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不久，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派刘白羽组成五人小组护送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员卡尔逊到国统区，他们沿途耳闻目睹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杀敌的伟大壮举，感受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正如他后来所说：“从那时我认识一个道理‘真正的力量正是这里的这些农民’。”他还有幸接触、采访了朱德、贺龙、聂荣臻、肖克等我军高级将领，感受到八路军将领崇高的人格魅力。作家说：“经过华北游击区的跋涉，经过太行山的巡礼，我看到了人民、看到正义战争、看到希望，应该说我的心神是健康的、旺盛的，与整个鏖战的民族灵魂是融为一体的。”[3]这段经历，是作家人生和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刘白羽在延安时期创作过一些比较出色的小说，这些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描写技巧上都有很多可取之处。这些作品主要收录在《五台山下》《太阳》《幸福》和《龙烟村纪事》等小说集中。总体上看，这些小说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小说描写人物的变化，解放区的新农民和我军高级将领成为他描写的对象。回延安不久，作家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五台山下》，虽然还是取材农民生活，但，这些农民一扫早期作品中描写的下层人物的心灵阴霾，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被动地交给不可名状的力量，他们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和使命，正勇敢地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在解放区小说创作中，作家比较偏重描写人影响战争，而不注重描写战争影响人。刘白羽独辟蹊径，把目光盯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写出普通人是如何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觉醒和坚强起来的。《幸福》中的农村妇女孙彩珍经受过各种苦难，思想保守，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女性，但战争改变了她。丈夫在抗战中牺牲后，她没有消沉，而是勇敢地接过丈夫的枪，成为受人尊敬的新女性。《太阳》里，一个老人肩负着把敌后根据地办的报纸送到游击队去的神圣使命，他不怕牺牲，克服各种困难，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把党的声音送到渴望太阳的人们手中。《朱德将军传》和《纪念左权同志》是比较早地描写我军高级将领的文学作品，作家没有单纯地写人，而是把他们放入中国革命的背景中加以透视，写出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如《纪念左权同志》叙事写人，声情并茂，勾画了左权将军沉着坚韧、骁勇善战的动人风姿。
如果把刘白羽的这些小说放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加以衡量，其价值显而易见。首先，作家笔下的农民和女性已经不是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阿Q和祥林嫂，他们思想上虽然还有旧时代的影子，有时也不能完全跳出小生产者所带来的认识局限，但他们已然是解放区的新人物，精神世界中已经有党的教育注入的时代新质。其次，如果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描写了农民新人，自觉地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那么，刘白羽的创作则紧紧围绕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了战士新人，出现了崭新的军人形象，填补了新文学创作的空白。
二是作品的风格发生突变，从早期的绵绵悲凉转变为昂扬奋进。布封说，风格即人。刘白羽文学风格的突变，究其根源，是其主观思想世界发生了变化。比如，《同志》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散文。描写了三个同志——“我”、浓鼻音的青年和庄户老人，在前有河阻、后有追兵的特殊环境中，邂逅、猜疑、防范、解疑和惊喜的心理过程，反映了抗日军民的鱼水关系。这篇散文，先抑后扬，细节真实，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叙事中洋溢着轻快喜悦的艺术灵动。再如，散文《海的幻象》侧重以主观写虚：“一只鹰和一片海洋。我想到慷慨的与热情的鲁平斯坦因的《海洋交响曲》。我也想到高尔基的《鹰之歌》。从这中间，我抽象化把握着一条线索：那是健康、朴实、美满的灵魂”，其神采之飘逸，气势之恢宏，是早期文学作品所没有的。
文学风格的突变还表现在语言方面。刘白羽的文学创作始于30年代，如同当时许多作家的语言风格一样，他的文学作品中欧化句式随处可见。到解放区以后，他开始关注到这里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和欣赏习惯，尝试用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笔调和语言创作文学作品。比如《幸福》中孙彩英不服气丈夫要自己剪短发，“人家利落是人家的吗！咱们是乡下人，是受苦的”。这是从大众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口语，明白如话，晓畅通俗，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深受基层读者的欢迎。
刘白羽在延安时期的思想转变和文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作家必须投身火热的战斗生活，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学营养，才能永葆文学活力和青春。平心而论，作家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在艺术技巧和艺术感染力方面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难免还有个别作品中存在解放区农民形象表面化、程式化的弊端。但纵观刘白羽延安期间的全部文学作品，那些以虚写实的作品比那些以实写实的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而主观的、抒情的艺术风格恰恰是作家早期创作所具有的风格。这说明，作家正在探索用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段描写解放区的战斗生活和人物。笔者以为，刘白羽本阶段转换文学创作题材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他紧紧抓住了时代脉搏，用切身体验反映时代主题。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描写生活，是刘白羽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次，作家的成长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过程，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培养。1942年，刘白羽连续发表了《陆康的歌声》和《胡玲》两篇小说。前一篇歌颂了一个孤独的虚无主义者游离于现实之外，后一篇美化小资产阶级女性而丑化工农出身的干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三次找刘白羽谈心，交流对文艺工作的看法；陈云同志找他深入地交流文艺创作意见，并根据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和解放区文艺现状，提出：党的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特别是以平等的身份与之交流，让刘白羽倍加感动，使他从灵魂深处反思早年奉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完成了文艺观的转变。他在晚年这样回忆那段经历：“我卷入了那邪恶的逆流，我从个人主义的自我扩张、自我膨胀心理出发，损伤了革命、损伤了人民。直到延安整风，经过炼狱一样自我解剖，我才逐渐从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于是我听到了共产主义洪亮的钟声，钟声引导我奔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前程。”[4]事实证明，世界观、人生观决定文艺观，由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要经历反复曲折，所以，文艺观的转变也必然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记录这一段不朽的历史——从作家到战地记者
