成化间，太监邓原贤而知书。谓镇民多陶。悉资神佑，乃徒庙东门外通衢东北百武许，以便祈祀，即今所也。夫天地间生育民物惟五行，五行之运各有神司。陶司于火，取成于烈焰煅炼之中，入奚容其力，非神之功，其曷能济。虽器以供上，朝廷之福贶宜无俟于神。然百神效顺。报功以祀，国典所不废也。乙巳年，代巡陶公奉旨制大器，尝以梦感遣官致祭，命加修葺。乃今复圯陋，神用弗妥。郡通陈公来督陶事，谒庙顾瞻，慨然兴感。乃召镇民有事于官者语之日，庙宜改作。遂捐俸为倡，授以指画，宜令致期务尽美善，用仰副国家重陶之德意……
陈至德元年（583年），陈后主在建康建造宫室，下诏新平镇烧制陶瓷磉礅以作宫殿屋柱之础用。后又因“雕镂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新平虽然坐失了一次成为“贡瓷”的机会，却无伤大雅。
在新平制瓷技术上，何稠也是一个转折性人物。何稠是益州郫县人，智思绝巧，精于工艺。隋炀帝攻高丽，何稠在辽水造桥，两天而成。建“行殿”，造“六合城”，高丽人惊为神功。何稠为隋炀帝淫荡造“任意车”，也让后人脸红。当时，琉璃工艺失传已久。何稠制绿瓷代替琉璃，与真不异。清初吴极的《昌南历记》载：“镇在唐代瓷窑之外，又有琉璃窑，为市埠桥盛姓所业。”民国冯和法在《中国陶瓷业之现状及其贸易状况》中推测，何稠原本是为了研究琉璃技术，到新平采办琉璃原料，与匠人一起烧制绿釉器皿，发现烧制出来的绿瓷与琉璃无异，才以绿瓷替代琉璃。何稠也因此将烧制绿瓷的技术留在新平。日本人中村在《东西文明交通》中也写道：“缘此而别生一良果。”从此，新平瓷器穿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新平青瓷技术或许也得益于此。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东都于洛阳，又在城南建行宫，诏命新平镇制大兽瓷奉于显仁宫。新平镇虽然有了这样一次进贡绿狮、绿象的机会，但在制瓷业内却没有多大影响。
真正令新平瓷器行走天下的是两个人，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
唐武德年间，从新平钟秀里的山道上走出一位头戴角巾、身穿褪色粗布长衫的中年人，他便是陶玉。陶玉赶着一辆满载瓷器的牛车，深褐色的脸上尽是艰辛和愁苦过早刻下的皱纹。陶玉不忍茅舍青白瓷堆积如山，想到山外去碰碰运气。要去便去京都长安。陶玉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长安街上。瓷器没有吸引长安人，牛车倒惊动了不少达官贵人。长着两支月牙牛角的黑褐色庞然大物往长安街上一站，把长安人吓了一跳。长安人刚围过来，又被水牛一声长哞，惊得四散。陶玉说，这是水牛，不咬人，善着呢。围观的人又聚过来，这回看到了牛车上“体稍薄、色素润”的青白瓷。这是什么？玉器吗？不是玉器，是瓷器。那便是假玉器，比真玉器还精巧。陶玉的青白瓷被抢购一空。“假玉器”惊动了皇宫。就在陶玉准备离开长安时，皇宫的一个太监找到了陶玉，并随陶玉来到了新平。太监考察了陶窑，又看了东山里霍仲初的霍窑，得出“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的结论，将“陶器”“霍器”皆列为贡瓷。昌南瓷器养在深闺人未识，一举成名天子闻。但从当时的生产规模看，昌南瓷器虽然走进了长安，却未必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昌南瓷器真正名满天下，要感谢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圣宗萧太后率军二十万大举南侵，兵临澶州，威逼汴京。宋朝历代都重文轻武，宋真宗也不例外。宋真宗虽然在宰相寇准的一再坚持下，御驾亲征，打了几个胜仗，但是终无战心，在澶州订下“澶渊之盟”。宋真宗赔了不少金银财帛，却仍然不能让萧太后满意，最后竟然是一块瓷片救了他。十年前，萧太后南侵，在民间抢到一只影青贯耳杯，视如珍宝，可惜在此次行军中不慎摔破。萧太后向议和使者出示贯耳杯瓷片，提出若能在三个月内献上这样莹润的瓷器二十万件，便许以求和。宋真宗看到这种瓷片却高兴不起来，这样的宝瓷到哪里去找，要割地就明说，何必要刁难朕！瓷片传到一大臣手中，他哈哈大笑，陛下莫要烦恼，从色泽质地看，此瓷一定出自江南新平镇的霍窑。宋真宗半信半疑，急忙遣使臣日夜兼程赶到新平镇。使臣见此地水秀山青，窑火熊熊，瓷器琳琅满目，同样色泽的贯耳杯随处可见，立即传旨众窑户赶制瓷器。不出两个月，便生产了各式瓷器三十万件，瓷器底款都书有“景德年制”。瓷器被火速运往汴京，宋真宗大喜过望，自留十万件，调拨二十万件给萧太后，萧太后欣然退兵。自此，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后经宋真宗御准，改新平镇为景德镇。中国四大名镇，唯景德镇独享帝号封赐。
宋真宗委曲求全，才有咸平之治。一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励学篇》就像一针强心剂，虽然把天下“朝为田舍郎”的文人都引入“暮登天子堂”的迷魂阵中，不能自拔，倒也让天下文人别无他念。宋真宗到了晚年好大喜功，伪造天书，封禅泰山，劳民伤财，致使北宋内忧外患。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把宋朝带进了一个太平盛世，也为景德镇成为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开启了一扇窗户。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景德镇的“中国瓷都”“世界瓷都”不是评出来的，而是两千年能工巧匠做出来的。如果说第一个千年都是传说，那么从宋朝开始的第二个千年就不仅仅是传说。
宋朝是一个有争议的朝代，“弱宋”几乎成了宋朝的代名词。很多人都认为，宋朝重文轻武，积弱积贫，特别是在“靖康之难”后，被金兵追着屁股打，南宋偏安于一隅，受尽屈辱。然而在史学家的眼里，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蒙古人的入侵，遭受到历史性的毁灭。
同样，宋瓷无论是在产量和制作技术上也有了极大发展和创新。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拥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窑。
唐宋以前，代表景德镇制瓷最高技艺瓷种是青白瓷。这种青白瓷在坯体上刻有暗花纹，薄剔透明，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后人又称影青瓷。影青瓷为景德窑在南北大窑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影青瓷又有“琼玖”“饶玉”的雅称。
景德镇制瓷工艺出现划时代的变革要感谢战争。从历史上分析，大批制瓷工匠流向景德镇，应该有三次：第一次是魏晋及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工匠南迁，赵慨便是这时候来到景德镇。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宋室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北方汝、定、钧等名窑工匠逃到景德镇。第三次是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北方名窑相继陷落，很多工匠逃亡到景德镇。这样，景德镇在自己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吸收外来技艺，二者相得益彰，以致景德镇瓷业生产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产量和质量都不断提高，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
景德镇制瓷工艺取得跳跃式发展应当在宋末元初。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设立官办的“枢府”窑。在这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景德镇继青白瓷之后，又成功创烧了具有高铝氧成分的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下彩的新时代。青花是世界上最早完整地把具有文化气息的图案表现在陶瓷上。随着枢府瓷和青花瓷的大量出现，青白瓷迅速衰落。能实现这种跳跃式进展，毫无疑问与官窑和战争中制瓷工匠大逃亡有关。
宋末元初，蒋祈在他的《陶记》中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景德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
尽管如此，明朝以前，景德镇还只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东方小镇。在它的周围，零零落落分布一些窑场，特别是在其东南出产制瓷原料的地方。景德镇只是一个瓷器出口的商站。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镇内便有了“官窑58座，民窑数百座”。官窑的设立，促使分散在各乡的民窑向镇区集中，景德镇制瓷中心的格局也在逐步形成。