在现代军事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做过战地记者或部队新闻工作，如魏巍、杨朔、杜鹏程、华山、李瑛、徐怀中等等，丰厚的战争生活和亲历的烽火硝烟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在现代军事文学研究中，我们长期因新闻作品“短平快”的生命特征而将之忽略，人为地把作家割裂成“创作文学作品的”和“采写新闻报道的”的互不关联的两个人。比如，研究杜鹏程主要探讨创作《保卫延安》的杜鹏程，而对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杜鹏程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研究中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
知人论文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要义。探索刘白羽的战地记者生涯，不仅因为战地新闻报道是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我们全面考察其思想观和文艺观也是不可或缺的。综观刘白羽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战地记者生涯是其实现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和最终转变为党员作家的决定性阶段，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换句话说，只有在成为战地记者以后，他才真正把文学事业和党的事业融为一体，把党的要求和自己的自觉追求融为一体。
刘白羽对记者工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曾回忆说：“不知为什么，我从年轻时起，对于记者就不存好感，我曾经发誓，一生一世决不做记者。”[5]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安排和教育，他终其一生恐怕都不会与新闻工作结缘，更不会在文学创作和新闻采写上同时取得突出成就。
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一触即发，经各方协商，“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个方面组成调处执行部，执行部设在北平，分遣若干小组到战争爆发点进行调处”[6]。1946年，刘白羽作为《新华日报》记者到执行部进行采访，开始了真正的记者生涯。他两次深入东北前线，采写战场形势和战士们英勇战斗的事迹，先后发表了像《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为祖国而战》《光明照耀着沈阳》和《火炬映红了长江》等一系列新闻佳作，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优秀的战地记者之一。
从一个挚爱文学创作、不屑于新闻采写的青年作家，到一个成绩卓著的战地记者，刘白羽的人生经历对军事文学创作具有颇多启示。
首先，文学事业和新闻事业都是党的事业，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但无论成为一个党的作家还是党的新闻工作者，都必须尊重文学创作和新闻采写规律。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在两军交战的烽火硝烟中，从来不存在超越现实、陶醉于抒写自我性灵的文学创作，任何作家都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如果不能解决作家为谁服务的问题，文学创作必然会无的放失，失去鲜活的生命。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刘白羽自觉地把文学事业当作党的事业。他说：“从前在文艺圈子里，大家死抱住‘文艺’，其实愈抱愈死，但当我一想起到工农兵中去的时候，一种思想阻力就来反抗了。因为‘搞文学’似乎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恶癖；对于其他实际斗争却并无这样的兴趣。实际上现实严格地考验着我们——在火热现实斗争中，你绝不会是‘唯一’的‘例外’的。在这考验中，只有把为什么人的问题弄清楚了，搞什么样工作或搞什么样文学才能弄清楚。当前问题，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兴趣选择干什么，而是按照革命需要干什么。”[7]这段表述，非常清楚地说明，刘白羽已经把文学事业当作了党的事业，用党的事业标准、要求衡量文学事业。但是，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理论观念的转变并不完全等同于创作的转型，从理论到创作往往需要长期、艰苦的实践锤炼。对刘白羽来说，虽然从理论上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当革命需要他放弃自己所熟悉的文学创作，到战场上去做一名记者时，他还是产生了一些犹豫。
1944年初春，刘白羽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随后留在《新华日报》工作。这期间，他并没有从事记者工作，而是去完全地接触社会生活。“由于革命的需要，抗日战争后期，党调我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也只是编辑副刊、做做党的工作，并未接触新闻业务。毛主席到重庆谈判，胡乔木同志随同来到重庆，他对我的工作状况不大满意。有一次他跟我说：党调你到报社工作，不是不要你搞文学创作了，你应该做记者，做记者可以接触生活。每个党员都要为党报工作，如果鲁迅活着，他一定也会为自己的报纸做记者。”[8]
在笔者看来，从党的作家到党的新闻工作者，除了需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昂的革命热情外，还必须尊重新闻采写规律。换句话说，光有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也是难以成为党的作家和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促使刘白羽从文学创作转向新闻采写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形势的迅急变化及我党工作的迫切要求。二是他为了更好地实现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奋斗的人生理想。三是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抢占东北，一会儿造谣东北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一会儿污蔑东北的共产党军队是敌伪军，要予以“剿灭”。只有让全国全世界了解东北的真相，才能揭露国民党意欲挑起内战、破坏全国人民建立民主政权的险恶用心。在这种形势下，党派刘白羽进入东北采访，及时、准确地反映东北的真实情况，以正视听。
他的新闻作品来源于第一手资料，用事实说话，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采写的报告文学集《环行东北》，出版后风行一时，因为人们关注着东北，都想知道东北的情况，其新闻价值正是满足了人们想了解东北的愿望。其中，第一篇通讯《人民与战争》通过铁的事实，发出了“东北人起来支援我们的正义战争了”的呼声，使不了解战局发展，暂时持观望态度的人毅然做出支持共产党的决定，为赢得广大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持起了积极作用。《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这篇通讯冲破迷烟瘴雾，详细地报道了我东北部队激战场面、无穷力量的源泉和俘虏不愿意打内战的心声，打破了国民党编织的谎言和骗局，使全国人民了解到东北战场的真实状况。