据《景德镇陶瓷史稿》估算，隆庆、万历年间，民窑数目在几百座，年产瓷十八万担（每担216个碗）。饶州所属七县以及南昌、都昌等地乡民纷纷涌向景德镇。嘉靖年间“浮梁景德镇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嘉靖至万历五六十年间，十万人口的景德镇有一万至数万陶工。明嘉靖进士王世懋目睹了当时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
明代是景德镇走向鼎盛的开始。大量的新工艺、新装饰手法不断涌现。如与水墨画并驾齐驱的永乐、宣德青花，色若朝霞、灿如霁日的宣德霁红，釉下、釉上成化斗彩，薄如纸、莹如玉、吹之欲飞的永乐薄胎，雍容华贵的嘉靖、万历五彩，都始创于明代。
明《天工开物》这样记述，景德镇制瓷一坯之力，过手72工序方可成器，每道工序都做到了极致。这些看似平常的工序，需经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历练方能得心应手。
景德瓷开始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走向国人。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器已登峰造极。拥有青花、颜色釉、粉彩、玲珑四大名瓷的景德镇也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历经雍乾二朝的浮梁县令沈嘉征在他的《民窑行》诗中这样写道：
景德产佳瓷，
产瓷不产手；
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
《浮梁县志》也记载：“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
从雍正六年（1728年）到乾隆八年（1743年）在景德镇任督陶官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唐英赞道：“其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里约瑟博士称景德镇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
瓷器是中国人独有的创造。瓷器，对于16世纪的西方人太陌生了，几乎是一个神话传说。法国作家潘西多说：“瓷器是用鸡蛋壳和捣碎的贝壳做的，最大优点在于，如果把毒药放进去，它就会炸成碎片。”
和他同时代的欧洲人对瓷器也普遍怀有一种幻觉：用它吃饭喝水，可以强身健体。碰到毒药，会马上变黑。就算是不小心打碎了，粉末也可以拿来治疗牙病，止住鼻血。西班牙人则坚信瓷器能唤醒亡灵。因此，在国王和王后去世时，产自中国景德镇的瓷器是必不可少的进口陪葬品。
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开始把中国的瓷器贩运至欧洲。西班牙人以远东马尼拉（Manila）港为据点，与中国开展瓷器贸易。中国瓷器逐渐流入欧洲，并深得欧洲人喜爱。
18世纪初，欧洲还不能生产硬质瓷器。把一箱箱真金白银拱手送给中国瓷商的欧洲人心有不甘。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摸索瓷器的配方。就连马可·波罗也试图利用一切机会，窥探中国瓷器生产的秘密，但他粗浅的了解不足以让欧洲人生产出精美的瓷器。真正系统而全面地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入欧洲的人是法国传教士昂科雷克莱，中文名字“殷弘绪”。殷弘绪出生在法国里昂的贵族家庭，应康熙皇帝的邀请，作为第一批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士之一，被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殷弘绪获得了来江西传教的机会。为行事方便，殷弘绪极力结交中国官员。当时，外国人是不允许在景德镇过夜。殷弘绪刚到景德镇，只能待在船上，或者住在能为他担保的朋友家里。后来因为他与官员关系处得不错，才能够长期居住在景德镇。殷弘绪在传教的同时，还用西医为当地老百姓治病，这使他有机会进出各个窑厂。渐渐地，他探听到了一些关于景德镇瓷器的原料、配方和生产技术。1712年9月1日，殷弘绪给传教会奥日神父写了一封信，生动具体地描述了瓷器生产过程中胎土、釉料、烧造等一系列流程细节。此信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整个欧洲。欧洲瓷器制造商和匠师仿佛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希望，纷纷托人来信询问更详细的技术细节。年近六旬的殷弘绪原本在1720年已荣升到北京，此时他又不顾严寒，于1721年年底，专程来景德镇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并在次年1月25日又给奥日神父写了一封信，重点回答了一些具体问题。殷弘绪前后两封信，将景德镇瓷器制造技术系统地介绍到了欧洲，使中国瓷器制作在欧洲再无秘密可言。法、荷、意、英等国的瓷器生产藉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从殷弘绪给奥日神父的第一封信中，我们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景德镇当时的制瓷盛况：
尊敬的神父，下面有必要先给您简单谈谈景德镇的概况。此地无城墙。因此，与中国其他人口稠密、土地宽广的城市相比，景德镇不能称之为城市，所以称之为镇。叫作镇的地方并不多。要使交通和商业发达，一般不设城墙，这样既便于扩张地盘，又便于输进和输出货物。
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一部是商人，他们有占地面积很大的住宅，雇佣的职工多得惊人。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一百万人口，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此外，景德镇沿美丽的河岸上，足有一古里多。也许人们把它想象为房屋栉比橉次，但事实绝非如此。街道笔直，按一定距离纵横交叉，无空地；房屋拥挤，街道狭窄，若走在街道上，如处于闹市中心，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担夫呼叫喊让路的声音。这里还可以看到用大量金钱建造的偶像庙宇。有一豪商为了经营贸易而横渡大洋之后觉得，多亏天后（即妈祖）保佑才免遭于难，说是在遭遇到最强烈的风暴时看见她显灵。为了兑现当时的许愿，他以全部财产为天后建造了一座宫殿，其规模之壮观超过其他庙宇。上帝啊，但愿这座宫殿在将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基督教徒以后的有朝一日，将变为“巴什利克”（Baslique）圣堂，以献给天上真正的女王（圣母玛丽娅）。这座新的宫殿是用在印度积累的银币“皮阿斯特尔”（Piastre）建造的。由于这种欧洲货币在此地为人们所熟悉，故在贸易上通用，而无须像其他国家那样重新加以铸制。
景德镇的物价远比饶州为高，这是因为当地消费的一切物资，包括维持窑火所需要的窑柴在内，都是从外地运来的缘故。然而尽管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昂贵，景德镇却是无数穷人的避难地。他们在临近的城市是找不到生活出路的，而在景德镇则从幼年儿童到体弱的成人都能找到活儿做，甚至盲人和残废者也能靠研磨颜料来维持生活。《浮梁县志》上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此地屡见火灾，不足为奇，因此有许多火神庙。现任官吏也建造了一座火神庙，并给庙献了词。在建庙时，他看在我的面上，凡基督教徒一律免服课于贫民的若干徭役。拜火神和举行祭祀，丝毫没有减少火灾，最近发生了八百户失火烧毁的惨案。现在，许多木工和泥瓦工在街上做工，以图早日恢复。店铺出赁的好处，大大有利了受灾镇民重建家园的速度……
1771年，法国在里摩日（Limoges）附近发现高岭土矿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生产硬质瓷器。里摩日因此成为法国著名的瓷城。由此可见，景德镇制瓷技术直接影响了世界瓷器发展的进程。
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扩张决定了景德镇是一座移民之城。唐初，景德镇及浮梁全境人口不足一万。天宝年间，发展到四万。宋大观二年，镇人口6万。明末清初，镇人口10万。乾隆年间，人口猛增至25万，清末达到40万。人口主要来自于迁移。移民主要来自鄱阳、乐平、丰城、南昌、都昌、徽州等地。景德镇成了名副其实“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大都市。嘉庆年间，全国财政收入4013万两，景德镇GDP610万两，其中民窑就有600万两。由此可见景德镇当年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军窑
第一个到景德镇业瓷的都昌人无从查考，但大批都昌人涌入景德镇，当属明初大将军于光创立军窑的那一次。
于光，派名叙五，又号文炳。都昌狮山八都人，出生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八月。他自幼饱读诗书，深明大义，磊落有大志，能作文赋诗，会弹琴，通岐黄（中医），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光使的是一柄方天画戟，英勇无敌。
元末元顺帝在位时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以红巾军势力最大。北有刘福通、韩林儿，南有徐寿辉、彭莹玉。当时各地乱兵四起，于光为了保卫乡里，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抵御外敌。徐寿辉部攻下饶州，于光便率部归附了红巾军。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于光被署为枢密院判，镇守浮梁利阳镇（今景德镇丽阳乡）。于光在利阳镇筑城据守。至正十九年（1359年），利阳镇城墙还没有筑完，于光又被派移镇浮梁。到了浮梁，于光的首要任务也是修筑城墙。在浮梁民间有“先有利阳镇，后有浮梁县”的说法，说的就是于光先筑利阳城，再筑浮梁城。此前，浮梁无城墙。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徐寿辉旧部不服，纷纷离开陈友谅。于光也于当年七月赶走了陈友谅派到浮梁的同知，并起兵攻下饶州，率部归顺了朱元璋。朱元璋任于光为江西参政，仍镇守浮梁。于光在未归顺朱元璋时，行台设在珠山，并改名为蟠龙山。归顺朱元璋后，为避讳，改蟠龙山为纛山。
不久，便发生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
鄱阳湖大战是大明王朝走到历史前台最重要的一场战略决战。其意义可以说，没有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就没有大明王朝，也没有汉族复兴的又一个重要时代。
鄱阳湖大战就是把朱元璋的二十万军队加陈友谅的六十万军队放在五千多平方公里的鄱阳湖里相互绞杀，其惨烈程度远比明史里短短的几行字来得沉重，来得血腥。鄱阳湖大战是一场成者王败者寇的战争。朱元璋胜了，成了王道正统。陈友谅败了，只能为贼为寇。这次水战，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到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历时37天。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天，战场在南鄱阳湖的康山附近，双方各有胜负；第二阶段共31天，主要战场在吴城、扬澜江老爷庙至鄱阳湖北岸都昌境内，为两军对峙、力量消长阶段；最后阶段，湖口决战，时间1天，战场在南湖嘴、大孤山一线，陈友谅兵败身死，张定边保护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杀出重围，逃回武昌。这次大战时间之短、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只之多、战争之惨烈都是空前的。
于光作战勇猛，又是都昌人，在鄱阳湖边上长大，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把于光几乎当成了贴身护卫。朱元璋在康山与陈友谅首战失利之后，蛰伏在都昌这个半岛上等待战机。其间，多次与陈友谅接战，都是胜少败多。一日早晨，朱元璋心里烦闷，见鄱阳湖上大雾弥漫，便邀军师刘伯温到陈友谅的水寨刺探军情，于光随行护卫。船快到吴城，便看到陈友谅的艨艟巨舰塞满湖上。
刘伯温：不可靠得太近，一旦被发现，主公有性命之忧。
朱元璋：再靠近些，今日大雾，正是天助我也！
朱元璋贪看陈友谅的水寨，忘记了鄱阳湖上大雾说散便散，他的小船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陈友谅的水寨一声呐喊追将出来，朱元璋惊慌而逃。幸亏是轻舟熟路，于光亲自御舟，来到了猪婆山。猪婆山是都昌境内一个小岛，形似一头母猪带着几只小猪仔。都昌人称母猪为猪婆，当地人都叫猪婆山。有人说，对面的吴城是鄱阳湖上的大码头，繁华似锦，都昌这头母猪做梦都想拱到吴城去吃泔水。
于光把船停靠猪婆山，将朱元璋和刘伯温藏于一隐秘的岩洞中，又将朱元璋的战袍要来，随手丢于猪婆山上，自驾小船引开追兵。陈兵上了猪婆山，只见战袍不见人，又见小船向北边急驰而去，不敢孤军深入，便回去了。却不曾想到如惊弓之鸟的朱元璋就藏在他脚下的山洞里。朱元璋就是这次探水寨之后，与刘伯温商议，决定用火攻。可怜陈友谅几百艘艨艟巨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后来，当地人将这座猪婆山改名为朱袍山。于光在这次鄱阳湖大战中，孤身救主，后又在火攻陈友谅水寨时，奋勇当先，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喜爱，封为鹰扬卫指挥使。
1364年阳春三月，就在于光即将离开鄱阳湖、离开浮梁奉命去扫除陈友谅余孽时，发生了一件令于光也很元奈的事。于光旧部是都昌人，具体说还是都昌以东的三都、六都、九都、十都人。都昌东乡地少人多，本来生活就苦，再加上战火烧到家门口，没有活路，不得不拿起刀枪跟着于光杀出一条血路。鄱阳湖大战之后，赣东北乃至整个江西都成了明朝的大后方，东乡人便不愿跟着于光过刀头舐血的日子。
于光：杀光鞑子，才有好日子。
东乡人：杀人杀厌了。
于光：眼看吴王就要得天下，不想封妻荫子？
东乡人：不想。
于光：要去做么得（做什么）？
东乡人：留在昌南做瓷器。
于光：想留就留吧，还跟俺说么得？
东乡人：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仗，就没么得说法？
于光：要么得说法？
东乡人：要本钱。
于光：当逃兵，俺不治罪就不错，还要本钱？
东乡人面面相觑。于光不忍心看到当初一起上战场的老乡彷徨无助，主动奏请吴王朱元璋，在昌南镇设立军窑，专门为军队烧造瓷器。这样，他的这些老乡不仅可以留在昌南镇，而且还不愁当地人排挤，也不愁本钱。
于光把这些老乡留在昌南，一路攻安庆，取九江，降武昌，将陈友谅的陈汉版图悉数收入朱元璋的囊中。之后，又平浙西，战山东，克陕洛，为大明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朱元璋敕令于光镇守潼关。1368年，于光受命任西北边陲战略要地巩昌（今甘肃）驻军统领。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败退内蒙古的王保保自甘肃以北率骑兵奔袭兰州，守将张温初战失利，退守城中，坚守待援。巩昌于光闻讯，率部驰援兰州。行至马澜滩，与元兵遭遇。一番恶战之后，于光终因人困马乏，寡不敌众，被元兵俘虏。王保保把于光带到兰州城下，逼迫于光喊话，劝明军献城投降。
于光在城下大呼：我不幸被掳，公等坚守，援兵不日将至！
王保保大怒，碎其头，断其手，死时年仅四十二岁。于光的慷慨赴死，大大激发了明军的斗志。元兵久攻不下，这才悄然退兵。
于光的死讯传到朝廷，洪武皇帝大为震惊，想起鄱阳湖上的救命之恩，更是痛惜不已。洪武皇帝谥封于光为“怀远大将军”，配享鸡笼山忠臣庙，赐金头银手，全其身躯，归葬故里——狮山八都神岭之东。明征戎将军邓愈亲自为于光立碑，宏文阁大学士刘伯温亲自为于光撰写墓志铭：
呜呼，天下之大，莫大于忠臣，其所以身佩安危，忠扶社稷者，生于人心之自然，非有待于外人也……悼哉！兵援兰州，遇敌血战，而势败，想其寡弱之兵，不足以胜如林之强敌。英雄不执鲠负刚肠，声言坚守全城，不肯少屈，精诚报国之心，非皇天后土所共鉴者呼！
公元2006年，在丽阳旧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大面积的瓷窑，里面尚有不少碗盘等器皿。这些旧窑址可能就是于光当年设置的军窑。或许在于光驻利阳和浮梁时就设有军窑，一来可供军需，二来还可以盈利充作军费。翻遍所有历史，没有军窑一说。“军窑”一词随于光而来，又随于光而去。然而军窑却实实在在把都昌人带进了昌南，带进了景德镇，为后来的“都帮”崛起和称雄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朱元璋是因为当初的“军窑”情结，还是后来的于光情结？朱元璋的“御窑厂”又是不是以“军窑”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这一切都是个谜。一个个摆在眼前客观存在的元素就是缺乏史料去关联。还有一个事实值得关注，自从设立了御窑厂，景德镇周围零星分布的窑厂很快向景德镇集中，景德镇由一个商站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手工业城市。窑厂这样快速集中，或许只有“官窑”“军窑”才能做到，民窑最后不得不随“官窑”“军窑”而动，昌南这才实现了由松散的手工作坊向集中的城市化格局转变。
四山八坞九条半街的千年都市
景德镇天生就是为瓷器而生，为瓷器而活；为瓷都而兴，为瓷都而衰。
景德镇位于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是典型的江南红壤丘陵地区。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北和西北部多山，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这种气候十分适宜瓷业生产。
如果这是“得天”，还有“独厚”。
在漫长的地质变化中，景德镇形成了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地下有丰富的瓷土矿藏，山上有丰富的燃料资源，山下河流纵横，共同构成了一个陶瓷生产的天然供给系统。
从地质上看，景德镇境内分布着大量的花岗岩体。最大的鹅湖富斜花岗岩体，西起臧湾，东至东埠、高岭村，北起锦溪、周家坞，南至郑村坞、横龙岭，出露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岩体中部多为中粗粒花岗岩及细粒二云母花岗岩，主要蚀变有钠长石和绢云母化。其蚀变风化后形成的高岭土矿床是制瓷的重要原料。这种高岭土主要集中在高岭村至鹅湖和大洲一带，主要矿区有柳家湾、瑶里、三宝蓬、银坑、寿溪、大洲、柳家湾、浮南。耐火黏土分布在大岭、毕家岭、马鞍山、官庄一带。特别是高岭村的高岭土，举世瞩目。除景德镇当地出产瓷土外，邻近的星子、临川、余江、波阳、乐平以及安徽的祁门等地，也都蕴藏着大量的高岭土、瓷石、釉果和耐火土。
《景德镇陶业纪事》这样叙述：
陶业所资，在于劳工与原料。而原料之中，所关最要者，即白土窑柴也。先是浮梁之东乡，地名高岭，所出瓷土，最为适宜，且发现最早。数百年甄陶之用，均取于兹。厥后渐次告竭。而本邑三宝蓬、明砂、银坑坞等处及邻封星子、余干与安徽之祁门，相继产出。土质之佳，有过之无不及。其地距离景镇，近则数十里，远则二三百里。水道运输，尚称便利。瓷土之来，源源不绝。此景德镇地位之便利者也。
民国18年（1929年），《江西景德镇瓷业之调查》中概括了景德镇“近千年来为中国产瓷最著名、极丰富之地”的十个原因，其中制瓷原料是最重要的一条：
其一，坯之原料产于县（景德镇即今浮梁县治）之东乡高岭。其二，釉之原料即釉果产于东乡之窑里。出产匣钵原料，即耐火土，中分老土、子土、白土等十三项。就中成分最多之老土、子土即产镇旁。品质最好之白土产乐平县，距县亦近。
景德镇的森林植被属常绿阔叶林植物，覆盖面积广，种类多，主要有针叶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与阔叶混交林、常绿落叶混交林以及竹林。景德镇烧炼瓷器，主要用松柴和杂柴，特别是松柴油脂多，火焰长，耐燃久。景德镇瓷窑有柴窑、槎窑之分。用松劈柴烧炼瓷器的窑，称柴窑。用松树枝和其他灌木、茅草烧炼粗瓷的窑，称槎窑。
《江西景德镇瓷业之调查》谈到景德镇烧瓷燃料的有利条件：
镇处万山中，菁深林密，松柴茅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故镇之窑遂以燃料之别命名柴窑、曰槎窑等。
景德镇独有的窑房和坯房，淘泥的料桶，做坯的轮车，托坯的料板，彩绘的桌案，选瓷的堆架，无不需要大量的木料，而景德镇周围蕴藏着大量的松木、杉木和杂木。但是，千百年来，无休止地开发利用，已经使景德镇的山林入不敷出。到明清两代，所需木材采伐不得不从浮梁延伸到较远的都昌、湖口、万年等县，甚至更远的地方。
《景德镇陶业纪事》也提到：
山国之中，森林茂密，民间炊爨，多以木柴为燃料。烧窑之柴，仅取松木及槎柴两种。每年消耗，不下百余万元。自有陶以来，未尝告匮。以其地近山林则然也。虽以近年滥伐过甚，镇郊三四十里，皆为濯濯童山。所用窑柴，取自鄱阳、乐平、祁门一带。运输远，则价值昂。而且忧其无以为继。此于培养森林、所急宜讲求者也。然此固非甚难解决之问题也。
都昌的山里人在讲述过去的苦难时，不少人便说，他们的爷爷，或爷爷的爷爷就有上镇卖柴的经历。一百多里路，去要走三天，回来要走二天，不是迫于生计，谁愿作此“负薪行”！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足以教育影响几代人。
昌江是景德镇的主要河流，发源于安徽祁门，下接鄱阳湖，全长182公里。在景德镇境内还有东河、西河、南河、小北港河四大支流，五十多条小支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网。昌江不仅保障了瓷业用水，瓷土淘炼，还是水轮车和水碓的动力。这种水轮车，大的能装碓十六支，小的也能装碓四支。水轮车不仅能粉碎瓷石，还成了昌江上一道人文风景。1949年，有人做过一次统计。仅湘湖、银坑、三宝三地加工瓷石的水碓就有250车，计1000支碓。每当春夏之际，车轮旋转，水碓翻腾，数里相接，响声如雷。曾任浮梁县训导、《浮梁县志》编撰凌汝锦这样感叹：
重重水碓夹江开，
未雨殷传数里雷；
舂得泥稠米更凿，
祈船未到镇船回。
景德镇瓷业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昌江水系将原料、燃料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运入景德镇，又将瓷器产品运往全国各地。
郑廷桂，字问谷，世居景德镇南门。他原本是一介寒儒，却因为一个意外的机缘，走进了景德镇瓷业研究史。郑廷桂的先生蓝浦是重要产瓷区四图里人，一生穷困潦倒，便对制瓷非常感兴趣，凭他的耳濡目染，写了一部关于陶瓷的书稿《录》。蓝浦写完书稿后不久便病故，留下一遗腹子，可惜遗腹子不久也夭折了。师母汪氏百般无奈，只好把先生的遗愿交给郑廷桂。郑廷桂家境也十分窘迫，无力帮先生刊印书稿。嘉庆十六年（1811年），机会终于来了。新来的浮梁知县刘丙颇喜欢制瓷。刘丙听说郑廷桂是饱学之士，请郑廷桂做家塾，教儿子读书。郑廷桂适时将自己先生蓝浦的遗愿告诉了刘丙。刘丙看了书稿，觉得是一部难得之作，让郑廷桂进一步整理，将书定名为《景德镇陶录》，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正式刊印出版，刘丙作序，郑廷桂作后记。郑廷桂除了整理了老师的书稿，还写了三十多首《陶阳竹枝词》。其中一首就记载了当年昌江上水运的繁忙：
坯房挑得白釉去，
匣厂装将黄土来；
上下纷争中渡口，
柴船才拢槎船开。
通过昌江水系运输的航线主要有：昌江上游祁门至景德镇航线，主要装运祁门瓷土、茶叶和浮梁北乡的薪柴。东河主要装运瑶里、界首、鹅湖等地瓷器原料釉果、松柴。南河主要运送程村、湘湖等地木排、瓷土。自景德镇至鄱阳湖为昌江下游，是瓷器和茶叶外运的主要通道，又是瓷土和燃料、粮食返运的水路。经鄱阳湖西北，过都昌、星子、湖口可以入长江。经鄱阳湖西南可入赣江至南昌、赣州，过岭南转运广州。转道信江可达余干、安仁、贵溪、河口、上饶、玉山，转入乐安河可达万年石街镇、乐平、洛口、婺源等制瓷原料产地。
《江西景德镇瓷业之调查》这样叙述景德镇的“转运交通”：
镇居昌江南岸，上溯祁门，下经鄱江而入彭蠡，远达星子，旁抵乐平。原料之转运殊便，而江湖通海瓷器之输出亦利遄行……
景德镇作为一个独特的瓷器手工业城市，瓷业对其城市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清代《浮梁县志》地图上很明显可以看到景德镇的城市格局是以御窑厂为中心而展开。从嘉庆景德镇全图也能看出，御窑厂西面为县公馆、巡司署，东面为饶州分府、佑陶祠。饶州会馆、天后宫、苏湖会馆、南昌会馆、徽州会馆、五王庙、师主庙都围绕在御窑周围，如众星捧月。御器厂所在的珠山便是街区中心。
殷弘绪曾这样描述：
狭窄的街道，像一根根细绳延伸出去，隔一段距离纵横交错。整个城市的地面显得很拥挤。一座座房屋紧挨着，街道也太狭窄了。
景德镇的城市格局有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在易名景德镇之前的六百多年间，昌南古镇是江南山城水乡，境内丘陵起伏。地名普查发现，镇区东北地名多以山、坞命名，镇区西南多以桥、港、滩、洲命名。如四山：凤凰山、饶家山、苦槠山、猪婆山，八坞：薛家坞、秧田坞、金家坞、和尚坞、江家坞、罗家坞、杨家坞、道士坞。又如十八桥、落马桥、蛤蟆桥、杨家桥、通津桥、五龙桥、天宝桥等。随着城市格局的变化，这些和山水有关的地名又都融入街巷里弄地名中，说山不是山，说坞不是坞，说桥不是桥，说滩不是滩。如中华南路有鹅颈滩、老鸦滩、小港嘴、樊家井、何家窊、小塘街，中山北路有半边街、韦陀桥、里市渡口、通津桥、许家码头、曹家码头、湖南码头、刘家码头，沿河路有黄家洲、拜天洲、西瓜洲。这些印记无不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发展史。
景德镇古称陶阳镇。那时景德镇属浮梁县一个小市镇，仅占五十六都之两都，一百零三个里中十三个里，故有“陶阳十三里”。蓝浦《景德镇陶录》中说，景德镇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一十三里，故称“陶阳十三里”。“陶阳十三里”堪称赣北第一街。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宋元时期。沿河置窑，沿窑成市。二是明初。洪武二年建御窑厂，窑场集中，与街道相连。三是明中叶至民国初。形成了陶阳十三里长街（前街）和与之并行十二里长街（后街）。街区继续向沿河延伸，又派生出许多弄、巷，旧称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一百零八弄。城市面积达10平方公里。一个功能齐备的手工业城市布局全面完成。景德镇真正由唐宋时期的业陶都会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与广东的佛山、湖北的汉口、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民国26年（1937年）《江西统计月报》记载：旧时景德镇十里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有1221家。
景德镇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终于完成了她向世界瓷都的蜕变，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雄镇、十八省码头、世界最大的瓷器市场。
雍乾两朝在景德镇任督陶官的唐英在《陶冶图次·祀神酧愿》称：
景德一镇，僻处浮邑境，周袤十余里，山环水绕，中央一洲。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藉瓷资生。
这就是当年“世界瓷都”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